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承高：“核地雷”所决定的生产关系 -

浩然正气 - 2014/11/10 10:43:07

2014-11-10 10:05:37 来源：红歌会网作者：何承高
“核地雷”所决定的生产关系
　　这篇帖文是对前一篇帖文的补充说明，是为了肯定中国是殖民经济。尽管上篇帖文已经说过了，要对中国的发展方式进行逻辑梳理，但是也不能简单地从宏观方面，直接用两个决定论来进行概括性地论述。本帖将要引用一些基本的数据进行论据支撑，来论证中国到底是一个什么经济，到底是不是殖民经济。在论证方法上，本帖将要根据中国这个政治经济实体的自然发展过程来客观论述，来阐述它在某一过程和阶段中，其政治与经济发生矛盾运动的交互作用和运动形态，来反映它一定的社会关系和国家关系，揭示它一定的表象特征和本质属性。而由于中国从改革开放后，一直到今天，都具有贯彻执行邓小平路线方针政策的一致性和连续性，所以，从政治方面，本帖只需要选择其方向性的起点就可以了，而无需把“邓三科梦”全部拉出来集体站队“向右看齐”。不过也需要交代的是，“邓三科梦”之间当然也有矛盾，但是它们是开创、继承和发展的矛盾，是发展到“救美国就是救中国”的矛盾，是最后发展那到“中美是夫妻关系”的矛盾。而由于其共同反作用和决定经济基础的政治变革，其差异性是更加深入，而不是方向性改变，那么这种深入，就是一致性和连续性了。而至于从生产方式的区域性结构来说，从中国直接和间接利用外资来所谓发展生产力来说，其所决定的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的总和即经济基础，就成为了本帖需要详细进行交代了。而一旦交代清楚之后，一旦交代清楚以上两个决定论所决定的经济基础是殖民经济之后，那转基因作为生产力也好，核地雷作为生产力也罢，都无非是在促进和加强这个殖民经济了。而对此，以下将用二个子副标题进行具体论述。
　　1、上层建筑所决定的经济基础
　　1-1、政治上的附庸
　　先从美国说起。尼克松于1972年访华到“水门事件”之后，一直到1977年，中美关系按照美国的说法就是基本上被搁置，尽管美国福特总统曾于1975年访华过，但是美国认为还是没有取得实质性的进展。但是在所谓粉碎“四人帮”之后，美国卡特总统和他的国家安全顾问班子就觉得机会来了。因为美国在冷战格局中，与中国的关系处理得怎么样，直接关系到其相战略持阶段的胜负变化。而由于中苏关系是在不断恶化，由于邓小平一出来就是“去革命化搞经济化”，所以，在形势上，美国有与中国发展关系的迫切性;在主观上，美国认为有与中国改善好关系的可能性。于是，美国就于1977年8月派国务卿万斯访华，而由于万斯在公开的场合下，跟邓小平谈到台湾问题时，提出了中方不能接受的“中美建交之后，美国要在台湾保留领事馆或联络处”的原则问题，所以，这样就搞得邓小平下不得台来。因为有些话不能在公开场合来说，国家主权核心问题，他邓小平有再大的胆子，他也不能公开来答应你的要求。所以美国改变了策略，于1978年5月20日这天，带着“我爱你”的浪漫色彩，派布热津斯基继续访华，从此就开始了中美关系从恋爱到夫妻关系的甜蜜岁月。
　　在公开的场合，在人民大会堂，布热津斯基先转达了卡特总统希望“认真去谈关系正常化问题”的意愿，而邓小平的回答却让人匪夷所思。他将信将疑地说：“问题还是下不了决心。只要卡特总统下决心，我看问题是好解决的。”而针对这句话，布热津斯基一再保证，“总统已经下定决心!”(这个一来一去的下定决心到底是什么?后面再表)而在不公开的场合，在谈话结束设宴招待布热津斯基的时候，邓小平一边不断地给布热津斯基夹菜，一边他神秘地对布热津斯基耳语说，他担任领导工作只剩下三年左右的时间，言外之意是要美方加速推动中美关系的所谓正常化。而就在半年之后的12月18日，十一届三中全会就在北京召开了，而就在这次会议召开前两天，中美两国政府就发表建交联合公报，宣布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从此，中国所谓的改革开放正式拉开了帷幕。而在布热津斯基访华后，中美双方就开始了就所谓关系正常化问题进行高度保密的谈判。虽然在台湾问题上，在公开的场合，中国高调地提出了“断交、撤回、废除”三项条件，但是美国从策略上，也对中方的三项条件进行了象征性回应。而由于中国最后没有坚持以这三个条件作为根本依据，所以事实上，中国只是单边在遵守承诺，在进行着无偿地“奉献”(资料摘自于《30年，中美关系的片段》)。
