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五星评论员 - 2018/9/2 15:31:53
李逸民将军 蹲国民党监狱十年几乎丧失讲话能力
2013-11-01 23:01:00 来源: 作者: 评论:0条
1928年，李逸民被英租界巡捕房逮捕，后引渡国民党凇沪警备司令部，被判无期徒刑，关在江苏第二模范监狱。1930年解送江苏第二陆军军人监狱。1932年解送南京监狱。李逸民在单人监狱里关了五年多，几乎丧失了讲话的机能。
李逸民将军（1904—1982），原名叶书，字有基，乳名怡菁，浙江龙泉天平乡（今安仁镇）李登村人。中国人民解放军开国少将之一。荣获三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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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逸民少将照片
李逸民将军简介
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政治部顾问。
李逸民同志1925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是早期从事爱国学生运动和革命武装活动的老党员。他是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和南昌起义的积极参加者。1928年春，他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入狱。在敌人威逼利诱、严刑拷打、被判无期徒刑的险恶条件下，仍充满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坚信共产主义，始终坚贞不屈，表现了共产党人崇高的革命气节。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他历任抗大三分校政治部主任、冀热辽军区政治部宣传部长、东北人民政府财经计划委员会常务委员兼秘书长等职，为全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新中国成立之后，他历任公安部队政治部副主任、军委直属政治部主任、解放军报总编辑、总政治部文化部部长等职，为我军的宣传、文化工作，作出了重要贡献。在十年动乱期间，李逸民对林彪、“四人帮”的倒行逆施深恶痛绝，对受害的同志深表同情，并多方给予支持和帮助。他坚决拥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六中全会决议，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积极完成党交给的各项任务。他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
李逸民因病医治无效，于1982年6月5日在北京逝世，终年78岁。
李逸民少将生平经历
他是黄埔军校第四期学员，曾是林彪的上级领导，参加了南昌起义；解放后，他还抓了《地道战》、《地雷战》、《抓壮丁》等影片的创作。他，就是开国少将——李逸民。
李逸民，1904年出生，浙江省龙泉县天平乡（今安仁镇）李登村人。原名叶书，字有基，乳名怡菁。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7年参加八路军。
（一）
李逸民生于地主家庭。他的父亲曾考中武秀才，外祖父是当地有名的大地主，资助父亲做木材生意。李逸民8岁时，家里已经有上百亩田地。15岁，李逸民读初小，编在四年级，用了一年时间拿到初小文凭。考入高小后，他因与教师发生冲突，被学校开除。后转到丽水师范附小读书，毕业后考入丽水师范，不久因与校方发生矛盾而退学。
