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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斯大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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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是让人怀疑，一些人如此百般制造毛泽东与斯大林的矛盾？
我们曾经看到过，毛主席对于“斯大林政治经济学读书笔记”，做了详细点评，只是为了探索社会主义革命的方法和理论研究，付诸实践，也没有看到毛主席对斯大林有任何的不恭敬。
毛泽东、斯大林会见目击记
2004-08-08 作者:（俄）费德林文 马贵凡译 查看评论 进入光明网BBS 手机看新闻
毛泽东与斯大林首次会见的真实情景到底怎样？作为现场目击者，时任翻译的俄国人费德林以其独特的视角将读者带回到那非同寻常的历史现场……下文摘自《纵横》2002年7月号。
两位伟人的首次会见
1949年12月16日中午12时整，毛泽东一行的专列缓缓驶抵莫斯科雅罗斯拉夫车站，贵宾们受到几乎全体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和军队领导人的欢迎。斯大林未到场，是因为他通常不到车站迎接客人。
由于毛泽东患感冒，由莫洛托夫主持的欢迎仪式从简，介绍外交使团的仪式也被取消。毛泽东在快速检阅了仪仗队，宣读了事先准备好的讲话稿后，便驱车前往为他准备的别墅――斯大林在卫国战争时期使用过的别墅之一。
当日下午6时，毛泽东在稍事休息之后，即会见了斯大林（有人后来称斯大林几乎整整一个月时间未会见毛泽东，对中国领袖未表现出应有的关心，这种说法造成了人们对宾主关系的误解。实际上情况正相反，至少我是完全不同的气氛和态度的见证人）。
我清楚记得当年斯大林和毛泽东第一次会见时的情景。会见是在克里姆林宫斯大林的办公室里进行的，因工作关系，我有幸作为翻译陪同毛泽东。
两个大人物的见面在我的记忆中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当我们面前的门打开的时候，斯大林站在办公室深处，要走过整个房间才能到他跟前，他不慌不忙，以其特有的步履缓缓地离开他的办公桌，好像这之前他在工作。稳重、安详，表明他胸有成竹。他朝我们走了几步，但没有表现出急迫的样子。
毛泽东的举止不同，在我的眼里，他突然变得判若两人。他沿着地毯急切地向前走去，我几乎跟不上他。他显得很激动，脸上出现了忧心忡忡的表情。
“您好，斯大林同志。”毛泽东动情地说，双手迅速握住斯大林的手长时间不放，表示出有机会见到斯大林很满意。
“您来了我很高兴，毛泽东同志。”斯大林小声地说，稍停顿后又补充道，“您看上去比我年轻、健壮。”然后，斯大林请客人走到顺墙摆放的一个长会议桌旁。
“请毛泽东同志坐到桌子另一侧，我们面对面坐。”斯大林对我说，并用手指向客人坐的椅子。
当毛泽东坐下，而陪同他的助手师哲坐到他身边后，斯大林转向我，压低声音说：“您坐到桌首主席位置上，在那儿您方便，而且也不会妨碍我们。”
我意识到自己在这里是多余的。我明白，宾主都不希望我在场，但他们又不得不忍受，至少表面上要有礼貌。
我在桌首可以看到这两个大人物的言谈举止特征。斯大林明显很谨慎，言语不多，所做的一些简短的插话，带有习惯的格鲁吉亚口音，有时斜眼看看远道来的客人。斯大林很少直视对方，他的目光常常转到旁边什么地方。老实说，这使翻译难以迅速而准确地理解他讲的话。而当他发现我为难时，便立即用无懈可击的发音法重复一遍。应该说，斯大林从第一次会见来访者起，就一直对对方很殷勤。
