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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五星评论员 - 2018/5/15 10:29: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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矢志革命 奋斗一生
求是网  2018-05-14

矢志革命 奋斗一生
——纪念项英同志诞辰120周年
今年5月是项英同志诞辰120周年。项英同志是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工人运动的著名活动家,党和红军早期的领导人之一,新四军的创建人和主要领导人之一。他把自己短暂的一生献给了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献给了共产主义事业。他对中国革命所作出的贡献,人民会永远缅怀。

一、工人运动的著名活动家
——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人运动兴起和发展作出重要贡献

项英同志1898年出生于湖北省武昌县(今属武汉市)一个贫苦职员家庭。由于生计所迫,他12岁辍学,15岁进入纺织厂当学徒,饱受资本家的剥削和工头的虐待。1919年五四运动后,董必武、陈潭秋等同志在武汉传播马克思主义,项英同志受到影响,心中开始向往革命。1920年4月,他利用本厂工人对遭受工头虐待和工资低微的不满情绪,成功发动武汉纺织工人第一次罢工。在党的教育培养下,项英同志逐步树立起为工人阶级解放事业而奋斗的信念。1922年4月,他加入中国共产党,开始了职业革命生涯。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中,项英同志是重要领导人之一。1921年12月起,他参加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武汉分部工作,相继在铁路、工厂等组建工人俱乐部或工会,任江岸京汉铁路工人俱乐部秘书干事、武汉市和湖北全省工团联合会组织主任。他深入工人群众,宣传革命道理,消除帮会影响,促进工人团结,很快赢得工人群众的信任。1923年2月,震惊中外的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爆发,项英同志作为罢工委员会的总干事,与陈潭秋、林育南、林祥谦等同志一起指挥罢工,始终战斗在一线。他坚决反对复工,断然表示“头可断,上工命令不能下”,表现出坚强不屈、敢于斗争的大无畏精神。在罢工遭到反动军阀血腥镇压后,他不顾个人安危,组织营救被捕的林祥谦等人,积极处理善后工作。
  
大革命时期,项英同志按照党的指示,辗转于上海、武汉两地从事工运工作。1924年,党中央派项英同志到上海工作。他担任沪西工友俱乐部主任,活跃于基层工人群众中,积极宣传党的主张,把广大工人团结和组织在党的周围。他参与领导了1925年上海沪西日商纱厂工人“二月罢工”和波澜壮阔的五卅运动。同年5月,在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上当选为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1926年秋北伐军攻克武汉后,项英同志担任中共湖北区委组织部主任,参与湖北全省总工会领导工作,同时担任武装工人纠察队总队长,指挥武汉工人武装支持、配合北伐军作战,维持革命秩序,参加收回英租界和反对夏斗寅叛变等一系列斗争。项英同志还在武汉工人运动讲习所担任兼职教师,与刘少奇、李立三、林育南等同志一起培养一批工运骨干,“成绩斐然”。这一时期,项英同志曾当选党的二大代表,党的第三、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第五届中央委员。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项英同志转移到上海,在白色恐怖下开展工运工作。1928年11月任中共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1929年11月,他主持召开第五次全国劳动大会,并当选为中华全国总工会委员长。在项英同志的革命生涯中,有近半数时间从事工人运动。他亲身参与或领导了上世纪20年代中国工人运动中许多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活动,在党领导的工人运动史上写下光辉一页。他在斗争实践中成为深受工人群众信赖和拥戴的工运领袖。1948年7月29日,中共中央在给全国第六次劳动大会的祝词中,把项英同志称为“工人阶级的英雄人物”。

二、党和红军的早期领导人之一
——为中国工农红军和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建设与发展做了大量工作

从1928年起,项英同志任第六届中央委员,第六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务委员,第六届中央书记处书记。他还先后担任中共江苏省委书记、中共中央长江局书记等职。在革命处于低潮的严峻形势下,他不顾环境险恶,领导和开展党的工作,进行革命活动,经受了锻炼和考验。
  
项英同志是红军的早期领导人之一。1930年底,他奉命进入中央革命根据地。1931年1月任中共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兼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4月改任中央局委员和中革军委副主席。他认真贯彻党中央的指示,为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建设与发展殚精竭虑,做了大量工作。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和红军中出现的“肃反”扩大化问题,他坚持从团结对敌的大局出发,在调查研究基础上,提出以教育为主解决党内矛盾的正确主张。他重视军队政治工作,同毛泽东、朱德等领导人一起决定建立红军总政治部,并明确规定了红军总政治部的职责及政治部与政治委员的关系。1933年6月,项英同志以中革军委代理主席名义发布命令,决定将南昌起义之日——8月1日作为中国工农红军成立纪念日。同年7月,他提出并经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批准,决定为红军军人颁发红星奖章,主持制定并颁布《中国工农红军誓词》。8月,颁布《工农红军纪律暂行条令》,提出纪律是红军命脉的重要观点。项英同志积极领导扩大红军,编组新的师和军团,有力支援反“围剿”斗争。在扩红运动中,他号召根据地群众踊跃参加红军,加强革命战争的力量,同时告诫负责扩红的同志绝不能强迫命令。
  
