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非分明 - 2018/1/29 12:39:44
2018-01-29 09:30:53 来源：独立评论员郭松民 作者：曹征路
【郭松民按】 曹征路老师是一位敏感而富有正义感的优秀作家。
是在这样一个恶俗而趋炎附势的时代里特立独行，敢于反抗的作家，也是一位使自己的心跳和呼吸紧紧贴近工人阶级的心跳和呼吸的作家。
他创作了被称为“工人阶级伤痕文学”开山之作的《那儿》，记录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国企改制的过程中，工人阶级的不幸与困惑，感动了无数人，也堪称时代记录。
《重访革命史，解读现代性》是曹征路老师重新思考近代以来革命与现代性的系列之作，将在本公众号陆续刊出。
这次会议搞得很神秘，没有通知即将当选政治局委员的毛泽东参加会议，而且也没有让周恩来参加会议筹备。
号召“党必须在理论上与实际上揭露右倾机会主义的面目，揭露两面派的右倾机会主义的实质，保证党与共产国际路线的彻底的实现。”
看到会议文件后才毛泽东明白，所谓“右倾机会主义”指的是自己，“对右倾机会主义的调和态度”“两面派”，指的就是周恩来。
紧接着召开的“二苏大”上，毛泽东又被正式拿掉了人民委员会主席职务，他成了一个多余的人。
按照以往惯例，重大人事问题要向共产国际报批，本来博古想在五中全会上拿掉毛泽东的政治局委员，但共产国际没批准。所以博古这次索性直接造成事实，连报告都免了，干脆不向共产国际报批。
“二苏大”后，博古还以毛泽东、周恩来“身体欠佳”为借口，准备将毛、周二人弄到苏联去养病，以便推行自己的“正确路线”，但共产国际没有同意，博古只好作罢。
时任中央组织局主任的罗迈（李维汉）后来回忆此事说，博古“他们还准备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换班。
其实，当时已经换班了。毛泽东虽是中央政府主席，但中央和各部的实权都在人民委员会主席手里。”
事情到了这一步，已经超出了正常思想斗争的范畴，年轻的博古完全被自己狂躁的宗派情绪所左右。
这在接下来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安排中央转移的一系列举措中看得更加清楚。
“长征之初，博古同志当时是中共中央负总责的人，在长征的时候不想带毛泽东同志走，想把毛泽东同志留在苏区。
其实这个问题今天已经讲清楚了，不是博古同志不想带毛泽东同志走。毛泽东同志给博古同志写了封信，毛泽东同志在信上提出来他自己不想走，毛泽东主要讲了这么几个意思：
首先，他与一三军团的领导交换过意见，一三军团的部分领导都同意留下来，和他在中央苏区坚持斗争；
第二，要求红九军团留下一个师，这样毛泽东同志带着一三军团的少部分领导人和红九军团的一个师坚持苏区斗争，最后欢迎中央再回来；
第三，毛泽东同志对蒋介石要经营中央苏区，要一举拿下的决心也是低估的。”
金一南没有提供“讲清楚了”这件事的依据。
有一篇未署名文章说，上述毛泽东写信的事“秦福铨(博古的侄子)生前认为，是毛泽东主动要求留下不参加长征的。”
也有网络文章说，是周恩来深夜动员毛泽东跟着主力转移的，也没有提供出处。
可是相反的材料也有：
一是1934年9月，毛泽东在于都得了恶性疟疾，转移开始的时候，毛泽东身体还没有痊愈。博古和李德为此与共产国际执委会积极联系毛泽东去苏联，然而执委会复电说，现在苏区正是反围剿的紧张时期，大家都应坚守阵地，不应让毛泽东离开根据地。
二是当时毛泽东不知道自己并无转移资格，直到转移出发前不久，毛泽东的警卫员去为毛泽东领取行军所需的各种装备物资时，才发现毛泽东被列入了瞿秋白、何叔衡他们的名单之中。
四是当年给李德做翻译的伍修权在《我的历程》一书中证实了此事：“他们(指左倾冒险主义领导人)还打算连毛泽东同志也不带走，当时已将他排斥出中央领导核心，被弄到于都去搞调查研究。”
