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战略 - 2019/4/16 9:24: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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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年任质斌夫妇重返红色中华通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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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质斌老一辈平易近人，文采闪耀。
任质斌夫妇和沈老师相处半个月，并组织一批部长将军参观了佛教房山石经和舍利子。
任质斌前辈对于左旋沈老师的学习研究精神非常赞赏，上面是他给沈老师题词，然后又给浙江省委铁英写了推荐信。（当然沈老师不会去麻烦领导 不会要求什么的）当时还有刘方部长、张岫、杭州将军金仲如、和延安时期的一批女革命家在一起。
红色通讯负责人
姓 名 职 务 任职时间
姓 名 职 务 任职时间
王观澜 负责人 1931.11-1932.8
周以栗 主 笔 1931.12-1932.1
李一氓 负责人 1932底-1933初
杨尚昆 负责人 1933初-1933春
沙可夫 负责人 1933春-1933夏
任质斌 负责人 1933夏--1934夏
瞿秋白 社 长 1934.2-1935.2
任质斌 负责人 1935.11-1936春
向仲华 负责人 1936春-1937.1
廖承志 负责人 1937.3-1937.10
李初梨 负责人 1937.10-1937.11
沙可夫 负责人 1937.11-1938.4
向仲华 社 长 1939初-1941.11
博 古 社 长 1941.12-1946.4
余光生 代社长 1946.5-1946.7
廖承志 社 长 1946.7-1949.6
胡乔木 社 长 1949.6-1949.10
陈克寒 社 长 1949.11-1952.8
吴冷西 社 长 1952.12-1966.5
熊 复 社 长 1966.7-1967.1
王唯真 负责人 1967.1-1967.12
张纪之 负责人 1967.12-1972.9
朱穆之 社 长 1972.9-1977.9
曾 涛 社 长 1977.12-1982.4
穆 青 社 长 1982.4-1992.12
郭超人 社 长 1992.12-2000.6
田聪明 社 长 2000.6-至今
文章来自中国共产党新闻>>党史频道
1935年1月,任质斌开始在《红星报》工作,他与陆定一和其他三位工作人员在“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的恶劣环境下,坚持办报,十天或半个月一期,每期油印七八百份,分发各个连队。
任质斌：走过长征的红色报人
刘一颖 陈巨慧
2016年10月13日09:17 来源：大众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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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时期的任质斌
1986年任质斌夫妇重返红色中华通讯社
9月23日的北京,因前一夜的降雨,空气中飘来阵阵凉意。在职工之家一楼大厅,任全胜接受本报记者独家采访,讲述其父任质斌“书生长征记”的经历与故事。
“父亲很少提及过去,他也不准我们问他过去的事情。我记得上初中时,要完成一篇作文,题目是《我的父亲》。之前听到来家里做客的叔叔阿姨提及,父亲走过长征。所以,我想写父亲长征的故事。于是,我就问父亲。结果,父亲眼睛一瞪,问道:‘你要干什么?是想拿你爸爸出去吹牛?休想!’从此之后,我再也不问了,我的弟弟妹妹也都不问了。”任全胜回忆说,“我们了解父亲的过往,主要是通过家里来客、父亲的战友们谈话间的只言片语,查阅资料,以及父亲受冲击后写的汇报材料。”
从私塾教育到平民大学
1915年7月17日,任质斌出生在即墨县县城南关一个贫苦家庭里。父亲任玖湘在其两岁时前往法国做劳工,补贴家用。1921年,任玖湘回国,儿子任质斌已经6岁了。从法国归来的父亲,用劳工费购置了几间房子和六七亩地。第二年,任质斌被送到私塾读书,开始启蒙教育。接受三年私塾教育后,任质斌进入胶东中学附属高级小学学习,并在一年后升入本校初中。
胶东中学的前身是教会学校明德中学,不同于传统私塾,胶东中学重外文、轻中文。主课宗教课讲授《圣经》内容,这令刚接受传统教育的任质斌深感迷茫:原本尊孔孟、信佛祖的精神支柱崩塌,自己也不相信学校宣讲的基督教义。澄清的精神世界为任质斌日后走上共产主义埋下伏笔。在胶东中学,任质斌思想发生蜕变,开始阅读政治类书籍,将目光投向校园外的世界。积贫积弱、落后挨打的中国,兴盛强大、霸道贪婪的列强,这让11岁的任质斌愤怒焦急又不知所措。
1927年7月,报纸上登出青岛大学附属中学招生启事。任质斌决定离开胶东中学,报考青岛大学附中。经过考试选拔,任质斌如愿以偿,这个决定也成为其人生至关重要的转折点。
青岛大学校址原为俾斯麦兵营,是德国海军当局在青岛建设的大型军营之一。校园依山而建,一派欧式古典兵营建筑,景色壮丽。在这里,任质斌开始思考人生,寻找方向。据其晚年回忆附中的生活时说,“给我印象很深的是,文学研究会作家王统照的一部长篇小说《一叶》。那本书描写旧中国青年的苦闷、没出路,像树叶一样在大海里漂泊,无法掌握自己命运的状态。这本书对我影响很大,那时候我就开始想,人活着究竟有什么价值?”
