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旋

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关于党的民主集中制

〔一九六二年一月三十日〕

*这是毛泽东同志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1〕上的讲话

同志们，我现在讲几点意见。〔热烈鼓掌〕一共讲六点，中心是讲一个民主集中制的问题，同时也讲到一些其他问题。

第一点，这次会议的开会方法。

这次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到会的有七千多人。在这次会议开始的时候，刘少奇同志和别的几位同志，准备了一个报告稿子。这个稿子，还没有经过中央政治局讨论，我就向他们建议，不要先开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了，立即发给参加大会的同志们，请大家评论，提意见。同志们，你们有各方面的人、各地方的人，有各个省委、地委、县委的人，有企业党委的人，有中央各部门的人，你们当中的多数人是比较接近下层的，你们应当比我们中央常委、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的同志更加了解情况和问题。还有，你们站在各种不同的岗位，可以从各种的角度提出问题。因此，要请你们提意见。报告稿子发给你们了，果然议论纷纷，除了同意中央提出的基本方针以外，还提出许多意见。后来又由少奇同志主持，组织了二十一个人的起草委员会，这里面有各中央局的负责同志参加，经过八天讨论，写出了书面报告的第二稿。应当说，报告第二稿是中央集中了七千多人议论的结果。如果没有你们的意见，这个第二稿不可能写成。在第二稿里面，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有很大的修改，这是你们的功劳。听说大家对第二稿的评价不坏，认为它是比较好的。如果不是采用这种方法，而是采用通常那种开会的方法，就是先来一篇报告，然后进行讨论，大家举手赞成，那就不可能做到这样好。

这是一个开会的方法问题。先把报告草稿发下去，请到会的人提意见，加以修改，然后再作报告。报告的时候不是照着本子念，而是讲一些补充意见，作一些解释。这样，就更能充分地发扬民主，集中各方面的智慧，对各种不同的看法有所比较，会也开得活泼一些。我们这次会议是要总结十二年的工作经验，特别是要总结最近四年来的工作经验，问题很多，意见也会很多，宜于采取这种方法。

是不是所有的会议都可以采用这种方法呢？那也不是。采用这种方法，要有充裕的时间。我们的人民代表大会的会议，有时也许可以采用这种方法。省委、地委、县委的同志们，你们以后召集会议，如果有条件的话，也可以采用这种方法。当然，你们的工作忙，一般地不能用很长的时间去开会，但是在有条件的时候，不妨试一试看。

这个方法是一个什么方法呢？是一个民主集中制的方法，是一个群众路线的方法。先民主，后集中，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领导同群众相结合。这是我讲的第一点。

第二点，民主集中制问题。

看起来，我们有些同志，对于马克思、列宁所说的民主集中制，还不理解。有些同志已经是老革命了，“三八式”的，或者别的什么式的，总之已经作了几十年的共产党员，但是他们还不懂得这个问题。他们怕群众，怕群众讲话，怕群众批评。哪有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怕群众的道理呢？有了错误，自己不讲，又怕群众讲。越怕，就越有鬼。

我看不应当怕。有什么可怕的呢？我们的态度是：坚持真理，随时修正错误。〔２〕我们工作中的是和非的问题，正确和错误的问题，这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问题。解决人民内部矛盾，不能用咒骂，也不能用拳头，更不能用刀枪，只能用讨论的方法，说理的方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一句话，只能用民主的方法，让群众讲话的方法。

不论党内党外，都要有充分的民主生活，就是说，都要认真实行民主集中制。要真正把问题敞开，让群众讲话，哪怕是骂自己的话，也要让人家讲。骂的结果，无非是自己倒台，不能做这项工作了，降到下级机关去做工作，或者调到别的地方去做工作，那又有什么不可以呢？一个人为什么只能上升不能下降呢？为什么只能做这个地方的工作而不能调到别个地方去呢？我认为这种下降和调动，不论正确与否，都是有益处的，可以锻炼革命意志，可以调查和研究许多新鲜情况，增加有益的知识。我自己就有这一方面的经验，得到很大的益处。不信，你们不妨试试看。

司马迁说过：“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３〕这几句话当中，所谓文王演周易，孔子作春秋，究竟有无其事，近人已有怀疑，我们可以不去理它，让专门家去解决吧，但是司马迁是相信有其事的。文王拘，仲尼厄，则确有其事。司马迁讲的这些事情，除左丘失明一例以外，都是指当时上级领导者对他们作了错误处理的。我们过去也错误地处理过一些干部，对这些人不论是全部处理错了的，或者是部分处理错了的，都应当按照具体情况，加以甄别和平反。但是，一般地说，这种错误处理，让他们下降，或者调动工作，对他们的革命意志总是一种锻炼，而且可以从人民群众中吸取许多新知识。我在这里申明，我不是提倡对干部，对同志，对任何人，可以不分青红皂白，作出错误处理，像古代人拘文王，厄孔子，放逐屈原，去掉孙膑的膝盖骨那样。我不是提倡这样做，而是反对这样做的。我是说，人类社会的各个历史阶段，总是有这样处理错误的事实。在阶级社会，这样的事实多得很。在社会主义社会，也在所难免。不论在正确路线领导的时期，还是在错误路线领导的时期，都在所难免。不过有一个区别。在正确路线领导的时期，一经发现有错误处理的，就能甄别、平反，向他们赔礼道歉，使他们心情舒畅，重新抬起头来。而在错误路线领导的时期，则不可能这样做，只能由代表正确路线的人们，在适当的时机，通过民主集中制的方法，起来纠正错误。至于由于自己犯了错误，经过同志们的批评和上级的鉴定，作出正确处理，因而下降或者调动工作的人，这种下降或者调动，对于他们改正错误，获得新的知识，会有益处，那就不待说了。

现在有些同志，很怕群众开展讨论，怕他们提出同领导机关、领导者意见不同的意见。一讨论问题，就压抑群众的积极性，不许人家讲话。这种态度非常恶劣。民主集中制是上了我们的党章的，上了我们的宪法的，他们就是不实行。同志们，我们是干革命的，如果真正犯了错误，这种错误是不利于党的事业，不利于人民的事业的，就应当征求人民群众和同志们的意见，并且自己作检讨。这种检讨，有的时候，要有若干次。一次不行，大家不满意，再来第二次；还不满意，再来第三次；一直到大家没有意见了，才不再作检讨。有的省委就是这样做的。有一些省比较主动，让大家讲话。早的，在一九五九年就开始作自我批评，晚的，也在一九六一年开始作自我批评。还有一些省是被迫作检讨的，像河南、甘肃、青海。另外一些省，有人反映，好像现在才刚刚开始作自我批评。不管是主动的，被动的，早作检讨，晚作检讨，只要正视错误，肯承认错误，肯改正错误，肯让群众批评，只要采取了这种态度，都应当欢迎。

批评和自我批评是一种方法，是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而且是唯一的方法。除此以外，没有别的方法。但是，如果没有充分的民主生活，没有真正实行民主集中制，就不可能实行批评和自我批评这种方法。

我们现在不是有许多困难吗？不依靠群众，不发动群众和干部的积极性，就不可能克服困难。但是，如果不向群众和干部说明情况，不向群众和干部交心，不让他们说出自己的意见，他们还对你感到害怕，不敢讲话，就不可能发动他们的积极性。我在一九五七年这样说过，要造成“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４〕。党内党外部应当有这样的政治局面。没有这样的政治局面，群众的积极性是不可能发动起来的。克服困难，没有民主不行。当然没有集中更不行，但是，没有民主就没有集中。

没有民主，不可能有正确的集中，因为大家意见分歧，没有统一的认识，集中制就建立不起来。什么叫集中？首先是要集中正确的意见。在集中正确意见的基础上，做到统一认识，统一政策，统一计划，统一指挥，统一行动，叫做集中统一。如果大家对问题还不了解，有意见还没有发表，有气还没有出，你这个集中统一怎么建立得起来呢？没有民主，就不可能正确地总结经验。没有民主，意见不是从群众中来，就不可能制定出好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办法。我们的领导机关，就制定路线、方针、政策和办法这一方面说来，只是一个加工工厂。大家知道，工厂没有原料就不可能进行加工。没有数量上充分的和质量上适当的原料，就不可能制造出好的成品来。如果没有民主，不了解下情，情况不明，不充分搜集各方面的意见，不使上下通气，只由上级领导机关凭着片面的或者不真实的材料决定问题，那就难免不是主观主义的，也就不可能达到统一认识，统一行动，不可能实现真正的集中。我们这次会议的主要议题，不是要反对分散主义，加强集中统一吗？如果离开充分发扬民主，这种集中，这种统一，是真的还是假的？是实的还是空的？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当然只能是假的、空的、错误的。