项英同志为推进根据地各项建设夙夜在公。1931年11月起,项英同志在较长时期内担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副主席,积极协助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同志,致力于苏维埃政权建设。他要求各级政府机关把认真贯彻临时中央政府的训令、通令、决议、条例作为重要任务;提出要加强地方苏维埃政权建设,以巩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基础;强调苏维埃政权必须同广大人民群众建立密切联系,建立代表会议制度,反映群众的意见和呼声。他提倡依法办事,设立各级控告机关,保护工农群众利益。他积极动员组织群众发展生产、筹措给养,保证前线供应,使红军“无顾虑的顺利的去积极进行革命战争”。第五次反“围剿”期间,他配合临时中央政府粮食部长陈潭秋同志筹集24万担粮食供应前方,保证了战争急需。他要求各级政府工作人员努力为人民服务,反对不良作风。他认为“节减一文钱即是对革命有一分的帮助”,坚决反对一切浪费行为,主张对贪污分子予以严厉惩治。他不仅带头艰苦奋斗、廉洁奉公,而且要求各级政府工作人员都必须这样做。项英同志在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实践探索,为党领导的红色政权建设积累了宝贵经验。

三、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的主要领导人之一
——为保存革命力量和日后建立南方各省抗日战争战略支点作出重大贡献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开始长征,项英同志根据党中央决定留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坚持斗争,任中共苏区中央分局书记、中央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在生与死的严峻考验面前,他坚决服从党中央决定,义无反顾,勇挑重担。他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办事处主任陈毅同志等一起,率领留在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红二十四师、独立团和地方游击队约1.6万人(加上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和红军伤病员共3万余人),采取阻击骚扰敌人以迟滞敌之进攻、抗击进犯敌人以减轻红军主力压力等措施,牵制国民党军队兵力,掩护策应红军主力进行战略转移。
  
1934年11月底,鉴于形势恶化,项英同志主持召开中央分局会议,接受陈毅同志提出的立即转变战略思想、广泛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的建议,决定放弃依赖主力胜利回师反攻的设想,提出“独立自主坚持游击战争”的方针,开始由正规战到游击战的转变,并逐步作出独立自主坚持斗争的部署。1935年1月遵义会议后,项英同志根据党中央于2月发来的指示,组织红军和游击队分路突围,开展分散的游击战争。他与陈毅、贺昌等同志率领红二十四师一部在原中央革命根据地穿插游击,指导各地工作,同时派负责干部到各游击区领导开展游击战争。1935年3月底,项英同志和陈毅同志等率领约300人先后到达赣粤边地区,同赣粤边游击队会合。他们贯彻依靠群众、坚持斗争、积蓄力量、创造条件、迎接新高潮的方针,在以油山为中心的赣粤边地区坚持艰苦的游击战争。
  
在与党中央失去联系、持续遭到国民党军队“清剿”的极端困难条件下,项英同志和陈毅同志等领导红军和游击队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巧妙地与敌周旋,灵活机动地打击敌人。在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岁月,项英同志率领红军和游击队员经常出没于崇山峻岭和茅草密林之间,昼伏夜行,风餐露宿,但他仍不忘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将《共产党宣言》《列宁主义概论》等书籍带在身边,随时翻阅,从中汲取力量。无论遇到什么样的困难,项英同志始终保持顽强的奋斗精神和旺盛的革命斗志,对革命前途充满必胜的信心。他坚持把革命前途教育放在首位,提出在政治上坚决反对悲观主义倾向,教育激励红军和游击队干部战士坚定对革命胜利的信念。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在中国共产党大力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全国人民强烈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大背景下,经过中共中央和地方党组织领导人同国民党当局进行艰难谈判,迫使国民党军队逐步停止了对南方红军和游击队的进攻。保存下来的南方各省红军游击区,成为日后南方各省进行抗日战争的战略支点。对于项英同志和南方各游击区军民的斗争,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937年12月13日作出决议给予高度评价。决议指出:“项英同志及南方各游击区的同志在主力红军离开南方后,在极艰苦的条件下,长期坚持了英勇的游击战争,基本上正确的执行了党的路线,完成了党所给予他们的任务,以致能够保存各游击区在今天成为中国人民反日抗战的重要支点,使各游击区成为今天最好的抗日军队之一部。这是中国人民的一个极可宝贵的胜利。”“项英同志及南方各游击区主要的领导同志以及在游击区长期艰苦斗争之各同志,他们的长期艰苦斗争精神与坚决为解放中国人民的意志,是全党的模范。政治局号召全党同志来学习这些同志的模范。”南方红军和游击队的三年游击战争与红军主力的伟大长征交相辉映,谱写了中国革命史上壮烈而光辉的篇章。

