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唯公 - 2014/6/19 13:22:46
2014-06-18 14:55:14 来源：红歌会网 作者：老田
任正非回忆父母文章的读后感 老田
在过去的六十年中间，中国历史有两个一百八十度的转折，这两次空前规模的历史剧变，决定性地影响了多数中国人的命运和机遇。每一个都在通过这段历史的经验，得出自己的经验和教训，而社会精英和著名人物的亲历亲闻，更是得到读者更高程度的关注，反复阅读以获得成功的密码这个庸俗目标之外，还往往试图从这些阅读中间去把握历史转换的超越目的。
任正非的回忆父母的文章，情真意切，生动感人。老田也反复读了几遍，结合自己对那一段历史的了解，有很多感想，因为回忆录文章不长，但涉及到的历史问题不少，所以，特地抽出几个问题来，写一点导读式的文字，不仅抒发自己的读后感，还希望有助于那些阅读回忆追求历史真相的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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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华为总裁任正非 >>>任正非：资本市场本质贪婪，华为绝不上市
一、1949年那场革命对任摩逊的正面影响——知识分子在五十年代被拔高运用
任正非提到父亲受教育的曲折过程，说“爷爷是浙江浦江县的一个做火腿的大师傅，爸爸的兄弟姊妹都没有读过书。由于爷爷的良心发现，也由于爸爸的执着要求，爸爸才读了书。”这个说法是“皮相之论”，与事实真相有很大距离，作为企业家的任正非竟然沿袭这种说法，简直匪夷所思。在旧中国，除非极少数特别富裕的家庭，通常都只让一个小孩受比较高深的教育，这是稀缺资源集中使用的经济学原则，在子女教育方面的活学活用，有限的稀缺资源都必须要集中倾斜分配的，也就是说：集中金钱供一个小孩读书直到他很有出息为止，而不是采取“撒胡椒面”的方法让每个子女都受低水平的教育。
老田的外公是农村中间的富农，有三男两女，也是把拿得出来的全部教育经费集中供二舅一个人读书，其他的四个小孩都完全不上学的，不过乡下富农的财力有限，二舅只是上了新式中学而已，这在1949年之前也是毕业就要失业的，幸好共产党得了天下，建立了一个空前庞大的政府机构一直深入到全国乡村，然后，建立起联系全国城乡市场的工商业官营渠道，这样一来，全国城乡哪怕是读过几年私塾的人，总数加起来都还满足不了需要，这样，我的二舅才吃上公家饭，后来在红安县粮食局工作。其实，不仅仅在解放前，今天的中国也是这样：一个家庭有几个孩子的话，往往多数去打工，然后大家合伙供一个上大学。
在一个把一切进步光环都戴在精英阶层头上的今天，低估普通人的企业家精神和才能，是一件正常不过的事。美国经济学教授舒尔茨(获得过诺贝尔经济学奖)曾经指出过：农民是穷而有效率的，能够识别市场中间的机会并合理配置自己的资源。按照舒尔茨的观点：企业家才能到处存在，能够独立于学院培训和文字知识而存在，这个事实与“知识改变命运”的文化资本信条有冲突。任正非在华为管理中间提炼出“压强原则”——“在成功的关键因素和选定的战略生长点上，以超过主要竞争对手的强度配置资源，要么不做，要做，就集中人力、物力和财力，实现重点突破。”其实，这个道理乃祖可能不能明确地表达出来，但是却善于在子女教育中间应用，任摩逊实际上就是被选定的“战略生长点”集中家庭全部教育投资于一身。任正非提到乃父的“执着要求”和“爷爷的良心发现”才让他父亲获得上大学的机会，更为准确的理解应该是：他爷爷不是“良心发现”而是早就预备重点培养一个子女，这个机会当然首先给予最积极的争取者。还应该指出：投资于子女教育是一项风险很大的事业，如果毕业即失业的话，就有可能血本无归。考虑到教育确实是一项高风险投资，不让上大学也算不上良心不好，而是一种“风险厌恶型”稳健策略，当然，过于稳健也意味着永远与高收益绝缘。
经济学中间的“供求法则”永远都会起作用，任何“求大于供”的事物都会卖出高价，这在任何时代任何地方都不可能例外。1950年代，共产党刚刚取得政权，政府机构的职能扩张和工商业的快速膨胀，急需大量的知识分子，但新中国刚刚从一个传统农业社会起步，教育事业在数量和质量方面都远远不能满足需要，当时的现实是：对知识分子的海量需求只能够对应着一个非常小的候补群体，结果必然是：对知识分子的过度提拔和拔高运用。我同村有一个读过几年私塾的叔祖父，区长(南下干部)多次上门请他去区里当干部，结果他搞了一段还是跑回来了，后来他对别人说：自己只会写、不会算怕“错了帐”以后受刑。我那个叔祖父是一个典型的老实人，旧式教育的特点是重视人文知识，缺乏数理化方面的基本训练，而在新政权的管理岗位上则反过来，格外需要数学等计算技术，对于人文方面的要求可以降低到“会写字”程度，这是存在于传统教育内容与现代管理需要之间的巨大落差。我的二舅上过新式中学，就受过数理化方面的基本训练，所以，他的知识储备倒是能够应付工作需要，没有产生要当逃兵的想法。
对知识分子的过度提拔，导致非常负面的后果：不要说才德兼备，实际上许多掌握一方局面的人士甚至缺乏起码的知识储备，结果当然表现出普遍的败德行为和乱政。认识到这种供求法则起作用的负面结果，就可以充分理解到毛泽东为什么一贯强调要“整风”“治吏”了，那个年代的“开门整风”也好“群众运动”也好，都内在包含有一个功能性的目的：通过巨大的外部压力敦促才德不足的掌权小知识分子，更加检点一点。有官学两界的高人联手造谣说：在共产党政权底下供求法则没有作用，知识分子一贯受到迫害和轻视，这是极其脱离实际的。历史上的事实是反过来的：在旧时代受过少量旧式教育的小知识分子群体，在新中国受到过高提拔和使用，这才是历史的事实，也就是说：1949年之前的小知识分子在共产党政权底下得到了卖高价的机会，不过这也不是哪一个人希望的理想局面，不过是快速的事业扩张同时遭遇到人才稀缺的现实而已。在延安整风时期，毛泽东就严厉批评“甲乙丙丁开中药铺”那种到处都适用的文风和指导下级工作的方法，到了1958年毛泽东还不得不在党内高层会议中间像语文教师一样强调“义理、考据和辞章”，这不是偶然的现象，而是准确针对海量小知识分子被新政权普遍地拔高使用的某种后遗症。
任正非的父亲任摩逊大学肄业，就成为一个地区最高学府的第一首长，不过是这个全国大势中间的代表性事例罢了。今天的中国就恰好反过来，高学历都不容易得到“压低使用”的机会，除了各种其他原因之外，首要的原因是“供过于求”的法则在起作用。早几年在强国论坛上，看到一个研究生的帖子说：今天要进入地区师院级别的学校任教，潜规则是给院长5万元;相比较而言，今天的中国民众在高等教育上投入过多，但是毕业生想要获得“压低使用”的机会还必须花钱，这就与1950年代的情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二、任正非的人生转折与邓小平的粗暴执政理念
任正非在文革期间进入基建工程兵任职，很多年轻人不知道背景，产生一些错误的猜测。据亲历者回忆，部分工程建筑单位于1966年改为基建工程兵，这个所谓的“工改兵”是出于谷牧提议、邓小平拍板的结果。与“工改兵”相配套的巨大变化，是取消经济核算和合同制，改而采取拨付“经常费”制度。结果，这种谷牧设计、邓小平拍板定案的“彻底大锅饭”制度，弊端很大，1973年就被周总理改掉了。
改开搞年代很多马屁文人说邓小平一贯主张经济核算，反对命令经济和大锅饭，这是有违历史事实的。不过，1983年撤销基建工程兵也是邓小平干的，跟组建时期相比，这一次改革更为粗暴。与周总理执政时期采取震荡比较小的“帮邓小平谷牧擦屁股”的“项目取费制”改革相比，体现完全不同的执政理念：周总理始终注意现实中间的既存事实，改革既要针对不合理的部分，同时还要兼顾作为既存事实存在的基建工程兵的生存问题。而邓小平的“百万大裁军”和撤销“基建工程兵”手法，就好像根本不知道很多人“要吃饭”似的，而任正非同志就这样悲催地被一脚踢出门去，邓小平似乎想要改革对象一夜之间就必须适应市场，否则就等同于没有生存资格。任正非的回忆文章中间，对邓小平“百万大裁军”的历史记忆和痛切感受，实际上反映了共产党政权高层里头那种不顾老百姓死活的腐朽执政(改革)理念及其严重后果。
基建工程兵成立于1966年，1983年撤编，最初是为了服务于三线建设。《谷牧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如实指出：“我从这里想到，三线建设是长期任务，在这种特定情况下，是否可以参照铁道兵、工程兵的办法，实行工役制，搞一支新型的施工队伍。我将这个意见报告了邓小平同志，他很赞同这一主张，并进一步提出实行兵役制，决定组建中国人民解放军基建工程兵，实行‘劳武结合，能工能战，以工为主’。基建工程兵的组建工作在1965年下半年就着手进行，1966年8月正式成立，由李人林同志任指挥部主任，我兼政委。第一批先整编成5个支队(师)另4个大队(团)。基建工程兵人数最多时有32个支队、156个大队，共49万人，在冶金、煤炭、水电、交通、石化等行业中，承担了繁重艰巨的施工任务。像四川江油长城特殊钢厂、川藏公路、鄂西的化工厂，都是他们建设或扩建的。”
代表建设部观点的《当代中国的基本建设》(彭敏领衔主编 当代中国出版社电子图书，第二十二章第一节)指出：“六十年代中后期，取消了承发包制，改为经常费制。施工企业的工人工资、管理费和施工津贴等，均由国家直接拨款，同施工企业的经济效益完全脱钩。这种经常费制，不利于施工企业搞好经济核算。尽管只是在部分施工企业中实行，但却造成了浪费。”“一九七三年以后实行取费制。针对经常费制带来的弊端，一九七三年一月三十一日，国家建委、国家计委和财政部联合发出《关于改变经常费办法，实行取费制度的通知》，规定凡是实行经常费的建筑安装企业，一律改为取费制度，国家财政不再直接拨款。当时规定施工企业的工资和管理费按完成建筑安装工作量的26%收取。”
三、对任摩逊文革经历的初步分析
任正非差不多与共和国同龄，由此全过程地亲历了毛时代和邓时代，亲历并目睹课一些政治运动，其中文革的经历对他影响至深。
不过，有些说法很明显与他的亲历者身份不符，例如他说：“‘文革’造反派抄家时，以为一个高级知识分子、专科学校的校长家，不知有多富，结果都惊住了。”从这句话隐含的信息看，很明显说的是文革初期第一次被抄家的情况，而这个时期的运动，还是处在各级党委或者工作组领导之下，尚未产生造反派组织。由于信息有限，无法做出准确的判断，根据全国运动情况推测：任摩逊应该是被黔南州党委抛出来的靶子，而抄家肯定是当地党委组织的“群众”去干的，就如同当时湖北省委抛出武大校长李达、江苏省委抛出南大校长匡亚明一样。
上述分析虽然缺乏第一手材料支撑，不能下定论，但可以肯定不是造反派抄他家。显然，违背事实的回忆文字，与任正非作为亲历者和知情者的身份不符，这只能找另外的解释，我果然找到了，在《华为真相》中间记录了任正非的宝贵经验：“一个人再有本事，也得通过所在社会的主流价值认同，才能有机会。”在文革这个关键问题上，任正非需要与“社会的主流价值认同”保持一致，而主流价值一说到文革就必须要控诉毛泽东、四人帮或者造反派，任正非还只是消极地与主流保持一致，没有进行积极的捏造事实，只不过在事实的基础上搞点张冠李戴而已。