当时情况究竟如何，已无从考据，以正常逻辑分析，应该是不想带毛泽东更靠谱一些：
首先是博古、李德并不认为自己有错误，那时也不知道要二万五千里长征，他们只是要把中央机关转移到另外的地方去，避开围剿的50万大军。
其次是转移一直是在犹犹豫豫中进行的，这个秘密仅仅是少数人掌握，周恩来也是在决定转移的前夕才参与了去留名单的研究。
三是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下达“准备出击”的命令后，康克清与朱德总司令谈到了毛泽东、陈毅是否参加长征的问题。
《康克清回忆录》里有这样一段叙述和对话：
“他在屋子里踱步，走到我身边低声说：这一次，他们总算让毛泽东一起走啦。只要有毛泽东，我们总会有希望的。我问起陈毅的事，他摇摇头：已经决定他留在苏区坚持斗争，无法改变了。”
四是1934年9月是决定干部长征去留的关键时候，项英、陈毅等人确因工作需要和患病负伤的原因，被决定留在苏区。但是博古等人宗派情绪异常高涨，尽量将他们认为有错误、不执行中央路线的人，如瞿秋白、何叔衡、毛泽覃等都留在了苏区打游击是符合他一贯思想逻辑的，毛泽东显然更是错误路线的头。
当时毛泽东在军内已无职无权，在路上起不了多大作用，他们也不可能预计到自己会遭受那么巨大的惨重失败而在半道上被解职，所以带毛泽东转移，置于自己的眼皮下更安全。
因此他们决定收回成命，批准毛泽东随军转移。因为毛泽东当时正在发疟疾，博古又特批他享受重伤员王稼祥同样待遇，让他发病时可以躺在担架上作为病号随队行军。
历史的烟尘已经消散，从这些历史细节中可以体味当年既是同志又是对手的复杂关系。但这些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我们能从中得到哪些历史启示。
我的问题是，为什么一个刚出校门不久、没有任何工作经历、年仅24岁的博古能够在党的最高领导层决策几年之久?24岁的年纪在今天也许人生经验尚且不足，又没有经过大革命的实际考验，他底气究竟从何而来?
更为难以想象的是，他领导下的党政军负责干部都是当时中共最优秀的革命活动家，也是20世纪中国顶尖的精英群体，为什么不能抵制他的无知和盲动？这种公共性缺失究竟是怎么发生的？
在“八七会议”以后，简单的复仇冒险思想在党内就很有市场，他们往往错误估计形势，以为振臂一呼就能得到社会响应，一再要求红军攻打大城市、“一省数省首先胜利”，这是党内相当普遍存在的思想土壤。
这些想法也不是没有根据，俄国革命成功就是榜样，以苏联为师是中共的普遍共识。共产国际对中共的控制仅仅是个外因，真正的内因在中共内部。
最先意识到这种思想危害的是毛泽东，他在《反对本本主义》中说，“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这本是一篇提倡调查研究的文章，主张“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但在博古进入苏区以后立即指责为“狭隘的经验论”、“党内的事务主义非常浓厚”。
其实博古的思想还是非常敏锐的，他意识到反对本本就是反对照搬苏联。当时党内多数人对苏联教科书都是当作金科玉律，以为这就是马列主义。对于多数没有苏联留学经历的人来说，自然外来的和尚好念经。而熟读马列主义的王明、博古被当作“理论上有一套”的人。
毛泽东的理论都是自己总结出来的，土的没有洋的好。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没有“理论自信”，“道路自信”，不自信就没有力量反抗。这是中共党内的思想基础。
在中央层面，连中央委员都不是的王明在共产国际米夫的支持下，进入政治局，由他实际上控制着中共中央。
王明比博古大三岁，这年也24岁，也是刚出校门。共产国际选择这两个人，自然是出于便于控制的考虑，中共中央的领导层接受这样的安排就不能不说是重大错误了。