　　再从中国方面来说。邓小平于1978年10月访日，先说出“访日是我多年的愿望。不过，我还有一个愿望就是到华盛顿去。”接着他又补充地说到，“缔结《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只要一秒钟就能完成，中美关系即使加上一倍，两秒钟就能完成……前提确定了，细节问题就好商量了。”在这里值得注意的是，邓小平这番话，美国对此是始料未及的，虽然知道邓小平有些迫不及待，但是没有想到他竟然敢公开利用第三方来表达。而远在密歇根的美国国家安全事务中国问题专家奥克森，在第一时间得知这个意外的讯息之后，立即兴奋地奔向附近的公共电话亭，用临时编的暗号把情况报告给布热津斯基，而后者马上就向卡特总统进行了汇报。从此后，中美双方就加快了紧急磋商的进程。11月份美方把宣布关于关系正常化的联合公报稿交给了中方， 12月初布热津斯基约见了中国驻美联络处主任柴泽民，然后所谓邓小平破冰之旅的访美就确定了下来。邓小平是于1979年1月28日乘坐专机抵达美国华盛顿安德鲁的空军基地的，其所谓缴械投诚的意义对美国来说，是非同一般的(尽管中方不见得是这样认为)，所以第二天上午，卡特总统就在白宫，以超过迎接副总理身份的19响礼炮的礼遇接见了邓小平(应为17响)。这里也需要对邓小平的访日之旅要交代清楚的是，邓小平访日，非但没有为解决东海和钓鱼岛等问题，捍卫到主权问题不容协商的权利，相反留下了丧失主权话语权的祸害。他说，“我们有个钓鱼岛问题，还有个南沙群岛问题。我访问日本的时候，在记者招待会上他们提出钓鱼岛问题，我当时答复说，这个问题我们同日本有争议，钓鱼岛日本叫尖阁列岛，名字就不同。”(《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87页)他接着又说，“这个问题可以把它放一下，也许下一代人比我们更聪明些，会找到实际解决的办法(同上)。”邓小平的这两段话，看起来似乎是投机取巧，哗弄取宠和讨好卖乖，但是相对于主权这个根本利益来说，这实则为一种卖国言论。
　　邓小平于2月4日访美回来不到半个月，就于2月17日把“投美抗苏”的实际行动首先付诸于了军事行动，打了一场美帝代理人的所谓自卫反击战。而时任外交部长的黄华日后在回忆录中记载说，当时有人给中央写信，批评黄华在对美外交上出现路线错误的问题。但这封信后来却直接送到了邓小平的办公桌上，而邓小平则在该信上批示说：“对美外交工作主要由我主持，由此引起的一切后果，都由我承担。”再说到1989年。“89风波”抖出来的中美战斗机改造合作和核电合同的事情，说明了邓小平早已就把国防和核战略安全寄托在了美国的身上。尽管美国在公开的国际关系中，采取了中间路线来所谓暂停中美一切高层互访，但是，老布什又亲笔给邓小平写信，向北京派出秘密特使，以在绝对保密的情况下，保持所谓中美高层间的沟通。然而这一切行动是非常诡秘的。斯考克罗夫特作为总统特使前来中国，他乘坐的美国空军C-141运输机从安德鲁斯空军基地起飞，为了避人耳目，飞机在途中采用空中加油的方式。在飞行的日志上，飞机的目的地是日本冲绳，飞机上的美国空军标志也被抹去，机组人员在抵达北京前全部都换上了便装，而美国驻华使馆中没有任何人知道这次访华。由此可见所谓公开的中美关系和背后的中美关系是截然不同的。而邓小平于1989年7月2日秘密会见斯考克罗夫特时，只是像妻子埋怨丈夫一样，娇嗔说声“美国卷得太深了”之后，于1990年就和好如初了。(资料来自《30年，中美关系的重要片段》)