任正非作为企业家，远远好于学院派的空谈家，他谈到自己父亲在文革受审查时的心灵苦痛，没有简单地比附自由、人权等绝对普世价值，更没有由此把自己拔高到控诉法西斯的道德高位，而是更为实事求是地承认父亲确实不是“革命中坚”也缺乏底层的“政治纯洁”：“回想起来，革命的中坚分子在一个社会中是少的，他们能以革命的名义，无私无畏地工作，他们是国家与社会的栋梁。为了选拔这些人，多增加一些审查成本是值得的。而像父母这样追随革命，或拥护革命，或不反对革命的人是多的，他们比不革命好，社会应认同他们，给以机会。”“父母虽然较早参加革命，但他们的非无产阶级血统，要融入无产阶级的革命队伍，取得信任，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他们不可能像普通农民、工人那样政治纯洁。他们是生活在一个复杂的社会中，这个社会又是多元化组成的，不可能只有一种纯洁的物质。历次政治运动中，他们都向党交心，他们思想改造的困难程度要比别人大得多，所受的内心煎熬也非他人所能理解。”
值得指出的是，任正非作为企业家，与学院派的空谈家不同在于：理解现实社会的复杂性并能够认识到一些政策的功能性作用及其必要性，他对知识分子的看法以及政策的建议，应该算得上陈伯达和张春桥的知己，比较一下陈伯达主持起草的文革指导性文件《十六条》和张春桥主持起草文革总结性文件《九大政治报告》关于知识分子的部分，可以看到其中的一致性。
陈伯达主持起草的《十六条》中间，第十二条就是“关于科学家、技术人员和一般工作人员的政策”，这一条的内容是：“对于科学家、技术人员和一般工作人员，只要他们是爱国的，是积极工作的，是不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是不里通外国的，在这次运动中，都应该继续采取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对于有贡献的科学家和科学技术人员，应该加以保护。对他们的世界观和作风，可以帮助他们逐步改造。”这一条说得很清楚，对知识分子的世界观和作风，是帮助他们逐步改造而不是强制性的审查批判，而且对于知识分子的要求也很低，只要求“爱国”“不里通外国”，就像任正非说的知识分子只要不是反革命就行了。
在张春桥主持起草的《九大政治报告》中间，涉及到知识分子政策的两个段落是：“从旧学校中培养的知识分子，多数或大多数是能够或者愿意同工农兵结合的。应当在毛主席正确路线指引下，由工农兵给他们以‘再教育’，对于那些结合得好的，对于那些积极上山下乡的红卫兵和知识青年，要予以鼓励。”“对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或一批二看，或一批二用，或一批二养，总之，批判思想，给以出路。把这一部分敌我矛盾当作人民内部矛盾处理，有利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有利于分化瓦解敌人。”前一个段落是针对大多数知识分子的，后一个段落是针对作为文革两大批判对象之一的“反动学术权威”来说的。
文革期间，各级当权派基本上不按照政策办事，时刻谋划着“转移斗争大方向”，对知识分子干部的过火审查和纠缠历史问题的老账，就是这个“违反政策”实践的一部分，这些责任当时是记在“反文革”势力头上的，被准确地称为“转移斗争大方向”，这对于亲历过文革的人而言，应该是很清楚的。不过，在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之后，一切在1966-1976年期间发生的问题都说成是“文革的问题”，并把帐记到“文革派”头上，这算是后文革时代的主流社会价值的一个关键组成部分吧。
把一切都记在文革派头上的后文革主流价值，并不一定反应历史事实，但是，能够较好地改造人们对于历史的记忆，甚至让亲历者自觉自愿地把回忆与主流价值“一致起来”：“‘文革’中，我家的经济状况，陷入了比自然灾害时期还困难的境地。中央文革为了从经济上打垮走资派，下文控制他们的人均标准生活费不得高于15元。而且各级造反派层层加码，真正到手的平均10元左右。我有同学在街道办事处工作，介绍弟妹们到河里挖砂子，……。”这段说法就更违背史实了，可以肯定中央文革绝对没有下发过限制生活费的文件，而且，文革后期也就是任摩逊受审查阶段也绝不是造反派在掌权，更为重要的是，任摩逊是被党委抛出来的打击对象、这种人往往是造反派的拉拢对象、不会成为造反派的打击对象，但是，把文革十年期间的问题记在文革派(上层是中央文革小组、底层是造反派)身上，则是一种吻合主流价值的记账法。
四、史实与辩护方案的重大差别——统治阶级如何对优势地位进行自我辩护
每一种权力或者利益，都需要自我辩护，证明其配得上其拥有的优势地位。审查知识分子的不纯洁历史和心灵，虽然很粗暴，但是，在其反面就自然地证明了：心理纯洁、政治坚定群体享有权力和地位的正当性。反过来，说知识就是力量，甚至极端地声称“只有知识才有力量”，这就是另外一种论证优越地位的方案了。在毛时代，前述两种论证优势地位的方案，相互对立，长期存在，不过有时在明、有时在暗而已。
不过，知识在何种程度上改变一个人的命运，决定他在社会上的地位和贡献，这不是一成不变的：“父亲说了几句话：‘记住知识就是力量，别人不学，你要学，不要随大流。”“以后有能力要帮助弟妹。’”“由于父亲受审查的背景影响，弟妹们一次又一次的入学录取被否定，那个年代对他们的损失就是没有机会接受高等教育。”至少，知青一代很多人并没有上大学的机会，但一样有很多人爬上权力高位、资本大腕，这在社会急剧转型时期的表现还特别突出。
过度地认定只有知识才能改变命运，这作为掌握“文化资本”那群人的意识形态信条或者自我辩护的方案，无可厚非，但用以对照历史并得出结论，不仅很难吻合历史事实，还会在实践中间过分低估教育投资所内涵的高风险。回忆有时候不可靠的地方，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通过“马后炮”优势预先地排除了风险，这样，才能够轻飘飘地把一切风险考量说成是不正常，任正非竟然提到“爷爷良心发现”这种大不敬句子，显然是以“教育投资属于高收益无风险”的事后核算结果来支持的。任正非作为企业家注意到了教育投资与收益的对比，但是竟然粗暴地忽略了父亲任摩逊在1949年之前的低收益阶段，也忽略了新政权早期知识分子“供不应求”导致“少量教育投资也可以卖出高价”是一种特殊时段的现象。人们即便是从自身的亲身经验中间，也往往得出错误的结论和认识，关键乃在于：对于符合自己信条的事实会过于放大并不恰当地赋予其永久化的恒定特征，而对于不符合自己信条的事实则会选择性遗忘或者低估其影响力。
任正非的亲历很有意思，毛时代强调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高扬“劳动创造价值”的主旋律，在具体的管理实践中间，奖状主要是发给最底层的体力劳动者、发给那些被管理的对象而不是管理者自身，这大概与管理手段的作用和功能设计有关：奖励主要是作为激励被管理对象的手段而不是评判管理者的手段。奖状到底应该属于谁，带来管理者和知识精英的不认同，任正非认为自己这个很不正当，归结为坏人——“四人帮”的影响，导致精英阶层不能“翻身解放”：“1976年10月，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使我们得到了翻身解放。我一下子成了奖励‘暴发户’。‘文革’中，无论我如何努力，一切立功、受奖的机会均与我无缘。在我领导的集体中，战士们立三等功、二等功、集体二等功，几乎每年都大批涌出，而唯我这个领导者，从未受过嘉奖。”“1978年3月我出席了全国科学大会，6000人的代表中，仅有150多人在35岁以下，我33 岁。我也是军队代表中少有的非党人士。”
真实的历史可能是反过来的，“四人帮”未必有兴趣限制精英阶层“得奖状”，乌有之乡网友郭松民准确地指出过：毛主席给了“四人帮”批判权，没有给他们执政权，这个说法是符合事实的，王张江姚这四个人从来都没有主持过国务院经济工作或者军队工作，这四个人主要是在意识形态领域当主管、长期支持在舆论上批判当权派内部的修正主义和走资派。但是，粉碎“四人帮”的那群人则明确需要给精英阶层“发奖状”，这其实也是一种曲折的优势地位的正当性论证。与传统社会相比，1976年之后“给谁发奖状”的变化，近似于回归“朕与士大夫共治天下，非与小民共治天下”的传统经验。有个著名的网友高戈里比较了战争年代国民党与共产党获奖人群的不同：共产党的“战斗英雄”基本上只颁给第一线的战士，而国民党的“青天白日勋章”“金星勋章”基本上只颁给将官，这中间的差别有什么政治理论或者实践上的不同意涵，今天很少有人去追问。不过，有一点很清楚：在最开始的年代还只是任正非这种技术干部和第一线劳动者共同得奖状，慢慢就变成了“五一劳动奖章”只授给资本家和董事长了。这个从渐变到质变的过程，其中的深刻意涵尚未得到充分研究和挖掘。
有一个北大学生李民骐，1990年因为在纪念六四集会上讲话被逮捕，在班房里头领会到“牢头狱霸”是如何进行自我地位正当性辩护的，值得抄在这里：“在监狱中，依靠牢头管理监号。牢头是犯人中的统治者和压迫者。他们在监号中占据最宽敞的床位(想象一下，在人均只有半平方米的监号中，一个人睡两三米宽的地方是怎样一种特权)、掌管食物分配、支使他人为自己劳动(捶背、洗衣等)，还可以打骂其他犯人、从中取乐，有的还占有同性恋伙伴。所有的革命者都会承认，牢头现象是一种必须根除的压迫现象。在监号中，牢头们散布这样一些言论：‘人到哪里都分三六九等’;‘在什么地方都有柳爷(特权阶层)，也有鼠蔑(奴隶阶层)’;‘牢头也是从擦地擦板儿一点点熬上来的’。每一个革命者都清楚，这无非是说压迫有理、被压迫活该。但是，这些话难道不是压迫社会(包括“民主”社会)中流行观念的表现吗?比如：任何社会都有上中下之分;国家只能交给精英、优秀人物来管理;管理者和被管理者的对立是永恒的;资本家也是从洗盘子开始辛辛苦苦奋斗起家的......。为什么大多数反对派分子遇到这些问题就失去了批判性呢?反对派的绝大多数本身就是知识分子精英，或者接受了知识分子精英灌输的观念，认为只有自己才代表社会价值，而劳动者大众实际上没有社会价值。”(李民骐：《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和阶级斗争》附录一，载《红色中国》网站)
不仅政治场域中间的权贵需要经常性的自我辩护，商场的富人也一样需要。应该说，华为的成就和任正非的贡献，是能够得到很多普通民众认同的。反过来，那些投过房地产起家和与跨国资本密切的暴富群体，其财富积聚过程往往更多地得益于官场的巨大帮助，但得到的社会认同程度却有限。像华为这种已于完成正当性辩护的产业资本，反而很少有那种改旗易帜的热情，反而是那些投机资本、官僚买办资本的代表人特别热衷于批判体制和改旗易帜事业，这除了着眼于“改旗易帜”之后预期兑现的政治“从龙红利”之外，自我辩护的困境肯定也是一个最重要的内在动机。
任正非还在《华为的冬天》一文中间说：“不管遇到任何问题，我们的员工都要坚定不移地保持安静，听党的话，跟政府走。严格自律，不该说的话不要乱说。特别是干部要管好自己的家属。”这个说法不仅体现了任正非“与社会主流价值保持一致”的经验，其中还有着深刻的政治内涵，这有待于另写专文来分析。这里只指出一点：在参与阿拉善协会和壹基金会活动的大资本家群体中间，是明确主张“官学产煤”四大同盟，这一政治战略中间包含着两个相互关联的策略：在与官员个人实现紧密结盟的同时要对官府体制进行最大限度的“非正当化”论证。任正非的这个说法，实际并不仅仅意味着主动放弃追求政治上的“从龙红利”，更为关键的是：他和华为都不需要另外开辟政治战场来完成自我辩护。这个主张，可能深刻地体现了目前国内产业资本，与官僚资本、跨国资本和投机资本有着的不同的政治需要：那些正当性辩护困难的资本家群体，除了追求“从龙红利”之外，还格外需要向政治系统转嫁“合法性危机”，这很接近于三十六计中间的“李代桃僵”之计，目的当然是把所有的社会不认同(包括所谓的“仇官”“仇富”)，都集中到对政治体制的不认同方面。
