浩然正气 - 2017/7/3 16:37:00
2017-07-03 14:43:54 来源：人民网 作者：亚当
现已有证据表明，小岗村那个传阅极广、现收藏于革命历史博物馆的所谓十八位农民的红手印契约为伪品或称复制品。但究竟有没有真品(原件)、真品如何，我认为迄今情况仍然不清楚。 前几天，凤凰卫视在口说历史节目中采访吴象：农村改革亲历记。节目主要就是谈论小岗村，其中有段文字如下：
“(吴象说)这个材料(就指那个契约)，博物馆里的那个，这个事情是有，就在一个纸烟盒上反面写的。当时也没有当作回事，后来也增产了，也受表扬了什么，就不知道弄哪去了，现在人家要来采访一下，要这个原件，就另外弄了一张纸写的。这个纸呢比较新，人家看着也不像，小岗穷得连这样一张纸也拿不出来，这表明这个农民的穷苦啊到了什么程度。这时候万里还不知道，也没有人给他汇报有这么个小岗。”
按照吴象的记述，原件是有过，但丢失了;而且原件是写在纸烟盒背面的。
据主持人介绍，吴象已经82岁了，“曾经的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20几年前，他参与见证了农村改革的全过程，20年后的今天，农村问题依然是他关注的重点”既然是主要事件的亲历者，应该是权威的，他的说法应该不差。但我们来看看其他人的说法。
吴象所说到的“人家要来采访一下，要这个原件”，那个人家指的是王映东——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导演、高级记者王映东，即见证、并第一个报道“红手印”的人。据王映东说，“红手印”原件是他1982年10月7日从会计严立学那里拿走的，为严立学所写，至今还保存在他那儿。这个“红手印”是一张从小学生练习本上撕下来的纸张，除了二十位农民的名字和红手印或印章外，没有任何其他文字，但纸的另一面写了个生活救济款帐单，横排竖写19个人名和钱数，最上边横写着“8月20号生救款数字如下：”的字样(图片一、二)。
那么，作为第一个报道这张所谓生死契的人，王映东为什么不把这个原件报道，而改用一张伪品或复制件(即大家所熟知的图三那个)，以至于以讹传讹呢?王映东解释，1983年2月4日，他带全摄制组的人到小岗村看拍摄现场，他向三位队干部(指队长严俊昌、副队长严宏昌和会计严立学)介绍，准备在影片中采用那个红手印，但严宏昌当即反对，“他说，会计那个红手印，没写会议决定的内容，不能用;他还说，开会那天晚上契约是他亲手写的，开头写的就是会议决定”。
这就很奇怪，会计说契约为他所写，但副队长说自己亲手所写，究竟捉刀人是谁呢?不清楚。而且，契约中除了十几位农民名字和手印外，究竟还有没有写会议内容，也不明不白。
当时如果王映东有点认真求实的精神，或有点新闻真实性的思想，多问一下村里其他摁过手印的农民，事情也就一清二楚了。但王映东没有这样做，而是在“请求副队长把他写的那个拿来看看”，副队长说“说不知搞哪去了，找不着了”之后，几个人商量着搞了个复制件用在电影上(以至在全国流传开来，最后还被革命博物馆收藏)。
这就是那个复制件的来历。对此，王映东自我辩护说，“我觉得，偷搞包干到户确有其事，原件也有，复制一个用在电影上，并不违背纪录片真实性的原则。”
耐人寻味的是，王映东在找会计拿原件的时候，“他(指严立学)找了很长时间，才从一个帐本里翻了出来。我(指王映东)看到20个人名和手印、私章上边留有空白，却没有写一个字，就提出再找找，看有没有写上开会内容的。我也主动帮忙翻找。两个人再没找到任何红手印。会计解释说，全队户主开会按手印只有那一次，这就是原件。”这也很奇怪，既然认为会计找出来的那个摁有20位农民手印的东西就是原件，那就得了，目的全达到了，为何还要再找找，以至“再没找到任何红手印”?难道那次秘密开会有几份红手印不成?或者那个找到的红手印不是真的，只是找不到真的，没办法拿来充数而已?疑点重重，不得而知。