不断思索的任质斌在青岛市图书馆,借到了曾轰动一时的哲学著作《人生的意义与价值》。这本书的作者是德国哲学家鲁道尔夫·欧肯,于1908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虽然这本过于艰深的哲学名作没有直接解答任质斌的疑惑,但其坚定的理想主义和进取的人生态度无疑为其带来了动力和希望。
正读初三的任质斌,开始接触到创造社作家郭沫若、太阳社作家蒋光慈等人的文学作品。受作品中反帝反封建的激进思想影响,加之五三惨案的发生、青岛大学被裁撤,七月份毕业后,任质斌决定继续求学。恰逢北平平民大学来青岛招生,任质斌通过考试,成为该校预科班的一名学生。
从未离开过家乡的任质斌告别父母,踏上北上的列车,越过黄河,开始了人生新的阶段。那一年,他只有14岁。
从海滨青岛来到古都北平,威严雄伟的故宫,熙攘热闹的街市,在任质斌眼中,一切都是那么新奇。平民大学位于德胜门内大街大石虎胡同内,国槐夹道,花香馥郁,浓荫如盖。起初报考平民大学,是因为任质斌对该校新闻学系心仪已久,该系创办人之一、著名记者邵飘萍是其心中的偶像。也是因为最初的新闻理想,任质斌后来创办刊物,并成为红色报人。
1927年大革命失败,北方革命力量受挫,平民大学中的革命力量也遭到严重破坏,一心追求进步的任质斌入学后没有找到“组织”。此时的平民大学也不复往日风采,学风不正,同寝舍友夜不归宿,厮混社会。满心失望的任质斌常常向校方提出不满与建议,引起校方的警觉。1930年暑假前夕,学校王教务长喊来任质斌说:“下学期不要来了。”这是没有公开张榜的开除决定。对学校不满许久的任质斌,毫无留恋地离开了平民大学。
离开校园的任质斌开始思考未来的何去何从,不甘于一无所成地回家,他决定暂时隐瞒实情,留在北平自修,考取其他大学。天不遂人愿,任质斌没能考上大学,却因为劳累和过重的精神压力病倒在寓所。两年未曾回家的任质斌,甚是想念父母,踏上回家的路途。为了省钱,任质斌决定先火车后海船,怎知在海船染上阿米巴痢疾,上吐下泻,严重脱水。刚到家,备受疾病折磨的任质斌晕倒在床上,看着形销骨立的儿子,父母心急如焚,唤来医生,经过多方诊治,终见好转。
《少年之友》与共青团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躺在床上养病的任质斌,不断收到北平同学的来信。了解到北平抗日救亡运动日渐高涨,1932年3月,完全恢复健康的任质斌再次踏上北上的列车,只是他不知道,此次与父母分别,下次再见已是十八年后。
回到北平,任质斌发现书摊上出现了许多进步书刊,据其晚年回忆:“书摊上有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布哈林的《共产主义ABC》,还有瞿秋白的《中国革命向何处去》。有中共北方局主办的党内刊物《红旗》《北方红旗》,有《法兰西内战》《巴黎公社》。”任质斌一边阅读学习先进的革命理论,一边自己学写文章,以期日后投给各个刊物。
出于安全考虑,党刊一般不印通讯地址。一天,任质斌发现《少年之友》印有通讯地址,立即写信联系,并投上自己写的文章。几天后,一位十七八岁、自称常沙的青年找到任质斌,两人一见如故,倾心交谈。相处一段时间后,常沙问任质斌是否愿意加入《少年之友》编辑工作,任质斌欣然前往,这时,他才知道《少年之友》社是河北省反帝大同盟青年部的外围组织。进入《少年之友》社的任质斌找到了方向与组织,工作认真积极,在动荡不安的时局下,与志同道合的朋友们坚持《少年之友》的编辑、发行工作。不久,他被常沙介绍加入河北省反帝大同盟,并担任《少年之友》社主任。