我们的集中制，是建立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制。无产阶级的集中，是在广泛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各级党委是执行集中领导的机关。但是，党委的领导，是集体领导，不是第一书记个人独断。在党委会内部只应当实行民主集中制。第一书记同其他书记和委员之间的关系是少数服从多数。拿中央常委或者政治局来说，常常有这样的事情，我讲的话，不管是对的还是不对的，只要大家不赞成，我就得服从他们的意见，因为他们是多数。听说现在有一些省委、地委、县委，有这样的情况：一切事情，第一书记一个人说了就算数。这是很错误的。哪有一个人说了就算数的道理呢？我这是指的大事，不是指有了决议之后的日常工作。只要是大事，就得集体讨论，认真地听取不同的意见，认真地对于复杂的情况和不同的意见加以分析。要想到事情的几种可能性，估计情况的几个方面，好的和坏的，顺利的和困难的，可能办到的和不可能办到的。尽可能地慎重一些，周到一些。如果不是这样，就是一人称霸。这样的第一书记，应当叫做霸王，不是民主集中制的“班长”。从前有个项羽，叫做西楚霸王，他就不爱听别人的不同意见。他那里有个范增，给他出过些主意，可是项羽不听范增的话。另外一个人叫刘邦，就是汉高祖，他比较能够采纳各种不同的意见。有个知识分子名叫郦食其，去见刘邦。初一报，说是读书人，孔夫子这一派的。回答说，现在军事时期，不见儒生。这个郦食其就发了火，他向管门房的人说，你给我滚进去报告，老子是高阳酒徒，不是儒生。管门房的人进去照样报告了一篇。好，请。请了进去，刘邦正在洗脚，连忙起来欢迎。郦食其因为刘邦不见儒生的事，心中还有火，批评了刘邦一顿。他说，你究竟要不要取天下，你为什么轻视长者！这时候，郦食其已经六十多岁了，刘邦比他年轻，所以他自称长者。刘邦一听，向他道歉，立即采纳了郦食其夺取陈留县的意见。此事见《史记》郦生陆贾列传。刘邦是在封建时代被历史家称为“豁达大度，从谏如流”的英雄人物。刘邦同项羽打了好几年仗，结果刘邦胜了，项羽败了，不是偶然的。我们现在有些第一书记，连封建时代的刘邦都不如，倒有点像项羽。

这些同志如果不改，最后要垮台的。不是有一出戏叫《霸王别姬》吗？这些同志如果总是不改，难免有一天要“别姬”就是了。〔笑声〕我为什么要讲得这样厉害呢？是想讲得挖苦一点，对一些同志戳得痛一点，让这些同志好好地想一想，最好有两天睡不着觉。他们如果睡得着觉，我就不高兴，因为他们还没有被戳痛。

我们有些同志，听不得相反的意见，批评不得。这是很不对的。在我们这次会议中间，有一个省，会本来是开得生动活泼的，省委书记到那里一坐，鸦雀无声，大家不讲话了。这位省委书记同志，你坐到那里去干什么呢？为什么不坐到自己房子里想一想问题，让人家去纷纷议论呢？平素养成了这样一种风气，当着你的面不敢讲话，那末，你就应当回避一下。有了错误，一定要作自我批评，要让人家讲话，让人批评。去年六月十二号，在中央北京工作会议的最后一天，我讲了自己的缺点和错误。我说，请同志们传达到各省、各地方去。事后知道，许多地方没有传达。

似乎我的错误就可以隐瞒，而且应当隐瞒。同志们，不能隐瞒。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我不是要别人推卸责任，其他一些同志也有责任，但是第一个负责的应当是我。我们的省委书记，地委书记，县委书记，直到区委书记，企业党委书记，公社党委书记，既然作了第一书记，对于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就要担起责任。不负责任，怕负责任，不许人讲话，老虎屁股摸不得，凡是采取这种态度的人，十个就有十个要失败。人家总是要讲的，你老虎屁股真是摸不得吗？偏要摸！

在我们国家，如果不充分发扬人民民主和党内民主，不充分实行无产阶级的民主制，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无产阶级的集中制。没有高度的民主，不可能有高度的集中，而没有高度的集中，就不可能建立社会主义经济。我们的国家，如果不建立社会主义经济，那会是一种什么状况呢？就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国家，变成实际上是资产阶级的国家，无产阶级专政就会转化为资产阶级专政，而且会是反动的、法西斯式的专政。这是一个十分值得警惕的问题，希望同志们好好想一想。

没有民主集中制，无产阶级专政不可能巩固。在人民内部实行民主，对人民的敌人实行专政，这两个方面是分不开的，把这两个方面结合起来，就是无产阶级专政，或者叫人民民主专政。我们的口号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无产阶级怎样实行领导呢？经过共产党来领导。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进部队。无产阶级团结一切赞成、拥护和参加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阶级和阶层，对反动阶级，或者说，对反动阶级的残余，实行专政。在我们国内，人剥削人的制度已经消灭，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经济基础已经消灭，现在反动阶级已经没有过去那么厉害了，比如说，已经没有一九四九年人民共和国建立的时候那么厉害了，也没有一九五七年资产阶级右派猖狂进攻的时候那么厉害了。所以我们说是反动阶级的残余。但是，对于这个残余，千万不可轻视，必须继续同他们作斗争。已经被推翻的反动阶级，还企图复辟。在社会主义社会，还会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整个社会主义阶段，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这种阶级斗争是长期的、复杂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５〕我们的专政工具不能削弱，还应当加强。我们的公安系统是掌握在正确的同志的手里的。也可能有个别地方的公安部门，是掌握在坏人手里。还有一些作公安工作的同志，不依靠群众，不依靠党，在肃反工作中不是执行在党委领导下通过群众肃反的路线，只依靠秘密工作，只依靠所谓专业工作。专业工作是需要的，对于反革命分子，侦查、审讯是完全必要的，但是，主要是实行党委领导下的群众路线，特别是对于整个反动阶级的专政，必须依靠群众，依靠党。对于反动阶级实行专政，这并不是说把一切反动阶级的分子统统消灭掉，而是要改造他们，用适当的方法改造他们，使他们成为新人。没有广泛的人民民主，无产阶级专政不能巩固，政权会不稳。没有民主，没有把群众发动起来，没有群众的监督，就不可能对反动分子和坏分子实行有效的专政，也不可能对他们进行有效的改造，他们就会继续捣乱，还有复辟的可能〔６〕。这个问题应当警惕，也希望同志们好好想一想。

第三点，我们应当联合哪一些阶级？压迫哪一些阶级？

这是一个根本立场问题。

工人阶级应当联合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爱国的民族资产阶级，首先要联合的是农民阶级。知识分子，例如科学家、工程技术人员、教授、教员、作家、艺术家、演员、医务工作者、新闻工作者，他们不是一个阶级，他们或者附属于资产阶级或者附属于无产阶级。对于知识分子，是不是只有革命的我们才去团结呢？不是的。只要他们爱国，我们就要团结他们，并且要让他们好好工作。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分子，爱国的知识分子，爱国的资本家和其他爱国的民主人士，这些人占了全人口的百分之九十五以上〔７〕。这些人，在我们人民民主专政下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在人民的内部，要实行民主。

人民民主专政要压迫的是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和反共的右派分子。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和反共的右派分子，他们代表的阶级是地主阶级和反动的资产阶级。这些阶级和坏人，大约占全人口的百分之四、五。这些人是我们要强迫改造的。他们是人民民主专政的专政对象。

我们站在哪一边？站在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民群众一边，还是站在占全人口百分之四、五的地、富、反、坏、右一边呢？必须站在人民群众这一边，绝不能站到人民敌人那一边去。这是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根本立场问题。

在国内是如此，在国际范围内也是如此。各国的人民，占人口总数的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大众，总是要革命的，总是会拥护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他们不会拥护修正主义，有些人暂时拥护，将来终究会抛弃它。他们总会逐步地觉醒起来，总会反对帝国主义和各国的反动派，总会反对修正主义。一个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坚定地站在占世界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大众这一边。

第四点，关于认识客观世界的问题。

人对客观世界的认识，由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飞跃，要有一个过程。例如对于在中国如何进行民主革命的问题，从一九二一年党的建立直到一九四五年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一共二十四年，我们全党的认识才完全统一起来。中间经过一次全党范围的整风，从一九四二年春天到一九四五年夏天，有三年半的时间。那是一次细致的整风，采用的方法是民主的方法，就是说，不管什么人犯了错误，只要认识了，改正了，就好了，而且大家帮助他认识，帮助他改正，叫做“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者斗争，分清是非，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团结——批评——团结”这个公式，就是在那个时候产生的。那次整风帮助全党同志统一了认识。对于当时的民主革命应当怎么办，党的总路线和各项具体政策应当怎么定，这些问题，都是在那个时期，特别是在整风之后，才得到完全解决的。