　　引用以上的历史资料，是为了说明前面那个“一来二去的下定决心”，到底是一个什么“决心”。布热津斯基在其回忆录《实力与原则》中写道：“中国方面开始责怪美国没有下定决心，他们对美苏之间搞缓和很不放心。”其实这句话，已经说明了这个决心，是邓小平要投靠美帝的决心。从邓小平对布热津斯基耳语说自己只有三年的时间，到他在日本公开表露其迫不及待的心情，到访美归来立即发动所谓的自卫反击战，再到“89风波”秘密与美国保持所谓高层畅通，均能说明邓小平这个投靠美帝的决心，是紧迫、一致和异常坚定的。而正是因为下定了这样的决心，才导致在台湾问题上，最终放弃了最初“断交、撤回、废除”的三个原则性条件，而只是维持了后来一贯小媳妇作为的口头抗议之声。而邓小平在“89风波”即将停息的时候，于1989年9月4日与几位中央领导人进行谈话时，就完全奠定了韬光养晦的小媳妇政策。他说，“中国只要这样搞下去，旗帜不倒，就会有很大影响。当然，发达国家会对我们戒心更大。不管怎么样，我们还是友好往来。朋友还要交，但心中要有数。不随便批评别人、指责别人，过头的话不要讲，过头的事不要做。”(《邓小平文选》第三卷《改革开放政策稳定，中国大有希望》第320页)而正是因为这样，美国才敢对小媳妇不是打就是骂，稍微不顺心，小媳妇稍微顶两句嘴，就敢于1999年把小媳妇的南斯拉夫大使馆随便炸一下，就敢于2001年把小媳妇的飞机随便撞一下。而打完骂完之后，而炸完撞完之后，中国人民义愤填膺，而高层反倒是电视讲话，好话说尽，其所谓的安抚民心，好像是自家的孩子做错什么事情似的。像这样的政治表现，难道不是美国是大男人而中国是小女儿的表现?难道不是美国是宗主而中国是附庸的表现?而其所谓的韬光养晦，难道不是作茧自缚和卖国主义的表现?!
　　1-2、经济上的附庸
　　中国自从所谓粉碎“四人帮”开始，私有化的道路就不可避免。但问题是怎么样私有化，用什么样子经济理论为基础，将化到什么地步，滑到什么地方，多数人心里是没谱的。但是有一个人心里是特别有谱的，这个人就是不愧为总设计师称号的邓小平先生。邓小平一生都是在追求个性化发展，其实用主义的精神原则，对于未来来说，就是走一步看一步，摸着石头过河。而这样的一种精神取向，与美国未来学家阿尔文·托夫勒鼓励个人人性发展的观点，有某些高度的一致性。阿尔文·托夫勒被资本主义世界推崇为所谓的未来学家，其实，他的《未来三部曲》的未来，是不可知性的，是没有未来的。按照他的话来说，“要对未来进行精密的预测简直是无稽之谈”，其实，他就是用“精密的预测”的绝对性在否定对未来的可知性追求，来否定相对性。他是把未来作为一种静止的东西在绝对要求，而没有用相对静止的绝对要求去看待未来。所以，他就会说，“在我们迈入不可知的未来之前，我们手中最好先握有这样一张虽不完整却有粗略雏形的地图，一路摸索一路更正修改，总比完全摸不着方向来得好!”请看，这个跟邓小平的“摸着石头过河”理论是不是有着某些高度的一致性?而正是因为如此，邓小平理论就会跟戈尔巴乔夫理论有着很大的不同。相同的部分是他们都追求个性化发展，在社会关系中要求特殊性，在经济关系中要求私有性。而不同的是邓小平深刻地理解了托夫勒思想，不求激进，顺藤摸瓜，创造出了了不起的中国特色政治和经济。虽然中国的胡耀邦和赵紫阳都想学习戈尔巴乔夫，想将中国的政治和经济一滑到底，但是，由于他们二人没有完全弄懂托夫勒思想，所以就注定被拦腰斩下，半途而废。
　　因为中国是从“文革”被颠覆后走过来的，虽然胡耀邦和赵紫阳的道路，其自由主义与邓小平理论的最后交集，必然是殊途同归，但是，如果自由主义的航速掌握得不好的话，那就必然会被巨浪之间的距浪覆灭。所以，邓小平必然要遵循自然发展的规律，要循序渐进，必须要在政治上搞“毛邓合”，在经济上搞“中美合”，这样才能稳步地实行和平演变，逐步地实行私有化。而之所以说胡耀邦和赵紫阳是幼稚的，原因也就在这里。阿尔文·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于1980年进入中国的时候，正值小岗村懒民按下指印的第三年，中国农村的改革已成燎原之势，城市中，已经出现了深圳和珠海这样的“经济特区”。而时任国务院总理的赵紫阳，虽然确定了《第三次浪潮》为国务院系统司局级干部以上的必读书(摘自中国新闻周刊访谈托夫勒的《中国的变化太惊人了》)，但是他自己的确没有读懂托夫勒思想。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之所以能在中国，从内部出版到公开发行，是因为他的思想与邓小平理论有着“摸着石头过河”的一致性，而之所以能在中国销售最后高达1000万册，是因为它替代了邓小平理论，从舆论上，给改革开放之初的中国人进行了极度的思想洗脑。而这一切，都是邓小平理论都不能直接做到的，而这就是邓小平的高明之处。