四、新四军的创建人和主要领导人之一
——为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创建和发展付出很大心血

项英同志是抗日战争的名将之一。他为新四军的组建积极奔走,呕心沥血。全民族抗战爆发后,在无法直接与党中央取得联系的情况下,项英同志敏锐地洞察到时局的变化。为了让红军游击队早日开赴抗日战场,他和陈毅同志一起,按照党中央关于国共团结抗日的精神,在江西赣州、南昌与国民党江西省政府进行停止冲突、合作抗日的谈判,就南方红军游击队集中改编为抗日队伍问题达成协议。在他的主持下,以中共苏区中央分局名义发表《告南方游击队的公开信》,要求各游击队为抗击日本侵略者、挽救国家危亡、争取民族解放而战斗。1937年11月,叶挺同志和他先后到达延安,接受中央赋予的组建新四军、开展华中抗日游击战争的任务。此后,项英同志任新四军副军长、中共中央东南分局和东南局书记、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书记。他及时传达党中央关于组建新四军的指示,同新四军军长叶挺同志与各游击区主要领导人商定具体编组方案。1937年底至1938年初,他和叶挺同志及陈毅等同志一起,辗转奔波于武汉、南昌、皖南等地,很快将分散在南方8省14个地区的红军游击队组建为新四军。他注重用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教育部队,动员各游击区红军游击队下山集中,保证了部队的顺利改编。
  
项英同志为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的发展壮大付出了艰辛努力,作出了重大贡献。新四军成立后,项英同志遵照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关于积极主动深入敌后开展游击战争的指示,在大江南北、江淮河汉广大地区,广泛开展抗日游击战争,配合正面战场作战。1938年4月,根据中央军委指示,项英同志迅速派出先遣队赴敌后作战略侦察,并陆续组织部队向苏南、苏中、皖东挺进。新四军出师不久,就在巢县以南的蒋家河口战斗和镇江附近的韦岗战斗中分别歼灭日军一部,有力地鼓舞了华中军民的抗日斗志,扩大了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的影响。抗日战争相持阶段到来后,按照党中央“发展华中”的战略方针,项英同志和新四军其他领导人一起,指挥部队不断粉碎日军的“扫荡”。1940年4月,项英同志直接指挥皖南春季反“扫荡”作战,歼灭日军近千人。10月,又参与指挥皖南秋季反“扫荡”,歼灭日伪军2000余人。到1940年底,新四军共对日伪军作战2700次,毙伤俘敌5.5万人。同时,还开展了反击国民党顽固派军队制造反共摩擦的斗争。这一时期,以项英同志为书记的东南分局和东南局,大力开展恢复和发展党组织的工作,其中苏南抗日根据地用一年时间就普遍建立了党的各级组织。到1940年底,东南局所辖地区的党员发展到5万多人。新四军主力部队由组建时的1万余人发展到近9万人,脱产和不脱产的地方武装达数十万人。抗日根据地总面积达4.4万平方公里,人口达1400万。
  
项英同志非常重视加强部队思想政治工作。他认为,政治工作是军队的生命线,没有它,部队不能胜利而且不能生存。他主张发挥政治工作威力,激励广大指战员树立敢于胜利、压倒一切敌人的英雄气概和动作敏捷、行动机警、攻击勇猛、紧张活泼的战斗作风。为加强新四军的思想作风建设,他编写《巩固部队提高战斗力准备胜利的战斗》的学习材料,并亲自给政工干部讲课。他撰写的《新阶段中我们在江南抗战的任务》《一年来作战的经验与本军建军工作》等文章,是新四军建军和政治工作史上的重要文献。思想政治工作有力提高了部队的凝聚力战斗力,正如项英同志所言,能够获得在大江南北抗战的许多胜利,正是我们依靠政治思想教育。
  