而另一方，客人用湖南方言彬彬有礼地讲着，由于语速很急促，使我一时反应不及，因此觉得他的话有些零乱。毛泽东报告了中国国内局势，讲述了同国民党的战斗、国内经济的崩溃、土地问题和种种困难。他相当详细地谈到，中国的历史就是接连不断的国内战争和对外战争史。他反复说，采用武装斗争的方式进行人民革命是不可避免的。中国共产党人对此坚信不移，因而在任何牺牲面前都未却步。革命的胜利使人民站起来了，挺起了腰杆……不言而喻，毛泽东也衷心感谢斯大林给予中国共产党人的兄弟般援助，感谢苏联表现出来的伟大无私精神和对革命的忠诚。但据我记忆，他未谈及过去同共产国际和他本人同斯大林在中国革命道路问题上的分歧。斯大林也未谈这个问题。
中国共产党人认为，他们自己找到了走向胜利的道路，他们把马列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情况结合起来了。据说，1949年7月，刘少奇以中共代表身份访问莫斯科时，斯大林曾表示了歉意，说他本人和其他人过去提出过劝告和建议，干涉了中国革命。当时他说：“阻挠过你们的事业，我很遗憾。”虽然这种自我批评是私下作出的，但对于斯大林来说，这是很不寻常的。
无需详细叙述斯大林和毛泽东的整个谈话过程。这是他们的第一次会见，谈的许多内容都是一般性的，我只想指出，斯大林很仔细地聆听了毛泽东的讲话，反复询问，有时为弄清某一情况，还提出问题。我为了作出准确的表达，翻译时试图抓住每个字句的色彩。我一直处于紧张状态，而且有一种恐惧感。据说，每个人的命运是命中注定的。我怎么能想到，在一个美好的日子里，在“父亲和导师”面前把“各族人民领袖”的话译成中文呢？现在当然可以心平气和地议论这件事，但在当时，站在笼罩着神圣光环的斯大林身边，对于任何一个人来说都会有种难以名状的感觉，谁也不知道这一礼节性会见将如何结束……
斯大林与毛泽东的会谈
斯大林70诞辰庆典过去几天后，斯大林开始与毛泽东正式会谈。会谈一般都在位于莫斯科近郊的斯大林孔策沃别墅举行，时间常常安排在夜间，由斯大林本人确定。据说，斯大林从搞地下工作和流放时起，就习惯在夜间工作了。
同毛泽东会谈的题目各种各样，没有严格的议程，基本上都是斯大林和毛泽东对话，其他人默默沉思。在无拘无束的交谈中，双方就军事、政治、经济、意识形态等问题交换了意见，就这样协商了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原则性条款。关于各条款具体内容的谈判，是在以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米高扬为首的苏联代表团和以中国政务院总理周恩来为首的中国代表团之间进行的。条约于1950年2月14日由两国外长维辛斯基和周恩来签署，斯大林和毛泽东以及中苏双方部分重要人物出席了签字仪式。
斯大林和毛泽东对条约主要条款的协商进行得很顺利，没有发生什么分歧，彼此之间完全理解。在军事战略方面，条约规定双方要采取共同行动，阻止日本帝国主义的复活和日本侵略行动的重演，防止以任何形式直接、间接策应日本侵略行动的其他国家的侵略行动重演。这意味着，如果两国之中的一国受到日本或其盟国的进攻，另一国将立即尽全力给以军事上或其他方面的援助。因此，两个邻国都希望根据联合国的宗旨和原则，巩固远东及全世界的持久和平和普遍安全。同时双方表示，准备本着诚恳合作的精神，参加各种旨在保障世界和平与安全的行动，并确认它们打算为尽快实现全世界的和平与安全竭尽全力。双方相信，加强苏中睦邻友好关系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保证遵循巩固和平和普遍安全的需要，协商涉及苏中两国共同利益的一切重大国际问题。