在地方层面，自1931年开始，为推行中共六届四中全会路线，王明接二连三地派出“中央代表”、“中央代表团”分赴各革命根据地。这种个人凌驾于地方党组织之上的工作方式实际上取消了地方党的领导权，把地方党组织变成了执行少数人意图的工具。
理论上20世纪中国最为追求现代性的政党就是共产党，但这种组织运作方式已经把追求社会进步与制度进步置于脑后，必然受到反现代性的惩罚，革命就这样在这一历史时刻突然停摆了。它的危害不但使党的路线脱离了实际，而且从根本上改变了共产党的现代政党属性，以及党内生活的公共性含量。
到中央苏区的“三人团”在1931年的“赣南会议”上，就根据地问题、军事问题、土地革命路线问题批判了毛泽东的“三大错误”，随后解除了毛泽东党内职务。
1932年“宁都会议”上，在王明支持下毛泽东被解除军内职务，调他回后方“主持中央政府工作”。到了1934年的六届五中全会，左倾错误发展到顶点，毛泽东已经完全成了“中国的加里宁”。
1934年4月底广昌战役失败后，中央苏区的形势日趋恶化。5月，委托德国顾问李德草拟了《五、六、七三个月战略计划》，并将突围决定向共产国际请示。6月25日，共产国际复电同意中央红军主力撤离苏区，实行战略转移。
此时中共中央书记处又决定成立由博古、李德和周恩来组成的“三人团”，秘密主持筹划战略转移。直到9月，周恩来才实际参与了去留人员的研究，军事干部征求了周恩来的意见，其他干部只告诉他一个数字。
关于高级干部去留的标准，基本上是以博古李德的个人好恶划线的。所以才会有带不带毛泽东走的问题。好端端的中央苏区就这样被葬送了。
然而实际情形却已经偏离这个根本性质，说明现代性不仅仅是一个观念，它更是一种实践，需要在实践过程中不断学习磨砺。一旦放弃了这个目标，现代性很快就会流失。
【郭松民按】 曹征路老师是一位敏感而富有正义感的优秀作家。
是在这样一个恶俗而趋炎附势的时代里特立独行，敢于反抗的作家，也是一位使自己的心跳和呼吸紧紧贴近工人阶级的心跳和呼吸的作家。
他创作了被称为“工人阶级伤痕文学”开山之作的《那儿》，记录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国企改制的过程中，工人阶级的不幸与困惑，感动了无数人，也堪称时代记录。
《重访革命史，解读现代性》是曹征路老师重新思考近代以来革命与现代性的系列之作，将在本公众号陆续刊出。
——重访革命史，解读现代性(二十四)
曹征路
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于1934年 1月15日至18日在瑞金沙州坝召开。出席会议的除中央委员及候补委员外，还有各苏区省委的代表。这次会议搞得很神秘，没有通知即将当选政治局委员的毛泽东参加会议，而且也没有让周恩来参加会议筹备。
号召“党必须在理论上与实际上揭露右倾机会主义的面目，揭露两面派的右倾机会主义的实质，保证党与共产国际路线的彻底的实现。”
看到会议文件后才毛泽东明白，所谓“右倾机会主义”指的是自己，“对右倾机会主义的调和态度”“两面派”，指的就是周恩来。
紧接着召开的“二苏大”上，毛泽东又被正式拿掉了人民委员会主席职务，他成了一个多余的人。
按照以往惯例，重大人事问题要向共产国际报批，本来博古想在五中全会上拿掉毛泽东的政治局委员，但共产国际没批准。所以博古这次索性直接造成事实，连报告都免了，干脆不向共产国际报批。
“二苏大”后，博古还以毛泽东、周恩来“身体欠佳”为借口，准备将毛、周二人弄到苏联去养病，以便推行自己的“正确路线”，但共产国际没有同意，博古只好作罢。
时任中央组织局主任的罗迈（李维汉）后来回忆此事说，博古“他们还准备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换班。
其实，当时已经换班了。毛泽东虽是中央政府主席，但中央和各部的实权都在人民委员会主席手里。”
