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五星 - 2020/6/7 13:17:57
长征中年龄最小的女红军[url=]韶山出了个红太阳[/ur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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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有关史料披露：参加长征的女红军共有2000多人，她们与男战士一样浴血奋战、艰苦跋涉，创造了古今中外战争史上的奇迹。那么，在这些英雄女儿中，谁是年龄最小的女红军呢？目前公认的说法是1924年出生于四川宣汉的王新兰，她9岁参加红军，11岁随红四方面军长征。解放后曾任兰州军区联勤部副政委，是开国上将萧华的夫人。 其实，1926年出生于四川青川的苏力和四川南江的万曼琳，才是长征中年龄最小的女红军，当年踏上漫漫长征路时，她们还只是8岁的小女孩。然而，她们用稚嫩的脚步丈量了一条血染的坎坷路，亲历了一段惊天地、泣鬼神的历史传奇。按照苏力的说法：“走完了，我还不知道那是长征。”
苏力是全国目前健在的最年轻的老红军，如今已93岁高龄。
不甘受辱的小丫头 1926年，苏力出生在四川青川县乔庄镇一户贫农家庭。 苏力的童年是不幸的，父亲在她1岁时就去世了。体弱多病且吸食大麻的母亲无法养活她，就把7岁的独生女儿卖给了地主家当丫头。小苏力每天除了要帮助地主照看小孩外，还要不停地干农活、扫地、洗碗、喂猪，几乎没有休息时间。由于年幼，干活时难免出些差错，因此她常常被地主婆打得皮开肉绽，身上多处化脓发炎。有一次，苏力不小心把地主家的孩子弄哭了，凶神恶煞的地主婆将苏力的手绑在凳子上，然后用皮鞭猛抽，苏力的头顶、左额、左手臂上至今还留着一个个疤痕。 “跑，只要打不死就要跑。”不甘受辱的苏力一直寻找机会逃跑，可跑出去后，又被人送了回来，说地主家的丫头不敢收，怕惹出祸端。倔强的苏力先后逃跑了5次，都被送回地主家，每次都少不了挨一顿暴打。丧失人性的地主婆甚至用刀背在她额头上砍了一下…… “这是小时候被地主婆打的，不跟着红军走，我就没命了。”苏力讲起参加红军的原因时仍心有余悸。
1934年秋，乔庄镇来了红军，国民党诬蔑说红军是土匪、杀人犯，专干一些伤天害理的事。“我躲了两个月，地主都带着佣人和丫头躲上山去了。”苏力说。 后来，苏力又听说红军专救穷人，队伍里面全是像她这样的穷苦人。于是，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苏力就和3个丫头偷着下山找红军，可走了没几里，其他3个人害怕了，又跑了回去。苏力也有点害怕，毕竟她才8岁。可是，她暗想，在地主家不仅受虐待，还吃不饱穿不暖，参加红军躲开了那个可恶的地主婆，至少从此再不会挨打了。于是，小丫头壮起胆子，不顾一切往前走，走了十几里地后遇上了一位远亲，在远亲的帮助下，她找到了红军被服厂的一群女红军。 可人家一看她是个“小不点”，不管怎么恳求，就是不答应收留她。苏力不死心，第二天，她又来到红军被服厂。人家说，不是已经告诉你不行吗，还来干什么？苏力的眼泪流出来了。第三天，苏力再次来到红军被服厂，好说歹说，还是不行。带苏力来的大姐，也帮着苏力说好话。这时，有个女红军问苏力能做什么，机灵的苏力立刻说自己会钉衣服的扣子。看着苏力身上的累累伤痕，以及她当场钉的扣子，红军大姐们收下了这个可怜的女孩。就这样，苏力就成为红四方面军第三十一军被服厂里的“小红军”。 参加红军以后，苏力就像一只快乐的小鸟，整天叽叽喳喳说个不停，一会儿帮红军哥哥姐姐倒开水，一会儿好奇地问这问那，一会儿又调皮地跑来跑去，把大伙儿逗乐了。大家都把她看作是自己的小妹妹，尽一切可能照顾她，帮助她。尤其是带苏力来的那个大姐姐，是她在被服厂最亲的人，平时手把手教她裁剪衣服、读书识字、军事常识等，生活上更是给了她无微不至的关心。 然而，在一次国民党飞机的轰炸中，大姐姐腿被炸断了。小苏力不顾一切地跑到大姐姐身边，想把她搬到一个安全的地方，无奈力气小，怎么也挪不动，她只好搂着受伤的大姐姐嚎啕大哭起来：“大姐姐，大姐姐!”等到战友们赶来时，大姐姐已经闭上了眼睛。苏力与战友们用手在沟谷里挖了个坑，含着热泪把大姐姐的遗体掩埋了。