还有，王映东以上关于红手印真、伪来历的说明，是在人家对复制品质疑十几年后的1998年才作出的，他为何拖了这么久才作出解释?王映东说，他一直不知道有这种质疑。这种解释显然难于自圆，
尤其值得玩味的，严宏昌在严立学和队长严俊昌在场的情况下，说契约为他亲手所写，被王映东当场指出与严立学过去说他所写的说法不一致后，“他们(指严立学、严宏昌和严俊昌)谁也不吭声”，随后是“一阵沉默”。这个反应不像是记忆错误的人的反应，倒象是互相心照不宣。
对于严立学提供的那个原件为什么没有文字，只有姓名和手印，而且另一面还写着生救款帐单，王映东没有花费功夫去询问当事人(尽管当时只是举“嘴”之劳)，而是自做聪明推测：“联系到他们是准备坐牢的心态就好理解了。空白处写上开会内容就成了坐牢的根据”，“生救款帐单怎么能写在生死契约的背面呢?显然是个障眼法”，“红手印被这样包装起来，自己人看还是契约，良心帐;外人看了很难给它定位。这样做既保契约，又保安全。如此煞费苦心，是逼上梁山，可以理解，实在是不得已”。呵呵，新闻真实性在这位记者看来，简直就像是儿戏了，连到手的事实证据都懒得去拿来使用，宁可全靠臆想和推测。
《求是》杂志社创立的《小康》杂志2004年1月引用了王映东的回忆，我摘录如下：
“直到1998年7月，严立学坚持‘真的那份是我写的’，可是后来，严立学的态度有所转变，再问起这件事，他也不再坚持原先的说法了：‘哪个写的都一样。’只有队长严俊昌直到现在还坚持：‘会计严立学写的是原件，副队长严宏昌写的是复制件。’”
也就是说，会计严立学对是不是自己所写，现在变得模棱两可起来了。那就是说，王映东那个所谓原件可能也是假的。我们再来看看陈窗、曾德方2001年采访小岗村的文章：
“我们找到村长严宏昌。严宏昌一听(指红手印真伪这件事)就笑了，他说按手印的条子是他写的，他把来龙去脉说了说。
据他讲，那是‘承包’以后的事。有个名叫王影东(即王映东)的高级记者，来拍电视。王影东说，有个按手印的条子，北京很重视，中国革命博物馆要陈列展览。这可给小岗村出了难题，时间这么久了，还到哪里去找按手印的条子呢。于是，从前言到签名，都由村长严宏昌一手包办，写了一张假的按手印的条子。至于手印，也不是真的，而是乱按的。”
这个说法与王映东自己叙述的不一致，王映东说的是自己想用会计给他那个“红手印”，但严宏昌反对，结果就造了那个复制品;这回严宏昌则说，是王映东提出“有个按手印的条子”要他拿出来，给了他个难题，所以才造了个复制品。
一个(会计)说手印是自己所写(尽管现在不太坚持)，而且有物为证(就是王映东从他那里拿走的那个“原件”);而另一个(副队长)却坚持认为，原件已丢失，且是自己亲手所写，这究竟是怎么回事?不清楚!
而且，一个写有十几二十个人名和手印，没有任何内容的东西，我们能肯定那就是当时小岗人开会时所立下的生死契约吗?
不只是如此，红手印条子的书写日期也各有说法，有的人前后说法也不一致。有的说是在1978年12月份，有的说是1979年4月份，而昨天中央电视台在专题节目中却言之凿凿，说是在1978年10月份。再者，我查了一下，不论取信哪种日期说法，都与相关叙述的事实有矛盾。
还有，吴象说原件是写在香烟盒背面上，但严立学和王映东则提供实物照片，说是写在从小学生作业本撕下来的纸上，互相矛盾。
另外我对吴象那种解释，说因为当时“不当回事”，契约不知道丢哪去了，也表示怀疑。毕竟这是一份十几二十位农民的生死契约，1978年或1979年书写到1982年也只短短两年时间，怎么能说会因为“不当回事”或时间久远，不知道丢到哪去了呢?说不过去。
除此以外，作为一位农村改革问题的专家，吴象的一些话令人费解。譬如，他承认大寨的确靠自己的努力作出了很大的成绩，但他说，“中国的特点，这个农村啊千差万别，有比较富裕的地区，有比较穷困的地区，有很穷的山区，不能只需要一个模式。”也就是说，他很反对过去那种全国学大寨、普及大寨运动。既然如此，小岗村搞承包的一时成功，那更是偶然中的偶然，而且小岗村跟全国各地的情况也是千差万别，怎么就全国就搞起承包改革来了呢?这不是自打自的嘴巴、相互矛盾吗?