项英同志十分重视新四军的干部队伍建设。他强调要发扬我军优良传统和作风,大力培养干部,努力提高军政素质。新四军组建时,项英同志主动向党中央提出为新四军调配领导干部。后来,他和新四军其他领导人一起参照抗日军政大学的办学经验设立教导队,广泛吸收年轻知识分子参加新四军战地工作。为了克服新四军组建前存在的不足,项英同志提倡在部队中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克服山头主义、分散主义和游击习气,增强团结,提高战斗力。他总结了十条优良传统,教育指战员摒弃不好的作风和习气,使我军成为最进步的革命军队。
  
1941年1月,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皖南事变。项英同志对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阴谋警惕不够,在顽军进攻时处置失当,对新四军皖南部队遭受严重损失负有责任。他在突围中不幸遇难,年仅43岁。
  

项英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项英同志为革命奋斗一生的经历,充分表现了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理想、斗志、情怀、品德、作风。他自加入中国共产党起,就抱定为中华民族解放、为共产主义理想奋斗终身的信念。无论在任何情况下,他始终保持旺盛的斗志,满怀信心地为党的事业而工作和战斗。在长期革命斗争中,他经历了许多艰难曲折,在生与死的严峻考验面前,表现出共产党人大无畏的革命气概。他长期担任党、政、军高级领导职务,但在工作中一贯以身作则、脚踏实地,与指战员同甘共苦,始终保持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
  
项英同志对共产主义理想的坚定信念,不怕困难、百折不挠的革命精神,砥砺我们开拓奋进。他勤勉敬业、廉洁奉公的优良作风,艰苦奋斗、联系群众的高尚品德,值得我们发扬光大。今天我们纪念项英同志,就是要学习老一辈革命家的革命精神、崇高风范和优良品格,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不忘初心、牢记使命,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懈奋斗!
来源:人民日报
作者: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

红五星评论员 - 2018/5/15 10:48:50
揭秘瞿秋白死后项英为何怒杀妻子

发表日期:2014-08-10 21:26 作者:来说历史故事网 来源:www.lsgushi.com 浏览: 3322次



摘要:瞿秋白的身份被敌人知悉,屡次劝降不成后由蒋介石下令杀害。而张亮与周月林在关押3年后被释放。

揭秘瞿秋白死后项英为何怒杀妻子
瞿秋白的牺牲在党内引起巨大的悲痛,同时让人们疑惑:瞿秋白被捕后的头两个月,并没有暴露身份,后来是谁出卖了他?
怒气填胸的项英,看见张亮这副紧张失措的模样,心头的疑惑似乎得到证实,他拔出手枪推弹上膛,将满身行尘的张亮击倒在地。项英杀妻一事,当时并未受到追究。张亮就这么死在丈夫的枪口下,而且背着“可耻叛徒”的黑锅沉冤于世。

所谓“叛徒”被丈夫项英击毙
张亮,女。中国共产党优秀的党员,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指挥家、中国共产党久经考验的战士项英之妻。因有出卖瞿秋白同志的嫌疑被项英同志在盛怒之下枪毙,从此背上了“可耻叛徒”的黑锅沉冤于世。直到解放后张亮同志才能才沉冤得雪。



1938年项英与女儿项苏云(右)、儿子项学诚在一起,这是他们唯一的合影,

曾是中国共产党第二任领袖的瞿秋白,于1935年6月18日,在福建长汀西部的罗汉岭脚下从容就义。瞿秋白的牺牲在党内引起巨大的悲痛,同时让人们疑惑:瞿秋白被捕后的头两个月,并没有暴露身份,后来是谁出卖了他?当时与瞿秋白一同突围的4个人,何叔衡当场牺牲,邓子恢突出敌人包围后,很快找到了游击队,不存在嫌疑。只有张亮与周月林这两位女同志,她们与瞿秋白一道被俘,一起关押。两个多月后,瞿秋白的身份被敌人知悉,屡次劝降不成后由蒋介石下令杀害。而张亮与周月林在关押3年后被释放。


“瞿秋白是被这两个女人出卖的。”不但一般人认为,就是张亮的丈夫项英,也这样认定,因而在怒不可遏的情况下,一枪击毙了自己的妻子。1938年5月,被保释出狱的张亮,经过一番颇为艰难的跋涉,辗转来到了皖南泾县的新四军军部,找到了时任中共中央东南分局书记、新四军副军长的项英。面对分别3年多的妻子项英语气严厉地说:“你说,瞿秋白同志是怎样死的?是不是你和那个周月林干的?”张亮感到受了莫大的冤屈,气急之下有些结巴地回道:“怎、怎么可能?我、我……”怒气填胸的项英,看见张亮这副紧张失措的模样,心头的疑惑似乎得到证实,他拔出手枪推弹上膛,将满身行尘的张亮击倒在地。项英杀妻一事,当时并未受到追究。张亮就这么死在丈夫的枪口下,而且背着“可耻叛徒”的黑锅沉冤于世。