1921年，李逸民通过关系冒用别人名字进入法政学校读书。在法政学校读了一个学期后，1922年夏到上海师范大学中文系读书，教员有茅盾、田汉、陈望道、邵力子等。于佑任后来将上海师范大学改为上海大学，邓中夏、恽代英、肖楚女等在上海大学任教，十分活跃，李大钊、陈独秀、瞿秋白等到上海大学作过报告。李逸民就是在恽代英的影响下，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在上海大学党组织的领导下，他参加了1925年的“五卅运动”，经历了“五卅惨案”。
1925年，李逸民进入黄埔军校第四期学习。他是经党组织介绍，由熊雄帮助考入黄埔军校的，熊雄还于同年介绍他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6年结业后，李逸民曾留校编辑《黄埔日刊》，主要负责校闻版和文艺版。后国民党“清共”时，李逸民用背包带套住窗外的梧桐树顺树干溜下去逃出虎口。
1927年，李逸民到了汉口，找到恽代英，恽代英把他介绍给聂荣臻，聂荣臻让他担任了国民革命军第24师教导大队指导员。随后，李逸民参加了南昌起义。起义部队在汤坑伤亡严重，他率领一个连守一个山头，仅余40多人。他在警卫周恩来、贺龙、叶挺、刘伯承、聂荣臻等开完会后，在向海陆丰撤退的路上被打散。李逸民回到上海，找到党组织，被派去做白崇禧部的兵运工作。
1928年，李逸民被英租界巡捕房逮捕，后引渡国民党凇沪警备司令部，被判无期徒刑，关在江苏第二模范监狱。1930年解送江苏第二陆军军人监狱。1932年解送南京监狱。李逸民在单人监狱里关了五年多，几乎丧失了讲话的机能。他在狱中坚持学习英语、古文、古史和马克思主义书籍，《红楼梦》就读了七遍，《资治通鉴》读了三遍。
（二）
1937年国民党释放政治犯，李逸民出狱。经中央代表团审查，认为他在狱中表现坚定，通知他进入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
抗日战争开始后，李逸民任抗大总校科长、第3分校政治部主任。
1939年起，李逸民任八路军115师东进抗日挺进纵队商河支队支队长、中共中央情报部第1局局长。
中共中央情报部当时工作效率很低，不久被撤消，李逸民改任西北公学副校长。该校主要负责培养情报工作干部。在抢救运动时，李克农、李逸民、吴德、汪东兴在西北公学制造了一些假案。
（三）
抗战胜利后，李逸民任冀热辽军区政治部宣传部部长。停战协定生效后，李逸民接到一份表格：凡懂外语的同志，可以去南京做外交工作。李逸民懂外语，但他提出去新四军工作，上级同意了他的请求。他从承德路经北京，在翠明庄招待所碰上罗瑞卿，罗瑞卿把他留在北平军调处执行部，担任第26小组我方代表。李逸民到东安市场买了三颗星的上校领章，弄了套毛哔叽军服，穿上就到北平军调处执行部就职。
第26小组负责朝阳地区，该组美方代表汉夫和国军代表自作主张，去探察游击队情况，汉夫被游击队打伤，司机被击毙。李逸民带了葡萄酒和咖啡杯去看望汉夫，汉夫很高兴，说李代表想得真周到，这些东西我一定留下来作永久纪念，将来我和夫人一人一只杯子对饮咖啡，就会想到李代表。汉夫和李逸民喝起葡萄酒，李逸民夸汉夫海量，说汉夫将李逸民的前任灌醉，签了两个不利于中共的协定，汉夫说是国军代表灌的酒。李逸民立即指出在这种情况下签定的协定不能算数。汉夫岔开话，说起被游击队打伤一事，李逸民说是误会，离得远看不清。汉夫说吉普车上挂着美国国旗，当时距离300米，应该看得清楚。李逸民告诉他游击队没有望远镜。汉夫说上帝保佑你，再打正一点就完了，李逸民接了一句“上帝保佑你”，两人相视大笑。后来汉夫否决了那两个协定。
解放战争开始后，李逸民到东北，历任牡丹江省建设厅厅长、东北人民政府财经计划委员会常委兼秘书长。
（四）
1950年9月，周恩来将李逸民调到北京，准备担任周的财经秘书。李逸民感到自己能力有限，难于胜任，再三推辞，经周恩来同意，后改任公安部队政治部副主任、中共公安军委员会委员、公安军政治部党委副书记（1950年10月起）。