附文：
任正非：我的父亲母亲
我们都很关注华为的发展，也都知道颇具个性的任正非，但华为的领军人物十三年前写下的这篇文章，我们可能并非那么熟悉。
他回忆了与父亲母亲共同生活的点点滴滴。也许一个企业家对待企业、消费者和社会的态度，与他对待父母的感情有相通之处。JIC君不再多说，请大家耐心看这篇长文吧。
这是我一生中最大的憾事——如果8日上午我真给母亲打了电话，拖延她一两分钟出门，也许她就躲过了这场灾难……
上世纪末最后一天，我总算良心发现，在公务结束之后，买了一张从北京去昆明的机票，去看看妈妈。买好机票后，我没有给她电话，我知道一打电话她一下午都会忙碌，不管多晚到达，都会给我做一些我小时候喜欢吃的东西。直到飞机起飞，我才告诉她，让她不要告诉别人，不要车来接，我自己打出租车回家，目的就是好好陪陪她。前几年我每年也去“麦加朝圣”，但一下飞机就给办事处接走了，说这个客户很重要要拜见一下，那个客户很重要要陪他们吃顿饭，忙来忙去，忙到上飞机时回家取行李，与父、母匆匆一别。妈妈盼星星、盼月亮，盼盼唠唠家常，一次又一次的落空。他们总是说你工作重要，先工作，先工作。
由于我3日要赶回北京，随胡锦涛副主席访问伊朗，在昆明我只能呆一天。这次在昆明给妈妈说了去年11月份我随吴邦国副总理访问非洲时，吴邦国副总理在科威特与我谈了半小时话的内容。首长说了这次我随访是他亲自点的名，目的有三个：1、鼓励和肯定华为，并让随行的各部部长也正面地认识和了解华为;2、了解一下我们公司的运行与管理机制，看看对别的企业有无帮助;3、看看政府对华为开拓国际市场是否能给予一些帮助。妈妈听了十分高兴，说“政府信任就好，只要企业干得好，其他都会随时间的证实而过去的。”
最近这两年，网上、媒体中对华为有一些内容，也是毁誉参半，妈妈是经过“文革”痛苦煎熬过的，对荣誉不感兴趣，对一些不了解我们真实情况的文章却十分忧心。我说了，我们不是上市公司，不需要公示社会，主要是对政府负责，对企业的有效运行负责。我们去年交税20亿多，2001年要交40多亿的税。各级政府对我们都信任。我们不能在媒体上去辩论，这样会引起争论，国家纸太贵，为我们这样一个小公司争论太浪费。为我们这样一个小公司，去干扰国家的宣传重点，我们也承担不了这么大责任。他们主要是不了解，我们也没有介绍，了解就好了。妈妈舒了一口气，理解了我的沉默。这次我终于良心发现，与母亲约好，今年春节我不工作，哪儿也不去，与几个弟妹陪她在海南过春节，好好聊一聊，痛痛快快聊一聊。以前，我节假日多为出国，因中国过节，外国这时不过节，正好多一些时间工作，这次我是彻底想明白了，要陪陪妈妈，我这一生还没有好好陪过他们。没想到终成泡影。
8号那天，圆满结束对伊朗的访问，我们刚把胡副主席送上飞机，就接到纪平的电话，说我母亲上午10时左右，从菜市场出来，提着两小包菜，被汽车撞成重伤，孙总已前往昆明组织抢救。由于相隔千万里，伊朗的通信太差，真使人心急火燎。飞机要多次中转才能回来，在巴林转机要呆6.5小时，真是心如煎熬，又遇巴林雷雨，飞机又延误两个小时，到曼谷时又再晚了十分钟，没有及时赶上回昆明的飞机，直到深夜才赶到昆明。
回到昆明，就知道妈妈不行了，她的头部全部给撞坏了，当时的心跳、呼吸全是靠药物和机器维持，之所以在电话上不告诉我，是怕我在旅途中出事。我看见妈妈一声不响地安详地躺在病床上，不用操劳、烦心，好象她一生也没有这么休息过。
我真后悔没有在伊朗给母亲一个电话。7日胡副主席接见我们8个随行的企业负责人，我汇报了二、三分钟，说到我是华为公司的时候，胡副主席伸出4个指头，说四个公司之一。我本想把这个好消息告诉妈妈，说中央首长还知道我们华为。但我没有打，因为以前不管我在国内、国外给我母亲电话时，她都唠叨：“你又出差了”，“非非你的身体还不如我好呢”，“非非你的皱纹比妈妈还多呢”，“非非你走路还不如我呢，你这么年纪轻轻就这么多病”，“非非，糖尿病参加宴会多了，坏得更快呢，你心脏又不好”。 我想伊朗条件这么差，我一打电话，妈妈又唠叨，反正过不了几天就见面了，就没有打。而这是我一生中最大的憾事。由于时差，我只能在中国时间8日上午一早打，告诉她这个喜讯，如果我真打了，拖延她一、二分钟出门，也许就躲过了这场灾难。这种悔恨的心情，真是难以形容。
我看了妈妈最后一眼后，妈妈溘然去世。95年我父亲也是因为在昆明街头的小摊上，买了一瓶塑料包装的软饮料喝后，拉肚子，一直到全身衰竭去世。
爸爸任摩逊，尽职尽责一生，充其量可以说是一个乡村教育家。妈妈程远昭，是一个陪伴父亲在贫困山区与穷孩子厮混了一生的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园丁。
爸爸是穿着土改工作队的棉衣，随解放军剿匪部队一同进入贵州少数民族山区去筹建一所民族中学。一头扎进去就是几十年，他培养的学生不少成为党和国家的高级干部，有些还是中央院校的校级领导，而父亲还是那么位卑言微。
爷爷是浙江浦江县的一个做火腿的大师傅，爸爸的兄弟姊妹都没有读过书。由于爷爷的良心发现，也由于爸爸的执着要求，爸爸才读了书。爸爸在北京上大学期间，也是一个热血青年，参加学生运动，进行抗日演讲，反对侵华的田中奏章，还参加过共青团。由于爷爷、奶奶相继病逝，爸爸差一年没有读完大学，辍学回家。时日，正值国共合作开始，全国掀起抗日高潮，父亲在同乡会的介绍下，到广州一个同乡当厂长的国民党军工厂作会计员。由于战争的近逼，工厂又迁到广西融水，后又迁到贵州桐梓。在广西融水期间，爸爸与几个朋友在业余时间，开了一个生活书店，卖进步书籍，又组织一个“七•七”读书会，后来这个读书会中有几十人走上了革命前线，有相当多的人解放后成为党和国家的高级干部。粉碎“四人帮”后，融水重写党史时，还把爸爸邀请过去。
爸爸这段灰色的历史，是文革中受磨难最大的一件事情。身在国民党的兵工厂，而又积极宣传抗日，同意共产党的观点，而又非有与共产党地下组织有联系。你为什么?这就成了一部分人的疑点。在那种文革时期，如何解释得清楚。他们总想挖出一条隐藏得很深的大鱼，爸爸受尽了百般的折磨。
妈妈其实只有高中文化程度，她要陪伴父亲，忍受各种屈辱，成为父亲的挡风墙;又要照顾我们兄妹七人，放下粉笔就要和煤球为伍，买菜、做饭、洗衣……又要自修文化，完成自己的教学任务，她最后被评为中学的高级教师。她的学生中，不少是省、地级干部及优秀的技术专家，他们都对母亲的教学责任心印象深刻。妈妈这么低的文化水平，自学成才，个中艰辛，只有她自己知道。
父母虽然较早参加革命，但他们的非无产阶级血统，要融入无产阶级的革命队伍，取得信任，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他们不可能像普通农民、工人那样政治纯洁。他们是生活在一个复杂的社会中，这个社会又是多元化组成的，不可能只有一种纯洁的物质。历次政治运动中，他们都向党交心，他们思想改造的困难程度要比别人大得多，所受的内心煎熬也非他人所能理解。他们把一生任何一个细节都写得极其详尽，希望组织审查。他们去世后，我请同学去帮助复印父母的档案，同学们看了父母向党交心的材料，都被他们的真情感动得泪流满面。终其一生，他们都是追随革命的，不一定算得上中坚分子，但无愧于党和人民。父亲终在1958年国家吸收一批高级知识分子入党时，入了党。当时向党交心，不像今天这样信息发达，那时，反对个别党员，有可能被说成反党。我们亲眼看到父母的谨小慎微、忘我地拼其全力工作，无暇顾及我们，就如我拼死工作，无暇孝敬他们一样。他们对党和国家、对事业的忠诚，已经历史可鉴。我今天要忏悔的，是我没有抽时间陪陪他们，送送他们。
回想起来，革命的中坚份子在一个社会中是少的，他们能以革命的名义，无私无畏的工作，他们是国家与社会的栋梁。为了选拔这些人，多增加一些审查成本是值得的。而象父、母这样追随革命，或拥护革命，或不反对革命的人是多的，他们比不革命好，社会应认同他们，给以机会。不必要求他们那么纯洁，花上这么多精力去审查他们，高标准要求他们，他们达不到也痛苦。而且要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一同来支撑，以物质文明来巩固精神文明，以一种机制来促使他们主观上为提高生存质量，客观贡献是促进革命，充分发挥他们贡献的积极性。我主持华为工作后，我们对待员工，包括辞职的员工都是宽松的，我们只选拔有敬业精神、献身精神、有责任心、使命感的员工进入干部队伍，只对高级干部严格要求。这也是亲历亲见了父母的思想改造的过程，而形成了我宽容的品格。
我们与父母相处的青少年时代，印象最深的就是渡过三年自然灾害的困难时期。今天想起来还历历在目。
我们兄妹七个，加父母共九人。全靠父、母微薄的工资来生活，毫无其他来源。本来生活就十分困难，儿女一天天在长大，衣服一天天在变短，而且都要读书，开支很大，每个学期每人交2～3元的学费，到交费时，妈妈每次都发愁。与勉强可以用工资来解决基本生活的家庭相比，我家的困难就更大。我经常看到妈妈月底就到处向人借3～5元钱度饥荒，而且常常走了几家都未必借到。直到高中毕业我没有穿过衬衣，有同学看到很热的天，我穿着厚厚的外衣，说让我向妈妈要一件衬衣，我不敢，因为我知道做不到。我上大学时妈妈一次送我两件衬衣，我真想哭，因为，我有了，弟妹们就会更难了。我家当时是2～3人合用一条被盖，而且破旧的被单下面铺的是稻草。文革造反派抄家时，以为一个高级知识分子、专科学校的校长家，不知有多富，结果都惊住了。上大学我要拿走一条被子，就更困难了，因为那时还实行布票、棉花票管制，最少的一年，每人只发0.5米布票。没有被单，妈妈捡了毕业学生丢弃的几床破被单缝缝补补，洗干净，这条被单就在重庆陪伴我渡过了五年的大学生活。这次在昆明散步时，也谈到了那时的艰难。
59～62年，由于大跃进的失误，也由于三年的自然灾害，国家陷入了经济困难。我正好在那时念高中，当时最大的困难就是饥饿，天天都是饥肠辘辘，无心读书，我高二还补考了。我在初中时人家把我作为因材施教的典型，而高中却补考。我青少年时期并无远大的理想，高中三年的理想就是能吃一个白面馒头。因此，我特别能理解近几年朝鲜人民的困难，他们还有国际援助，人口又少。中国那时处在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经济封锁与制裁中，人口又多，其困难比今天的朝鲜及非洲还大。
后来饿得多了，方法也多了一些，上山采一些红刺果(就是我们绿化用的那种)，把厥菜根磨成浆，青杠子磨成粉代食。有时妹妹采几颗蓖麻子炒一下当花生吃，一吃就拉肚子。后来又在山上荒地种了一些南瓜，以及发明了将美人蕉(一种花)的根煮熟了吃。刚开始吃美人蕉根时，怕中毒，妈妈只准每人尝一点。后来看大家没有事，胆子就大一些，每天晚上儿女围着火炉，等着母亲煮一大锅美人蕉的根或南瓜来充饥，家庭和和睦睦。那时，根本没有专用的厨房，而是卧室床前的地上，挖一个坑，作一个地炉，又做饭，又取暖，大家围在一起，吃南瓜，和和融融。
父母的不自私，那时的处境可以明鉴。我那时14-15岁，是老大，其他一个比一个小，而且不懂事。他们完全可以偷偷地多吃一口粮食，可他们谁也没有这么做。爸爸有时还有机会参加会议，适当改善一下生活。而妈妈那么卑微，不仅要同别的人一样工作，而且还要负担七个孩子的培养、生活。煮饭、洗衣、修煤灶……什么都干，消耗这么大，自己却从不多吃一口。我们家当时是每餐实行严格分饭制，控制所有人欲望的配给制，保证人人都能活下来。不是这样，总会有一个、两个弟妹活不到今天。我真正能理解活下去这句话的含义。