女部长以“叛徒”之名被捕
1955年6月18日,瞿秋白的遗骸从长汀罗汉岭的盘龙冈取出,安葬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瞿秋白夫人杨之华,向中央要求缉拿出卖瞿秋白的叛徒。有关部门很快成立了专案小组。因为张亮1938年在皖南被项英击毙,专案小组把目光对准周月林。周月林1922 年曾被党组织派往苏联海参崴党校学习,1931年9月回国来到瑞金,几年后被任命为中央政府妇女部长。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周月林的丈夫留下来协助项英、陈毅的工作,周月林也随同留下来。主力红军前脚离开中央苏区,敌军就从四面八方向苏区腹地推进。中央分局、中央政府办事处等机关留下来的16000余人,被敌人层层围困。中央分局决定派出一个警卫排,护送患肺病的瞿秋白和年过60的何叔衡离开瑞金,突围出去。同行的还有邓子恢,已经怀孕的项英之妻张亮和周月林。8天之后,这支小队伍到达长汀县四都,在汤屋遇到了中共福建省委书记兼省军区政委万永诚,由他派人护送向永定县境进发。行至梅坑,被敌人发现包围。何叔衡牺牲、邓子恢突走,瞿秋白与张亮、周月林同时被俘。1955年8月24日,上海市公安局接到上级命令,迅速将周月林逮捕。被关押了10年后,直到1965年12月,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正式刑事判决,以“出卖党的领导人”的罪名,判处周月林12年徒刑。鉴于“罪行重大”,她刑满后继续被关押在狱。



谁是真正的叛徒?
几十年来,周月林一直思索:到底是谁暴露了“林祺祥”的真实身份。1935年2月17日,周月林等人偕同瞿秋白在汤屋碰到了中共福建省委书记兼省军区政委万永诚。万永诚让瞿秋白等人扮成被俘的红军,由穿上国民党军服的军区特务连一个排,“押送”着走出了敌人的封锁线。2月21日,他们进入了上杭县的梅坑。半夜村口忽然响起了枪声,排长传令战士们截住敌人,要瞿秋白等人赶紧向村后的山上撤。瞿秋白等人登上这座山头,才知道陷入了绝境。望着背面陡峭的山势,不知谁喊了一句“滚下去吧”,人们没有犹豫,都双手抱头地朝山下滚去。滚到了山脚下的周月林,张目四望寻找伙伴,看见了跌坐在乱草中的瞿秋白。两人走不多远,又发现了张亮。3人走下山脚,打算在草丛中隐藏起来,却被抄过来的敌人抓住。3个人偷偷地商议了应对敌人审讯的办法。周月林假称叫陈秀英,是被红军抓去当护士的。张亮则自称周莲玉,是香菇商行的老板娘,瞿秋白叫林祺祥,有病来上杭疗养,被红军抓去不到一个月。翌日上午,敌人在营部对他们加以审问,3人按照商议好的应对,没有露出破绽,敌人只对他们加以一般的关押。

3月9日,瞿秋白以“林祺祥”的名字写信寄往上海,通过周建人转给鲁迅、杨之华,要他们设法营救。时上杭县城有个姓赵的糖果店老板新近丧偶,看中了张亮的人品,也不嫌她怀有身孕,欲娶为妻室,便花钱将张亮保释出来。周月林也逢上了一个机会,因她自供给红军当过护士,恰好有一个李营长的堂弟媳妇将要分娩,周便被保出去护理产妇。想不到两个月后,她们又同时被敌人抓到上杭监狱,直到审讯的时候她们才得知,敌人已发现了瞿秋白的身份,将他转押长汀国民党军三十六师师部了。其实真正出卖瞿秋白的是另一个女人——万永诚的妻子徐氏。2月21日,瞿秋白等人遇到万永诚,徐氏知道其中有瞿秋白。4月10日,万永诚指挥人们在山里与敌周旋,坚持了两天,最后在战斗中牺牲,万妻被俘,熬不过酷刑,供出了瞿秋白曾在汤屋住了两晚,然后向上杭水田镇赶去的情况。敌人根据徐氏提供的情况,不费力地从被俘人员中找到了有气质特征的瞿秋白,为进一步证实,又让被俘的、曾当过收发员的郑大鹏在暗处指认,证实“林祺祥”确系共产党的前“魁首”瞿秋白。