缔约双方保证本着友好、合作的精神，根据平等、互利、尊重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互不干涉内政的原则，努力发展和加强两国之间的经济、文化联系，互相提供一切可能的经济援助和实行必要的经济合作。
除了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斯大林和毛泽东在会谈中还协商了两国关于中长铁路、旅顺口、大连等问题的协定内容。
这里要说明的是，1945年以后，远东形势发生了根本变化：日本军国主义遭到失败，国民党反动政府被推翻，中国成立了新的人民政府，统一了整个国家，实行同苏联的友好合作政策，并且证明自己有能力捍卫国家独立、领土完整、民族荣誉和中国人民的尊严。这样才有可能重新研究中长铁路、旅顺口、大连等问题，并就此签订专门的协定。
苏方同意将中长铁路的所有管理权及其财产无偿地交给中华人民共和国，并打算在同日本签订和约后，直接完成移交手续，但不迟于1952年底。
苏军将撤离共同使用的旅顺口海军基地。这个地区的设施将在同日本签订和约后，直接交给中华人民共和国，同样不迟于1952年底，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要补偿苏联自1945年以来修复和建设设施的费用。
双方决定，大连港问题将在同日本签订和约之后研究（稍晚，尽管同日本的和约未签定，苏联还是把大连交给了中国）。
为支付苏联向中国提供的设备和其他物资的款项，双方就向中国政府提供3亿美元苏联贷款问题达成了协议。鉴于中国土地上的长期战争造成了巨大破坏，苏联政府同意提供年利率l％的优惠贷款。
通过上述条约和协定，巩固了苏中两国人民之间的历史联系，在苏中关系史中写下了新的重要一页。周恩来称：“这些条约和协定的缔结是根据中苏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并将成为中苏两国兄弟友谊和永久合作的标志。这些条约和协定的缔结，也特别表现了苏联在斯大林元帅的指导下，热情地援助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毫无疑问，中苏两大国这样的亲密真诚合作，是具有极其深长的历史意义的，而对于东方与世界的人类和平与正义的事业，将不可避免地产生重大的影响和结果。”
最后签订条约是两大国领导人在莫斯科会晤和会谈的高潮，是迈出勇敢的一步。对这个历史事件，不仅在苏联而且在中国，人们都感到很满意。
斯大林破例出席告别宴会
时间在流逝，1949年已一去不复返。1950年2月临近，签订苏中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日子也将随之到来。
在一次会晤中，毛泽东向斯大林提出一个请求，他说：“斯大林同志，我们想在签订条约后举行一个小型招待会。”
“好啊。”斯大林回答说。
“不过不是在克里姆林宫举行，而是在另一个地方，比如大都会饭店。”
“为什么不在克里姆林宫？”
“要知道，斯大林同志，克里姆林宫是苏联政府举行国宴的地方，对于我们这个主权国家不很合适。”
“这倒也是，但是我从不出席在饭店或在外国使馆举行的招待会，从未出席过。”
“斯大林同志，我们的招待会没有您出席……不，不，这简直不可思议。我们请求您，恳切地请求您接受我们的邀请。”毛泽东坚持说。
出现了停顿，斯大林未急于回答。毛泽东目不转睛地等待着主人的答复。
“好吧，毛泽东同志，如果您很想让我出席，我就出席。”斯大林终于开口了。接着他们转到其他话题，斯大林一生严格遵守的誓言就这样被打破。
2月14日，在指定的日子和时刻，中国主人和客人聚集在大都会饭店宴会厅。虽然这里应该呈现一种庆祝的气氛，但许多人脸上却表露出担心甚至不安的神色。斯大林会遵守诺言吗？会出席吗？