不惧生死的女红军 艰苦的长征开始了，苏力和战友们一样领到一袋青稞、一袋炒面。有人替苏力担心：“你走得动吗？”“走得动。”苏力大声说。“走不动可以回家。”“不!我回去要被打死的。”她边说边给大家看额头上的累累伤痕。 看到苏力吃力地背着两个袋子，还要行军打仗走那么远的路，大姐姐们都很心疼，大家就轮流帮苏力背一个袋子，还特意叮嘱她说，小丫头，你不要乱吃，吃光了就要饿肚子。可苏力肚子饿的时候，就悄悄地边走边吃，到了宿营地，粮食几乎吃完了。于是，大姐姐们你给一点，她给一点，很快塞满了苏力的茶缸。 过草地时，战友们小心翼翼地踩着比较坚实的草根行走，怕陷入泥潭，人小体轻的苏力走得却很轻快，她还经常调皮地在草根上跳一跳，每当这时，总有大哥哥大姐姐关心地警告：“危险!当心!” “为了让红军哥哥姐姐们缓解行军的疲劳，我多次在草根上‘跳舞’，还做着各种鬼脸。”苏力说，后来她才知道，草根上“跳舞”不但没让大哥哥大姐姐们开心，反而增加了他们的担心。 一次部队宿营后，苏力和一个姐姐到附近寻找野菜。一个红军哥哥不放心跟了上来。当他们返回宿营地时，队伍已经出发，他们掉队了。那个红军哥哥一手拉着一个“小不点”，赶紧追赶队伍。苏力实在走不动了，红军哥哥二话没说就背起了她，大约背了一百多步，苏力就再也不忍心让他背了。累了，大哥哥搀着；饿了，大哥哥拿出自己的干粮，“先吃我的，你们留着以后吃”。大约追了半天他们才赶上队伍。苏力至今记得那个哥哥姓刘，四川人，个子很高。赶上部队后，他跟着前面的作战部队走了。这以后，苏力再也没有见过他。 一天行军，苏力不小心把茶杯弄丢了。安营扎寨开饭的时候，没有杯子，怎么吃饭？苏力灵机一动，想到喇嘛庙里的供案上有木头碗，拿一个木碗来舀饭比杯子还要方便。班长看见了苏力手里的木碗，就问她木碗哪来的，苏力老老实实说了。班长的脸立刻变得十分严肃，说：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要求战士不拿老百姓的一针一线。你怎么可以拿群众的东西？这还没完，宿营后，班长又批评了苏力一顿，还把苏力关到老百姓的羊圈里头，蹲了一天禁闭。从此，“不拿群众一针一线”深深印在了苏力的心间。 苏力不会打草鞋，大半年时间都光着脚行军，吃尽了苦头。苏力最担心的还是掉队，她知道，一掉队，就会被饿死，或者被当地的藏民抓去当奴隶。但怕什么来什么，有天晚上，苏力掉队了。无可奈何的苏力就坐在路边上哭。幸好，苏力当时离开部队并不远，红军的搜救队不久就找到了她，把她送回了被服厂。 年幼的苏力也数次经历了死亡。一次敌机轰炸，一枚炸弹在苏力身边落下，随着一声巨响她昏死了过去。醒来后，身上全是血，并且压着一个大姐姐的手臂。苏力用力站了起来，发现自己并没有受伤，身上全是大姐姐流的鲜血，而那个大姐姐已经牺牲了。苏力含着热泪，和战友们一起将她掩埋。由于当时苏力还是个孩子，记不清楚这次轰炸是在什么地方，也不知道这位恩人姐姐叫什么名字，更不知道在那危急关头，这位姐姐是如何挺身而出，把自己压在身下的。解放后，特别是在长征纪念日，苏力时常想起这位姐姐，她很想找到这位姐姐的家人，好好报答她的救命之恩，可是由于不知姐姐的姓名，根本无处可查。