1951年“三反”，公安部队副政委李天焕在会议上宣布，上面要我们打8只“老虎”（“老虎”是指贪污旧币1亿元以上的人）。李逸民算了一下，公安司令部成立时，周总理批给的办公费只有500匹布，价值不到1亿元。李逸民把情况给李天焕说了，李天焕说：“我们机关把全部布匹都贪污了，也打不出一只‘老虎’。”公安1师经周总理批准盖个小礼堂，花了4个亿，结果抓了一只“老虎”：该师后勤部管理处的一个处长交待贪污了8000元。一天，李逸民带着管理员去买毛衣，在商店里管理员碰上自己的大哥，正好是这个处长，穿着破棉衣也在买毛衣，李逸民觉得有疑点，派人一调查，这只“老虎”也是被逼供出来的。
1953年8月，罗瑞卿给李逸民打电话，说毛泽东要接见公安部队一个会议的代表，要求大家服装整齐。第二天接见之前，罗瑞卿检查了大家的服装，发现李逸民未扣风纪扣，严厉地批评了他：“不扣风纪扣是不严肃的，是对毛主席的不尊重。”李逸民说：“我接受批评。”罗瑞卿说：“接受批评有什么用？以后要改！”
当时，深圳发生外逃事件，公安部队开枪打死了五、六个人。有一次开会，罗瑞卿说起这件事，公安部队副参谋长熊伯涛说不知道，罗瑞卿严肃地说：“你这个管边防的副参谋长，打死人还不知道，总理都知道了，你要好好检讨！”“要我检讨可以，是否让我向边防挂个电话，了解一下情况，打死的究竟是什么人。”熊伯涛说。“今天你就写检查，晚上向总理汇报，把检查带去。”李逸民说：“能否让调查一下，打死的究竟是什么人。”罗瑞卿说：“你真是个书生，这样的事还不明白，打死人还能是假的吗？”后经调查，打死的是伪区长、伪宪兵连长等。
1955年7月-8月，李逸民兼任公安军政治部干部部部长。
1957年8月-1958年12月，李逸民任总参警备部副部长。
1958年大炼钢铁时，李逸民想搞中型炼钢厂，到处碰壁后，抓了小炼钢炉，想炼几万吨钢。经过实践，他才知道小炼钢炉不能解决问题，好铁反而炼坏了。
1959年2月-1961年1月，李逸民兼任总参谋部政治部主任。
1959年3月-1961年2月，李逸民任总参谋部直属队机关党委第三副书记、直属队机关党的监察委员会书记。
1960年11月-1961年1月，李逸民任总参直属队党委书记。
1961年1月-12月，李逸民任《解放军报》总编辑兼党委书记。李逸民回忆说：“林彪也抓报纸，但是他最关心的是他的讲话，凡是刊登他的讲话，我们都小心得很，如果错一个字，他可能骂你几次，甚至处分你。还有他的照片，每次都要刊在第一版头条位置，要是位置不对，或照片小了，都要受到批评。”
1962年，李逸民调任总政文化部部长。上任不久，各军兵种的领导提出强烈要求，说没有一个俱乐部，想看个电影都没有地方。其实，与全国相比，北京电影院最多，这些领导同志只不过不想把自己混同于一般老百姓到普通电影院看罢了。李逸民想方设法成立了一个俱乐部，军以上干部都发票，可以全家同去。但“看了几个月电影，问题又来了。大家不愿看国产片，要看‘参考片’”。李逸民作不了主，去请示罗瑞卿，罗说：“这有什么？我们都看了，有什么坏处，让他们看。”
1964年，李逸民得知林彪要请江青担任全军文化总顾问，托病辞官，经周恩来同意，离职休养。李逸民因离开了总政文化部，“文革”期间免遭迫害。他在“文革”期间曾说：“我和林彪是黄埔同学，我是指导员，他是见习排长，我指导员都不起什么作用，他起什么作用。”李逸民后任总参政治部顾问。
1976年，李逸民任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革命史组副组长，对革命斗争史撰写、收集、审阅做了大量工作。著有《狱中十年》、《李逸民画选》、《李逸民回忆录》。
李逸民1955年9月被授予少将军衔（正军级、公安军），荣获三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是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
1982年6月5日，李逸民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78岁。部分骨灰安放在龙泉市革命烈士陵园。
李逸民将军故事
林彪与罗荣桓
1961年3月22日，罗荣桓回到北京。过了几天，《解放军报》总编辑李逸民带了和谷岩写的一篇关于他和贺龙元师视察部队的新闻稿小样来到罗荣桓家里，请他审阅。