从党的建立到抗日时期，中间有北伐战争和十年土地革命战争。我们经过了两次胜利，两次失败。北伐战争胜利了，但是到一九二七年，革命遭到了失败。土地革命战争曾经取得了很大的胜利，红军发展到三十万人，后来又遭到挫折，经过长征，这三十万人缩小到两万多人，到陕北以后补充了一点，还是不到三万人，就是说，不到三十万人的十分之一。究竟是那三十万人的军队强些，还是这不到三万人的军队强些？我们受了那样大的挫折，吃过那样大的苦头，就得到锻炼，有了经验，纠正了错误路线，恢复了正确路线，所以这不到三万人的军队，比起过去那个三十万人的军队来，要更强些。刘少奇同志在报告里说，最近四年，我们的路线是正确的，成绩是主要的，我们在实际工作中犯过一些错误，吃了苦头，有了经验了，因此我们更强了，而不是更弱了。情形正是这样。在民主革命时期，经过胜利、失败，再胜利、再失败，两次比较，我们才认识了中国这个客观世界。在抗日战争前夜和抗日战争时期，我写了一些论文，例《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共产党人〉发刊词》，替中央起草过一些关于政策、策略的文件，都是革命经验的总结。那些论文和文件，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产生，在以前不可能，因为没有经过大风大浪，没有两次胜利和两次失败的比较，还没有充分的经验，还不能充分认识中国革命的规律。

中国这个客观世界，整个地说来，是由中国人认识的，不是在共产国际管中国问题的同志们认识的。共产国际的这些同志就不了解或者说不很了解中国社会，中国民族，中国革命。对于中国这个客观世界，我们自己在很长时间内都认识不清楚，何况外国同志呢？

在抗日时期，我们才制定了合乎情况的党的总路线和一整套具体政策。这时候，中国民主革命这个必然王国才被我们认识，我们才有了自由。到这个时候，我们已经干了二十来年的革命。过去那么多年的革命工作，是带着很大的盲目性的。如果有人说，有哪一位同志，比如说中央的任何同志，比如说我自己，对于中国革命的规律，在一开始的时候就完全认识了，那是吹牛，你们切记不要信，没有那回事。过去，特别是开始时期，我们只是一股劲儿要革命，至于怎么革法，革些什么，哪些先革，哪些后革，哪些要到下一阶段才革，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都没有弄清楚，或者说没有完全弄清楚。我讲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在民主革命时期艰难地但是成功地认识中国革命规律这一段历史情况的目的，是想引导同志们理解这样一件事：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的规律的认识，必须有一个过程。必须从实践出发，从没有经验到有经验，从有较少的经验，到有较多的经验，从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到逐步地克服盲目性、认识客观规律、从而获得自由，在认识上出现一个飞跃，到达自由王国。

对于社会主义建设，我们还缺乏经验。我向好几个国家的兄弟党的代表团谈过这个问题。我说，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经济，我们没有经验。

这个问题，我也向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的新闻记者谈过，其中有一个美国人叫斯诺。他老要来中国，一九六○年让他来了。我同他谈过一次话。我说：“你知道，对于政治、军事，对于阶级斗争，我们有一套经验，有一套方针、政策和办法；至于社会主义建设，过去没有干过，还没有经验。你会说，不是已经干了十一年了吗？是干了十一年了，可是还缺乏知识，还缺乏经验，就算开始有了一点，也还不多。”斯诺要我讲讲中国建设的长期计划。我说：“不晓得。”他说：“你讲话太谨慎。”我说：“不是什么谨慎不谨慎，我就是不晓得呀，就是没有经验呀。”同志们，也真是不晓得，我们确实还缺少经验，确实还没有这样一个长期计划。一九六○年，那正是我们碰了许多钉子的时候。一九六一年，我同蒙哥马利〔８〕谈话，也说到上面那些意见。他说：“再过五十年，你们就了不起了。”他的意思是说，过了五十年我们就会壮大起来，而且会“侵略”人家，五十年内还不会。他的这种看法，一九六○年他来中国的时候就对我说过。我说：“我们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我们的国家是社会主义国家，不是资本主义国家，因此，一百年，一万年，我们也不会侵略别人。至于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在中国，五十年不行，会要一百年，或者更多的时间。

在你们国家，资本主义的发展，经过了好几百年。十六世纪不算，那还是在中世纪。从十七世纪到现在，已经有三百六十多年。在我国，要建设起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我估计要花一百多年。”十七世纪是什么时代呢？那是中国的明朝末年和清朝初年。再过一个世纪，到十八世纪的上半期，就是清朝乾隆时代，《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就生活在那个时代，就是产生贾宝玉这种不满意封建制度的小说人物的时代。乾隆时代，中国已经有了一些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但是还是封建社会。这就是出现大观园里那一群小说人物的社会背景。在那个时候以前，在十七世纪，欧洲的一些国家已经在发展资本主义了，经过三百多年，资本主义的生产力有了现在这个样子。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比较，有许多优越性，我们国家经济的发展，会比资本主义国家快得多。可是，中国的人口多、底子薄，经济落后，要使生产力很大地发展起来，要赶上和超过世界上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没有一百多年的时间，我看是不行的。也许只要几十年，例如有些人所设想的五十年，就能做到。果然这样，谢天谢地，岂不甚好。但是我劝同志们宁肯把困难想得多一点，因而把时间设想得长一点。三百几十年建设了强大的资本主义经济，在我国，五十年内外到一百年内外，建设起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那又有什么不好呢？从现在起，五十年内外到一百年内外，是世界上社会制度彻底变化的伟大时代，是一个翻天覆地的时代，是过去任何一个历史时代都不能比拟的。处在这样一个时代，我们必须准备进行同过去时代的斗争形式有着许多不同特点的伟大的斗争。为了这个事业，我们必须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际、并且同今后世界革命的具体实际，尽可能好一些地结合起来，从实践中一步一步地认识斗争的客观规律。要准备着由于盲目性而遭受到许多的失败和挫折，从而取得经验，取得最后的胜利。由这点出发，把时间设想得长一点，是有许多好处的，设想得短了反而有害。

在社会主义建设上，我们还有很大的盲目性。社会主义经济，对于我们来说，还有许多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拿我来说，经济建设工作中间的许多问题，还不懂得。工业、商业，我就不大懂。对于农业，我懂得一点。但是也只是比较地懂得，还是懂得不多。要较多地懂得农业，还要懂得土壤学、植物学、作物栽培学、农业化学、农业机械，等等；还要懂得农业内部的各个分业部门，例如粮、棉、油、麻、丝、茶、糖、菜、烟、果、药、杂等等；还有畜牧业，还有林业。我是相信苏联威廉斯〔９〕土壤学的，在威廉斯的土壤学著作里，主张农、林、牧三结合。我认为必须要有这种三结合，否则对于农业不利。所有这些农业生产方面的问题，我劝同志们，在工作之暇，认真研究一下，我也还想研究一点。但是到现时止，在这些方面，我的知识很少。我注意得较多的是制度方面的问题，生产关系方面的问题。至于生产力方面，我的知识很少。社会主义建设，从我们全党来说，知识都非常不够。我们应当在今后一段时间内，积累经验，努力学习，在实践中间逐步地加深对它的认识，弄清楚它的规律。一定要下一番苦功，要切切实实地去调查它，研究它。要下去蹲点，到生产大队、生产队，到工厂，到商店，去蹲点。调查研究，我们从前做得比较好，可是进城以后，不认真做了。一九六一年我们又重新提倡，现在情况已经有所改变。但是，在领导干部中间，特别是在高级领导干部中间，有一些地方、部门和企业，至今还没有形成风气。有一些省委书记，到现在还没有下去蹲过点。如果省委书记不去，怎么能叫地委书记、县委书记下去蹲点呢。这个现象不好，必须改变过来。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现在已经十二年了。这十二年分为前八年和后四年。一九五○年到一九五七年底，是前八年。一九五八年到现在，是后四年。我们这次会议已经初步总结了过去工作的经验，主要是后四年的经验。这个总结，反映在刘少奇同志的报告里面。我们已经制定、或者正在制定、或者将要制定各个方面的具体政策。已经制定了的，例如农村公社六十条〔１０〕，工业企业七十条〔１１〕，高等教育六十条〔１２〕，科学研究工作十四条〔１３〕，这些条例草案已经在实行或者试行，以后还要修改，有些还可能大改。正在制定的，例如商业工作条例〔１４〕。将要制定的，例如中小学教育条例〔５〕。我们的党政机关和群众团体的工作，也应当制定一些条例。军队已经制定了一些条例〔１６〕。