我高三快高考时，有时在家复习功课，实在饿得受不了了，用米糠和菜合一下，烙着吃，被爸爸碰上几次，他心疼了。其实那时我家穷得连一个可上锁的柜子都没有，粮食是用瓦缸装着，我也不敢去随便抓一把，否则也有一、两个弟妹活不到今天。(我的不自私也是从父母身上学到的，华为今天这么成功，与我不自私有一点关系。)后三个月，妈妈经常早上塞给我一个小小的玉米饼，要我安心复习功课，我能考上大学，小玉米饼功劳巨大。如果不是这样，也许我也进不了华为这样的公司，社会上多了一名养猪能手，或街边多了一名能工巧匠而已。这个小小的玉米饼，是从父母与弟妹的口中抠出来的，我无以报答他们。
1997年我国的高等教育制度改革时，开始向学生收费，而配套的助学贷款又没跟上，华为向教育部捐献了2500万元寒门学子基金。在基金叫什么名字上争论很大，甚至有员工亲自来找我，说不要叫寒门，叫优秀××，这些人不少还是博士、博士后。我认为出身贫寒并不羞耻，而思想与知识贫寒，出身高贵也不光荣。我的青少年时代就是在贫困、饥饿、父母逼着学中度过来了的。没有他们在困难中看见光明、指导，并逼迫我们努力，就不会有我的今天。
父亲一生谨小慎微，自知地位不高，从不乱发言而埋头在学问中。因此，平安度过了57年反右、59年反右倾、64年四清。但没有小难，必有大难。文革一开始，各地都以三家村这种模式找靶子。会写文章、是党的领导干部、有一些独立的政治思想的人(指与当地的潮流不合拍)，就是靶子。爸爸在早期革命队伍中就算有文化的，又有教学经验，又是领导干部……是这种模板。文革又是从教育界首先开始的，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运动中，他最早被抛出来，反动学术权威、走资派、历史有问题的人……万劫难逃。他最早被关进牛棚(当时称关押地、富、反、坏、右、走资派……九种人的非监狱的囚室)，直到粉碎“四人帮”，历时十年，短短的人生能有几个十年。这又是在他最能为人民做事的时期，你知道这对一个有志者是多么的痛苦。由于只有少数人先被抛出来，那时的末日恐惧是可以想像的。父亲是校长，父亲的同事、原来的书记黄宣乾是老革命，忍受不了而自杀了。其实他们的错误就是要把教学搞好为国家，就是今天的科教兴国。今天能把科教兴国的口号喊响，一百多年来有多少人为它殉道。
当时，我已到外地读书，没有直接感受到家庭的遭遇，因为母亲来信绝不会描述。她只会说“要相信运动，跟党走，要划清界线，争取自己的前途……党的政策是历史问题看现实，出身问题看本人，你不要受什么影响。”而弟妹们年纪小，在父母身边，他们直接感受了各种屈辱与打击。弟妹们经常扒在食堂外面的玻璃窗，看批斗爸爸，吓得他们浑身发抖。爸爸站在高高的台子上，头带高帽，满脸涂黑，反捆双手，还一边被人拳打脚踢，有时还被踢倒在地……有时，几百个走资派挂着黑牌，装在卡车上游街……
我当时在外地读书，对家中的情况不了解，是同班同学从父亲学校出来串连的学生中了解到，再告诉我的。我在大串连中，收集了许多传单，寄给母亲。我记得传单上有周恩来总理的一段讲话，“干部要实事求是，不是的不要乱承认。事情总会搞清的。”妈妈把周总理这一段话，藏在饭里送给爸爸，后来爸爸说，这张条子救了他的命，他才没有自杀。其实父亲为什么没有自杀，母亲后来给我们说过，他是为了我们七个孩子。他想他一死，就成了自绝于人民，孩子们背上这个政治包袱，一辈子如何生存，那时的血统论，株连儿女的严酷环境下，他忍受百般折磨，也不会自杀的。
1967年重庆武斗激烈时，我扒火车回家。因为没有票，还在火车上挨过上海造反队的打，我说我补票，也不行，硬把我推下火车。也挨过车站人员的打。回家还不敢直接在父母工作的城市下车，而在前一站青太坡下车，步行十几里回去，半夜回到家，父、母见我回来了，来不及心疼，让我明早一早就走，怕人知道，受牵连，影响我的前途。爸爸脱下他的一双旧反毛皮鞋给我，第二天一早我就走了，又回到枪林弹雨的重庆。父母总以为枪林弹雨，没有政治影响可怕。临走，父亲说了几句话：“记住知识就是力量，别人不学，你要学，不要随大流。”“学而优则仕是几千年证明了的真理。”“以后有能力要帮助弟妹。”背负着这种重托，我在重庆枪林弹雨的环境下，将樊映川的高等数学习题集从头到尾做了二遍，学习了许多逻辑、哲学……。还自学了三门外语，当时已到可以阅读大学课本的程度，终因我不是语言天才，加之在军队服务时用不上，20多年荒废，完全忘光了。我当年穿走爸爸的皮鞋，今天是十分后悔的。我那时是一个学生，是自由人，不用泥里水里跑，而爸爸那时是被押着做苦工，泥里、水里、冰冷、潮湿、……，他才真正需要。我那时只理解父母的温暖，没有理解他们的需要，也太自私了。
“文革”中，我家的经济状况，陷入了比自然灾害时期还困难的境地。中央文革为了从经济上打垮走资派，下文控制他们的人均标准生活费不得高于15元。而且，各级造反派层层加码，真正到手的平均10元左右。我有同学在街道办事处工作，介绍弟妹们在河里挖砂子，修铁路抬土方……，弟妹们在我结婚时，大家集在一起，送了我100元。这都是他们在冰冷的河水中筛砂，修铁路时在土方塌方中被掩埋……挣来的。那时的生活艰苦还能忍受，心痛比身痛要严重得多。由于父亲受审查的背景影响，弟妹们一次又一次的入学录取被否定，这个年代对他们的损失就是没有机会接受高等教育。除了我大学读了三年就开始文化大革命外，其他弟妹有些高中、初中、高小、初小都没读完，他们后来适应人生的技能，都是自学来的。从现在的回顾来看，物质的艰苦生活以及心灵的磨难是我们后来人生的一种成熟的宝贵财富。
母亲那时有严重的肺结核病，经济如此之困难，营养条件又差，还要承担沉重的政治压力，往牛棚送饭，抄检查……，还帮助父亲把检查刻腊板，多印几份，早一些解决问题。那时，社会上的油印机是为造反派服务的，不可能借用。母亲就用一块竹片削好，在腊纸上刮，印出检查。……。母亲由于得不到很好的治疗，几乎耳聋。
我那时在外地院校受影响较小，文革后期毕业分配时，整个中国已经上千万干部被打倒，我就显得不孤立了。父亲没有作结论，因此，也不能作为分配的依据。后来我入伍参军，也是如此理由，让我过了关，所以我比弟妹们多了一种幸运。不过因为父亲的问题，我一直没有能通过入党申请，直到粉碎四人帮以后。
“文革”对国家是一场灾难，但对我们是一次人生的洗礼，使我政治上成熟起来，不再是单纯的一个书呆子。我虽然也参加了轰轰烈烈的红卫兵运动，但我始终不是红卫兵，这也是一件奇观。因为父亲受审的影响，哪一派也不批准我参加红卫兵。自己又不愿做司令，拉三、五个被社会抛弃的人，组一个战斗队，做一个袖章戴戴。那时戴上这种袖章是一种政治地位的象征。也羡慕家庭清白的同学。因此，只能跟在这些组织的外围，瞎跑跑。
1976年10月，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使我们得到了翻身解放。我一下子成了奖励“暴发户”。文革中，无论我如何努力，一切立功、受奖的机会均与我无缘。在我领导的集体中，战士们立三等功、二等功、集体二等功，几乎每年都大批涌出，而唯我这个领导者，从未受过嘉奖。我也从未有心中的不平，我已习惯了我们不应得奖的平静生活，这也是我今天不争荣誉的心理素质培养。粉碎“四人帮”以后，生活翻了个儿，因为我两次填补过国家空白，又有技术发明创造，合乎那时的时代需要，突然一下子“标兵、功臣……”部队与地方的奖励排山倒海式地压过来，我这人也热不起来，许多奖品都是别人去代领回来的，我又分给了大家。
1978年3月我出席了全国科学大会，6000人的代表中，仅有150多人在35岁以下，我33岁。我也是军队代表中少有的非党人士。在兵种党委的直接关怀下，部队未等我父亲平反，就直接去为查清我父亲的历史进行外调，否定了一些不实之词，并把他们的调查结论，也寄给我父亲所在的地方组织。我终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后来又出席了党的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父亲把我与党中央领导合影的照片，做了一个大大的镜框，挂在墙上，全家都引以为自豪。
我父亲也在粉碎“四人帮”后不久平反。由于那时百废待兴，党组织需要尽快恢复一些重点中学，提高高考的升学率，让他去做校长。文革前他是一个专科学校的校长。他不计较升降，不计较得失，只认为有了一种工作机会，全身心的就投进去了，很快就把教学质量抓起来了，升学率达到了90%多，成为远近闻名的学校。他直到84年75岁才退休。他说，他总算赶上了一个尾巴，干了一点事。他希望我们珍惜时光，好好干。至此，我们就各忙各的，互相关心不了了。我也亲历亲见过，四川省委老领导杨超同志文革中二次复出，他的小孩一直与我们是朋友。文革初期他父亲被关进监狱中，当时听他女儿说过几天组织要去监狱与他父亲谈话，让他重新出来任四川省委书记。他一出来都毫无怨言就投入了工作。我为老一辈的政治品行自豪，他们从牛棚中放出来，一恢复组织生活，都拼命地工作。他们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不计荣辱，爱国爱党，忠于事业的精神值得我们这一代人、下一代人、下下一代人学习。生活中不可能没有挫折，但一个人为人民奋斗的意志不能动摇。
我有幸在罗瑞卿同志逝世前三个月，有机会聆听了他为全国科学大会军队代表的讲话，说未来十几年来是一个难得的和平时期，我们要抓紧全力投入经济建设。我那时年青，缺少政治头脑，并不明白其含意。过了二、三年大裁军，我们整个兵种全部裁掉，我才理解了什么叫预见性的领导。1982年，在党的“十二大”期间，我们基建工程兵小组与铁道兵小组的中心话题就是裁军，因为一开完“十二大”，我们就要整建制的离开军队，实在是有些恋恋难舍，毕竟我们习惯了十几、廿年的军队生活。当时，父、母也不太理解党的开放改革，也认为离开军队太可惜。
转入地方后，不适应商品经济，也无驾驭它的能力，一开始我在一个电子公司当经理也栽过跟斗，被人骗过。后来也是无处可以就业，才被迫创建华为的。华为的前几年是在十分艰难困苦的条件下起步的。这时父母、侄子与我住在一间十几平方的小房里，在阳台上做饭。他们处处为我担心，生活也十分节省，攒一些钱说是为了将来救我。(听妹妹说，母亲去世前二月，还与妹妹说，她存有几万元，以后留着救哥哥，他总不会永远都好。母亲在被车撞时，她身上只装了几十元钱，又未装任何证件，是作为无名氏被110抢救的。中午吃饭时，妹妹、妹夫发现她未回来，四处寻找，才知道遇车祸。可怜天下父母心，一个母亲的心多纯。)当时在广东卖鱼、虾，一死就十分便宜，父、母他们专门买死鱼、死虾吃，说这比内地还新鲜呢!晚上出去买菜与西瓜，因为卖不掉的菜，便宜一些。我也无暇顾及他们的生活，以致母亲糖尿病严重我还不知道，是邻居告诉我的。华为有了规模发展后，管理转换的压力十分巨大，我不仅照顾不了父母，而且连自己也照顾不了，我的身体也是那一段时间累垮的。我父母这时才转去昆明我妹妹处定居。我也因此理解了要奋斗就会有牺牲，华为的成功，使我失去了孝敬父、母的机会与责任，也消蚀了自己的健康。
我总认为母亲身体很好，还有时间。我身体不好，以及知识结构、智力跟不上时代，也将逐步退出历史舞台，总会有时间陪陪她的。没想到飞来横祸。回顾我自己已走过的历史，扪心自问，我一生无愧于祖国、无愧于人民，无愧于事业与员工，无愧于朋友，唯一有愧的是对不起父、母，没条件时没有照顾他们，有条件时也没有照顾他们。我知道我的情况比绝大多数人要好，为了忘却纪念，也一吐为快。
爸爸、妈妈，千声万声呼唤您们，千声万声唤不回。
逝者已经逝去，活着的还要前行。
——2001年2月8日于深圳