后来，因为根本没有被服可做，红四方面军第三十一军被服厂被解散了。这时，苏力在行军中，看见哪里人多就往哪里走，哪里热闹就往哪里钻，每到一处，大哥哥大姐姐对她这位“红小鬼”都很关照。年幼的苏力弄不清楚部队的编制序列和番号，也就无从知道自己是跟着哪个部队行军了。 1935年5月，苏力被编入妇女独立师，给师长张琴秋当通信员。能在这位赫赫有名的巾帼英雄身边工作，苏力激动得连续唱了3首刚学会的红军歌曲。可是，她却未能完成张琴秋交给的第一项任务。当时，张琴秋让苏力把一封信送给30公里外的某个人，并一再强调这封信的重要性。可当苏力竭尽全力赶到那个地方，却没有找到那个人，但她知道信的重要性，绝不能落入敌人手里，又连夜赶了回来。这一天一夜，她粒米未进。 长征结束后，红四方面军主力组成西路军，西渡黄河，与马家军作战，准备打通与苏联的国际联系。当苏力正准备随队渡黄河时，由于受到胡宗南部队的阻击，没有过去。
不忘本真的老革命 红二、红四方面军会师以后，苏力来到了延安。 1936年底，苏力参加了丁玲领导的西北战地服务团。这支40多人的队伍打着红旗，唱着抗日歌曲，用7头小毛驴驮着行李和演出用品，意气风发地开赴山西抗日前线。一路上，苏力和战友们用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去发动群众，白天行军宣传，晚上则运用大鼓、快板、双簧、相声、活报剧等形式，把抗日救国的道理深入浅出地传达给群众。1938年8月1日，在延安庆祝“八一”建军节的晚会上，西战团向党中央和延安人民做了精彩的汇报演出，得到了广大干部和群众的高度赞扬。 苏力没有文化，可是她也有学文化的办法。行军的时候，她让前面的战士背一张纸，纸上写了字，苏力就在后面念。部队到了宿营地，苏力就拿着棍子，在地上照着葫芦画瓢，慢慢学会了认字。 后来，苏力又参加了薄一波领导的山西青年决死队五团(后改编为长城演剧团)，用歌声和舞蹈热情宣传抗日救亡运动，唤起广大民众的觉醒。在回忆起在吕梁山太行山一带打游击的艰苦生活时，苏力感叹不已：“有一天作战部队打仗去了，我们宣传队被敌人困在一座山上，头上老天下着倾盆大雨，身陷敌人的枪林弹雨，突围中三天两夜没吃东西。宣传队一个同志下山找粮食，被敌人发现，山下整个村子被围起来，老百姓被集中起来，敌人采取户主认领家人的办法，排查抗日分子。当所有的老百姓认完家人转身离开时，我们的那个同志一个人孤独绝望地站在那里，危急时刻，一名妇女转过头冲他骂道：‘你个死鬼，傻啦，吓晕啦，还不快跟我回家!’就这样，这名忽然冒出的‘妻子’救了他的命。” 抗战岁月，让苏力从一名懵懂的孩童成长为革命青年。以后她又到延安学过护理，抗日战争胜利后，她来到东北，曾任黑龙江省阿城公安局行政科长。1947年结婚成家。 1948年5月，苏力随第四野战军南下到井冈山地区，在那里开展土改等工作。她常常是傍晚开完县委会，又身背着未满周岁的儿子，一个人走七八十里山路，连夜赶到另一个村庄发动群众。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苏力先后任江西省吉安专署行政科长、万安县妇委书记兼妇联主任、江西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总支副书记等职务。1960年随丈夫赴上海，曾任卢湾区民政局副局长，1983年12月离休。 抗日战争胜利65周年之际，上海卢湾区委副书记张华上门看望了苏力，亲手送上慰问品和慰问信。在苏力家中，张华与苏力促膝谈心，祝愿她身体健康，永葆革命本色。 苏力不无感慨地表示，作为一名老红军、老干部，一定要不忘过去，珍惜现在，展望未来，在感谢方方面面对她的关心和照顾的同时，她还表示要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为卢湾的建设和发展出一份力。 2011年7月1日，卢湾区举行“我们在党的诞生地前行”红色故事会，再现了长征中最小的女红军苏力亲历长征路上无数红军战士舍生忘死、不惧艰难、团结互助的感人故事。