总之，工、农、商、学、兵、政、党这七个方面的工作，都应当好好地总结经验，制定一整套的方针、政策和办法，使它们在正确的轨道上前进。

有了总路线还不够，还必须在总路线指导之下，在工、农、商、学、兵、政、党各个方面，有一整套适合情况的具体的方针、政策和办法，才有可能说服群众和干部，并且把这些当作教材去教育他们，使他们有一个统一的认识和统一的行动，然后才有可能取得革命事业和建设事业的胜利，否则是不可能的。对于这一点，我们在抗日时期就有了深刻的认识。在那时候，我们这样做了，就使得干部和群众对于民主革命时期的一整套具体的方针、政策和办法，有了统一的认识，因而有了统一的行动，使当时的民主革命事业取得了胜利，这是大家知道的。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时期，头八年内，我们的革命任务，在农村是完成对封建主义的土地制度的改革和接着实现农业合作化；在城市是实现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在经济建设方面，那时候的任务是恢复经济和实现第一个五年计划。不论在革命方面和建设方面，时候都有一条适合客观情况的、有充分说服力的总路线，以及在总路线指导下的一整套方针、政策和办法，因此教育了干部和群众，统一了他们的认识，工作也就比较做得好。这也是大家知道的。但是，那时候有这样一种情况，因为我们没有经验，在经济建设方面，我们只得照抄苏联，特别是在重工业方面，几乎一切都抄苏联，自己的创造性很少。这在当时是完全必要的，同时又是一个缺点，缺乏创造性，缺乏独立自主的能力。这当然不应当是长久之计。从一九五八年起，我们就确立了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方针。在一九五八年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在那一年又办起了人民公社，提出了大跃进的口号。在提出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一个相当时间内，我们还没有来得及、也没有可能规定一整套适合情况的具体的方针、政策和办法，因为经验还不足。在这种情形下，干部和群众，还得不到一整套的教材，得不到系统的政策教育，也就不可能真正有统一的认识和统一的行动。要经过一段时间，碰过一些钉子，有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才有这样的可能。现在好了，有了这些东西了，或者正在制定这些东西。这样，我们就可以更加妥善地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

在总路线指导之下，制定一整套的具体的方针、政策和办法，必须通过从群众中来的方法，通过作系统的周密的调查研究的方法，对工作中的成功经验和失败经验，作历史的考察，才能找出客观事物所固有的而不是人们主观臆造的规律，才能制定适合情况的各种条例。这件事很重要，请同志们注意到这点。

工、农、商、学、兵、政、党这七个方面，党是领导一切的。党要领导工业、农业、商业、文化教育、军队和政府。我们的党，一般说来是很好的。我们党员的成分，主要的是工人和贫苦农民。我们的绝大多数干部都是好的，他们都在辛辛苦苦地工作。但是，也要看到，我们党内还存在一些问题，不要想象我们党的情况什么都好。我们现在有一千七百多万党员，这里面差不多有百分之八十的人是建国以后入党的，五十年代入党的。建国以前入党的只占百分之二十。在这百分之二十的人里面，一九三○年以前入党的，二十年代入党的，据前几年计算，有八百多人，这两年死了一些，恐怕只有七百多人了。不论在老的和新的党员里面，特别是在新党员里面，都有一些品质不纯和作风不纯的人。他们是个人主义者、官僚主义者、主观主义者，甚至是变了质的分子。还有些人挂着共产党员的招牌，但是并不代表工人阶级，而是代表资产阶级。党内并不纯粹，这一点必须看到，否则我们是要吃亏的。

上面是我讲的第四点。就是讲，我们对于客观世界的认识，要有一个过程。先是不认识或者不完全认识，经过反复的实践，在实践里面得到成绩，有了胜利，又翻过斤斗，碰了钉子，有了成功和失败的比较，然后才有可能逐步地发展成为完全的认识或者比较完全的认识。到那个时候，我们就比较主动了，比较自由了，就变成比较聪明一些的人了。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和对客观世界的改造。〔１７〕只有在认识必然的基础上，人们才有自由的活动。这是自由和必然的辩证规律。所谓必然，就是客观存在的规律性，在没有认识它以前，我们的行动总是不自觉的，带着盲目性的。这时候我们是一些蠢人。最近几年我们不是干过许多蠢事吗？

第五点，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这个问题，我只简单地讲几句。

不论在中国，在世界各国，总而言之，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终究是会拥护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在世界上，现在还有许多人，在社会民主党的欺骗之下，在修正主义的欺骗之下，在帝国主义的欺骗之下，在各国反动派的欺骗之下，他们还不觉悟。但是，他们总会逐步地觉悟过来，总会拥护马克思列宁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真理，是不可抗拒的。人民群众总是要革命的。世界革命总是要胜利的。不准革命，像鲁迅所写的赵太爷、钱太爷、假洋鬼子不准阿Ｑ革命那样，总是要失败的。

苏联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共产党是列宁创造的党。虽然，苏联的党和国家的领导现在被修正主义者篡夺了，但是，我劝同志们坚决相信，苏联广大的人民、广大的党员和干部，是好的，是要革命的，修正主义的统治是不会长久的。无论什么时候，现在，将来，我们这一辈子，我们的子孙，都要向苏联学习，学习苏联的经验。不学习苏联，要犯错误。人们会问：苏联被修正主义者统治了，还要学吗？我们学习的是苏联的好人好事，苏联党的好经验，苏联工人、农民和联系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的好经验。至于苏联的坏人坏事，苏联的修正主义者，我们应当看作反面教员，从他们那里吸取教训。〔１８〕

我们永远要坚持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团结的原则，我们始终主张社会主义国家和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一定要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上巩固地团结起来。

国际修正主义者在不断地骂我们。我们的态度是，由他骂去。在必要的时候，给以适当的回答。我们这个党是被人家骂惯了的。从前骂的不说，现在呢，在国外，帝国主义者骂我们，反动的民族主义者骂我们，各国反动派骂我们，修正主义者骂我们；在国内，蒋介石骂我们，地、富、反、坏、右骂我们。历来就是这么骂的，已经听惯了。我们是不是孤立的呢？我就不感觉孤立。我们在座的有七千多人，七千多人还孤立吗？〔笑声〕我们国家有六亿几千万人民，我国人民是团结的，六亿几千万人还孤立吗？世界各国人民群众已经或者将要同我们站到一起，我们会是孤立的吗？

最后一点，第六点，要团结全党和全体人民。要把党内、党外的先进分子、积极分子团结起来，把中间分子团结起来，去带动落后分子，这样就可以使全党、全民团结起来。只有依靠这些团结，我们才能够做好工作，克服困难，把中国建设好。要团结全党、全民，这并不是说我们没有倾向性。有些人说共产党是“全民的党”，我们不这样看。我们的党是无产阶级政党，是无产阶级的先进部队，是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武装起来的战斗部队。我们是站在占总人口的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民大众一边，绝不站在占总人口百分之四、五的地、富、反、坏、右那一边。

在国际范围内也是这样，我们是同一切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一切革命人民、全体人民讲团结的，绝不同反共反人民的帝国主义者和各国反动派讲什么团结。只要有可能，我们也同这些人建立外交关系，争取在五项原则基础上和平共处。但是这些事，跟我们和各国人民的团结是不同范畴的两回事情。

要使全党、全民团结起来，就必须发扬民主，让人讲话。在党内是这样，在党外也是这样。省委的同志，地委的同志，县委的同志，你们回去，一定要让人讲话。在座的同志们要这样做，不在座的同志们也要这样做，一切党的领导人员都要发扬党内民主，让人讲话。界限是什么呢？一个是，遵守党的纪律，少数服从多数，全党服从中央。另一个是，不准组织秘密集团。我们不怕公开的反对派，只怕秘密的反对派，这种人，当面不讲真话，当面讲的尽是些假的、骗人的话，真正的目的不讲出来。只要不是违反纪律的，只要不是搞秘密集团活动的，我们都允许他讲话，而且讲错了也不要处罚。讲错了话可以批评，但是要用道理说服人家。说而不服怎么办？让他保留意见。只要服从决议，服从多数人决定的东西，少数人可以保留不同的意见。在党内党外，容许少数人保留意见，是有好处的。错误的意见，让他暂时保留，将来他会改的。许多时候，少数人的意见，倒是正确的。历史上常常有这样的事实，起初，真理不是在多数人手里，而是在少数人手里。马克思、恩格斯手里有真理，可是他们在开始的时候是少数。列宁在很长一个时期内也是少数。我们党内也有这样的经验，在陈独秀〔９〕统治的时候，在“左”倾路线统治的时候，真理都不在领导机关的多数人手里，而是在少数人手里。历史上的自然科学家，例如哥白尼、伽利略、达尔文〔２０〕，他们的学说曾经在一个长时间内不被多数人承认，反而被看作错误的东西，当时他们是少数。我们党在一九二一年成立的时候，只有几十个党员，也是少数人，可是这几十个人代表了真理，代表了中国的命运。