一名上校抓住我的手，把我领到门厅，指给我应站的位置。我目不转睛地注视着入口，周围没有任何人，只有一名存衣处服务员站在衣架旁。
不一会儿，正门打开了，斯大林出现了！他快速环顾一下门厅，发现我后，不慌不忙地向我走来。
走近存衣处，他开始解大衣，殷勤的服务员好像踩到弹簧一般“跳”到他面前，恭敬地说：“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让我帮您脱吧！”
斯大林看了一眼服务员，彬彬有礼地打了个招呼：“谢谢，这事好像我也会做。”随后向我挤了挤眼。
脱掉大衣，他走进存衣处，挂上大衣，把大沿帽放到架子上，照照镜子，理理头发，对我说：“怎么样，人都到齐了吗？”
“是的，毛泽东同志和其他中国朋友早就到了，他们在等您。”
“在这种场合，您领着我走吧。”他说着，并用手碰一下我的肩膀。
于是我领着斯大林走进宴会厅，宴会厅里爆发出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
斯大林略停了一下脚步，扫视着聚集在这里的人，随即让我同他一起走近站在“主席团”长条桌旁的毛泽东。他们互致问候、握手，匆忙交谈几句关于彼此健康情况的话。接着，以仪表端正，严肃认真的周恩来为首的中国同志，一一走近斯大林与其握手问候。
在宴会厅里，大家情绪都很高，在稍远一点的地方，单独站着一排具有特殊地位的人物，他们是贝利亚、马林科夫、伏罗希洛夫、米高扬、斯维尔尼克、苏斯洛夫和布尔加宁。
祝酒开始了，人们听到了一个接一个的祝酒词，但是所有人的目光都没有离开两位国家领导人。他们并肩站着，不时交谈几句，基本上都是些友好的言语、插话，且多半出自斯大林之口。
终于，斯大林做出了该停下来的手势，可非但无济于事，反而倒引起新的欢呼浪潮。他不断挥手，设法冷却人们的欢呼。他转向毛泽东，对他说：“您看看我们的‘斯捷潘大叔’。瞧，他比所有人都高出整整一个头。这是一位著名的儿童作家。”斯大林愉快地说着，并请C・B・米哈尔科夫走到他身边。
毛泽东立刻不引人注意地问我：“刚才斯大林同志说的‘斯捷潘大叔’是怎么回事？”自然，我向他讲述了作家的情况和他创造的典型人物。
“您怎么至今对儿童文学还感兴趣？”他问我。
“是的，我的孩子特别喜欢我给他们讲述我在皮亚季戈尔斯克市同米哈尔科夫一起度过的小学时代。”我炫耀着自己同著名作家关系的密切。
“让我想一想，”毛泽东大声说，“我好像已经知道点儿他的情况……周恩来对我说过，他口吃，是吗？”
“是的，是这样。如果一个学生，比如未做完家庭作业，或者回答不上来学校老师的提问，口吃常常是有好处的。总的来说，这位儿童作家，惊人的机灵，他知道什么时候讲话，讲什么和对谁讲。”
大家急切地等待着最主要的场面――斯大林讲话的开始，正是他能讲些表达历史事件的深远意义的话。这一时刻终于来到了，斯大林作出手势，请大家安静。
“亲爱的同志们，我们应该感谢历史，因为历史给了我们毛泽东这样杰出的马列主义者、无畏的共产党人。同志们，为他的健康和成就干杯！”大家一起干杯，会场再次爆发出掌声和欢呼声。
所谓的“[解密历史]毛泽东与斯大林就访苏事宜的交涉 ”是在什么样的大环境下出笼的，是在全面否定毛泽东，全面诋毁共产主义的大环境下，有鸡肠小肚抛出的。但是尽管如此，仍然无法抹杀毛泽东与斯大林的真情友谊。
[解密历史]毛泽东与斯大林就访苏事宜的交涉
——建国前夕毛泽东请求访苏内幕
2004年08月05日09:51 【字号 大 中 小】【留言】【论坛】【打印】【关闭】
1947年，人民解放战争迅速朝着有利于人民的方向发展。
毛泽东断定蒋介石的失败已经成为定局。按照他的设想，用五年左右彻底消灭国民党军。五年时间，对于人生来讲，不短；但对于建国来讲，又太短。中共中央的首脑们不能不考虑加快建国的准备工作。因此，毛泽东在部署人民解放军转入全国进攻后，就开始考虑如何取得苏联的理解与支持，学习苏联的建国经验。在这种背景下，毛泽东便有了亲自到苏联并赴东欧国家考察各新建人民民主国家的有关情况的心愿。