事情到了这一步，已经超出了正常思想斗争的范畴，年轻的博古完全被自己狂躁的宗派情绪所左右。
这在接下来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安排中央转移的一系列举措中看得更加清楚。
“长征之初，博古同志当时是中共中央负总责的人，在长征的时候不想带毛泽东同志走，想把毛泽东同志留在苏区。
其实这个问题今天已经讲清楚了，不是博古同志不想带毛泽东同志走。毛泽东同志给博古同志写了封信，毛泽东同志在信上提出来他自己不想走，毛泽东主要讲了这么几个意思：
首先，他与一三军团的领导交换过意见，一三军团的部分领导都同意留下来，和他在中央苏区坚持斗争；
第二，要求红九军团留下一个师，这样毛泽东同志带着一三军团的少部分领导人和红九军团的一个师坚持苏区斗争，最后欢迎中央再回来；
第三，毛泽东同志对蒋介石要经营中央苏区，要一举拿下的决心也是低估的。”
金一南没有提供“讲清楚了”这件事的依据。
有一篇未署名文章说，上述毛泽东写信的事“秦福铨(博古的侄子)生前认为，是毛泽东主动要求留下不参加长征的。”
也有网络文章说，是周恩来深夜动员毛泽东跟着主力转移的，也没有提供出处。
可是相反的材料也有：
一是1934年9月，毛泽东在于都得了恶性疟疾，转移开始的时候，毛泽东身体还没有痊愈。博古和李德为此与共产国际执委会积极联系毛泽东去苏联，然而执委会复电说，现在苏区正是反围剿的紧张时期，大家都应坚守阵地，不应让毛泽东离开根据地。
二是当时毛泽东不知道自己并无转移资格，直到转移出发前不久，毛泽东的警卫员去为毛泽东领取行军所需的各种装备物资时，才发现毛泽东被列入了瞿秋白、何叔衡他们的名单之中。
四是当年给李德做翻译的伍修权在《我的历程》一书中证实了此事：“他们(指左倾冒险主义领导人)还打算连毛泽东同志也不带走，当时已将他排斥出中央领导核心，被弄到于都去搞调查研究。”
当时情况究竟如何，已无从考据，以正常逻辑分析，应该是不想带毛泽东更靠谱一些：
首先是博古、李德并不认为自己有错误，那时也不知道要二万五千里长征，他们只是要把中央机关转移到另外的地方去，避开围剿的50万大军。
其次是转移一直是在犹犹豫豫中进行的，这个秘密仅仅是少数人掌握，周恩来也是在决定转移的前夕才参与了去留名单的研究。
三是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下达“准备出击”的命令后，康克清与朱德总司令谈到了毛泽东、陈毅是否参加长征的问题。
《康克清回忆录》里有这样一段叙述和对话：
“他在屋子里踱步，走到我身边低声说：这一次，他们总算让毛泽东一起走啦。只要有毛泽东，我们总会有希望的。我问起陈毅的事，他摇摇头：已经决定他留在苏区坚持斗争，无法改变了。”
四是1934年9月是决定干部长征去留的关键时候，项英、陈毅等人确因工作需要和患病负伤的原因，被决定留在苏区。但是博古等人宗派情绪异常高涨，尽量将他们认为有错误、不执行中央路线的人，如瞿秋白、何叔衡、毛泽覃等都留在了苏区打游击是符合他一贯思想逻辑的，毛泽东显然更是错误路线的头。
当时毛泽东在军内已无职无权，在路上起不了多大作用，他们也不可能预计到自己会遭受那么巨大的惨重失败而在半道上被解职，所以带毛泽东转移，置于自己的眼皮下更安全。
因此他们决定收回成命，批准毛泽东随军转移。因为毛泽东当时正在发疟疾，博古又特批他享受重伤员王稼祥同样待遇，让他发病时可以躺在担架上作为病号随队行军。
历史的烟尘已经消散，从这些历史细节中可以体味当年既是同志又是对手的复杂关系。但这些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我们能从中得到哪些历史启示。
我的问题是，为什么一个刚出校门不久、没有任何工作经历、年仅24岁的博古能够在党的最高领导层决策几年之久?24岁的年纪在今天也许人生经验尚且不足，又没有经过大革命的实际考验，他底气究竟从何而来?