有一个捕人、杀人的问题，我还想讲一下。在现在的时候，在革命胜利还只有十几年的时候，在被打倒了的反动阶级分子还没有被改造好，有些人并且企图阴谋复辟的时候，人总会要捕一点、杀一点的，否则不能平民愤，不能巩固人民的专政。但是，不要轻于捕人，尤其不要轻于杀人。有一些坏人，钻到我们队伍里面的坏分子，蜕化变质分子，这些人，骑在人民的头上拉屎拉尿，穷凶极恶，严重地违法乱纪。这是些小蒋介石。对于这种人得有个处理，罪大恶极的，也要捕一些，还要杀几个。因为对这样的人，完全不捕、不杀，不足以平民愤。这就是所谓“不可不捕，不可不杀”。但是绝不可以多捕、多杀。凡是可捕可不捕的，可杀可不杀的，都要坚决不捕、不杀。有个潘汉年〔２１〕，此人当过上海市副市长，过去秘密投降了国民党，是个ＣＣ派人物，现在关在班房里头，我们没有杀他。像潘汉年这样的人，只要杀一个，杀戒一开，类似的人都得杀。还有个王实味〔２２〕，是个暗藏的国民党探子。在延安的时候，他写过一篇文章，题名《野百合花》，攻击革命，诬蔑共产党。后头把他抓起来，杀掉了。那是保安机关在行军中间，自己杀的，不是中央的决定。对于这件事，我们总是提出批评，认为不应当杀。他当特务，写文章骂我们，又死不肯改，就把他放在那里吧，让他劳动去吧，杀了不好。人要少捕、少杀。动不动就捕人、杀人，会弄得人人自危，不敢讲话。在这种风气下面，就不会有多少民主。

还不要给人乱戴帽子。我们有些同志惯于拿帽子压人，一张口就是帽子满天飞，吓得人不敢讲话。当然，帽子总是有的，刘少奇同志的报告里面不是就有许多帽子吗？“分散主义”不是帽子吗？但是，不要动不动就给人戴在头上，弄得张三分散主义，李四分散主义，什么人都是分散主义。

帽子，最好由人家自己戴，而且要戴得合适，最好不要由别人去戴。他自己戴了几回，大家不同意他戴了，那就取消了。这样，就会有很好的民主空气。我们提倡不抓辫子、不戴帽子、不打棍子，目的就是要使人心里不怕，敢于讲意见。

对于犯了错误的人，对于那些不让人讲话的人，要采取善意帮助的态度。不要有这样的空气：似乎犯不得错误，一犯错误就不得了，一犯错误，从此不得翻身。一个人犯了错误，只要他真心愿意改正，只要他确实有了自我批评，我们就要表示欢迎。头一、二次自我批评，我们不要要求过高，检讨得还不彻底，不彻底也可以，让他再想一想，善意地帮助他。人是要有人帮助的。应当帮助那些犯错误的同志认识错误。如果人家诚恳地作了自我批评，愿意改正错误，我们就要宽恕他，对他采取宽大政策。只要他的工作成绩还是主要的，能力也还行，就还可以让他在那里继续工作。

我在这个讲话里批评了一些现象，批评了一些同志，但是没有指名道姓，没有指出张三、李四来。你们自己心里有数。〔笑声〕我们这几年工作中的缺点、错误，第一笔账，首先是中央负责，中央又是我首先负责；第二笔账，是省委、市委、自治区党委的；第三笔账，是地委一级的；第四笔账，是县委一级的；第五笔账，就算到企业党委、公社党委了。总之，各有各的账。

同志们，你们回去，一定要把民主集中制健全起来。县委的同志，要引导公社党委把民主集中制健全起来。首先要建立和加强集体领导。不要再实行长期固定的“分片包干”的领导方法了，那个方法，党委书记和委员们各搞各的，不能有真正的集体讨论，不能有真正的集体领导。要发扬民主，要启发人家批评，要听人家的批评。自己要经得起批评。应当采取主动，首先作自我批评。有什么就检讨什么，一个钟头，顶多两个钟头，倾箱倒箧而出，无非是那么多。如果人家认为不够，请他提出来，如果说得对，我就接受。让人讲话，是采取主动好，还是被动好？当然是主动好。已经处在被动地位了怎么办？过去不民主，现在陷于被动，那也不要紧，就请大家批评吧。白天出气，晚上不看戏，白天晚上都请你们批评。〔笑声〕这个时候我坐下来，冷静地想一想，两三天晚上睡不着觉。想好了，想通了，然后诚诚恳恳地作一篇检讨。这不就好了吗？总之，让人讲话，天不会塌下来，自己也不会垮台。不让人讲话呢？那就难免有一天要垮台。

我今天的讲话就讲这一些。中心是讲了一个实行民主集中制的问题，在党内、党外发扬民主的问题。我向同志们建议，仔细考虑一下这个问题。有些同志还没有民主集中制的思想，现在就要开始建立这个思想，开始认识这个问题。我们充分地发扬了民主，就能把党内、党外广大群众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就能使占总人口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民大众团结起来。做到了这些，我们的工作就会越做越好，我们遇到的困难就会较快地得到克服，我们事业的发展就会顺利得多。〔热烈鼓掌〕

注释

〔1〕一九六二年一月十一日至二月七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县委以上的各级党委主要负责人七千人，因此这次大会又称“七千人大会”。

〔2〕“我们的态度是：坚持真理，随时修正错误”这句话，是一九六六年二月印发这个讲话稿时加进去的。

〔3〕见司马迁《报任少卿书》。

〔4〕这段话引自毛泽东一九五七年七月在青岛召开的省市委书记会议期间写的《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一文。原文是：“我们的目标，是想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以利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较易于克服困难，较快地建设我国的现代工业和现代农业，党和国家较为巩固，较为能够经受风险。”

〔5〕“已经被推翻的反动阶级，还企图复辟。在社会主义社会，还会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整个社会主义阶段，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这种阶级斗争是长期的、复杂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这四句话，是一九六二年九月二十八日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公报中的提法，一九六六年二月中共中央将毛泽东这个讲话印发给党内领导干部阅读时，经他本人审阅同意，加进了讲话中。

〔6〕一九六二年四月中共中央印发的这个讲话中，这句话是：“没有民主，没有把群众发动起来，没有群众的监督，反动阶级的残余，坏分子，不可能被改造，而且他们还会继续捣乱，还有复辟的可能。”

〔7〕一九六二年四月中共中央印发的这个讲话中，这里是“百分之九十以上”，另外还有几处“百分之九十几”，在一九六六年二月印发的讲话稿中均改为“百分之九十五以上”。

〔8〕蒙哥马利，曾任英国陆军元帅。一九六○年、一九六一年曾两次访问中国。

〔９〕威廉斯，苏联土壤学家和农学家。他提出了一套关于恢复和提高土壤肥力的方法和理论，主张农、林、牧相结合，提倡草田轮作制。

〔10〕指中共中央一九六一年三月制定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共六十条。一九六二年九月，中共八届十中全会通过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

〔11〕指中共中央一九六一年九月制定的《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草案〕》，共七十条。

〔12〕指中共中央一九六一年九月原则批准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草案〕》，共六十条。

〔13〕指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党组和中国科学院党组一九六一年六月提出、中共中央七月批准试行的《关于自然科学研究机构当前工作的十四条意见〔草案〕》。

〔14〕中共中央一九六一年六月十九日下达了《关于改进商业工作的若干规定〔试行草案〕》，共四十条。随后，中央根据调查研究的情况，准备拟定一个比较全面的商业工作条例，一九六二年曾起草，后因故没有形成正式文件。

〔15〕指教育部拟定的《全日制中学暂行工作条例〔草案〕》和《全日制小学暂行工作条例〔草案〕》。一九六三年三月二十三日，中共中央将这两个工作条例草案发给各地讨论和试行。

〔16〕指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一九六一年六月十九日命令颁布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连队管理教育工作条例》和同年十一月十七日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通过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连队政治指导员工作条例》、《中国共产党连队支部工作条例》、《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连队支部工作条例》、《中围人民解放军连队革命军人委员会工作条例》。