罗荣桓看了这篇报道的内容，第一段是讲搞好调查研究，第二段是讲学习毛主席著作。报道写道：“对学员提学习要求要区别对象、区别水平，不要作一般化的要求，用一把尺子去要求。对于没有党史知识的学员，可以先讲点党史，以党史为线索去学习毛主席著作……”
这一段文字基本上是按照他在长沙政干校讲的原话整理的。罗荣桓又反复看了两遍，然后把稿子放到茶几上，沉思起来。
李逸民生怕这篇稿子因为提到他的名字而被他否定，心中有些忐忑不安。不料，这次罗荣桓却非常干脆，他沉吟了一会，然后拿起铅笔，在小样上只改了几个字，便交给李逸民，同意发表。
李逸民见状若有所悟，他联想起今年2月2日他调到报社不久，罗荣桓在报社副主编以上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特别强调学习毛主席著作要领会精神实质，不要断章取义。李逸民对此讲话印象很深，感到这一提法同林彪提出的背警句、“带着问题学”、“立竿见影”等明显不一致。或许正因为这是一个原则问题，必须旗帜鲜明，罗主任这一次才破例同意发表这一篇提到他名字的报道吧。
3月28日，上述新闻稿在《解放军报》头版明显位置发表。
就在这时，罗荣桓接到了在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学习的罗东进的来信。在信中，罗东进向父亲汇报了自己学习毛主席著作的情况。同当时盛行的做法一样，他在信中也列数了自己读了哪些著作，并不尽适当地引用了毛主席有关的言论。罗东进还就如何进一步搞好毛主席著作学习这一问题向父亲请教。
罗东进这一封信向罗荣桓提供了一个重要的信息，林彪那一套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教条化的主张，提出的时间虽然不长，但已经开始在部队起作用了。对此，罗荣桓不能不感到忧虑。于是，他打开墨盒，用毛笔郑重其事地给儿子写回信。他写这一封信既可以关照罗东进在学习毛主席著作时不要走偏方向，同时也可以起到把问题考虑得更为周到一些的作用。他由于有病，平时批阅文件都是用铅笔或开始流行的圆珠笔，用毛笔荒疏已久，写字时手有点抖。他写道：
东进：
你四月八日来信收到，你所提出的问题，我简略答复如下：
理论学习必须联系实际，因为理论是来自实践，而又去指导实践，再为实践所证实、所补充。如果理论离开实践，就会成为空谈，成为死的东西。学毛主席的著作，亦不要只满足一些现成的词句或条文，最要紧的是了解其实质与精神。
所谓带着问题去学毛主席著作，决不能只是从书本上找现成的答案。历史是向前发展的，事物是多样性的。因此也就不可能要求前人给我们写成万应药方。
罗荣桓又看了一遍罗东进的信，在信中，东进还提到他和同学在一些问题的看法上有分歧。于是，罗荣桓又拿起笔写道：
你同同志们对问题的看法有些不一致，也是很自然的……因此，同志们互相交换意见，交换不同的看法，甚至必须经过争论，才会有可能取得一致。
在同学、同志之间交换不同看法甚至争论是很正常的，对林彪又何尝不可以这样做呢？
罗荣桓把信又从头到尾看了一遍。这封信的内容涉及树立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关系到儿子的健康成长，非常要紧，然而他的字却不可能写得太工整，于是他又在信笺的右上角写了两行小字：“字迹潦草，你仔细看。因我久不写字，手发抖。”
到4月下旬，传来了林彪视察部队的指示：“《解放军报》应经常选登毛主席有关语录。”与此同时，罗荣桓接到通知，军委将于30日召开一次常委会议，其中有一项议程是讨论《合成军队战斗条例概则》(草案)。会前，罗荣桓审阅了这个草案，看到这份军事文件也套用了林彪“带着问题学”那几句话。他在这几句话下用铅笔画上了粗粗的一道，决定带病去出席会议。
4月30日上午，军委常委第二十六次会议在三座门俱乐部二楼第七会议室召开。出席这次会议的军委常委有林彪、贺龙、罗荣桓、叶剑英、罗瑞卿。列席的有刘亚楼、张爱萍、彭绍辉、梁必业、张令彬、周希汉、封永顺。