在红军长征胜利75周年之际，30集档案纪录片《永远的红军》在中央电视台军事频道黄金时段播出，该片由解放军电视宣传中心、解放军档案馆、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新华社解放军分社等单位联合摄制。《永远的红军》于2010年4月启动拍摄，历时15个月，行程15万公里，拍摄影像资料310小时，采访老红军150人，其中年龄最大的105岁，最小的86岁。而最小的红军就是苏力。
苏力说，“长征精神是鼓舞我一生的精神动力，每每想起那些舍生忘死，无私友爱的战友，想起长征途中克服的种种艰难险阻，后来遇到的困难都不算什么。希望当下的年轻人也能理解和懂得长征精神，做一个无愧于党、无愧于人民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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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有关史料披露：参加长征的女红军共有2000多人，她们与男战士一样浴血奋战、艰苦跋涉，创造了古今中外战争史上的奇迹。那么，在这些英雄女儿中，谁是年龄最小的女红军呢？目前公认的说法是1924年出生于四川宣汉的王新兰，她9岁参加红军，11岁随红四方面军长征。解放后曾任兰州军区联勤部副政委，是开国上将萧华的夫人。 其实，1926年出生于四川青川的苏力和四川南江的万曼琳，才是长征中年龄最小的女红军，当年踏上漫漫长征路时，她们还只是8岁的小女孩。然而，她们用稚嫩的脚步丈量了一条血染的坎坷路，亲历了一段惊天地、泣鬼神的历史传奇。按照苏力的说法：“走完了，我还不知道那是长征。”
苏力是全国目前健在的最年轻的老红军，如今已93岁高龄。
不甘受辱的小丫头 1926年，苏力出生在四川青川县乔庄镇一户贫农家庭。 苏力的童年是不幸的，父亲在她1岁时就去世了。体弱多病且吸食大麻的母亲无法养活她，就把7岁的独生女儿卖给了地主家当丫头。小苏力每天除了要帮助地主照看小孩外，还要不停地干农活、扫地、洗碗、喂猪，几乎没有休息时间。由于年幼，干活时难免出些差错，因此她常常被地主婆打得皮开肉绽，身上多处化脓发炎。有一次，苏力不小心把地主家的孩子弄哭了，凶神恶煞的地主婆将苏力的手绑在凳子上，然后用皮鞭猛抽，苏力的头顶、左额、左手臂上至今还留着一个个疤痕。 “跑，只要打不死就要跑。”不甘受辱的苏力一直寻找机会逃跑，可跑出去后，又被人送了回来，说地主家的丫头不敢收，怕惹出祸端。倔强的苏力先后逃跑了5次，都被送回地主家，每次都少不了挨一顿暴打。丧失人性的地主婆甚至用刀背在她额头上砍了一下…… “这是小时候被地主婆打的，不跟着红军走，我就没命了。”苏力讲起参加红军的原因时仍心有余悸。
1934年秋，乔庄镇来了红军，国民党诬蔑说红军是土匪、杀人犯，专干一些伤天害理的事。“我躲了两个月，地主都带着佣人和丫头躲上山去了。”苏力说。 后来，苏力又听说红军专救穷人，队伍里面全是像她这样的穷苦人。于是，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苏力就和3个丫头偷着下山找红军，可走了没几里，其他3个人害怕了，又跑了回去。苏力也有点害怕，毕竟她才8岁。可是，她暗想，在地主家不仅受虐待，还吃不饱穿不暖，参加红军躲开了那个可恶的地主婆，至少从此再不会挨打了。于是，小丫头壮起胆子，不顾一切往前走，走了十几里地后遇上了一位远亲，在远亲的帮助下，她找到了红军被服厂的一群女红军。 可人家一看她是个“小不点”，不管怎么恳求，就是不答应收留她。苏力不死心，第二天，她又来到红军被服厂。人家说，不是已经告诉你不行吗，还来干什么？苏力的眼泪流出来了。