该苏的要求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提出的。
该苏的目的很明确，就是要向“老大哥”学习。苏联也在关注中国革命的进程。
斯大林也在关心毛泽东的安全。
当西方通讯社报道，国民党军于1947年3月21日占领延安，俘虏大批中共将领时，斯大林为毛泽东等中共领袖的安全担忧，他急电毛泽东，表示可以派专机来陕北地区接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暂避苏联。
到苏联去避难，这是毛泽东不愿意的，但是到苏联去访问倒是可以考虑的。
毛泽东通过当时苏方在中共中央的联络员阿洛夫医生致电斯大林，提出了希望访问莫斯科的明确要求。6月15日，斯大林复电表示同意，并说明：“苏联共产党(布)中央委员会认为他不宜就莫斯科之行走露任何风声。如果毛泽东认为需要这样做，那么我们觉得最好是取道哈尔滨。需要的话，我们将派飞机去接。”
斯大林希望毛泽东访苏不要声张。
这一考虑有从毛泽东的安全考虑的因素，但更多的是从苏联的国家利益考虑。
斯大林还是从国家利益考虑的，两个星期后，斯大林来电说：“鉴于即将举行的战役，鉴于毛泽东若离开，会对战事发生不良影响，我们认为暂时推迟毛泽东出行为宜。”斯大林建议毛泽东推迟访苏的理由是，中国的国内战争需要毛泽东，毛泽东离开岗位对中国革命不利。
毛泽东也觉得斯大林的考虑有一定的道理，所以推迟了访苏。
时间到了1948年四五月间，中共中央已经离开陕北，到达河北境内。这时，陕北的局势已定，延安又回到了人民的怀抱。中共中央前委和中央工委已经会合。这时，毛泽东访苏的心情变得迫切起来。本来，中共中央已经与苏共中央商定，毛泽东在7月访问莫斯科。但是，4月26日，毛泽东致电斯大林说：
我决定提前到苏联，拟5月初从河北石家庄北100公里处阜平出发，在军队掩护下过平张铁路……可能于6月初或中旬到达哈尔滨。然后从哈尔滨到贵国……我将就政治、军事和其他重要问题同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同志们商量和请教……此外，如果可能，我还想往东欧和东南欧国家一行，考察人民阵线工作和其他工作形式。
毛泽东打算带任弼时、陈云同行，另带两个秘书和几个译电员。为了表示访苏的决心，毛泽东在电报中说：“如果您同意此计划，那我们就照此办理；若您不同意，那就只有一条出路——我只身前往。”
毛泽东的决心不可谓不大。斯大林也不可谓不痛快。三天后，他就给毛泽东回电说：“您4月26日的函收悉。偕行者和人数请视必要自定。两个俄国医生应与您同行。我们同意把一部电台留在哈尔滨。其他事待面议。”
毛泽东访苏似乎成了定局。
但是，斯大林再次从苏联国家利益考虑推迟毛泽东访苏，正当的理由还是毛泽东的安全问题。5月10日，斯大林致电毛泽东：“鉴于您所在地区的事态发展，尤其是傅作义已经开始进攻蔚县，也就是说，您来苏途中拟经过的三个地区都是火线上。我们担心，您的出行会影响事态的进程，况且您路上也不太平。有鉴于此，不知您是否应推迟来苏。您若决定不推迟动身，请通告我们并告知如何向何处派飞机接迎。盼复。”
斯大林出尔反尔。
已经作好准备的毛泽东心中虽然也有些不快，但还是复电给斯大林说：“斯大林同志，今天收到尊函。非常感谢。鉴于目前局势，我的出访贵国以稍做推迟为宜……我需要略加休息，尔后方可乘坐飞机。机场和空港容查清情况后奉告。”
毛泽东离开了城南庄附近的花村，到达西柏坡，与中央书记处其他书记会合。
两个月后，毛泽东再也沉不住气了。
7月4日，毛泽东致电斯大林，告之：“与前两个月相比，我的健康状况大为好转。我拟近期动身前往贵国。有三条路线可去，陆海空。但不管怎么样，我们务必经过哈尔滨，因我要同东北的一些负责同志商谈。望派飞机于本月25日前后到潍县……如果您决定接我们走海路，望本月派船到指定的港口……如果我们不能乘飞机，也不能乘船，那我们无论如何本月15日前后也要动身北上。”