本文选自中国企业家网，经JIC投资观察编辑加工。
任正非回忆父母文章的读后感 老田
在过去的六十年中间，中国历史有两个一百八十度的转折，这两次空前规模的历史剧变，决定性地影响了多数中国人的命运和机遇。每一个都在通过这段历史的经验，得出自己的经验和教训，而社会精英和著名人物的亲历亲闻，更是得到读者更高程度的关注，反复阅读以获得成功的密码这个庸俗目标之外，还往往试图从这些阅读中间去把握历史转换的超越目的。
任正非的回忆父母的文章，情真意切，生动感人。老田也反复读了几遍，结合自己对那一段历史的了解，有很多感想，因为回忆录文章不长，但涉及到的历史问题不少，所以，特地抽出几个问题来，写一点导读式的文字，不仅抒发自己的读后感，还希望有助于那些阅读回忆追求历史真相的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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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华为总裁任正非 >>>任正非：资本市场本质贪婪，华为绝不上市一、1949年那场革命对任摩逊的正面影响——知识分子在五十年代被拔高运用
任正非提到父亲受教育的曲折过程，说“爷爷是浙江浦江县的一个做火腿的大师傅，爸爸的兄弟姊妹都没有读过书。由于爷爷的良心发现，也由于爸爸的执着要求，爸爸才读了书。”这个说法是“皮相之论”，与事实真相有很大距离，作为企业家的任正非竟然沿袭这种说法，简直匪夷所思。在旧中国，除非极少数特别富裕的家庭，通常都只让一个小孩受比较高深的教育，这是稀缺资源集中使用的经济学原则，在子女教育方面的活学活用，有限的稀缺资源都必须要集中倾斜分配的，也就是说：集中金钱供一个小孩读书直到他很有出息为止，而不是采取“撒胡椒面”的方法让每个子女都受低水平的教育。
老田的外公是农村中间的富农，有三男两女，也是把拿得出来的全部教育经费集中供二舅一个人读书，其他的四个小孩都完全不上学的，不过乡下富农的财力有限，二舅只是上了新式中学而已，这在1949年之前也是毕业就要失业的，幸好共产党得了天下，建立了一个空前庞大的政府机构一直深入到全国乡村，然后，建立起联系全国城乡市场的工商业官营渠道，这样一来，全国城乡哪怕是读过几年私塾的人，总数加起来都还满足不了需要，这样，我的二舅才吃上公家饭，后来在红安县粮食局工作。其实，不仅仅在解放前，今天的中国也是这样：一个家庭有几个孩子的话，往往多数去打工，然后大家合伙供一个上大学。
在一个把一切进步光环都戴在精英阶层头上的今天，低估普通人的企业家精神和才能，是一件正常不过的事。美国经济学教授舒尔茨(获得过诺贝尔经济学奖)曾经指出过：农民是穷而有效率的，能够识别市场中间的机会并合理配置自己的资源。按照舒尔茨的观点：企业家才能到处存在，能够独立于学院培训和文字知识而存在，这个事实与“知识改变命运”的文化资本信条有冲突。任正非在华为管理中间提炼出“压强原则”——“在成功的关键因素和选定的战略生长点上，以超过主要竞争对手的强度配置资源，要么不做，要做，就集中人力、物力和财力，实现重点突破。”其实，这个道理乃祖可能不能明确地表达出来，但是却善于在子女教育中间应用，任摩逊实际上就是被选定的“战略生长点”集中家庭全部教育投资于一身。任正非提到乃父的“执着要求”和“爷爷的良心发现”才让他父亲获得上大学的机会，更为准确的理解应该是：他爷爷不是“良心发现”而是早就预备重点培养一个子女，这个机会当然首先给予最积极的争取者。还应该指出：投资于子女教育是一项风险很大的事业，如果毕业即失业的话，就有可能血本无归。考虑到教育确实是一项高风险投资，不让上大学也算不上良心不好，而是一种“风险厌恶型”稳健策略，当然，过于稳健也意味着永远与高收益绝缘。
经济学中间的“供求法则”永远都会起作用，任何“求大于供”的事物都会卖出高价，这在任何时代任何地方都不可能例外。1950年代，共产党刚刚取得政权，政府机构的职能扩张和工商业的快速膨胀，急需大量的知识分子，但新中国刚刚从一个传统农业社会起步，教育事业在数量和质量方面都远远不能满足需要，当时的现实是：对知识分子的海量需求只能够对应着一个非常小的候补群体，结果必然是：对知识分子的过度提拔和拔高运用。我同村有一个读过几年私塾的叔祖父，区长(南下干部)多次上门请他去区里当干部，结果他搞了一段还是跑回来了，后来他对别人说：自己只会写、不会算怕“错了帐”以后受刑。我那个叔祖父是一个典型的老实人，旧式教育的特点是重视人文知识，缺乏数理化方面的基本训练，而在新政权的管理岗位上则反过来，格外需要数学等计算技术，对于人文方面的要求可以降低到“会写字”程度，这是存在于传统教育内容与现代管理需要之间的巨大落差。我的二舅上过新式中学，就受过数理化方面的基本训练，所以，他的知识储备倒是能够应付工作需要，没有产生要当逃兵的想法。
对知识分子的过度提拔，导致非常负面的后果：不要说才德兼备，实际上许多掌握一方局面的人士甚至缺乏起码的知识储备，结果当然表现出普遍的败德行为和乱政。认识到这种供求法则起作用的负面结果，就可以充分理解到毛泽东为什么一贯强调要“整风”“治吏”了，那个年代的“开门整风”也好“群众运动”也好，都内在包含有一个功能性的目的：通过巨大的外部压力敦促才德不足的掌权小知识分子，更加检点一点。有官学两界的高人联手造谣说：在共产党政权底下供求法则没有作用，知识分子一贯受到迫害和轻视，这是极其脱离实际的。历史上的事实是反过来的：在旧时代受过少量旧式教育的小知识分子群体，在新中国受到过高提拔和使用，这才是历史的事实，也就是说：1949年之前的小知识分子在共产党政权底下得到了卖高价的机会，不过这也不是哪一个人希望的理想局面，不过是快速的事业扩张同时遭遇到人才稀缺的现实而已。在延安整风时期，毛泽东就严厉批评“甲乙丙丁开中药铺”那种到处都适用的文风和指导下级工作的方法，到了1958年毛泽东还不得不在党内高层会议中间像语文教师一样强调“义理、考据和辞章”，这不是偶然的现象，而是准确针对海量小知识分子被新政权普遍地拔高使用的某种后遗症。
任正非的父亲任摩逊大学肄业，就成为一个地区最高学府的第一首长，不过是这个全国大势中间的代表性事例罢了。今天的中国就恰好反过来，高学历都不容易得到“压低使用”的机会，除了各种其他原因之外，首要的原因是“供过于求”的法则在起作用。早几年在强国论坛上，看到一个研究生的帖子说：今天要进入地区师院级别的学校任教，潜规则是给院长5万元;相比较而言，今天的中国民众在高等教育上投入过多，但是毕业生想要获得“压低使用”的机会还必须花钱，这就与1950年代的情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二、任正非的人生转折与邓小平的粗暴执政理念
任正非在文革期间进入基建工程兵任职，很多年轻人不知道背景，产生一些错误的猜测。据亲历者回忆，部分工程建筑单位于1966年改为基建工程兵，这个所谓的“工改兵”是出于谷牧提议、邓小平拍板的结果。与“工改兵”相配套的巨大变化，是取消经济核算和合同制，改而采取拨付“经常费”制度。结果，这种谷牧设计、邓小平拍板定案的“彻底大锅饭”制度，弊端很大，1973年就被周总理改掉了。
改开搞年代很多马屁文人说邓小平一贯主张经济核算，反对命令经济和大锅饭，这是有违历史事实的。不过，1983年撤销基建工程兵也是邓小平干的，跟组建时期相比，这一次改革更为粗暴。与周总理执政时期采取震荡比较小的“帮邓小平谷牧擦屁股”的“项目取费制”改革相比，体现完全不同的执政理念：周总理始终注意现实中间的既存事实，改革既要针对不合理的部分，同时还要兼顾作为既存事实存在的基建工程兵的生存问题。而邓小平的“百万大裁军”和撤销“基建工程兵”手法，就好像根本不知道很多人“要吃饭”似的，而任正非同志就这样悲催地被一脚踢出门去，邓小平似乎想要改革对象一夜之间就必须适应市场，否则就等同于没有生存资格。任正非的回忆文章中间，对邓小平“百万大裁军”的历史记忆和痛切感受，实际上反映了共产党政权高层里头那种不顾老百姓死活的腐朽执政(改革)理念及其严重后果。
基建工程兵成立于1966年，1983年撤编，最初是为了服务于三线建设。《谷牧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如实指出：“我从这里想到，三线建设是长期任务，在这种特定情况下，是否可以参照铁道兵、工程兵的办法，实行工役制，搞一支新型的施工队伍。我将这个意见报告了邓小平同志，他很赞同这一主张，并进一步提出实行兵役制，决定组建中国人民解放军基建工程兵，实行‘劳武结合，能工能战，以工为主’。基建工程兵的组建工作在1965年下半年就着手进行，1966年8月正式成立，由李人林同志任指挥部主任，我兼政委。第一批先整编成5个支队(师)另4个大队(团)。基建工程兵人数最多时有32个支队、156个大队，共49万人，在冶金、煤炭、水电、交通、石化等行业中，承担了繁重艰巨的施工任务。像四川江油长城特殊钢厂、川藏公路、鄂西的化工厂，都是他们建设或扩建的。”
代表建设部观点的《当代中国的基本建设》(彭敏领衔主编 当代中国出版社电子图书，第二十二章第一节)指出：“六十年代中后期，取消了承发包制，改为经常费制。施工企业的工人工资、管理费和施工津贴等，均由国家直接拨款，同施工企业的经济效益完全脱钩。这种经常费制，不利于施工企业搞好经济核算。尽管只是在部分施工企业中实行，但却造成了浪费。”“一九七三年以后实行取费制。针对经常费制带来的弊端，一九七三年一月三十一日，国家建委、国家计委和财政部联合发出《关于改变经常费办法，实行取费制度的通知》，规定凡是实行经常费的建筑安装企业，一律改为取费制度，国家财政不再直接拨款。当时规定施工企业的工资和管理费按完成建筑安装工作量的26%收取。”
三、对任摩逊文革经历的初步分析
任正非差不多与共和国同龄，由此全过程地亲历了毛时代和邓时代，亲历并目睹课一些政治运动，其中文革的经历对他影响至深。
不过，有些说法很明显与他的亲历者身份不符，例如他说：“‘文革’造反派抄家时，以为一个高级知识分子、专科学校的校长家，不知有多富，结果都惊住了。”从这句话隐含的信息看，很明显说的是文革初期第一次被抄家的情况，而这个时期的运动，还是处在各级党委或者工作组领导之下，尚未产生造反派组织。由于信息有限，无法做出准确的判断，根据全国运动情况推测：任摩逊应该是被黔南州党委抛出来的靶子，而抄家肯定是当地党委组织的“群众”去干的，就如同当时湖北省委抛出武大校长李达、江苏省委抛出南大校长匡亚明一样。
上述分析虽然缺乏第一手材料支撑，不能下定论，但可以肯定不是造反派抄他家。显然，违背事实的回忆文字，与任正非作为亲历者和知情者的身份不符，这只能找另外的解释，我果然找到了，在《华为真相》中间记录了任正非的宝贵经验：“一个人再有本事，也得通过所在社会的主流价值认同，才能有机会。”在文革这个关键问题上，任正非需要与“社会的主流价值认同”保持一致，而主流价值一说到文革就必须要控诉毛泽东、四人帮或者造反派，任正非还只是消极地与主流保持一致，没有进行积极的捏造事实，只不过在事实的基础上搞点张冠李戴而已。