第三天，苏力再次来到红军被服厂，好说歹说，还是不行。带苏力来的大姐，也帮着苏力说好话。这时，有个女红军问苏力能做什么，机灵的苏力立刻说自己会钉衣服的扣子。看着苏力身上的累累伤痕，以及她当场钉的扣子，红军大姐们收下了这个可怜的女孩。就这样，苏力就成为红四方面军第三十一军被服厂里的“小红军”。 参加红军以后，苏力就像一只快乐的小鸟，整天叽叽喳喳说个不停，一会儿帮红军哥哥姐姐倒开水，一会儿好奇地问这问那，一会儿又调皮地跑来跑去，把大伙儿逗乐了。大家都把她看作是自己的小妹妹，尽一切可能照顾她，帮助她。尤其是带苏力来的那个大姐姐，是她在被服厂最亲的人，平时手把手教她裁剪衣服、读书识字、军事常识等，生活上更是给了她无微不至的关心。 然而，在一次国民党飞机的轰炸中，大姐姐腿被炸断了。小苏力不顾一切地跑到大姐姐身边，想把她搬到一个安全的地方，无奈力气小，怎么也挪不动，她只好搂着受伤的大姐姐嚎啕大哭起来：“大姐姐，大姐姐!”等到战友们赶来时，大姐姐已经闭上了眼睛。苏力与战友们用手在沟谷里挖了个坑，含着热泪把大姐姐的遗体掩埋了。
不惧生死的女红军 艰苦的长征开始了，苏力和战友们一样领到一袋青稞、一袋炒面。有人替苏力担心：“你走得动吗？”“走得动。”苏力大声说。“走不动可以回家。”“不!我回去要被打死的。”她边说边给大家看额头上的累累伤痕。 看到苏力吃力地背着两个袋子，还要行军打仗走那么远的路，大姐姐们都很心疼，大家就轮流帮苏力背一个袋子，还特意叮嘱她说，小丫头，你不要乱吃，吃光了就要饿肚子。可苏力肚子饿的时候，就悄悄地边走边吃，到了宿营地，粮食几乎吃完了。于是，大姐姐们你给一点，她给一点，很快塞满了苏力的茶缸。 过草地时，战友们小心翼翼地踩着比较坚实的草根行走，怕陷入泥潭，人小体轻的苏力走得却很轻快，她还经常调皮地在草根上跳一跳，每当这时，总有大哥哥大姐姐关心地警告：“危险!当心!” “为了让红军哥哥姐姐们缓解行军的疲劳，我多次在草根上‘跳舞’，还做着各种鬼脸。”苏力说，后来她才知道，草根上“跳舞”不但没让大哥哥大姐姐们开心，反而增加了他们的担心。 一次部队宿营后，苏力和一个姐姐到附近寻找野菜。一个红军哥哥不放心跟了上来。当他们返回宿营地时，队伍已经出发，他们掉队了。那个红军哥哥一手拉着一个“小不点”，赶紧追赶队伍。苏力实在走不动了，红军哥哥二话没说就背起了她，大约背了一百多步，苏力就再也不忍心让他背了。累了，大哥哥搀着；饿了，大哥哥拿出自己的干粮，“先吃我的，你们留着以后吃”。大约追了半天他们才赶上队伍。苏力至今记得那个哥哥姓刘，四川人，个子很高。赶上部队后，他跟着前面的作战部队走了。这以后，苏力再也没有见过他。 一天行军，苏力不小心把茶杯弄丢了。安营扎寨开饭的时候，没有杯子，怎么吃饭？苏力灵机一动，想到喇嘛庙里的供案上有木头碗，拿一个木碗来舀饭比杯子还要方便。班长看见了苏力手里的木碗，就问她木碗哪来的，苏力老老实实说了。班长的脸立刻变得十分严肃，说：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要求战士不拿老百姓的一针一线。你怎么可以拿群众的东西？这还没完，宿营后，班长又批评了苏力一顿，还把苏力关到老百姓的羊圈里头，蹲了一天禁闭。从此，“不拿群众一针一线”深深印在了苏力的心间。 苏力不会打草鞋，大半年时间都光着脚行军，吃尽了苦头。苏力最担心的还是掉队，她知道，一掉队，就会被饿死，或者被当地的藏民抓去当奴隶。但怕什么来什么，有天晚上，苏力掉队了。无可奈何的苏力就坐在路边上哭。幸好，苏力当时离开部队并不远，红军的搜救队不久就找到了她，把她送回了被服厂。 年幼的苏力也数次经历了死亡。一次敌机轰炸，一枚炸弹在苏力身边落下，随着一声巨响她昏死了过去。醒来后，身上全是血，并且压着一个大姐姐的手臂。苏力用力站了起来，发现自己并没有受伤，身上全是大姐姐流的鲜血，而那个大姐姐已经牺牲了。苏力含着热泪，和战友们一起将她掩埋。由于当时苏力还是个孩子，记不清楚这次轰炸是在什么地方，也不知道这位恩人姐姐叫什么名字，更不知道在那危急关头，这位姐姐是如何挺身而出，把自己压在身下的。解放后，特别是在长征纪念日，苏力时常想起这位姐姐，她很想找到这位姐姐的家人，好好报答她的救命之恩，可是由于不知姐姐的姓名，根本无处可查。