〔17〕“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和对客观世界的改造”这一句，是一九六六年二月印发这个讲话稿时修改的，一九六二年四月中共中央印发的这个讲话中是“自由是被认识了的必然”。

〔18〕这一段中，“虽然，苏联的党和国家的领导现在被修正主义者篡夺了，但是，我劝同志们坚决相信，苏联广大的人民、广大的党员和干部，是好的，是要革命的，修正主义的统治是不会长久的”，“苏联被修正主义者统治了”，“至于苏联的坏人坏事，苏联的修正主义者，我们应当看作反面教员，从他们那里吸取教训”几句话，是一九六六年二月印发这个讲话稿时加写和改写的。

〔19〕陈独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建人之一。在党成立后的最初六年中，是党的主要领导人，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犯了严重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他对于革命前途悲观失望，接受托派观点，在党内成立小组织，进行反党活动，一九二九年十一月被开除出党。

〔20〕哥白尼，波兰天文学家，太阳中心说的创始人。伽利略，意大利物理学家、天文学家，是哥白尼太阳中心说的支持者和论证者。达尔文，英国生物学家，生物进化论的奠基者。

〔21〕潘汉年，一九二五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三六、一九三七年间，曾任中国共产党同国民党谈判的代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在上海、香港等地领导对敌隐蔽斗争和开展统一战线工作。

〔22〕王实味，翻译家，还写过一些文学评论和杂文。曾在延安中央研究院文艺研究室任特别研究员。因发表《野百合花》等文章，一九四二年在整风中受到批判，同年十月被开除党籍，年底被关押。一九四六年被定为“反革命托派奸细分子”。一九四七年七月，在战争环境中被处决。据查，关于他是暗藏的国民党探子、特务一事，不能成立。关于反革命托派奸细问题，一九九一年二月七日，公安部《关于对王实味同志托派问题的复查决定》中说，“在复查中没有查出王实味同志参加托派组织的材料。因此，一九四六年定为‘反革命托派奸细分子’的结论予以纠正，王在战争环境中被错误处决给予平反昭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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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有运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权利，马列毛主义是科学，是科学就不怕论战，怕论战的不是科学——既然人家可以屏蔽你的言论，那么我们也可以继续释放真理的光辉。

最近何祚庥院士又耐不住寂寞，出来借指责斯大林的“工人阶级”仅是指体力劳动者，说他的马克思主义是非马克思主义，可见此人的马克思主义又是多么低下——我这样说，难免有指责他的成分——马克思主义岂可被肆意者从形式到内容都可以完全替代了吗？
现在看党内上层有不少人就是要变马克思主义这个天，9000万同胞们还不警醒吗？！他们还在虚无并全面修正着马克思主义——大户人家的何祚庥现在跳出来，与大富翁们共同呼应，人家就是要结束真正的共产党的领导，难道不是吗？
对立统一始终并且永远是宇宙的最根本规律，任何人任何形式或内容都不可以否定其主客观性存在——世界人民也不可能与帝国主义搞共同体，放纵霸权主义对世界的危害，就是共产党人的失职失责！不反对霸权主义行吗？？！

这里附上相关旗帜网批评文章供大家探讨马克思主义的问题。
对何祚庥院士批评的反批评
曹  敏
作者附信
红网:
近日从微信上看到何祚庥院士对“纪念马克思诞生200周年、《共产党宣言》发表170周年学术报告会”的批评，不知你们注意到没有？我也是那次会议的参加者。看了这些批评，如鲠在喉，不吐不快，遂草此短文，传给你们。希望发表，但不能改。如改得棱角皆无、味同嚼蜡，就不要发了。
曹  敏
5、3