毛泽东的这封电报到达莫斯科时，正值共产党情报局刚刚开除了南斯拉夫，苏联又因德国问题与美、英等闹得不可开交，斯大林当然认为这不是接待毛泽东的最好时候。在实在找不到借口的情况下，斯大林干脆告诉毛泽东说：“鉴于粮食征购工作开始，从8月起，领导同志分赴各地，要在地方呆到11月，因此联共(布)中央请毛泽东同志把来莫斯科的时间定在11月底，以便能够同所有领导同志见面。”
这当然不是原因。
真正的原因是什么呢?
毛泽东一直在思考。
所以，接到电报后，毛泽东心中充满着困惑。他一面平静地回答斯大林同意访问推迟到10月底或者11月初，一面毫不掩饰地对身边的人说：“难道苏联如此重视粮食征购工作，要党中央领导人全面出动?”
后来才知道，斯大林不欢迎毛泽东在这个时候访问莫斯科，是斯大林怕得罪美、英，担心中共与苏共关系太密切会授人以柄。而且，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已经出了一个铁托，铁托的最大特点就是独立性比较强。
毛泽东也是一个独立性极强的人。
投鼠忌器。
开除铁托，可能会影响毛泽东。
当然，斯大林最大的难言之隐是苏联政府与国民党政府的关系。在抗日战争前期，苏联曾经给中国提供了一些援助。但是，苏联的援助给了国民党政府，而很少给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和新四军。抗战胜利前夕，苏联从自身利益考虑，同国民党政府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
解放战争时期，斯大林一方面对中国共产党的力量作了悲观消极的估计，另一方面又受《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约束，虽然他在意识形态上同情中国共产党，但在行动上不支持中国共产党，认为“如果打内战，中华民族就有灭亡的危险”。他劝中共放下武器，参加国民党政府。而且，苏联不断调整同国民党政府的关系。据印度驻日大使可拉瓦蒂称，1947年2月，苏联驻华武官罗申(后来为驻华大使)对他说：“苏联并不愿意中共成功，对于在边界出现一个庞大的共产党中国表示忧虑。”可拉瓦蒂的话的可信程度比较高。我们从苏联对中国共产党的态度中可以找到佐证。也可以从苏联与国民党政府的关系中找到蛛丝马迹。因此，斯大林采取拖延的办法来推迟毛泽东访问苏联就比较好理解了。1949年国民党政府南迁广州，连美国大使司徒雷登都留在南京，只有苏联大使罗申随同国民党政府迁到广州，这就更能说明问题了。
毛泽东所以急于访苏，是因为他有许多重大问题要与斯大林商量并向他请教。他对苏共驻中共联络员阿洛夫说，如果在1947年他并不急于去莫斯科，那么现在，到了1948年，形势变化了，他想尽快到莫斯科。有许多事要在那里讨论，一些问题要请教，另一些则是涉及到尽可能争取援助的事。
毛泽东要向经验丰富的斯大林学习，但是斯大林迟迟不理会，使毛泽东很难成行。
毛泽东这次访苏，涉及的内容是重大的，心情也是迫切的。担负毛泽东与斯大林联络任务的苏联医生阿洛夫说：毛泽东“焦急地等待着回答”，“毛泽东的箱里已经装放东西了，甚至还买了皮鞋(像这里所有的人一样，他平时穿的是布鞋)，缝制了一件厚呢子大衣。事情不仅仅在于出行本身，连行期他都决定了，剩下的只是怎么样走”。
9月28日，毛泽东致电莫斯科，内称：
务必就一系列问题当面向苏联共产党(布)和大老板亲自汇报。(为得到)指示，我打算据上一封电报所示的时间到莫斯科。现在暂时先把上述内容做一笼统汇报，请您向苏联共产党(布)中央委员会和大老板转达。真心希望他们给予我从头指示。