1932年7月,任质斌成为中国大学商学系的一名学生。虽然进入理想中的校园,但此时国家正值“危急存亡之秋”,任质斌已无心读书,他继续主持《少年之友》主要工作,并投身到轰轰烈烈的抗日活动中去。当年9月,一位名为严类若的中国大学学生前来找任质斌谈话,问起有无加入共青团的想法。任质斌十分惊喜,激动地表示,愿意加入组织。几天后,任质斌成为一名共青团员。过了不久,10月中旬,严类若通知任质斌:中共河北省委派其去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参观学习,学成回来指导北方地区开展武装斗争,创建新苏区。
接到任务的任质斌,匆忙将书籍和衣物托付给即墨同乡徐守伟,便前往天津,与其他同志会合共同南下。
那时,任质斌未满18岁,满腔热血,决心为国家、为民族作出一番贡献。
中央苏区与《红色中华》报
“父亲的一生,可以用三个‘唯一’来概括。”任全胜对记者说,“首先,他是唯一一位由北方局抵达中央苏区学习武装暴动经验的青年学生。”
在天津,任质斌见到了一起前往南方学习的同志:一位唐山的工人和一男两女三位学生。一行五人乘轮船前往上海,再转赴中央革命根据地。1932年10月中旬,他们抵达上海,并与中共地下党组织接上关系。根据设在上海的中共临时中央决定,河北省委赴苏区参观团只任质斌一人前往中央革命根据地,其他四人另作安排。
当时,蒋介石正纠集四十万大军,准备发动第四次“围剿”行动,国民党军队已将中央革命根据地团团围住。任质斌的任务就是突破重围,进入苏区,学习掌握革命经验和实践方法后,从苏区返回北方。为了能顺利将其送进被层层围住的苏区,上海地下党选择了一条隐秘中央交通线:不经香港、直放汕头,经潮州、大浦、清溪、永定潜赴中央苏区。
在中共地下党的护送下,任质斌安全到达瑞金城东北方向的叶坪村——当时中共苏区中央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驻地。报到后,任质斌随团参观瑞金、宁都、兴国、胜利等县,对政权建设、地方武装、群团建设、经济建设、教育事业、文化事业等方面形成全面深刻的认识。白天参观学习,夜晚记录整理,任质斌常常忙到天亮,他还在临时中央机关报《红色中华》报上发表《参观兴国以后的感想》一文。一个月的参观结束后,任质斌积累了丰厚的参观感悟和资料,准备带回北平,用于实践斗争。
可谁知,他却回不去了。
因局势动乱,中共临时中央从上海撤离,秘密交通线终止。加之在苏区的一个月,任质斌因其认真的工作态度,崭露头角,得到组织认可。1933年2月,中共苏区中央局组织部部长任弼时找来任质斌,宣布组织决定:留任质斌在中央工作,担任中央苏区反帝拥苏总同盟代理主席。
任质斌上任不到半年,被调任到《红色中华》报任专职编辑。与之前在报社工作的谢然之,一起承担《红色中华》报的编辑出版、“参考消息”的编印、为红色中华通讯社提供播发新闻、《工农通讯员》的编印等工作。1934年1月,瞿秋白来到中央苏区,担任《红色中华》报社社长兼主编,任质斌任秘书长,实际工作由任质斌主持。“常驻在编辑部的几个人,工作很是辛苦的。采访、写稿、译电、刻蜡纸、校对,什么都干。夜以继日,很少休息娱乐。”任质斌晚年写道。作为中央机关报的负责人,任质斌采访了许多中央领导人,并向他们汇报工作、听取对报纸工作的指示。
1934年,中央苏区形势越来越严峻,反“围剿”作战消耗极大。面对日渐拮据的财政状况,人民委员会提出节省行政费的要求。任质斌认为,空喊口号效果甚微,应列出落到实处、明确细节的具体措施。在征得上级同意后,任质斌策划推出“四个月节省八十万,支持第五次反‘围剿’战争”活动。3月13日,《红色中华》第一版刊发了号召书。号召一出,反响强烈,节省运动浩浩荡荡展开,在苏区形成燎原之势,取得良好成效。