4月25日，中国红色文化研究会、中国政治学会科学发展与政治和谐专业委员会举办纪念马克思诞生200周年、《共产党宣言》发表170周年学术报告会。会上，李慎明、周新城、刘润为分别就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国际国内重大问题，批判民主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等问题做了报告。报告得到与会同志充分肯定。然而这场严肃的学习、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学术会议，却遭到自命不凡的中科院院士何祚庥的批评和嘲弄。他说：
请转告会议，最大的误判是明白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性质，即队为（原文如此，可能是‘认为’之误）马克思主义是工人阶级根本利益的科学表現。（斯大林语）。斯大林这一判断已大大过时。在斯大林认识和理解的工人阶级的含义中，并没有脑力劳动者。而且斯大林一直认为在经济上，“是脑力劳动者对体力劳动者的剥削"。见1952年斯大林写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而中国共产党人，早在1978年已確认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到了1988年，邓小平更说，要把文化大革命时期的"老九"提到第一。所以。工人阶级中的知识分子，不仅本身从属于工人阶级，而且是工人阶级里的第一重要的组成部分。为什么？不去说很多理由。只想举一个最基本的事实。由于当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智能硬件或又称机器人将完全取代社会平均必要简单劳动，也就是斯大林所定义或理解下的"工人阶级"将在社会生活中趋于消失。那么，怎么能说马克思主义是工人阶级根本利益的表現？这个"工人阶级"的利益将表现在哪里？是为了对抗机器人的出现？还是主張要对抗机器人即将取代工人农民从事的普通劳动，或又称为社会平均必要简单劳动？？所以。这一纪念会。完全不是一个以呼唤以人民为中心的呼唤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为目标的纪念会，而完全是一个站在工团主义立场上的，歪曲马克思主义科学性质们一个纪念会。特别是此会公然反对我党提出的马克思主义也要与时俱进。说什么，"科学"，就没有过时不过时的问题？！总之，这是一个宣扬工团主义的，站在宗派主义的纪念会。特此提出严正批评。也是一位马克思主义的追随者学习者，何祚庥
读了这段“高论”，真令人哭笑不得。只能说这位院士连起码常识都没有，却摆出一副权威的架势，乱扣帽子。
首先，他不懂什么叫“工人阶级”。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凡是不占有生产资料、受资本家雇佣进行劳动的人，都属于工人阶级，不管是体力劳动者还是脑力劳动者。马克思从来没有把脑力劳动者排除在工人阶级之外。例如，他在讲到创造价值的劳动时，还特地提到，复杂劳动是倍加的简单劳动，可以创造更多的价值。他总是把是否占有生产资料作为划分阶级的基础，而不是把是否掌握知识作为划分标准。在社会主义社会里，由于建立了生产资料公有制，除了广大工人之外，一切脑力劳动者（领导干部、科研人员、工程技术人员、教师、医生等等）也都属于工人阶级。谁也不会把工人阶级只看作是体力劳动者。这是谁都明白的常识，但堂堂院士连这一点也不明白。
需要说明的是，知识分子（脑力劳动者）从来不是一个独立的阶级，总是从属于某个阶级，为某个阶级服务的。在旧中国，知识分子大多数是为剥削阶级服务的。新中国成立后，随着生产资料所有制改造的完成，剥削阶级的消灭，毛泽东提出；“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知识分子应该进行思想改造，转到工农劳动大众一边来，为社会主义服务。经过几年的思想改造，情况发生了变化。我们党指出：广大知识分子已经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这一结论至今未变。所以，今天讲到工人阶级，都包括知识分子，不会把知识分子排除在外的。这一点，众所周知，用不着特别加以申明的。而且我们这次会议根本没有谈及脑力劳动、体力劳动这类问题。不知道触动了何院士哪根神经，要就此发难？何院士又没有参加会议，也没看到三位报告人的讲稿，怎么能断定这次会议讲到工人阶级的解放，不包括脑力劳动者，要由他来打抱不平呢？何院士连起码的消息都不掌握，就给会议扣上一顶“工团主义”帽子，这种作风，实在要不得。
其次，何院士批评斯大林“一直认为在经济上，是脑力劳动者对体力劳动者的剥削”。这种看法毫无根据。苏联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斯大林是十分重视知识分子的作用的。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他甚至提出过“干部决定一切”、“技术决定一切”的口号。说到“决定一切”了，还不够重视吗？何院士说，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中提到“脑力劳动者对体力劳动者的剥削”，但那是他讲资本主义社会的情景时说的。我们不妨看一下原文。斯大林说：“产生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对立的经济基础，是脑力劳动者对体力劳动者的剥削。大家知道，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企业中体力劳动者与领导人员之间是存在分裂的。大家知道，工人对待厂长、工长、工程师及其他技术人员就好像对待自己的敌人一样，这种敌对态度就是在这个分裂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显然，随着资本主义和剥削制度的消灭，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之间利益上的对立也必定消失，它在我国现今的社会主义制度下，确实也消失了。现在体力劳动者与领导人员并不是敌人，而是同志和朋友，都是一个统一的生产集体的成员，都极为关心生产的进步和改善，他们之间过去的仇恨连一点影子也没有了。”（《斯大林选集》(下卷），第55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显然，斯大林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里，脑力劳动者与体力劳动者是对立的，是一种剥削关系，而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则是同志式的平等关系，那种对立的剥削关系“连一点影子都没有了”。只要不怀偏见，无论如何不能得出斯大林认为任何社会里都存在脑力劳动者对体力劳动者的剥削关系的结论。何院士要批评斯大林，请把引文引全了，断章取义，用歪曲原意的办法来进行批评，这种作风也是要不得的。
至于说到马克思主义反映了工人阶级的根本利益，这正是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读一下《共产党宣言》就明白了。请问何院士，斯大林这样说有什么问题吗？
第三，何院士说这次会议是站在“工团主义”立场上的，真不知从何说起。什么叫“工团主义”？为什么这次会议是站在“工团主义”立场上的？他一句也不说明了，扣了顶帽子就完事了。这是院士级别的人所为吗？
“工团主义”这个词，我们现在很难得见到了，但历史上有过。“工团主义”是工人运动中一种受无政府主义影响的小资产阶级机会主义思潮，19世纪末在法国、意大利、西班牙、瑞士和拉丁美洲一些国家开始出现，20世纪初得到进一步传播。它的纲领性文件是法国总工会1906年通过的《亚眠宪章》。工团主义否认工人阶级进行政治斗争和建立独立的无产阶级政党的必要性，否认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认为工会（工团）是工人阶级的唯一战斗组织形式，是进行社会改造的基础，要求通过工会组织和领导所谓“直接行动”，例如经济总罢工、怠工、抵制、示威等，推翻资本主义，立即消灭国家等。列宁认为，工团主义是“机会主义、改良主义和议会迷的直接的和必然的产物”，是”机会主义的同胞兄弟”。请问何院士，我们这次会议有哪位同志谈到过这类思想?这次会议强调共产党的领导，强调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强调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连工会这个词儿都没有提起过，何来工团主义？
何院士，不要卖弄“工团主义”这类词儿了，搞清楚了含义再说吧。自己都弄不明白，又不知道会上讲了些什么，却要把“工团主义”当棍子使，这真不知道让人说什么好了。
第四，说一下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问题。何院士喜欢讲马克思主义也要与时俱进。不错，马克思主义是要发展的，但要正确理解什么叫发展马克思主义。
长期以来，理论界有一种怪现象：一些人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采取一种轻佻的态度，自己不好好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不认真领会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却一股劲地说，马克思主义这个基本原理有缺陷，那个基本原理是空想，或者过时了，总之不能解释现实，不管用。这种现象往往是打着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旗号出现的。正如一位和我同龄的老教授说的，不读马列，不懂马列，却使劲批判马列，成为一种时尚。不懂马列，这不要紧，可以学，但又不肯学，却使劲批马列，显得自己比马克思、列宁、毛泽东高明。越是不懂，胆子越大，越敢批判，“无知者无畏”嘛。一时间挑马克思的错，挑毛泽东的错，成为一种风气，仿佛这就是理论创新、思想解放。真是狂妄得不知天高地厚了。何院士也犯了这样的毛病。
谈到发展马克思主义，在方法论上，必须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运用这些基本原理分析具体问题得出的结论区分开。这是马克思、恩格斯提出来的。1872年6月《共产党宣言》发表25年，马克思、恩格斯为《宣言》的德文版写了个序言，这个序言提出：“不管最近25年来的情况发生了多大的变化，这个《宣言》中所阐述的一般原理整个来说直到现在还是完全正确的。”这些原理的实际运用，则是“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48、24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马克思主义是一个由一系列基本原理组成的理论体系。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世界观、方法论，它的基本原理是普遍真理，反映了自然界、人类社会、思维发展的一般规律，当然不会过时（请问何院士：作为科学的普遍的真理，反映一般规律的原理，怎么会过时呢？）凡是想批判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人，必然在实践中碰得头破血流，暴露出他自己的无知。但是马克思主义又不是僵化的教条，它要在社会实践中不断发展。这个发展不是说要不断纠正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错误，而是说，要在实践中，根据新的情况、新的问题，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得出新的结论、提出新的观点。发展，不是否定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而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解决当前的实际问题。否定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就不是马克思主义了，怎么能发展马克思主义呢？
要发展、要与时俱进，就必须以没有过时，仍然具有科学性为基础。譬如一棵树，只有在它仍然具有生命力的时候才能发展，不断枝繁叶茂；如果是一株朽木，它还怎么能够“与时俱进”，不断生长新枝新叶呢？
何院士喜欢卖弄机器人问题，仿佛机器人一出现，世界就变样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就不管用了。的确，人工智能、机器人的发明会导致社会发生很大变化，我们应该认真研究它给社会带来的影响。但是，机器人终究是人创造的、由人支配的生产工具，它的出现终究只是生产资料的变化。不管生产资料发生怎样的变化，社会总是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中发展的，因此它不可能改变马克思主义揭示的社会发展规律，改变的只是社会发展规律的实现形式。20世纪初，物理学有了新的发现，有人由此得出结论，唯物主义过时了。列宁反驳道，物理学的新发现，只是改变了唯物主义的表现形式，而没有改变唯物主义的实质。（见《列宁选集》，第2卷，第182、18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对于机器人的出现，我们也应该这样说。事实上，在资本主义社会，无论机器人怎么发展，也改变不了广大劳动者雇佣劳动的地位。
说到这里，我们要奉劝何院士一句：你以物理学院士的身份高谈马克思主义，既没见你在物理学上有什么够院士级别的建树，又没有见你谈马克思主义有哪次谈到点子上。给人的印象是：你在政治家面前是科学家，在科学家面前是政治家，老是在这种身份转换中讨生活。无论是物理学也好，马克思主义也好，下点儿真功夫、苦功夫吧！
记得还在《当代思潮》出刊时，你就与先“左”后右的“学者”段若非一唱一和，歪曲科学发展观，说什么科学发展观的意义就在于纠正了马克思主义阶级观点的偏向；前不久，你又用你的所谓“新价值论”公然否定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并因此受到长春丁堡骏教授的批评。这次纪念马克思诞生200周年，你又以批评这个报告会的名义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既然自称是“马克思主义的追随者学习者”，有这样追随的吗？既然是中国科学院院士，能这样信口雌黄吗？
请自重吧，让院士的名头名至实归吧！