总之，红手印契约存在与否，虚虚假假，疑问甚大。对于小岗村，可能还是《小康》杂志中的那句话说得对：“小岗村是政治意义上的小岗村，不是经济意义上的小岗村。”
时间：2005-1-13 9:27:32 来源：人民网
现已有证据表明，小岗村那个传阅极广、现收藏于革命历史博物馆的所谓十八位农民的红手印契约为伪品或称复制品。但究竟有没有真品(原件)、真品如何，我认为迄今情况仍然不清楚。 前几天，凤凰卫视在口说历史节目中采访吴象：农村改革亲历记。节目主要就是谈论小岗村，其中有段文字如下：
“(吴象说)这个材料(就指那个契约)，博物馆里的那个，这个事情是有，就在一个纸烟盒上反面写的。当时也没有当作回事，后来也增产了，也受表扬了什么，就不知道弄哪去了，现在人家要来采访一下，要这个原件，就另外弄了一张纸写的。这个纸呢比较新，人家看着也不像，小岗穷得连这样一张纸也拿不出来，这表明这个农民的穷苦啊到了什么程度。这时候万里还不知道，也没有人给他汇报有这么个小岗。”
按照吴象的记述，原件是有过，但丢失了;而且原件是写在纸烟盒背面的。
据主持人介绍，吴象已经82岁了，“曾经的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20几年前，他参与见证了农村改革的全过程，20年后的今天，农村问题依然是他关注的重点”既然是主要事件的亲历者，应该是权威的，他的说法应该不差。但我们来看看其他人的说法。
吴象所说到的“人家要来采访一下，要这个原件”，那个人家指的是王映东——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导演、高级记者王映东，即见证、并第一个报道“红手印”的人。据王映东说，“红手印”原件是他1982年10月7日从会计严立学那里拿走的，为严立学所写，至今还保存在他那儿。这个“红手印”是一张从小学生练习本上撕下来的纸张，除了二十位农民的名字和红手印或印章外，没有任何其他文字，但纸的另一面写了个生活救济款帐单，横排竖写19个人名和钱数，最上边横写着“8月20号生救款数字如下：”的字样(图片一、二)。
那么，作为第一个报道这张所谓生死契的人，王映东为什么不把这个原件报道，而改用一张伪品或复制件(即大家所熟知的图三那个)，以至于以讹传讹呢?王映东解释，1983年2月4日，他带全摄制组的人到小岗村看拍摄现场，他向三位队干部(指队长严俊昌、副队长严宏昌和会计严立学)介绍，准备在影片中采用那个红手印，但严宏昌当即反对，“他说，会计那个红手印，没写会议决定的内容，不能用;他还说，开会那天晚上契约是他亲手写的，开头写的就是会议决定”。
这就很奇怪，会计说契约为他所写，但副队长说自己亲手所写，究竟捉刀人是谁呢?不清楚。而且，契约中除了十几位农民名字和手印外，究竟还有没有写会议内容，也不明不白。
当时如果王映东有点认真求实的精神，或有点新闻真实性的思想，多问一下村里其他摁过手印的农民，事情也就一清二楚了。但王映东没有这样做，而是在“请求副队长把他写的那个拿来看看”，副队长说“说不知搞哪去了，找不着了”之后，几个人商量着搞了个复制件用在电影上(以至在全国流传开来，最后还被革命博物馆收藏)。
这就是那个复制件的来历。对此，王映东自我辩护说，“我觉得，偷搞包干到户确有其事，原件也有，复制一个用在电影上，并不违背纪录片真实性的原则。”
耐人寻味的是，王映东在找会计拿原件的时候，“他(指严立学)找了很长时间，才从一个帐本里翻了出来。我(指王映东)看到20个人名和手印、私章上边留有空白，却没有写一个字，就提出再找找，看有没有写上开会内容的。我也主动帮忙翻找。两个人再没找到任何红手印。会计解释说，全队户主开会按手印只有那一次，这就是原件。”这也很奇怪，既然认为会计找出来的那个摁有20位农民手印的东西就是原件，那就得了，目的全达到了，为何还要再找找，以至“再没找到任何红手印”?难道那次秘密开会有几份红手印不成?或者那个找到的红手印不是真的，只是找不到真的，没办法拿来充数而已?疑点重重，不得而知。
还有，王映东以上关于红手印真、伪来历的说明，是在人家对复制品质疑十几年后的1998年才作出的，他为何拖了这么久才作出解释?王映东说，他一直不知道有这种质疑。这种解释显然难于自圆，