节省活动的成功,让任质斌获得加入共产党的机会,在其风头正劲、准备大展身手之时,却忽然被撤职了。
起因是,博古的一篇“扩红”长文《我们的位置在那边,在前线上,站在前线的最前面!》交给任质斌,让其发表在《红色中华》上。任质斌立马安排,准备在《红色中华》第189期第一版整版见报。《红色中华》印刷由中央印刷厂负责,由于印刷厂的主要任务是印发钞票和公债券,以及印制中共中央、中央政府的文件和布告,《红色中华》的印刷不时会因此被延误。原定于5月16日出版的《红色中华》因印刷厂其他紧急工作,被推迟几天印发。任质斌以为,此事责任不在报社,是正常的“延误”,向上级说明情况便可。谁知,几天后任质斌受到严厉批评,被宣布撤职。被撤职以后,任质斌继续编辑工作,更加认真、勤勉。
书生长征记
“父亲的第二个‘唯一’,是唯一一位跟随红军长征的《红色中华》报人。”任全胜说。
随着国民党军队的大举进攻,中央苏区的情况日渐危急。长征,成为中国共产党寻求生机的唯一出路。1934年10月3日,《红色中华》出版第240期,这是长征前最后一期。党政工团和后勤部队、卫生部门及担架队组成第二纵队,近一万人,由李维汉任司令员兼政委。本应属于该纵队的任质斌却不在行军名单中。李维汉亲自安排任质斌跟随红九军团走,并写了介绍信,让其到会昌县城等候部队,一起长征。11日夜晚,红九军团抵达会昌,任质斌连夜前去报到。
这是任质斌第一次在部队中生活,以前虽有下部队采访的经历,但时间较短,并不算真正的军旅生活。初入部队的任质斌,生活处处不适应,半生不熟的行军饭,和衣而睡的宿营觉。但很快,任质斌学会了打背包,习惯了半夜启程的生活。10月21日,红军在古陂、新田突破第一道封锁线,红九军团在大庾黄龙阻敌,付出惨重伤亡,紧接着,红军突破了第二道、第三道、第四道封锁线。任质斌第一次直面激烈的战争,战争的冷酷与残忍,震撼着内心深处,对战争有了深刻的认识。他积极投身于宣传工作,编写战报,帮助护理伤员。任质斌一边跟随队伍行军,一边采访、编写新闻稿件,为部队编印传单式报纸,刻蜡纸、油印,鼓舞士气,并向沿途群众进行动员、宣传。
任质斌的出色工作,受到上级认可,中央纵队来电,派任质斌去中革军委机关报《红星报》工作。1935年1月,任质斌开始在《红星报》工作,他与陆定一和其他三位工作人员在“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的恶劣环境下,坚持办报,十天或半个月一期,每期油印七八百份,分发各个连队。
随军委纵队,任质斌来到金沙江畔,据其晚年回忆:“渡江的场面是很壮观的!人在船上牵着缰绳,马和骡子浮水过。我不会浮水,就拉着马尾巴浮在水上,昂着头过了江。”过江后,任质斌被调到渡江指挥部工作,而此时渡江指挥部正因征集的船只太少而头疼不已。在指挥部统一协调与安排下,任质斌和其他同志开始张贴布告、动员船户支持、宣传渡江纪律的准备工作。通过积极有效的宣传与动员,由最初十八人船工增加到三十五人。在船户的支持配合下,红军胜利渡江,没有留下一人一马。
5月12日,军委纵队抵达会理城郊的铁厂,并举行扩大会议,史称会理会议,进一步巩固了遵义会议的成果。会议结束后,任质斌被分配到红三军团,负责编辑《战士报》。《战士报》归军团政治部主管,是八开油印小报,共出版二百多期,现存世只有三期,其中1935年9月27日出版的第194期和9月30日出版的第195期是任质斌在长征途中进入甘肃后所办。