      含冤而死的项英老婆张亮




张亮、周月林与瞿秋白同行,敌人判断她们也非一般人,遂对重新收监的张、周二人加以严审。最后,上杭国民党当局以“共匪坚定分子”的罪名,对张亮、周月林各判处10年徒刑。沉冤终于昭雪在国民党龙岩监狱中,周月林为张亮接生了一个男孩,两人带着这个孩子,在铁窗里艰难地熬过了3个春秋。1938年5月的一天,周月林突然得到通知,有人保释她和张亮出狱。原来,周月林丈夫的故人陈士明,时在闽西龙岩国民党党部担任要职。

他利用国共业已合作、保释共产党人方便得多的有利时机,疏通关系,将周月林、张亮两人保释出狱,并资助她俩离开闽南。出狱的周月林想到的第一件事就是找到党的组织。可是过去的老关系早已中断,茫茫人海中她无法寻觅,迫于生计,周月林嫁给了一个贫穷的船工。周月林过着平凡的生活,命运却洞开了厄难的大门,1955年8月24日,一副锃亮的手铐戴到了她的手上。20多年的服刑生涯,并没有使周月林精神崩溃。她在劳改农场提出了不知道多少次的申诉。 有关部门根据申诉进行了认真核查。结果,在国民党当年的一张报纸上,发现了“共产党闽省书记之妻投诚,供出匪魁瞿秋白之身份”的报道。这一发现与党史部门新近掌握的郑大鹏暗中指认的资料结合起来,形成了有力证据,推翻了原来的“两个女人出卖瞿秋白”之说。至此,事件水落石出,真相大白:出卖瞿秋白的叛徒首先是万永诚的妻子,再一个就是郑大鹏。

1979年11月15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宣布撤销对周月林的原判,予以无罪释放。1980 年3月,山西省委组织部给周月林落实政策,按1925年参加革命给她办理了离休手续。








红五星评论员 - 2018/5/15 11:27:54
真正的叛徒必须处决
新四军副军长项英为啥被叛徒杀害了?这个叛徒最后啥下场?
发布时间:2016/3/22
阅读数:45
作者:巨炮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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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第二次国共合作后,新四军诞生。叶挺任军长,项英任副军长,当蒋介石发动皖南事变后,伏击新四军将士,叶挺被俘,项英被叛徒杀害。




那么,杀害项英这个叛徒是谁?最后下场如何?


皖南事变示意图

项英其人

项英(1898—1941),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工人运动的著名活动家,党和红军早期的领导人之一,新四军的创建人和主要领导人之一,抗日名将。

项英原名德隆,化名江俊、江钧。湖北江夏(今武汉市江夏区)人。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中共三大、六大上分别被选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1926-1930年期间,曾任湖北省总工会党团书记、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兼上海总工会党团书记。1931年后,任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副主席等职。红军主力长征后,任中共中央江西分局书记,中央苏区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在赣粤边坚持游击战争。

抗日战争时期,1941年1月,任中共中央东南局书记、新四军副军长兼政委,在国民党反动派发动的皖南事变中,被叛徒杀害。


皖南事变

1940年10月19日,蒋介石指使何应钦、白崇禧以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正、副参谋总长名义致电八路军朱德、彭德怀和新四军叶挺、项英,强令将在黄河以南的八路军、新四军于1个月内开赴黄河以北。11月9日,朱德、彭德怀、叶挺、项英复电何应钦、白崇禧,据理驳斥了国民党的无理要求,但为顾全大局,仍答应将皖南新四军部队开赴长江以北。而蒋介石对此不予理睬,仍按原定计划密令第三战区顾祝同、上官云相将江南新四军立即“解决”。

1941年1月4日,皖南新四军军部直属部队等9千余人,在叶挺、项英率领下开始北移。1月6日,当部队到达皖南泾县茂林地区时,遭到国民党7个师约8万人的突然袭击。新四军英勇抗击,激战7昼夜,终因众寡悬殊, 弹尽粮绝,除傅秋涛率2000余人分散突围外,少数被俘,大部壮烈牺牲。军长叶挺被俘,副军长项英、参谋长周子昆突围后遇难,政治部主任袁国平牺牲。这就是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是国民党第二次反共高潮的高峰。