任正非作为企业家，远远好于学院派的空谈家，他谈到自己父亲在文革受审查时的心灵苦痛，没有简单地比附自由、人权等绝对普世价值，更没有由此把自己拔高到控诉法西斯的道德高位，而是更为实事求是地承认父亲确实不是“革命中坚”也缺乏底层的“政治纯洁”：“回想起来，革命的中坚分子在一个社会中是少的，他们能以革命的名义，无私无畏地工作，他们是国家与社会的栋梁。为了选拔这些人，多增加一些审查成本是值得的。而像父母这样追随革命，或拥护革命，或不反对革命的人是多的，他们比不革命好，社会应认同他们，给以机会。”“父母虽然较早参加革命，但他们的非无产阶级血统，要融入无产阶级的革命队伍，取得信任，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他们不可能像普通农民、工人那样政治纯洁。他们是生活在一个复杂的社会中，这个社会又是多元化组成的，不可能只有一种纯洁的物质。历次政治运动中，他们都向党交心，他们思想改造的困难程度要比别人大得多，所受的内心煎熬也非他人所能理解。”
值得指出的是，任正非作为企业家，与学院派的空谈家不同在于：理解现实社会的复杂性并能够认识到一些政策的功能性作用及其必要性，他对知识分子的看法以及政策的建议，应该算得上陈伯达和张春桥的知己，比较一下陈伯达主持起草的文革指导性文件《十六条》和张春桥主持起草文革总结性文件《九大政治报告》关于知识分子的部分，可以看到其中的一致性。
陈伯达主持起草的《十六条》中间，第十二条就是“关于科学家、技术人员和一般工作人员的政策”，这一条的内容是：“对于科学家、技术人员和一般工作人员，只要他们是爱国的，是积极工作的，是不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是不里通外国的，在这次运动中，都应该继续采取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对于有贡献的科学家和科学技术人员，应该加以保护。对他们的世界观和作风，可以帮助他们逐步改造。”这一条说得很清楚，对知识分子的世界观和作风，是帮助他们逐步改造而不是强制性的审查批判，而且对于知识分子的要求也很低，只要求“爱国”“不里通外国”，就像任正非说的知识分子只要不是反革命就行了。
在张春桥主持起草的《九大政治报告》中间，涉及到知识分子政策的两个段落是：“从旧学校中培养的知识分子，多数或大多数是能够或者愿意同工农兵结合的。应当在毛主席正确路线指引下，由工农兵给他们以‘再教育’，对于那些结合得好的，对于那些积极上山下乡的红卫兵和知识青年，要予以鼓励。”“对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或一批二看，或一批二用，或一批二养，总之，批判思想，给以出路。把这一部分敌我矛盾当作人民内部矛盾处理，有利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有利于分化瓦解敌人。”前一个段落是针对大多数知识分子的，后一个段落是针对作为文革两大批判对象之一的“反动学术权威”来说的。
文革期间，各级当权派基本上不按照政策办事，时刻谋划着“转移斗争大方向”，对知识分子干部的过火审查和纠缠历史问题的老账，就是这个“违反政策”实践的一部分，这些责任当时是记在“反文革”势力头上的，被准确地称为“转移斗争大方向”，这对于亲历过文革的人而言，应该是很清楚的。不过，在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之后，一切在1966-1976年期间发生的问题都说成是“文革的问题”，并把帐记到“文革派”头上，这算是后文革时代的主流社会价值的一个关键组成部分吧。
把一切都记在文革派头上的后文革主流价值，并不一定反应历史事实，但是，能够较好地改造人们对于历史的记忆，甚至让亲历者自觉自愿地把回忆与主流价值“一致起来”：“‘文革’中，我家的经济状况，陷入了比自然灾害时期还困难的境地。中央文革为了从经济上打垮走资派，下文控制他们的人均标准生活费不得高于15元。而且各级造反派层层加码，真正到手的平均10元左右。我有同学在街道办事处工作，介绍弟妹们到河里挖砂子，……。”这段说法就更违背史实了，可以肯定中央文革绝对没有下发过限制生活费的文件，而且，文革后期也就是任摩逊受审查阶段也绝不是造反派在掌权，更为重要的是，任摩逊是被党委抛出来的打击对象、这种人往往是造反派的拉拢对象、不会成为造反派的打击对象，但是，把文革十年期间的问题记在文革派(上层是中央文革小组、底层是造反派)身上，则是一种吻合主流价值的记账法。
四、史实与辩护方案的重大差别——统治阶级如何对优势地位进行自我辩护
每一种权力或者利益，都需要自我辩护，证明其配得上其拥有的优势地位。审查知识分子的不纯洁历史和心灵，虽然很粗暴，但是，在其反面就自然地证明了：心理纯洁、政治坚定群体享有权力和地位的正当性。反过来，说知识就是力量，甚至极端地声称“只有知识才有力量”，这就是另外一种论证优越地位的方案了。在毛时代，前述两种论证优势地位的方案，相互对立，长期存在，不过有时在明、有时在暗而已。
不过，知识在何种程度上改变一个人的命运，决定他在社会上的地位和贡献，这不是一成不变的：“父亲说了几句话：‘记住知识就是力量，别人不学，你要学，不要随大流。”“以后有能力要帮助弟妹。’”“由于父亲受审查的背景影响，弟妹们一次又一次的入学录取被否定，那个年代对他们的损失就是没有机会接受高等教育。”至少，知青一代很多人并没有上大学的机会，但一样有很多人爬上权力高位、资本大腕，这在社会急剧转型时期的表现还特别突出。
过度地认定只有知识才能改变命运，这作为掌握“文化资本”那群人的意识形态信条或者自我辩护的方案，无可厚非，但用以对照历史并得出结论，不仅很难吻合历史事实，还会在实践中间过分低估教育投资所内涵的高风险。回忆有时候不可靠的地方，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通过“马后炮”优势预先地排除了风险，这样，才能够轻飘飘地把一切风险考量说成是不正常，任正非竟然提到“爷爷良心发现”这种大不敬句子，显然是以“教育投资属于高收益无风险”的事后核算结果来支持的。任正非作为企业家注意到了教育投资与收益的对比，但是竟然粗暴地忽略了父亲任摩逊在1949年之前的低收益阶段，也忽略了新政权早期知识分子“供不应求”导致“少量教育投资也可以卖出高价”是一种特殊时段的现象。人们即便是从自身的亲身经验中间，也往往得出错误的结论和认识，关键乃在于：对于符合自己信条的事实会过于放大并不恰当地赋予其永久化的恒定特征，而对于不符合自己信条的事实则会选择性遗忘或者低估其影响力。
任正非的亲历很有意思，毛时代强调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高扬“劳动创造价值”的主旋律，在具体的管理实践中间，奖状主要是发给最底层的体力劳动者、发给那些被管理的对象而不是管理者自身，这大概与管理手段的作用和功能设计有关：奖励主要是作为激励被管理对象的手段而不是评判管理者的手段。奖状到底应该属于谁，带来管理者和知识精英的不认同，任正非认为自己这个很不正当，归结为坏人——“四人帮”的影响，导致精英阶层不能“翻身解放”：“1976年10月，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使我们得到了翻身解放。我一下子成了奖励‘暴发户’。‘文革’中，无论我如何努力，一切立功、受奖的机会均与我无缘。在我领导的集体中，战士们立三等功、二等功、集体二等功，几乎每年都大批涌出，而唯我这个领导者，从未受过嘉奖。”“1978年3月我出席了全国科学大会，6000人的代表中，仅有150多人在35岁以下，我33 岁。我也是军队代表中少有的非党人士。”
真实的历史可能是反过来的，“四人帮”未必有兴趣限制精英阶层“得奖状”，乌有之乡网友郭松民准确地指出过：毛主席给了“四人帮”批判权，没有给他们执政权，这个说法是符合事实的，王张江姚这四个人从来都没有主持过国务院经济工作或者军队工作，这四个人主要是在意识形态领域当主管、长期支持在舆论上批判当权派内部的修正主义和走资派。但是，粉碎“四人帮”的那群人则明确需要给精英阶层“发奖状”，这其实也是一种曲折的优势地位的正当性论证。与传统社会相比，1976年之后“给谁发奖状”的变化，近似于回归“朕与士大夫共治天下，非与小民共治天下”的传统经验。有个著名的网友高戈里比较了战争年代国民党与共产党获奖人群的不同：共产党的“战斗英雄”基本上只颁给第一线的战士，而国民党的“青天白日勋章”“金星勋章”基本上只颁给将官，这中间的差别有什么政治理论或者实践上的不同意涵，今天很少有人去追问。不过，有一点很清楚：在最开始的年代还只是任正非这种技术干部和第一线劳动者共同得奖状，慢慢就变成了“五一劳动奖章”只授给资本家和董事长了。这个从渐变到质变的过程，其中的深刻意涵尚未得到充分研究和挖掘。
有一个北大学生李民骐，1990年因为在纪念六四集会上讲话被逮捕，在班房里头领会到“牢头狱霸”是如何进行自我地位正当性辩护的，值得抄在这里：“在监狱中，依靠牢头管理监号。牢头是犯人中的统治者和压迫者。他们在监号中占据最宽敞的床位(想象一下，在人均只有半平方米的监号中，一个人睡两三米宽的地方是怎样一种特权)、掌管食物分配、支使他人为自己劳动(捶背、洗衣等)，还可以打骂其他犯人、从中取乐，有的还占有同性恋伙伴。所有的革命者都会承认，牢头现象是一种必须根除的压迫现象。在监号中，牢头们散布这样一些言论：‘人到哪里都分三六九等’;‘在什么地方都有柳爷(特权阶层)，也有鼠蔑(奴隶阶层)’;‘牢头也是从擦地擦板儿一点点熬上来的’。每一个革命者都清楚，这无非是说压迫有理、被压迫活该。但是，这些话难道不是压迫社会(包括“民主”社会)中流行观念的表现吗?比如：任何社会都有上中下之分;国家只能交给精英、优秀人物来管理;管理者和被管理者的对立是永恒的;资本家也是从洗盘子开始辛辛苦苦奋斗起家的......。为什么大多数反对派分子遇到这些问题就失去了批判性呢?反对派的绝大多数本身就是知识分子精英，或者接受了知识分子精英灌输的观念，认为只有自己才代表社会价值，而劳动者大众实际上没有社会价值。”(李民骐：《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和阶级斗争》附录一，载《红色中国》网站)
不仅政治场域中间的权贵需要经常性的自我辩护，商场的富人也一样需要。应该说，华为的成就和任正非的贡献，是能够得到很多普通民众认同的。反过来，那些投过房地产起家和与跨国资本密切的暴富群体，其财富积聚过程往往更多地得益于官场的巨大帮助，但得到的社会认同程度却有限。像华为这种已于完成正当性辩护的产业资本，反而很少有那种改旗易帜的热情，反而是那些投机资本、官僚买办资本的代表人特别热衷于批判体制和改旗易帜事业，这除了着眼于“改旗易帜”之后预期兑现的政治“从龙红利”之外，自我辩护的困境肯定也是一个最重要的内在动机。
任正非还在《华为的冬天》一文中间说：“不管遇到任何问题，我们的员工都要坚定不移地保持安静，听党的话，跟政府走。严格自律，不该说的话不要乱说。特别是干部要管好自己的家属。”这个说法不仅体现了任正非“与社会主流价值保持一致”的经验，其中还有着深刻的政治内涵，这有待于另写专文来分析。这里只指出一点：在参与阿拉善协会和壹基金会活动的大资本家群体中间，是明确主张“官学产煤”四大同盟，这一政治战略中间包含着两个相互关联的策略：在与官员个人实现紧密结盟的同时要对官府体制进行最大限度的“非正当化”论证。任正非的这个说法，实际并不仅仅意味着主动放弃追求政治上的“从龙红利”，更为关键的是：他和华为都不需要另外开辟政治战场来完成自我辩护。这个主张，可能深刻地体现了目前国内产业资本，与官僚资本、跨国资本和投机资本有着的不同的政治需要：那些正当性辩护困难的资本家群体，除了追求“从龙红利”之外，还格外需要向政治系统转嫁“合法性危机”，这很接近于三十六计中间的“李代桃僵”之计，目的当然是把所有的社会不认同(包括所谓的“仇官”“仇富”)，都集中到对政治体制的不认同方面。