这里我还想放上下面来自于搜狐的网文，让大家看看议议，我们该如何对待池文及其监督的层面——毛爷爷都不反对对他监督，而且老人家把自己稿费都由组织来打理使用——难道这样马克思主义式的榜样，不应该在今天共产党人身上体现吗？好了，我不再说什么了以免有误导之嫌。
据中新网报道，2017年7月7日，时任台州市黄岩公安分局党委副书记、副局长的周祥辉向黄岩区城东派出所报案称，私家车保险杠的底部被人安装了GPS定位跟踪器。接到报案后，警方随即展开调查，从GPS定位跟踪器的品牌入手，顺藤摸瓜找到了定位器的淘宝卖家。在提取交易记录后，警方发现，定位器的买家是黄岩公安分局刑侦大队原民警池文。
接受采访时，池文向媒体表示自己在周祥辉向派出所报案之前，已经向黄岩区纪委举报了周祥辉，并寄送了周涉嫌违纪的线索，即他拍摄到的周在当地某小区一地下车库内与一女子发生性关系的多段视频影像。
池文到案后的问询笔录显示，2015年8月和2016年7月，他花677元先后在淘宝上购入了汽车微型GPS定位器3个和上网流量卡10张，为了防止被人发现，他还故意将收货地址写成所住小区门口的便利店。因曾与周共事，池文之前就清楚周家共有白色丰田轿车和黑色宝马轿车各一辆。一天晚上，他带着从网上购买的GPS跟踪器，独自一人来到周的住所，把跟踪器安装在了两辆车的保险杠底部。
此后，池文经常通过手机APP查看周的行车轨迹。2017年初，他发现周祥辉的车多次驾驶到台州市路桥区后停靠在同一地点，为一探究竟，他开车尾随。
2017年3月间，池文多次驱车来到周某经常出没的某小区地下车库，趁着一次车库卷帘门未拉上，猫腰钻进车库，完成了“取证”的最后部署：一枚用铁丝绑在卷帘门轴上方护栏上的微型摄像头，记录下了2017年3月至6月间，周与一女子在地下车库内多次发生性关系的画面。其中，3月29日、4月11日和5月25日三次均为上班时间。2017年5月25日、6月4日和6月11日的三段录像为高清视频。
偷拍者被禁闭、拘留
被偷拍者调到城管局
此后，池文将上述视频影像刻盘，连同举报信一起，于2017年6月底用快递寄送给了黄岩区纪委。据澎湃新闻报道，之所以要跟踪、偷拍上司，是因为池文此前曾经持续通过电话和书信向黄岩公安分局纪委、黄岩区纪委匿名举报周的问题，但都石沉大海。后来他偶然听别人讲起周的八卦，说其与一名女子有婚外情，于是觉得机会来了，就抓住这条线索不放……
2017年8月25日至2017年8月31日，黄岩公安分局依据公安部《公安机关实施停止执行任务和禁闭措施的规定》，对池文实施了7日禁闭，原因是他涉嫌多次利用警察身份私自调取社会视频监控、利用跟踪手段，严重侵犯他人的个人隐私。
2017年8月31日，解除禁闭后，池文被移送黄岩区拘留所。同日，黄岩公安分局对池文作出拘留六日的行政处罚决定。
出来后的池文不满处罚，继续向台州市纪委、浙江省公安厅提交举报材料。2018年2月8日，池文收到了来自黄岩区纪委派驻公安分局纪检监察组发来的立案决定书，决定书称“根据《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机关案件检查工作条例》的规定，经黄岩区委常委会议研究决定，对池文同志的违纪问题予以党纪立案”。
而周祥辉在发现轿车被安装跟踪器后不久，便向纪委“自首”，承认他与一名林姓女子存在婚外情。但是，直至周祥辉被宣布“严重违纪违法”之前，他只是被调至黄岩区综合行政执法局担任副局长。
对此，台州市黄岩区监察委员会委员杨欣曾向澎湃新闻表示，因周某和林某的不正当性关系并未广泛传播，亦没有导致家庭破裂，并未造成不良影响，因此并未予以处分。黄岩区纪委负责人曾经表示，周从公安局被调走“权力相对小了。”
偷拍者起诉公安分局
双方庭上交锋
今年4月，已被调离黄岩公安分局、不服行政处罚的池文，将黄岩公安分局告上了法庭。池文认为，周长期与女性保持不正当关系违反了党纪，自己跟踪和偷拍取证的行为不应被定性为侵犯他人隐私，“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我放弃休息时间掌握大量违规事实，是正义之举”。
今年5月10日，此案在浙江省玉环市人民法院第十五法庭开庭。第一被告黄岩公安分局副局长李连荣、法制大队长杨华球、副大队长林毅到庭，第二被告周祥辉未到庭。
据澎湃新闻报道，黄岩公安分局在法庭答辩中称，长达一年多的时间内，池文通过秘密安装跟踪器的方式窥探他人行踪并进行跟踪的行为，已经构成侵犯隐私，处以行政拘留6日，量罚得当。
黄岩公安分局认为，隐私是个人的自然权利，无论隐私内容如何，会否违反道德或法律，也无论社会舆论或国家法律对隐私内容作出怎样的评价，隐私内容是客观存在的，不以他人是否承认或如何评价为转移。
池文的代理律师、广东舜华律师事务所律师胡定锋则认为，隐私权是自然人享有的对与公共利益无关的个人信息、私人活动和私有领域进行支配的一种人格权。周祥辉作为黄岩区公安分局党委副书记、副局长，在上班时间外出通奸，有可能涉嫌权色交易、作风腐化等严重违纪违法问题，决非与公共利益无关的个人信息、私人活动，也绝对不是个人的隐私问题。
事件再度升级
一个落马一个涉罪
池文起诉黄岩公安分局一案尚未宣判，此事就在今天再度“升级”。
临海市公安局发布“案情通报”称：经查，池文（男，1974年出生，黄岩区人）自2015年起，先后从网上购买多套定位器和密拍设备，对池某、潘某、胡某等10余人频繁进行定位跟踪和偷拍，并利用职务之便，非法获取行踪轨迹、住宿信息、车辆信息等公民个人信息1000余条，其行为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一，涉嫌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台州市公安局根据《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指定我局管辖办理。现我局已对池文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侦查中。
也在今天，台州市黄岩区委宣传部微信公众号发布称：周祥辉涉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在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涉嫌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
池文将会怎样？
事件发展到这里，终于落马的周祥辉将会怎样，还要看他违纪违法的具体事实到底如何。根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的规定，与他人发生不正当性关系，造成不良影响的，可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重及严重的，可给予撤销党内职务、留党察看和开除党籍处分。
但是，“黄岩发布”的官方说法是周祥辉涉“严重违纪违法”——那么，他存在的问题就肯定不止婚外情、不正当性关系了。
此次事件的焦点，就在于公职人员的隐私是否应让位于监督。而池文的命运将会怎样，或许也会对今后隐私与监督之间的微妙平衡，产生较为持久的影响。
毫无疑问，如果池文是无意间拍到了周祥辉的通奸、车震，然后发给纪委，那么他就是一个光荣的“举报人”。但实则不然，他专门购买偷拍设备安装在周祥辉的私家车上，并利用职务之便私自调取社会视频监控，这样的行为就足以涉嫌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
根据刑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一的规定，“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是指违反国家有关规定，向他人出售或者提供公民个人信息。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违反国家有关规定，将在履行职责或者提供服务过程中获得的公民个人信息，出售或者提供给他人的，依照前款的规定从重处罚。
由此看来，池文也许难逃有期徒刑或者拘役的命运了……
但是2017年5月8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发布，司法解释第三条明确：向特定人提供公民个人信息，以及通过信息网络或者其他途径发布公民个人信息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一规定的“提供公民个人信息”。
由于池文并未将周祥辉的个人信息发布到网络上，而只是发给了纪委，那么这样一来，纪委是不是“特定人”， 或许就是一个需要考量的问题了。
司法解释第四条明确：违反国家有关规定，通过购买、收受、交换等方式获取公民个人信息，或者在履行职责、提供服务过程中收集公民个人信息的，属于刑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一第三款规定的“以其他方法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
显然，身为民警的池文存在履职过程中收集公民个人信息的情况，所以，“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几乎是板上钉钉的。
但是，正因他未曾将周的信息公开发布，未曾从中获利，而是用来实名举报。所以，司法解释第十条的规定或许更适用于他的情况——实施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不属于“情节特别严重”，行为人系初犯，全部退赃，并确有悔罪表现的，可以认定为情节轻微，不起诉或者免予刑事处罚；确有必要判处刑罚的，应当从宽处罚。
没有获利，无赃可退，于“拍蝇打虎”还有功劳。那么，池文能否被认定为“情节轻微”而不起诉或者免予刑事处罚？让我们静观此事的继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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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天来看，马克思主义的列宁主义，马克思主义的的毛泽东思想实际被中国上层革了命——他们的话语体系均被消灭殆尽，难道各种中国媒体不是这样做到的了吗？！难道这不是党领导下的现实体现吗？如此不堪地发展这样的党下去，马克思主义还能实现共产主义吗？？宣誓有用吗？从来不去践行马列毛的真理，怎么可能实现共产主义——共产党内大人物们不是天天刻意回避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准则或原理吗？他们报告上不早已公开地发展私有制经济吗？难道这还不是背道而驰吗？马克思主义最久远的灯塔是资本论及共产党宣言，而列宁主义是继马克思主义之后的又一盏指路明灯，而最近指路明灯则是毛泽东思想——没有一盏比这个明灯更亮丽，更能贴近共产主义——纪念马克思如果不能表达这样认识，哪里还有什么真的纪念呢？！随着马克思主义的产生也同样存在着对马克思主义的修正与之结伴同行——修正主义始终不忘自己对马克思主义缠绕及包裹，生怕漏出起码的马克思主义来——特朗普这个帝国总统都晓得中国是最大修正主义国家——很抱歉，我赞成这个观点，没有人能说服我不赞成——但我更赞成在中国结束这样修正主义的长期统治及其对中国人民羞辱，他们哪里代表人民——他们和帝国主义已经到了睡在一个床上的地步了，而且还被经常踢下床——48年前历史上5.20与今5.20的声明是多么鲜明的对照！？
左旋网站朋友们不妨记下这样的历史，看看9000万们现在又做何感想——什么不说或不敢说或不能说的质变——表明这样组织表现十分差强人意了——毛爷爷教诲早已被组织扔到九霄云外去了——只要非马列毛，怎么都行——上文中池文怎么可能合法地与非法上层斗呢？！由此想起了主席当年说——我是和尚打伞，无发无天了——斗争残酷性非同一般，今日中国的劳苦大众准备好了吗？！真正共产党人又准备好了吗？
我看还是不要指望上层会自我革命，人家不革你的命就算不错了，还不知感恩戴德吗！？而真正恩情究竟在哪里？？！
左旋网站朋友们究竟该亲谁恨谁，团结谁，打击谁？！
党内反动派一日不除，国无宁日，民不得安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