会议由林彪主持，前面几个议程很顺利地通过了，接下去讨论到《合成军队战斗条例概则》的草案时，林彪问大家还有什么意见。停了一会，罗荣桓发言：
“'带着问题学'毛选，这句话要考虑，这句话有毛病。”
林彪对这句发明权属于他的话佯作不知地问道：“这句话在哪里呀？”
罗荣桓示意坐在他斜对面的总政副主任梁必业将“概则”的有关段落读了一遍。
林彪感到十分难堪，可又不便发作，便问道：
“那你说应该怎么学呀？”
罗荣桓坦率地说：“应当是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精神实质。'带着问题学'这句话改掉为好。”
罗荣桓讲完后，林彪半晌不吭声。几分钟过去了，无人发言。林彪只好说：“不好，就去掉嘛！”
罗荣桓接着说：
“还是去掉好。学习毛主席著作一定要从根本上学，融会贯通，要学习立场、观点、方法，紧密联系实际……”
“好吧，散会！”林彪没等罗荣桓说完，便打断了他的话，宣布散会，接着便站起身，拂袖而去。
与会者面对林彪的突然发作，都怔了。罗荣桓对于林彪如此粗暴无礼，非常生气。他尽力克制自己的怒气，手有点发抖地将文件装进公文包，然后步履沉重地离开了会议室……
回家以后，罗荣桓心情十分不好，他几天来一直思考这个问题。散步时还不时自言自语：“讨论问题嘛，为什么这个样子！”“难道学几条语录，就能把部队建设搞好？”林月琴问他是怎么回事，他又摇头不语。
5月1日，按照林彪的指示，《解放军报》开始在报眼刊登毛主席语录，要求内容与当天报纸版面相吻合，以便大家“活学活用”。为了完成这一任务，报社抽出专人每天查找语录。但有时把毛选从头翻到尾，也找不到合适的。语录一连登了几天后，就难以为继了。李逸民感到这是林副主席交代的任务，不选又不行，选又选不出，十分为难，便又去向罗荣桓请示。罗荣桓立即明确答复：办报纸主要是贯彻毛主席《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的精神，贯彻群众路线，坚持真理，要有生动、鲜明、尖锐、毫不吞吞吐吐的战斗风格。至于毛主席语录，找几条可以，找不到也可以。毛主席著作不可能对现在的什么事情都谈到。要学习精神实质，不能像和尚念经，敲破了木鱼，还不知道西天佛祖在哪里呢！
听罗荣桓这么一说，李逸民如释重负，高高兴兴地走了。但罗荣桓仍沉浸在思考之中。
对这一个重大原则问题，既然林彪听不进不同意见，那就只好向中央反映了。于是，罗荣桓拿起了电话机，要通了总书记邓小平的电话。
去年12月，刘少奇、邓小平率中共代表团出席八十一个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后从国外归来，当时罗荣桓身体很不好，但他不顾医护人员的劝阻，仍然去机场迎接。由于机场人很多，他只是同邓小平匆匆握了一下手便回来了。平日，他知道总书记日理万机，工作异常繁忙，不便去打扰，但现在已经同林彪在原则问题上发生了分歧，只好向他报告了。
邓小平接了电话后，感到罗荣桓所反映的问题十分重要，便拿到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讨论。大家赞成罗荣桓的意见，此事给邓小平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多年后的1975年，他从江西返回北京，住在招待所里，便约见了林月琴和她的三个孩子。经过九年动乱，孩子们见到这位罗荣桓的挚友，历尽磨难依然健壮的邓叔叔，都含着热泪。邓小平满怀感情地对罗东进等说：要记住你们的爸爸，他是真正维护毛泽东思想的，他反对“活学活用”完全正确，我和他的观点是一样的。1975年9月，邓小平在农村工作座谈会上回忆道：“林彪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的那套做法，罗荣桓同志首先表示不同意，说学习毛主席著作要学精神实质。当时书记处讨论，赞成罗荣桓同志的这个意见。”