　　而由于托夫勒并非是经济学家，所以他作为社会学家，必定要服务于一定的政治;而虽然他不是经济学家，但是他的思想的政治性，必定要作用于一定的经济。而这些，刚好又与邓小平理论有着某些高度的一致性。虽然邓小平从一开始不一定是受到托夫勒的影响，但是既然一开始他就在政治上投靠了美帝，所以在经济上，他必定要受到他自己政治立场的限制，这就决定了他的政治与经济的意志必须要保持一致性。故此，邓小平的经济理论、政策、贯彻、执行和实践活动，就必须要为政治服务。而如果他的所谓理论在政治上是附庸，那在经济上，也必定是附庸。这是政治在一定的条件下，反作用和决定经济的必然结果，这是毫无疑问的。所以当托夫勒于1983年来中国访问时，邓小平就会经常接见他，两人就会很快成为了好朋友。而当托夫勒告诉邓小平说：“近代以来中国已经错失了几次发展的机遇，这一次你实行改革开放政策是正逢其时。”所以邓小平在托夫勒的鼓励下，就会在中央领导会议上，对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进行了讨论(中国新闻周刊访谈托夫勒《中国的变化太惊人了》)。而正是因为托夫勒思想在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已经起到了巨大的颠覆作用，所以，邓小平在经济改革上，就可以逐步地进行洞开国门了。
　　他到底是怎样洞开门户的呢?这里有两个方面，一个是所谓引进外资，一个是所谓出口创汇。先说第一个方面。最早他于1979年10月4日在各省市、自治区第一书记的座谈会上说，“……外资是两种，一种叫自由外汇，一种叫设备贷款。不管哪一种，我们都要利用，因为这个机会太难得了，这个条件不用太可惜了。……问题是怎样善于使用，怎样使每个项目都能够比较快地见效，包括解决好偿付能力问题。利用外资是一个很大的政策，我认为应该坚持。至于用的办法，主要的方式是合营，某些方面采取补偿贸易的方式，包括外资设厂的方式，我们都采取。”(《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198-199页)先不管邓小平是如何用两个“太”来蛊惑人心的，他这段话有如下四个隐患，也可以说是四个陷阱。一个是“偿付能力问题”，一个是“合营”，一个是“补偿贸易”，一个是“外资设厂”。这四个问题，直到今天，已经成为了严重危害中国产业安全的重大问题(这个会在后面详细分解)。而至于邓小平解释外资为什么会来，他是这样解释的。他说，“现在我们有这个条件。外国人为什么要来，他们判断，中国确实有偿付能力。我们有稀有金属，有各种矿藏，有油水。”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199页)在这里，邓小平自己回答了“偿付能力问题”，原来他是想用我国的稀有金属和各种矿藏来做交换，这也是直到今天我国各种战略资源都要被掏空挖尽的根本源头和原因，原来邓小平作为总设计师，早就设计好了这一块。
　　第二个方面。邓小平对荣毅仁说，“……不搞快点不行。但是怎样做到既要搞得快点，……这是个必须解决的问题。现在搞建设，门路要多一点，可以利用外国的资金和技术，华侨、华裔也可以回来办工厂。吸收外资可以采取补偿贸易的方法，也可以搞合营，先选择资金周转快的行业做起。”(《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156页)邓小平这段话，出现了“技术”和“资金周转快的行业”这两个问题。其实直到今天，发展生产的安全技术没有引进到，倒是两大毒药技术的转基因和“核地雷”算是引进到了(当然核心技术和专利都控制在别人的手里)。其实直到今天，“资金周转快的行业”即轻工业没有发展到(是指起码是民族经济的轻工业发展)，相反已经被绝对地控制到了(这两个问题后面再来详细地分解)。