杀害项英的叛徒刘厚总

刘厚总(1903—1952),湖南耒阳人,罪恶累累的中共叛徒,他是在抗日战争期间,杀害新四军政委项英、副参谋长周子昆等同志的的凶手。

1903年出生于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926年,他在家乡参加农会,1927年,担任江头乡农会委员,打土豪斗地主,成为农民运动的骨干;大革命失败后,1928年他参加农民赤卫队(后改为赤色游击队),在火烧冲一带活动比较多。那时国民党反革命势力猖獗,敌我双方的斗争极为尖锐残酷。国民党地方武装“挨户团”抓住了赤卫队便杀。赤卫队便用红色恐怖对付白色恐怖,曾于1928年一天夜里杀了刘姓、严姓、李姓、梁姓土豪劣绅。随后,国民党反动派集中了当地反动武装力量,“围剿”游击队,仅龙塘一地就有二百余农会会员被杀害。游击队里出了一个叛徒,当了国民党军队的排副,带领挨户团一夜之间杀了刘厚总的堂哥刘厚林、堂弟刘厚定、刘厚存等五人。


因为刘厚总在血与火的斗争中总是敢打敢拚,冲锋陷阵,在耒阳是出了名的,当时当地有的群众叫他“总老爷”,也有说他是“大杀星”下凡的。刘厚总所在的游击队面对反革命的“围剿”,经历了极其艰苦的历程,有起有伏,最困难的时候只剩下七个人、两条枪,顺利的时候曾扩大到一百多人。无论人多人少,满脑子“山大王”思想的刘厚总是要个人说了算,为所欲为。

1934年,经湘南特委批准,成立湘南赤色游击队,耒阳游击队编为第三大队,归耒阳县委领导,刘德总为大队长,刘厚总为大队政治委员。1934年冬,刘向明任大队政治委员,刘厚总任大队长。1935年,刘厚总参加耒阳县委,为县委委员。刘厚总对组织上先后派刘德总、刘向明来游击队担任领导心怀不满,认为是对他的不信任,他们也很难同他合作共事。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大敌当前,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中共湘南特委书记王涛、特委委员兼耒阳县委书记谢竹峰同国民党政府耒阳县县长陈必闻谈判,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同时,成立中共耒(阳)安(仁)中心县委,谢竹峰任书记,刘厚总任组织部长。

1938年4月,刘厚总随湘南红军游击队下山编入新四军,起初任新四军军部特务营副营长,因严重违反纪律,1938年9月被送到延安入中央党校学习。

蜜蜂洞——刘厚总杀害项英、周子昆之地


刘对既紧张又艰苦的学习生活很不适应,一再要求回南方工作;1939年春,经中共中央组织部批准,他离开延安,回到耒阳,想重新拉起游击队上山,因遇困难,不得已返回皖南新四军军部,被分配到军部副官处第三科任副官,分工管理木工班和饲养班,新四军军部北移时,刘厚总随军部转移。

项英是在皖南事变突围途中与刘偶然相遇,时间是1941年1月16日傍晚,地点在泾县的大康王(村)附近。项的警卫员李德和、郑德胜在回忆录中说,当时项并不认识刘,听说他是副官处的,才说:“好吧!那就跟我们一块走吧!

1941年3月12日,项英一行近两个月的转移和隐蔽,到赤坑山上的蜜蜂洞。洞较小,只能住下四人,就住项英及刘厚总、新四军副参谋长周子昆及他的警卫员黄诚,项英的警卫员李德和、郑德胜、夏冬青等则住在半山腰的草棚里。

3月13日凌晨,刘厚总枪杀项英和周子昆,又对黄诚打了三枪(未牺牲,成为蜜蜂洞内唯一幸存者),取走他们的武器和随身携带的黄金、银元、金表、钢笔,下山向国民党投降去了。

被刘厚总杀害的新四军政委项英


叛徒的下场

刘厚总下山后,先到太平县的隔河里找到保长。这个保长搜走他带去的武器和财物,但不相信他杀了项英、周子昆。刘转身又跑到泾县的茂林镇,找到国民党军政部第十一卫生大队的担架连,但连长王惠九也不相信他。

刘厚总又跑到旌德县的玉屏乡,改名李正华,冒充第三战区的特务密查员,要求乡公所送他到第三战区司令部。玉屏乡公所将他押解到旌德县政府;县长李协昆在一再审问后,于4月28日派特种工作行动队队长陈思新等人由刘带路,到蜜蜂洞去查看。

因为项英、周子昆的遗体和负伤的黄诚早已被转移,只看到洞里留有洋烛、棋子、梳子。此时,中共泾旌太中心县委书记洪林听村民说刘来了,想在蜜蜂洞附近击毙这个叛徒。

刘厚总发现有人伏击,仓皇逃跑,又到太平县城,投奔国民党县党部。太平县党部将他押送到在休宁县屯溪镇(今黄山市)的国民党安徽省党部皖南办事处,接着又移送皖南行政公署,继续审问。