1977年5月，在需要端正党的思想路线的关键时刻，邓小平又提起这件事。他说：“两个'凡是'不行”，“毛泽东思想是个思想体系。我和罗荣桓同志曾经同林彪作过斗争，批评他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而不是把毛泽东思想当做体系来看待。我们要高举旗帜，就是要学习和运用这个思想体系。”
邓小平这几段话对1961年他和罗荣桓同林彪的这场斗争的意义作了恰如其分的历史评价。
战斗的一生
李逸民同志是浙江省龙泉县人，原名叶书，1904年生。1925年，他在上海参加“五卅”运动后，毅然放弃即将领到大学毕业文凭的机会，考入了黄埔军官学校第四期政治大队，并在参加第二次东征中，由军校政治部主任熊雄同志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在黄埔军校毕业后，留校负责编辑《黄埔日刊》。在校期间，他同国民党右派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大革命失败后，他担任国民革命军第十一军二十四师教导队政治指导员兼党支部书记，带领教导队参加了举世闻名的南昌起义。起义失败以后，他到上海找到党组织，担任了中共江苏省委兵运委员会委员，在李富春同志领导下继续从事革命斗争。
1928年春，李逸民同志被英租界巡捕房逮捕，并引渡给国民党反动当局，最后被判处无期徒刑。此后，他在狱中同国民党反动派整整斗争了十年，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高风亮节。
1937年秋，李逸民同志被党营救出狱，他满腔激情，连夜登上西去的火车，转辗到了延安，在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学习。不久，他担任了本校政治教员，后又担任抗大党务科长，抗大总校迁到太行地区后，他先后担任抗大三分校政治部主任、中央情报部一局局长、陕北公学副校长等职。
七大以后，他到前线担任冀热辽军区政治部宣传部长，军调三人小组执行部第二十六小组中共代表。
国民党挑起内战后，他到东北先后任黑龙江三地委常委兼组织部长、社会部长，东北局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东北人民政府财经计划委员会常务委员兼秘书长等职，为巩固东北根据地、支援解放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新中国成立后，他历任公安部队政治部副主任、总参警备部副部长兼政治部主任、军委直属队政治部主任、《解放军报》总编辑、总政文化部长等职，为部队的建设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
“劝君莫为青春惜，将见世界满地红。”这是李逸民同志在国民党狱中写的两句诗，也是他的人生观的写照。他的青春，有整整十年是在国民党监狱中度过的。我们先后是他的狱中难友，他那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南昌起义失败后，中国革命处于低潮，全国到处是一片白色恐怖。李逸民同志到上海不久就遭到逮捕。敌人虽然想尽办法，但始终弄不清他的身份，最后以军事犯判处他“无期徒刑”。他带着一副十五斤重的大脚镣，先后被关押在上海漕河泾监狱、苏州军人监狱和南京中央军人监狱。
在漕河泾监狱和苏州军人监狱被关押期间，李逸民同志都是狱中党支部委员。当时，狱中的囚犯成份非常复杂，政治犯除多数是共产党人外，还有国家主义派、托洛茨基派和无政府主义者，也有少数叛徒。对于非党员的政治犯，李逸民同志除了团结他们同监狱当局斗争外，始终保持着高度的警惕性。有一次，国家主义派买通监狱当局，把一批政治犯送到病监加以“优待”，李逸民也在其中。这样，虽然生活上可以得到较好的待遇，但是脱离群众。逸民和其他同志拒绝了这种“优待”，又回到阴暗的普通牢房，
逸民同志时时准备有一天能出狱为党工作，十分珍惜在监狱这所特殊的学校里学习的机会。他除了工作和锻炼身体，总是抓紧一切时间读书，天文地理、古今中外，凡是能搞到的书他都看。到1937年出狱时，他一个人的书就整整拉了一马车。