二〇一四年六月十七日
附文：
任正非：我的父亲母亲
我们都很关注华为的发展，也都知道颇具个性的任正非，但华为的领军人物十三年前写下的这篇文章，我们可能并非那么熟悉。
他回忆了与父亲母亲共同生活的点点滴滴。也许一个企业家对待企业、消费者和社会的态度，与他对待父母的感情有相通之处。JIC君不再多说，请大家耐心看这篇长文吧。
这是我一生中最大的憾事——如果8日上午我真给母亲打了电话，拖延她一两分钟出门，也许她就躲过了这场灾难……
上世纪末最后一天，我总算良心发现，在公务结束之后，买了一张从北京去昆明的机票，去看看妈妈。买好机票后，我没有给她电话，我知道一打电话她一下午都会忙碌，不管多晚到达，都会给我做一些我小时候喜欢吃的东西。直到飞机起飞，我才告诉她，让她不要告诉别人，不要车来接，我自己打出租车回家，目的就是好好陪陪她。前几年我每年也去“麦加朝圣”，但一下飞机就给办事处接走了，说这个客户很重要要拜见一下，那个客户很重要要陪他们吃顿饭，忙来忙去，忙到上飞机时回家取行李，与父、母匆匆一别。妈妈盼星星、盼月亮，盼盼唠唠家常，一次又一次的落空。他们总是说你工作重要，先工作，先工作。
由于我3日要赶回北京，随胡锦涛副主席访问伊朗，在昆明我只能呆一天。这次在昆明给妈妈说了去年11月份我随吴邦国副总理访问非洲时，吴邦国副总理在科威特与我谈了半小时话的内容。首长说了这次我随访是他亲自点的名，目的有三个：1、鼓励和肯定华为，并让随行的各部部长也正面地认识和了解华为;2、了解一下我们公司的运行与管理机制，看看对别的企业有无帮助;3、看看政府对华为开拓国际市场是否能给予一些帮助。妈妈听了十分高兴，说“政府信任就好，只要企业干得好，其他都会随时间的证实而过去的。”
最近这两年，网上、媒体中对华为有一些内容，也是毁誉参半，妈妈是经过“文革”痛苦煎熬过的，对荣誉不感兴趣，对一些不了解我们真实情况的文章却十分忧心。我说了，我们不是上市公司，不需要公示社会，主要是对政府负责，对企业的有效运行负责。我们去年交税20亿多，2001年要交40多亿的税。各级政府对我们都信任。我们不能在媒体上去辩论，这样会引起争论，国家纸太贵，为我们这样一个小公司争论太浪费。为我们这样一个小公司，去干扰国家的宣传重点，我们也承担不了这么大责任。他们主要是不了解，我们也没有介绍，了解就好了。妈妈舒了一口气，理解了我的沉默。这次我终于良心发现，与母亲约好，今年春节我不工作，哪儿也不去，与几个弟妹陪她在海南过春节，好好聊一聊，痛痛快快聊一聊。以前，我节假日多为出国，因中国过节，外国这时不过节，正好多一些时间工作，这次我是彻底想明白了，要陪陪妈妈，我这一生还没有好好陪过他们。没想到终成泡影。
8号那天，圆满结束对伊朗的访问，我们刚把胡副主席送上飞机，就接到纪平的电话，说我母亲上午10时左右，从菜市场出来，提着两小包菜，被汽车撞成重伤，孙总已前往昆明组织抢救。由于相隔千万里，伊朗的通信太差，真使人心急火燎。飞机要多次中转才能回来，在巴林转机要呆6.5小时，真是心如煎熬，又遇巴林雷雨，飞机又延误两个小时，到曼谷时又再晚了十分钟，没有及时赶上回昆明的飞机，直到深夜才赶到昆明。
回到昆明，就知道妈妈不行了，她的头部全部给撞坏了，当时的心跳、呼吸全是靠药物和机器维持，之所以在电话上不告诉我，是怕我在旅途中出事。我看见妈妈一声不响地安详地躺在病床上，不用操劳、烦心，好象她一生也没有这么休息过。
我真后悔没有在伊朗给母亲一个电话。7日胡副主席接见我们8个随行的企业负责人，我汇报了二、三分钟，说到我是华为公司的时候，胡副主席伸出4个指头，说四个公司之一。我本想把这个好消息告诉妈妈，说中央首长还知道我们华为。但我没有打，因为以前不管我在国内、国外给我母亲电话时，她都唠叨：“你又出差了”，“非非你的身体还不如我好呢”，“非非你的皱纹比妈妈还多呢”，“非非你走路还不如我呢，你这么年纪轻轻就这么多病”，“非非，糖尿病参加宴会多了，坏得更快呢，你心脏又不好”。 我想伊朗条件这么差，我一打电话，妈妈又唠叨，反正过不了几天就见面了，就没有打。而这是我一生中最大的憾事。由于时差，我只能在中国时间8日上午一早打，告诉她这个喜讯，如果我真打了，拖延她一、二分钟出门，也许就躲过了这场灾难。这种悔恨的心情，真是难以形容。
我看了妈妈最后一眼后，妈妈溘然去世。95年我父亲也是因为在昆明街头的小摊上，买了一瓶塑料包装的软饮料喝后，拉肚子，一直到全身衰竭去世。
爸爸任摩逊，尽职尽责一生，充其量可以说是一个乡村教育家。妈妈程远昭，是一个陪伴父亲在贫困山区与穷孩子厮混了一生的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园丁。
爸爸是穿着土改工作队的棉衣，随解放军剿匪部队一同进入贵州少数民族山区去筹建一所民族中学。一头扎进去就是几十年，他培养的学生不少成为党和国家的高级干部，有些还是中央院校的校级领导，而父亲还是那么位卑言微。
爷爷是浙江浦江县的一个做火腿的大师傅，爸爸的兄弟姊妹都没有读过书。由于爷爷的良心发现，也由于爸爸的执着要求，爸爸才读了书。爸爸在北京上大学期间，也是一个热血青年，参加学生运动，进行抗日演讲，反对侵华的田中奏章，还参加过共青团。由于爷爷、奶奶相继病逝，爸爸差一年没有读完大学，辍学回家。时日，正值国共合作开始，全国掀起抗日高潮，父亲在同乡会的介绍下，到广州一个同乡当厂长的国民党军工厂作会计员。由于战争的近逼，工厂又迁到广西融水，后又迁到贵州桐梓。在广西融水期间，爸爸与几个朋友在业余时间，开了一个生活书店，卖进步书籍，又组织一个“七•七”读书会，后来这个读书会中有几十人走上了革命前线，有相当多的人解放后成为党和国家的高级干部。粉碎“四人帮”后，融水重写党史时，还把爸爸邀请过去。
爸爸这段灰色的历史，是文革中受磨难最大的一件事情。身在国民党的兵工厂，而又积极宣传抗日，同意共产党的观点，而又非有与共产党地下组织有联系。你为什么?这就成了一部分人的疑点。在那种文革时期，如何解释得清楚。他们总想挖出一条隐藏得很深的大鱼，爸爸受尽了百般的折磨。
妈妈其实只有高中文化程度，她要陪伴父亲，忍受各种屈辱，成为父亲的挡风墙;又要照顾我们兄妹七人，放下粉笔就要和煤球为伍，买菜、做饭、洗衣……又要自修文化，完成自己的教学任务，她最后被评为中学的高级教师。她的学生中，不少是省、地级干部及优秀的技术专家，他们都对母亲的教学责任心印象深刻。妈妈这么低的文化水平，自学成才，个中艰辛，只有她自己知道。
父母虽然较早参加革命，但他们的非无产阶级血统，要融入无产阶级的革命队伍，取得信任，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他们不可能像普通农民、工人那样政治纯洁。他们是生活在一个复杂的社会中，这个社会又是多元化组成的，不可能只有一种纯洁的物质。历次政治运动中，他们都向党交心，他们思想改造的困难程度要比别人大得多，所受的内心煎熬也非他人所能理解。他们把一生任何一个细节都写得极其详尽，希望组织审查。他们去世后，我请同学去帮助复印父母的档案，同学们看了父母向党交心的材料，都被他们的真情感动得泪流满面。终其一生，他们都是追随革命的，不一定算得上中坚分子，但无愧于党和人民。父亲终在1958年国家吸收一批高级知识分子入党时，入了党。当时向党交心，不像今天这样信息发达，那时，反对个别党员，有可能被说成反党。我们亲眼看到父母的谨小慎微、忘我地拼其全力工作，无暇顾及我们，就如我拼死工作，无暇孝敬他们一样。他们对党和国家、对事业的忠诚，已经历史可鉴。我今天要忏悔的，是我没有抽时间陪陪他们，送送他们。
回想起来，革命的中坚份子在一个社会中是少的，他们能以革命的名义，无私无畏的工作，他们是国家与社会的栋梁。为了选拔这些人，多增加一些审查成本是值得的。而象父、母这样追随革命，或拥护革命，或不反对革命的人是多的，他们比不革命好，社会应认同他们，给以机会。不必要求他们那么纯洁，花上这么多精力去审查他们，高标准要求他们，他们达不到也痛苦。而且要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一同来支撑，以物质文明来巩固精神文明，以一种机制来促使他们主观上为提高生存质量，客观贡献是促进革命，充分发挥他们贡献的积极性。我主持华为工作后，我们对待员工，包括辞职的员工都是宽松的，我们只选拔有敬业精神、献身精神、有责任心、使命感的员工进入干部队伍，只对高级干部严格要求。这也是亲历亲见了父母的思想改造的过程，而形成了我宽容的品格。
我们与父母相处的青少年时代，印象最深的就是渡过三年自然灾害的困难时期。今天想起来还历历在目。
我们兄妹七个，加父母共九人。全靠父、母微薄的工资来生活，毫无其他来源。本来生活就十分困难，儿女一天天在长大，衣服一天天在变短，而且都要读书，开支很大，每个学期每人交2～3元的学费，到交费时，妈妈每次都发愁。与勉强可以用工资来解决基本生活的家庭相比，我家的困难就更大。我经常看到妈妈月底就到处向人借3～5元钱度饥荒，而且常常走了几家都未必借到。直到高中毕业我没有穿过衬衣，有同学看到很热的天，我穿着厚厚的外衣，说让我向妈妈要一件衬衣，我不敢，因为我知道做不到。我上大学时妈妈一次送我两件衬衣，我真想哭，因为，我有了，弟妹们就会更难了。我家当时是2～3人合用一条被盖，而且破旧的被单下面铺的是稻草。文革造反派抄家时，以为一个高级知识分子、专科学校的校长家，不知有多富，结果都惊住了。上大学我要拿走一条被子，就更困难了，因为那时还实行布票、棉花票管制，最少的一年，每人只发0.5米布票。没有被单，妈妈捡了毕业学生丢弃的几床破被单缝缝补补，洗干净，这条被单就在重庆陪伴我渡过了五年的大学生活。这次在昆明散步时，也谈到了那时的艰难。
59～62年，由于大跃进的失误，也由于三年的自然灾害，国家陷入了经济困难。我正好在那时念高中，当时最大的困难就是饥饿，天天都是饥肠辘辘，无心读书，我高二还补考了。我在初中时人家把我作为因材施教的典型，而高中却补考。我青少年时期并无远大的理想，高中三年的理想就是能吃一个白面馒头。因此，我特别能理解近几年朝鲜人民的困难，他们还有国际援助，人口又少。中国那时处在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经济封锁与制裁中，人口又多，其困难比今天的朝鲜及非洲还大。
后来饿得多了，方法也多了一些，上山采一些红刺果(就是我们绿化用的那种)，把厥菜根磨成浆，青杠子磨成粉代食。有时妹妹采几颗蓖麻子炒一下当花生吃，一吃就拉肚子。后来又在山上荒地种了一些南瓜，以及发明了将美人蕉(一种花)的根煮熟了吃。刚开始吃美人蕉根时，怕中毒，妈妈只准每人尝一点。后来看大家没有事，胆子就大一些，每天晚上儿女围着火炉，等着母亲煮一大锅美人蕉的根或南瓜来充饥，家庭和和睦睦。那时，根本没有专用的厨房，而是卧室床前的地上，挖一个坑，作一个地炉，又做饭，又取暖，大家围在一起，吃南瓜，和和融融。
父母的不自私，那时的处境可以明鉴。我那时14-15岁，是老大，其他一个比一个小，而且不懂事。他们完全可以偷偷地多吃一口粮食，可他们谁也没有这么做。爸爸有时还有机会参加会议，适当改善一下生活。而妈妈那么卑微，不仅要同别的人一样工作，而且还要负担七个孩子的培养、生活。煮饭、洗衣、修煤灶……什么都干，消耗这么大，自己却从不多吃一口。我们家当时是每餐实行严格分饭制，控制所有人欲望的配给制，保证人人都能活下来。不是这样，总会有一个、两个弟妹活不到今天。我真正能理解活下去这句话的含义。