更为难以想象的是，他领导下的党政军负责干部都是当时中共最优秀的革命活动家，也是20世纪中国顶尖的精英群体，为什么不能抵制他的无知和盲动？这种公共性缺失究竟是怎么发生的？
在“八七会议”以后，简单的复仇冒险思想在党内就很有市场，他们往往错误估计形势，以为振臂一呼就能得到社会响应，一再要求红军攻打大城市、“一省数省首先胜利”，这是党内相当普遍存在的思想土壤。
这些想法也不是没有根据，俄国革命成功就是榜样，以苏联为师是中共的普遍共识。共产国际对中共的控制仅仅是个外因，真正的内因在中共内部。
最先意识到这种思想危害的是毛泽东，他在《反对本本主义》中说，“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这本是一篇提倡调查研究的文章，主张“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但在博古进入苏区以后立即指责为“狭隘的经验论”、“党内的事务主义非常浓厚”。
其实博古的思想还是非常敏锐的，他意识到反对本本就是反对照搬苏联。当时党内多数人对苏联教科书都是当作金科玉律，以为这就是马列主义。对于多数没有苏联留学经历的人来说，自然外来的和尚好念经。而熟读马列主义的王明、博古被当作“理论上有一套”的人。
毛泽东的理论都是自己总结出来的，土的没有洋的好。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没有“理论自信”，“道路自信”，不自信就没有力量反抗。这是中共党内的思想基础。
在中央层面，连中央委员都不是的王明在共产国际米夫的支持下，进入政治局，由他实际上控制着中共中央。
王明比博古大三岁，这年也24岁，也是刚出校门。共产国际选择这两个人，自然是出于便于控制的考虑，中共中央的领导层接受这样的安排就不能不说是重大错误了。
在地方层面，自1931年开始，为推行中共六届四中全会路线，王明接二连三地派出“中央代表”、“中央代表团”分赴各革命根据地。这种个人凌驾于地方党组织之上的工作方式实际上取消了地方党的领导权，把地方党组织变成了执行少数人意图的工具。
理论上20世纪中国最为追求现代性的政党就是共产党，但这种组织运作方式已经把追求社会进步与制度进步置于脑后，必然受到反现代性的惩罚，革命就这样在这一历史时刻突然停摆了。它的危害不但使党的路线脱离了实际，而且从根本上改变了共产党的现代政党属性，以及党内生活的公共性含量。
到中央苏区的“三人团”在1931年的“赣南会议”上，就根据地问题、军事问题、土地革命路线问题批判了毛泽东的“三大错误”，随后解除了毛泽东党内职务。
1932年“宁都会议”上，在王明支持下毛泽东被解除军内职务，调他回后方“主持中央政府工作”。到了1934年的六届五中全会，左倾错误发展到顶点，毛泽东已经完全成了“中国的加里宁”。
1934年4月底广昌战役失败后，中央苏区的形势日趋恶化。5月，委托德国顾问李德草拟了《五、六、七三个月战略计划》，并将突围决定向共产国际请示。6月25日，共产国际复电同意中央红军主力撤离苏区，实行战略转移。
此时中共中央书记处又决定成立由博古、李德和周恩来组成的“三人团”，秘密主持筹划战略转移。直到9月，周恩来才实际参与了去留人员的研究，军事干部征求了周恩来的意见，其他干部只告诉他一个数字。
关于高级干部去留的标准，基本上是以博古李德的个人好恶划线的。所以才会有带不带毛泽东走的问题。好端端的中央苏区就这样被葬送了。
然而实际情形却已经偏离这个根本性质，说明现代性不仅仅是一个观念，它更是一种实践，需要在实践过程中不断学习磨砺。一旦放弃了这个目标，现代性很快就会流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