在狱中，他非常关心我们党和红军的发展。当时，要得到这方面的消息很难，他得知唯一能送到狱中的英文报纸《密叻氏评论》刊登有这方面的报道，于是他从ABC开始，刻苦地自学英语，不久就能借助词典来阅读了。每当看到一点红军的消息，他都兴奋得睡不着觉，并把红军所到之处在地图上做下记号，然后用笔把各点连上，成了狱中自绘的红军长征路线图。为此，他曾受到监狱当局的一顿毒打。
十年，他就是这样不停地斗争、学习，从来没有退却。
随时宣传共产党的主张
国民党的监狱是名副其实的人间地狱。一间约八平方米的牢房要住十几个人，吃、喝、拉、睡都在里面，臭气冲天，臭虫、跳蚤、虱子多如牛毛，每天吃的是拌有砂子、老鼠屎并且发了霉的臭饭和没有一点油腥的烂菜，而且不给吃饱。狱卒们随时都可以动手打人。非人的生活待遇，夺去了一些难友的生命。
为了改善这种非人的待遇，保存革命力量，李逸民和狱中党支部成员一起，曾经多次组织了罢饭斗争。1930年春节前，李逸民等同志在漕河泾监狱组织了一次规模巨大的罢饭斗争，监狱当局怕得要命，在答应我们一些条件的同时，又调来宪兵队残酷镇压。李逸民同志被吊在柱子上惨遭毒打，但他不哼一声，他被放下来后已经遍体鳞伤，仍然继续斗争。他说:“一个共产党员如果不战斗，就等于失去了生命。”
李逸民同志认为，共产党员只要有机会，就不能放弃宣传自己的主张，要让人们知道，我们是无罪的。由于他始终坚持这么做，在狱中争取到不少看守的同情，并为我们送信、买东西。
1932年，李逸民、张维桢同志等100多个政治犯被解往南京中央军人监狱关押，按常规，“犯人”只能坐运牲口的铁皮车。李逸民等同志坚决反对这种人格上的侮辱，并向监狱当局提出坐客车的要求，经过斗争，监狱当局不得不答应，但派了大批士兵押送。在上车前，李逸民同志向押送的国民党士兵晓以大义，宣传我们是为抗日而坐牢的，希望他们不要虐待“政治犯”。许多士兵听过他的宣传后，在车上没有对“政治犯”横加迫害。”
宽以待人 严以律己
在狱中的最困难时期，李逸民同志对同志极端关怀。他有个表哥在上海行医，每月都给他寄来二三十块钱，他除了自己买几本书外，把钱全部交给党支部使用。他托人买来一点萝卜干或香肠，切成一小片一小片，然后分给难友，他自己从来不多吃一片;买来肥皂、牙粉，也首先送给没有经济来源的同志。
1930年，由于营养不良，苏州军人监狱中许多难友得了脚气病，有的被夺去了生命。李逸民同志千方百计想办法，从上海行医的表兄那里得到不少维生素B针剂，另外还用钱买了一些，但他自己没有用一点，全部交给了党支部，集中用在病情最严重的同志身上，挽救了不少同志的生命。
1937年他出狱前，得知国民党政府阴谋将南京中央军人监狱一批政治犯作为刑事犯押到外地，企图长期关押。他出狱后，立即向党中央作了汇报，周恩来同志及时派代表同国民党交涉，终于使这些同志得到自由。
十年浩劫中，李逸民同志一共接待了200多起外调人员，但从来不给写一个假材料。张维桢同志专案的调查人员找李逸民同志，要他证明张是叛徒，李逸民同志发火了:“我说他不是就不是，要我写假证明办不到!”
李逸民同志关心他人，而对个人的利益却置之度外。延安整风中，康生搞所谓“抢救运动”。李逸民因在敌人监狱中生活了十年，康生对他怀疑，专门到陕北公学作了一次报告，不指名点了他，并派了一个人名为帮助工作实为监视他，他的爱人周磊同志也受到审查。李逸民虽然早被选为七大候补代表，却不能参加七大预备会文件的学习，当时他苦恼极了，但并未因此患得患失，逸民同志认为，“一个共产党员应该随时接受党的考验，如果因为审查自己就消极起来，那就会对党离心离德，就不能算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最后，党终于对他在狱中的表现作了正确的结论，他光荣地出席了七大。
解放后，解放军评军衔时，李逸民任公安部队政治部副主任，被评为少将。许多战友认为，按他的资历，评少将太低了，感到不公平。李逸民却说:“我评个少将已经不低了。我们多少同志、多少战友牺牲了，有的连名字都没有留下。我今天有这样优厚的待遇，功劳不见得比他们大，如果没有他们流血牺牲，靠我个人是无法换来这个少将的。想想他们，我们有什么权力向党争名争利呢?”