我高三快高考时，有时在家复习功课，实在饿得受不了了，用米糠和菜合一下，烙着吃，被爸爸碰上几次，他心疼了。其实那时我家穷得连一个可上锁的柜子都没有，粮食是用瓦缸装着，我也不敢去随便抓一把，否则也有一、两个弟妹活不到今天。(我的不自私也是从父母身上学到的，华为今天这么成功，与我不自私有一点关系。)后三个月，妈妈经常早上塞给我一个小小的玉米饼，要我安心复习功课，我能考上大学，小玉米饼功劳巨大。如果不是这样，也许我也进不了华为这样的公司，社会上多了一名养猪能手，或街边多了一名能工巧匠而已。这个小小的玉米饼，是从父母与弟妹的口中抠出来的，我无以报答他们。
1997年我国的高等教育制度改革时，开始向学生收费，而配套的助学贷款又没跟上，华为向教育部捐献了2500万元寒门学子基金。在基金叫什么名字上争论很大，甚至有员工亲自来找我，说不要叫寒门，叫优秀××，这些人不少还是博士、博士后。我认为出身贫寒并不羞耻，而思想与知识贫寒，出身高贵也不光荣。我的青少年时代就是在贫困、饥饿、父母逼着学中度过来了的。没有他们在困难中看见光明、指导，并逼迫我们努力，就不会有我的今天。
父亲一生谨小慎微，自知地位不高，从不乱发言而埋头在学问中。因此，平安度过了57年反右、59年反右倾、64年四清。但没有小难，必有大难。文革一开始，各地都以三家村这种模式找靶子。会写文章、是党的领导干部、有一些独立的政治思想的人(指与当地的潮流不合拍)，就是靶子。爸爸在早期革命队伍中就算有文化的，又有教学经验，又是领导干部……是这种模板。文革又是从教育界首先开始的，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运动中，他最早被抛出来，反动学术权威、走资派、历史有问题的人……万劫难逃。他最早被关进牛棚(当时称关押地、富、反、坏、右、走资派……九种人的非监狱的囚室)，直到粉碎“四人帮”，历时十年，短短的人生能有几个十年。这又是在他最能为人民做事的时期，你知道这对一个有志者是多么的痛苦。由于只有少数人先被抛出来，那时的末日恐惧是可以想像的。父亲是校长，父亲的同事、原来的书记黄宣乾是老革命，忍受不了而自杀了。其实他们的错误就是要把教学搞好为国家，就是今天的科教兴国。今天能把科教兴国的口号喊响，一百多年来有多少人为它殉道。
当时，我已到外地读书，没有直接感受到家庭的遭遇，因为母亲来信绝不会描述。她只会说“要相信运动，跟党走，要划清界线，争取自己的前途……党的政策是历史问题看现实，出身问题看本人，你不要受什么影响。”而弟妹们年纪小，在父母身边，他们直接感受了各种屈辱与打击。弟妹们经常扒在食堂外面的玻璃窗，看批斗爸爸，吓得他们浑身发抖。爸爸站在高高的台子上，头带高帽，满脸涂黑，反捆双手，还一边被人拳打脚踢，有时还被踢倒在地……有时，几百个走资派挂着黑牌，装在卡车上游街……
我当时在外地读书，对家中的情况不了解，是同班同学从父亲学校出来串连的学生中了解到，再告诉我的。我在大串连中，收集了许多传单，寄给母亲。我记得传单上有周恩来总理的一段讲话，“干部要实事求是，不是的不要乱承认。事情总会搞清的。”妈妈把周总理这一段话，藏在饭里送给爸爸，后来爸爸说，这张条子救了他的命，他才没有自杀。其实父亲为什么没有自杀，母亲后来给我们说过，他是为了我们七个孩子。他想他一死，就成了自绝于人民，孩子们背上这个政治包袱，一辈子如何生存，那时的血统论，株连儿女的严酷环境下，他忍受百般折磨，也不会自杀的。
1967年重庆武斗激烈时，我扒火车回家。因为没有票，还在火车上挨过上海造反队的打，我说我补票，也不行，硬把我推下火车。也挨过车站人员的打。回家还不敢直接在父母工作的城市下车，而在前一站青太坡下车，步行十几里回去，半夜回到家，父、母见我回来了，来不及心疼，让我明早一早就走，怕人知道，受牵连，影响我的前途。爸爸脱下他的一双旧反毛皮鞋给我，第二天一早我就走了，又回到枪林弹雨的重庆。父母总以为枪林弹雨，没有政治影响可怕。临走，父亲说了几句话：“记住知识就是力量，别人不学，你要学，不要随大流。”“学而优则仕是几千年证明了的真理。”“以后有能力要帮助弟妹。”背负着这种重托，我在重庆枪林弹雨的环境下，将樊映川的高等数学习题集从头到尾做了二遍，学习了许多逻辑、哲学……。还自学了三门外语，当时已到可以阅读大学课本的程度，终因我不是语言天才，加之在军队服务时用不上，20多年荒废，完全忘光了。我当年穿走爸爸的皮鞋，今天是十分后悔的。我那时是一个学生，是自由人，不用泥里水里跑，而爸爸那时是被押着做苦工，泥里、水里、冰冷、潮湿、……，他才真正需要。我那时只理解父母的温暖，没有理解他们的需要，也太自私了。
“文革”中，我家的经济状况，陷入了比自然灾害时期还困难的境地。中央文革为了从经济上打垮走资派，下文控制他们的人均标准生活费不得高于15元。而且，各级造反派层层加码，真正到手的平均10元左右。我有同学在街道办事处工作，介绍弟妹们在河里挖砂子，修铁路抬土方……，弟妹们在我结婚时，大家集在一起，送了我100元。这都是他们在冰冷的河水中筛砂，修铁路时在土方塌方中被掩埋……挣来的。那时的生活艰苦还能忍受，心痛比身痛要严重得多。由于父亲受审查的背景影响，弟妹们一次又一次的入学录取被否定，这个年代对他们的损失就是没有机会接受高等教育。除了我大学读了三年就开始文化大革命外，其他弟妹有些高中、初中、高小、初小都没读完，他们后来适应人生的技能，都是自学来的。从现在的回顾来看，物质的艰苦生活以及心灵的磨难是我们后来人生的一种成熟的宝贵财富。
母亲那时有严重的肺结核病，经济如此之困难，营养条件又差，还要承担沉重的政治压力，往牛棚送饭，抄检查……，还帮助父亲把检查刻腊板，多印几份，早一些解决问题。那时，社会上的油印机是为造反派服务的，不可能借用。母亲就用一块竹片削好，在腊纸上刮，印出检查。……。母亲由于得不到很好的治疗，几乎耳聋。
我那时在外地院校受影响较小，文革后期毕业分配时，整个中国已经上千万干部被打倒，我就显得不孤立了。父亲没有作结论，因此，也不能作为分配的依据。后来我入伍参军，也是如此理由，让我过了关，所以我比弟妹们多了一种幸运。不过因为父亲的问题，我一直没有能通过入党申请，直到粉碎四人帮以后。
“文革”对国家是一场灾难，但对我们是一次人生的洗礼，使我政治上成熟起来，不再是单纯的一个书呆子。我虽然也参加了轰轰烈烈的红卫兵运动，但我始终不是红卫兵，这也是一件奇观。因为父亲受审的影响，哪一派也不批准我参加红卫兵。自己又不愿做司令，拉三、五个被社会抛弃的人，组一个战斗队，做一个袖章戴戴。那时戴上这种袖章是一种政治地位的象征。也羡慕家庭清白的同学。因此，只能跟在这些组织的外围，瞎跑跑。
1976年10月，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使我们得到了翻身解放。我一下子成了奖励“暴发户”。文革中，无论我如何努力，一切立功、受奖的机会均与我无缘。在我领导的集体中，战士们立三等功、二等功、集体二等功，几乎每年都大批涌出，而唯我这个领导者，从未受过嘉奖。我也从未有心中的不平，我已习惯了我们不应得奖的平静生活，这也是我今天不争荣誉的心理素质培养。粉碎“四人帮”以后，生活翻了个儿，因为我两次填补过国家空白，又有技术发明创造，合乎那时的时代需要，突然一下子“标兵、功臣……”部队与地方的奖励排山倒海式地压过来，我这人也热不起来，许多奖品都是别人去代领回来的，我又分给了大家。
1978年3月我出席了全国科学大会，6000人的代表中，仅有150多人在35岁以下，我33岁。我也是军队代表中少有的非党人士。在兵种党委的直接关怀下，部队未等我父亲平反，就直接去为查清我父亲的历史进行外调，否定了一些不实之词，并把他们的调查结论，也寄给我父亲所在的地方组织。我终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后来又出席了党的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父亲把我与党中央领导合影的照片，做了一个大大的镜框，挂在墙上，全家都引以为自豪。
我父亲也在粉碎“四人帮”后不久平反。由于那时百废待兴，党组织需要尽快恢复一些重点中学，提高高考的升学率，让他去做校长。文革前他是一个专科学校的校长。他不计较升降，不计较得失，只认为有了一种工作机会，全身心的就投进去了，很快就把教学质量抓起来了，升学率达到了90%多，成为远近闻名的学校。他直到84年75岁才退休。他说，他总算赶上了一个尾巴，干了一点事。他希望我们珍惜时光，好好干。至此，我们就各忙各的，互相关心不了了。我也亲历亲见过，四川省委老领导杨超同志文革中二次复出，他的小孩一直与我们是朋友。文革初期他父亲被关进监狱中，当时听他女儿说过几天组织要去监狱与他父亲谈话，让他重新出来任四川省委书记。他一出来都毫无怨言就投入了工作。我为老一辈的政治品行自豪，他们从牛棚中放出来，一恢复组织生活，都拼命地工作。他们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不计荣辱，爱国爱党，忠于事业的精神值得我们这一代人、下一代人、下下一代人学习。生活中不可能没有挫折，但一个人为人民奋斗的意志不能动摇。
我有幸在罗瑞卿同志逝世前三个月，有机会聆听了他为全国科学大会军队代表的讲话，说未来十几年来是一个难得的和平时期，我们要抓紧全力投入经济建设。我那时年青，缺少政治头脑，并不明白其含意。过了二、三年大裁军，我们整个兵种全部裁掉，我才理解了什么叫预见性的领导。1982年，在党的“十二大”期间，我们基建工程兵小组与铁道兵小组的中心话题就是裁军，因为一开完“十二大”，我们就要整建制的离开军队，实在是有些恋恋难舍，毕竟我们习惯了十几、廿年的军队生活。当时，父、母也不太理解党的开放改革，也认为离开军队太可惜。
转入地方后，不适应商品经济，也无驾驭它的能力，一开始我在一个电子公司当经理也栽过跟斗，被人骗过。后来也是无处可以就业，才被迫创建华为的。华为的前几年是在十分艰难困苦的条件下起步的。这时父母、侄子与我住在一间十几平方的小房里，在阳台上做饭。他们处处为我担心，生活也十分节省，攒一些钱说是为了将来救我。(听妹妹说，母亲去世前二月，还与妹妹说，她存有几万元，以后留着救哥哥，他总不会永远都好。母亲在被车撞时，她身上只装了几十元钱，又未装任何证件，是作为无名氏被110抢救的。中午吃饭时，妹妹、妹夫发现她未回来，四处寻找，才知道遇车祸。可怜天下父母心，一个母亲的心多纯。)当时在广东卖鱼、虾，一死就十分便宜，父、母他们专门买死鱼、死虾吃，说这比内地还新鲜呢!晚上出去买菜与西瓜，因为卖不掉的菜，便宜一些。我也无暇顾及他们的生活，以致母亲糖尿病严重我还不知道，是邻居告诉我的。华为有了规模发展后，管理转换的压力十分巨大，我不仅照顾不了父母，而且连自己也照顾不了，我的身体也是那一段时间累垮的。我父母这时才转去昆明我妹妹处定居。我也因此理解了要奋斗就会有牺牲，华为的成功，使我失去了孝敬父、母的机会与责任，也消蚀了自己的健康。
我总认为母亲身体很好，还有时间。我身体不好，以及知识结构、智力跟不上时代，也将逐步退出历史舞台，总会有时间陪陪她的。没想到飞来横祸。回顾我自己已走过的历史，扪心自问，我一生无愧于祖国、无愧于人民，无愧于事业与员工，无愧于朋友，唯一有愧的是对不起父、母，没条件时没有照顾他们，有条件时也没有照顾他们。我知道我的情况比绝大多数人要好，为了忘却纪念，也一吐为快。
爸爸、妈妈，千声万声呼唤您们，千声万声唤不回。
逝者已经逝去，活着的还要前行。
——2001年2月8日于深圳
本文选自中国企业家网，经JIC投资观察编辑加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