尤其值得玩味的，严宏昌在严立学和队长严俊昌在场的情况下，说契约为他亲手所写，被王映东当场指出与严立学过去说他所写的说法不一致后，“他们(指严立学、严宏昌和严俊昌)谁也不吭声”，随后是“一阵沉默”。这个反应不像是记忆错误的人的反应，倒象是互相心照不宣。
对于严立学提供的那个原件为什么没有文字，只有姓名和手印，而且另一面还写着生救款帐单，王映东没有花费功夫去询问当事人(尽管当时只是举“嘴”之劳)，而是自做聪明推测：“联系到他们是准备坐牢的心态就好理解了。空白处写上开会内容就成了坐牢的根据”，“生救款帐单怎么能写在生死契约的背面呢?显然是个障眼法”，“红手印被这样包装起来，自己人看还是契约，良心帐;外人看了很难给它定位。这样做既保契约，又保安全。如此煞费苦心，是逼上梁山，可以理解，实在是不得已”。呵呵，新闻真实性在这位记者看来，简直就像是儿戏了，连到手的事实证据都懒得去拿来使用，宁可全靠臆想和推测。
《求是》杂志社创立的《小康》杂志2004年1月引用了王映东的回忆，我摘录如下：
“直到1998年7月，严立学坚持‘真的那份是我写的’，可是后来，严立学的态度有所转变，再问起这件事，他也不再坚持原先的说法了：‘哪个写的都一样。’只有队长严俊昌直到现在还坚持：‘会计严立学写的是原件，副队长严宏昌写的是复制件。’”
也就是说，会计严立学对是不是自己所写，现在变得模棱两可起来了。那就是说，王映东那个所谓原件可能也是假的。我们再来看看陈窗、曾德方2001年采访小岗村的文章：
“我们找到村长严宏昌。严宏昌一听(指红手印真伪这件事)就笑了，他说按手印的条子是他写的，他把来龙去脉说了说。
据他讲，那是‘承包’以后的事。有个名叫王影东(即王映东)的高级记者，来拍电视。王影东说，有个按手印的条子，北京很重视，中国革命博物馆要陈列展览。这可给小岗村出了难题，时间这么久了，还到哪里去找按手印的条子呢。于是，从前言到签名，都由村长严宏昌一手包办，写了一张假的按手印的条子。至于手印，也不是真的，而是乱按的。”
这个说法与王映东自己叙述的不一致，王映东说的是自己想用会计给他那个“红手印”，但严宏昌反对，结果就造了那个复制品;这回严宏昌则说，是王映东提出“有个按手印的条子”要他拿出来，给了他个难题，所以才造了个复制品。
一个(会计)说手印是自己所写(尽管现在不太坚持)，而且有物为证(就是王映东从他那里拿走的那个“原件”);而另一个(副队长)却坚持认为，原件已丢失，且是自己亲手所写，这究竟是怎么回事?不清楚!
而且，一个写有十几二十个人名和手印，没有任何内容的东西，我们能肯定那就是当时小岗人开会时所立下的生死契约吗?
不只是如此，红手印条子的书写日期也各有说法，有的人前后说法也不一致。有的说是在1978年12月份，有的说是1979年4月份，而昨天中央电视台在专题节目中却言之凿凿，说是在1978年10月份。再者，我查了一下，不论取信哪种日期说法，都与相关叙述的事实有矛盾。
还有，吴象说原件是写在香烟盒背面上，但严立学和王映东则提供实物照片，说是写在从小学生作业本撕下来的纸上，互相矛盾。
另外我对吴象那种解释，说因为当时“不当回事”，契约不知道丢哪去了，也表示怀疑。毕竟这是一份十几二十位农民的生死契约，1978年或1979年书写到1982年也只短短两年时间，怎么能说会因为“不当回事”或时间久远，不知道丢到哪去了呢?说不过去。
除此以外，作为一位农村改革问题的专家，吴象的一些话令人费解。譬如，他承认大寨的确靠自己的努力作出了很大的成绩，但他说，“中国的特点，这个农村啊千差万别，有比较富裕的地区，有比较穷困的地区，有很穷的山区，不能只需要一个模式。”也就是说，他很反对过去那种全国学大寨、普及大寨运动。既然如此，小岗村搞承包的一时成功，那更是偶然中的偶然，而且小岗村跟全国各地的情况也是千差万别，怎么就全国就搞起承包改革来了呢?这不是自打自的嘴巴、相互矛盾吗?
总之，红手印契约存在与否，虚虚假假，疑问甚大。对于小岗村，可能还是《小康》杂志中的那句话说得对：“小岗村是政治意义上的小岗村，不是经济意义上的小岗村。”
时间：2005-1-13 9:27:32 来源：人民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