任质斌跟随红三军团爬雪山,过草地,他晚年回忆说:“部队在爬雪山中途站着休息时,有一个同志离开队伍去解手。部队休整后要继续前进,我就跑过去喊他快走,那个同志蹲在那里不说话,只是表情僵硬地冲着我笑。我就把他搀起来,刚一松手,他就倒在雪地上死了。我不知道他叫什么,但是永远记着他临死前被冻僵的有点古怪的笑容。过草地更艰苦,一望无际的草原,树很少很少,草长得近一米高。我们八九月从那里过,差不多每天晚上都下雨,草地都是湿的。有很多暗沟被草遮了起来,人一旦踏上去就很危险。沟里都是泥沼,要是和队伍在一起,如果踩下去,其他同志可以帮忙拉出来；如果自己一个人踩下去,就很危险,越挣扎陷得越深,直到灭顶。草地没有粮食,带的干粮吃完了,就吃草地上一种野蒜。雪山六十里路以内没有人烟,以外有很少的人家,草地呢,根本就没有人烟。”
“我父亲是唯一一位在中央纵队、红三军团、红五军团、红九军团工作过的新闻工作者。这是他的第三个‘唯一’。”任全胜说。
给国家当管家
经过长征后,任质斌被调离红三军团,担任中央政府秘书长。卢沟桥全面抗战爆发后,任质斌先后任中共陇东庆阳县委书记,镇原中心县委书记,河南省委副书记,豫鄂边区党委副书记,新四军豫鄂独立游击支队信南第3团政治委员,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政治部主任、代理政治委员。皖南事变后,他担任新四军第5师政治部主任、代理政治委员、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并兼任中共河南工委书记,河南挺进兵团政治委员,参与指挥1941年大悟山反击战、1942年底大悟山反“扫荡”、尹集战斗、豫西南战役。抗日战争胜利后,任新四军第5师鄂豫皖野战军政治委员,中原军区第2纵队政治委员,参加中原突围。
新中国成立后,任质斌曾任中共中央山东分局秘书长、副书记兼统战部部长,中共青岛市委书记,山东省人民政府秘书长,华东局政策研究室主任,中共安徽省委书记处书记兼秘书长等职,1979年12月22日,任质斌被任命为国家文物事业管理局局长、党委书记,成为“国家的大管家”。
这份工作令任质斌忧心忡忡、眉头紧锁。“文革”导致“家底”不清,此时文物保护政策不明朗,干部队伍人才紧缺,文物保管尚未形成体系。面对一系列难题,任质斌决定在自己不熟悉的领域,开始新的挑战。
上任后,任质斌一边处理“文革”中的遗留问题,一边召集专家研究工作,听取建议与意见,并于1980年4月21日,向国务院正式提交《关于拟召开全国文物工作会议的请示报告》,得到国务院副总理王任重批示同意。此外,任质斌领导起草《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草案),1982年11月19日,经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十五次会议通过,由叶剑英委员长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公布施行。
1998年12月22日,任质斌在京逝世。
“这些年,您的父亲不为儿女谋福利、不为家乡拉资金,一生清贫。您埋怨过他吗?”任全胜微微一怔,微笑而坚定地说:“我说没有,你相信吗?但事实就是,真的没有。父亲那一代人,很单纯、很简单。在他们心中,入党是一生的事。”
午后四点的阳光,透过大厅明亮的落地窗,洒在任全胜身上,温暖如水。
(责编：常雪梅、杨丽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