李逸民同志在病重期间，每当我们去探望时，他总是向我们讲述他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各项政策的理解，讲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重要性，还在关心着各方面的工作。他常常教育年青人:“我们国家现在有困难，但正在不断改善生活。在一个共产党员看来，在广大人民生活没有普遍提高以前，不应该去谈什么个人享受。如果要进天堂，应该是天堂大门打开的时候，让人民大众先进去，而共产党人应当留在最后。”(人民日报 1982.07.29第5版 )
罗瑞卿与军报
1960 年的一天，中央军委总参谋长办公室。
《解放军报》总编辑李逸民匆匆地上楼，走向罗瑞卿的办公室。他刚接 到罗总参谋长的电话，要他来谈一个问题。李逸民深知担任总参谋长的罗瑞 卿对军报的工作很关心，经常给他打电话提出自己的意见，有时还亲自修改 报社的重要文章。
李逸民轻轻地叩门，门便开了，罗瑞卿高大的身躯出现在门口。李逸民忙敬礼，罗瑞卿还了礼，便面带微笑地拉着他的手说： “逸民同志，来，坐下，我们谈一个问题。” 李逸民落座后，罗瑞卿就开门见山： “报纸你们在搞，我放心，但毛病不少。第一条，新闻导语你抓住没有？我看很多没抓住；第二条，新闻报道典型人物事件，像老太婆的裹脚布，又臭又长，谁能看那么长的文章。” 罗瑞卿见李逸民有些紧张起来，忙顿了顿，语气平和起来： “你看过鲁迅写的东西没有？”
“看过。”
“这就对了，有一篇答复国际文学社怎样写文章的，要求短，多一个字 都不要，要去掉。可你们现在是一段一段多余的话。当年延安整风反对党八 股，有人讲了个例子：写一篇挖甘草的文章，先写挖甘草那天上午的天气和 环境，什么满天红霞，树林里空气新鲜，鸟鸣花盛等一大套，再写到挖甘草。 其实，甘草就在脚边，挖出来就是了，与那些有什么关系呢？”
李逸民听着总参谋长的描述，不好意思地笑了起来，他解释说： “新闻报道有两种文风，一种就像记帐一样??” 罗瑞卿立刻打断他的话，说： “你的思想还没有搞通，弄了半天，你就认为我让你当会计啊？你是大知识分子，不要跟着小知识分子跑，文风要很好整顿，学学毛主席《反对党 八股》那篇著作，不要下笔千言，离题万里。”
看着李逸民神情开朗起来，罗瑞卿才“放”他走了。 罗瑞卿对军报的工作一直抓得很紧。他在审定报纸的宣传要点和计划时，再三强调要大力倡导深入学习毛泽东的著作，宣传政治工作是我军的生 命线等。他在给军报领导的信中说：“我是这个报纸期期细读的读者”。在1965 年受林彪迫害之前，每天清早他看了当天的军报以后，总要提出他的意 见，或表扬，或批评。报社夜班编辑下了班，常常等着听他的意见才去睡觉， 大家说：“不这样就睡不安生。”为了使办报的同志及时了解中央军委的精 神搞好宣传， 1960 年他提出并经批准，让军报的领导列席军委办公会议。 一些重要文件和资料，凡有必要，便很快地批给军报同志看。发现部队的重 要问题和情况，就要军报的同志去调查采访；不论是开会或是看演出，他常 常要问军报来人了没有。这样，就使军报能够尽快地了解和贯彻中央军委的 意图，使军报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央军委的喉舌和锐利的思想武器。1961 年 春，他亲自帮助军报社总结出办报的一条根本经验：就是高举毛泽东思想的 伟大旗帜，执行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1964 年建军节前夕，他为军报八一 社论定的题目是：《井冈山坚定彻底的革命精神万岁》。这篇经他审定的文 章阐明了革命大旗插上井冈山，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批判了那时个别 人的“长夜漫漫何时旦”，“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右倾论调，指出：“发 扬坚定彻底的革命精神”，“归根到底，就是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