1943年冬,皖南行政公署将刘厚总押送重庆,他被关入军统局的渣滓洞看守所,一关又是5年。


直到1948年,国民党政权风雨飘摇,才将他释放,给一笔钱,让他回原籍;同年5月10日,刘厚总向蒋介石呈上报告,厚颜无耻地拿枪杀项英的罪行去邀“功”,说:“以项英之才能(其在中共之地位、其在江西领导游战时,政府即曾悬赏捉他),设令尚生存于今日,其影响之所及,不难设想!而厚总之所贡献于政府者,其价值如何,当亦不难估计。”“厚总因被禁有年,致成残体,耳、目、脚等均有重病(现正医病),年龄老迈,六亲无靠,虽蒙厚惠二千五百万元,实不敷医病之用,他如购买行李衣服及旅费与今后生活费用,均无着落。际此生活奇昂,瞻念前途,不禁凄然!为此,不揣冒渎,披沥上陈,恳乞悯其投诚之愚衷,恩准另发救济费(或作奖金,厚总自当登报道谢)若干,以延蚁命,借昭激励。并恳发给自首证书……和护照,俾便返籍,免致当地政府发(生)误会,无任感祷。”呈文署名刘厚总,又在括号注明“近更名为刘雄”;呈文又说:“批谕交局本部重庆看守所所长张鹄转知”。

这个昔日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同国民党反动派怀有深仇大恨,率领耒阳红军游击队敢打敢拚、英雄杀敌的“山大王”刘厚总,此时则早已成为跪倒在国民党反动派面前摇尾乞怜,只求“以延蚁命”的不齿于人类的狗尿堆。

刘厚总拿了路费,哪敢回湖南,就在重庆街头玩了几天,然后坐船到汉口,又吃喝玩乐了一段时间,身上的盘缠所剩无几,只好继续坐船,准备到上海谋事。船行九江,因无钱续买船票,被赶下船,无奈过起乞讨的生活。

处决叛徒刘厚总

一天,刘厚总饿倒在武记盐铺门口,该铺管账先生是湖南人陈次兴,把刘扶到铺里,从附近小吃店里,买来一碗面条给他吃了。随后问及刘厚总身世情况,刘厚总谎称自己是来九江采购货物,途中,身上所带金钱被扒手偷光。陈次兴听说刘厚总同自己是老乡,便对刘厚总说:“我也是湖南人,现在帮亲戚管账,眼下我们盐铺还缺一个人手,我去跟老板说一下,留在我们盐铺做事吧!”刘厚总一听,正合自己的心意,连称陈次兴是恩人。

1949年5月间,我人民解放军已向江南一带进军,九江处于前线,非安身之地。于是,刘厚总想起不久前已辞职去江西新余县的陈次兴,便收拾行李,去找陈次兴。陈次兴开了一家兴记盐铺,自己当老板。见刘厚总来,陈次兴便劝刘厚总:“你就莫回湖南了,就帮我管管账如何?”刘厚总忙答应:“行啊!我只要陈兄给口饭吃就行!”


数日后,新余解放,陈次兴把刘厚总当作自己的堂弟填上户口册,正式成了陈家的一员,刘厚总对此欢喜不已,决定在盐铺好好干下去,安安静静地度其余生。

1952年7月28日,新余县刚从部队下来的公安局副局长黄宜蕃,一大清早起来,就急忙召集十几名公安员开会,他郑重地宣布,对住在城西兴记盐铺的账房先生立即逮捕。

原来,新余县公安局开展全城户口核对工作时,黄宜蕃到城西兴记盐铺核查,蓦然发现管账先生好面熟,经反复盘问,发现账房先生并不是本地人,且回答问话,前后矛盾,这引起黄宜蕃的高度警惕。“莫非是他?!”黄宜蕃记起自己在新四军里当周子昆副参谋长的警卫员时,同他常常见面的项英副军长的副官刘厚总。黄宜蕃带着公安员,突然将兴记盐铺包围,用枪对准了刘厚总的胸口:“刘副官!别来无恙?!”

“啊!我不是刘副官,你们认错人了。”

“刘厚总!别装蒜了,你难道忘记了,我们在一起开过会,吃过饭哩!我就是黄宜蕃!”

陈毅闻悉当年杀害项英、周子昆的凶手落网后,当天给中共江西省委书记陈正人打电话,指示公安政法部门尽快结案,处决这个罪大恶极的叛徒。同一天,华东军政委员会副主席谭震林也给江西省委拍发了及早严惩叛徒的电报。1952年8月初,刘厚总在江西南昌被处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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