按照新的约定，毛泽东应于11月下旬动身前往莫斯科。但是，10月底，辽沈战役胜利结束，东北全境顺利解放。紧接着，淮海战役全面展开，平津战役又在部署中。这就决定毛泽东无法按时动身。所以，他致电斯大林，请求把访问的时间推迟到12月底。
没想到斯大林再次婉拒。斯大林说，在目前局势下我们认为您应当把您的访问再延一段时间，因为您现在到莫斯科来，会被敌人利用来指责中国共产党是莫斯科的代理人，这无论对中共还是对苏联，都没有好处。
1949年1月14日，斯大林再次来电提出：“我们还是主张您暂推迟对莫斯科的访问，因为目前很需要您在中国。如果您愿意，我们可以立即派一位负责的政治局委员到您那里去，到哈尔滨或另一个地方就我们感兴趣的问题举行会议。”
这次，毛泽东算是服了斯大林，在以后相当长的时间没有提访苏的问题。
不过，斯大林也还算比较实事求是。1949年7月，刘少奇率领中共代表团访问莫斯科。斯大林高度评价了中国革命和中共领导人。他说：
中国共产党已度过了它的幼年与青年时期，现在已经是政治上成熟的党、成年的党了。它在斗争中成长、成熟起来了!看来，中国党主要的成就是有了实际斗争锻炼中培养出来的干部，他们经过了实践考验，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中国党是一个在烈火中锻炼成熟的党!关于马克思主义，在一般理论方面，也许我们苏联人比你们知道得多一些。但是，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则应用于实际中，则你们有许多经验值得我们学习。
苏联在帮助中国革命的过程中，既有很大贡献，也有严重失误。对于失误，斯大林也作了自我批评。他说：中国同志总是客气的、讲礼貌的。我们觉得我们是妨碍过你们。你们也有意见，不过不肯说出来就是了。你们当然应该注意我们讲的话正确与否，因为我们常常是不够了解你们事情的实质，可能讲错话。不过如果我们讲错了，你们还是说出来好，我们会注意到的。
斯大林在这里所讲的，不知他是否认识到他迟迟不接受毛泽东访问苏联的请求给中国党带来的伤害。但是，作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最高领导人能够讲出这一番话来，也是需要勇气、值得称道的。他告诉刘少奇，新中国政府一成立，苏联立即就承认。1945年签订的中苏条约是不平等的，因为那时是与国民党打交道，不能不如此。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即可来莫斯科。待毛泽东来莫斯科后再解决这个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斯大林履行了自己的诺言，苏联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大局甫定，毛泽东又急切地提出了访苏的问题。
经过反复交涉，苏联方面同意毛泽东以新中国政府最高领导人的身份，前往苏联访问。1949年12月6日，毛泽东离开北京访问苏联。1950年3月4日回到北京。这次访问的主要成果是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在访苏期间所发生的一系列不愉快的事情，无不与斯大林多次推迟毛泽东访苏有关。毛泽东见到斯大林说：“我是一个有话无处说的人。”斯大林赶紧说：“胜利者是不能受指责的。”
(摘自《历史选择了西柏坡》，文辉抗 叶健君 主编 湖南人民出版社2004年1月版)
来源：书摘 2004年8月5日
（责任编辑：孤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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