不忘本真的老革命 红二、红四方面军会师以后，苏力来到了延安。 1936年底，苏力参加了丁玲领导的西北战地服务团。这支40多人的队伍打着红旗，唱着抗日歌曲，用7头小毛驴驮着行李和演出用品，意气风发地开赴山西抗日前线。一路上，苏力和战友们用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去发动群众，白天行军宣传，晚上则运用大鼓、快板、双簧、相声、活报剧等形式，把抗日救国的道理深入浅出地传达给群众。1938年8月1日，在延安庆祝“八一”建军节的晚会上，西战团向党中央和延安人民做了精彩的汇报演出，得到了广大干部和群众的高度赞扬。 苏力没有文化，可是她也有学文化的办法。行军的时候，她让前面的战士背一张纸，纸上写了字，苏力就在后面念。部队到了宿营地，苏力就拿着棍子，在地上照着葫芦画瓢，慢慢学会了认字。 后来，苏力又参加了薄一波领导的山西青年决死队五团(后改编为长城演剧团)，用歌声和舞蹈热情宣传抗日救亡运动，唤起广大民众的觉醒。在回忆起在吕梁山太行山一带打游击的艰苦生活时，苏力感叹不已：“有一天作战部队打仗去了，我们宣传队被敌人困在一座山上，头上老天下着倾盆大雨，身陷敌人的枪林弹雨，突围中三天两夜没吃东西。宣传队一个同志下山找粮食，被敌人发现，山下整个村子被围起来，老百姓被集中起来，敌人采取户主认领家人的办法，排查抗日分子。当所有的老百姓认完家人转身离开时，我们的那个同志一个人孤独绝望地站在那里，危急时刻，一名妇女转过头冲他骂道：‘你个死鬼，傻啦，吓晕啦，还不快跟我回家!’就这样，这名忽然冒出的‘妻子’救了他的命。” 抗战岁月，让苏力从一名懵懂的孩童成长为革命青年。以后她又到延安学过护理，抗日战争胜利后，她来到东北，曾任黑龙江省阿城公安局行政科长。1947年结婚成家。 1948年5月，苏力随第四野战军南下到井冈山地区，在那里开展土改等工作。她常常是傍晚开完县委会，又身背着未满周岁的儿子，一个人走七八十里山路，连夜赶到另一个村庄发动群众。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苏力先后任江西省吉安专署行政科长、万安县妇委书记兼妇联主任、江西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总支副书记等职务。1960年随丈夫赴上海，曾任卢湾区民政局副局长，1983年12月离休。 抗日战争胜利65周年之际，上海卢湾区委副书记张华上门看望了苏力，亲手送上慰问品和慰问信。在苏力家中，张华与苏力促膝谈心，祝愿她身体健康，永葆革命本色。 苏力不无感慨地表示，作为一名老红军、老干部，一定要不忘过去，珍惜现在，展望未来，在感谢方方面面对她的关心和照顾的同时，她还表示要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为卢湾的建设和发展出一份力。 2011年7月1日，卢湾区举行“我们在党的诞生地前行”红色故事会，再现了长征中最小的女红军苏力亲历长征路上无数红军战士舍生忘死、不惧艰难、团结互助的感人故事。
苏力说，“长征精神是鼓舞我一生的精神动力，每每想起那些舍生忘死，无私友爱的战友，想起长征途中克服的种种艰难险阻，后来遇到的困难都不算什么。希望当下的年轻人也能理解和懂得长征精神，做一个无愧于党、无愧于人民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