如果说这个讲话还不能找到其根本动机的话，那他下面的讲话，就完全露出了马脚。邓小平继续对荣毅仁说，“……你主持的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由你全权负责处理。处理错了也不怪你。要用经济方法管理经济，从商业角度考虑签订合同，有利润、能创汇的就签，否则就不签。应该排除行政干扰。所谓全权负责，包括用人权。”(《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157页)邓小平这段话就非同小可了。其所谓“有利润”和“能创汇的就签”，指的是“利润”要为“创汇”服务。因为中国在世界贸易美元霸权的货币结算体系下，其“利润”一定会归结到“创汇”的结果上。而为了创这个汇，还要“排除行政干扰”，也就是说，政策要为创汇让路，上层建筑要为创汇让路。而即使这个创汇是在出卖国家和民族利益，也在所不惜。
　　而为了排除这个行政干扰，邓小平继续说，“每一个什么东西该更加集中，什么东西必须下放，具体意见我提不出来，请大家敞开议一下。我肯定，扩大企业自主权，这一条无论如何要坚持，这有利于发展生产。过去我们统得太死，很不利于发展经济。有些肯定是我们的制度卡得过死，特别是外贸。好多制度不利于发展对外贸易，对增加外汇收入不利。”(《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200页)邓小平在这里是耍了一些手段的。所谓“什么东西必须下放，具体意见我提不出来”,其实他这是把这个球踢给了别人。他的目的是要排除所谓“统得过死”和“卡得太死”的“行政干扰”，而直接为“对外贸易”服务，直接为“增加外汇”服务。而直到今天，我们终于发现这个“对外贸易”和“增加外汇”对中国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我们用我们的资源、廉价劳动力和所付出的生态环境污染和破坏，为世界资本主义提供了价廉物美的生活必须品，而增加的是越来越庞大的外汇储备，增加的是越来越多不能变现的一张张白条。原来搞了半天，邓小平在这里的吞吞吐吐，是有着极其阴险和狡诈的政客手腕的，他把这个只能意会不能言传的卖国言论，让别人共同参与讨论和共同说出来，以形成攻守同盟的卖国主张来为美元霸权服务。
　　不但如此，邓小平还变本加厉地开始鼓吹卖国光荣。他说，“但是按照现在的国际价格，每一吨要亏损四十元。为什么国家不可以每吨补贴四十元出口呢?它能创汇嘛。好多国家都有出口补贴。这是上层建筑里面的问题，是制度、政策上的问题。我们应该鼓励能够出口的东西出口，能搞到外汇就了不起嘛。”(《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200页)这段话可以说是邓小平在各省市第一书记座谈会上，讲的最无耻的一段话。而讲这段话的时候，是他刚刚访美回来第八个月，是他代理美国修理越南第七个月。他能这样势如破竹般地从引进外资问题谈到出口创汇问题，从出口创汇问题谈到上层建筑问题，最后直接谈到“是制度、政策上的问题”，可见他最后终于是毫无顾忌地把谜底揭开了。他的意思间接在说明，是他的政治立场问题在决定着经济问题，在决定着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问题。而他的这个政治立场问题，当然就是他的一系列投靠美国的政治问题。而至于什么“鼓励能够出口的东西出口”，无非是表明这是他迫不及待访美所达成的一切阴谋成果之一，而且是将要形成必然趋势的卖国行为之一。而至于“能搞到外汇就了不起嘛”，无非是表明中国将要作为经济附庸国的存在价值，而且为了这个存在价值，就必须要不惜一切手段。
　　1-3、共济会体系下的政治和经济附庸
　　与此同时，当有人在质疑邓小平首先是不是在搞资本主义的时候，邓小平是这样说的，“人们有这样的怀疑，中国这样搞四化会不会走资本主义道路。我们肯定地说，不会。现在，我们国内的资产阶级已经不存在了。过去的资本家还有，他们的成分已经改变了。外资是资本主义经济，在中国占有它的地位。但是外资所占的份额也是有限的，改变不了中国的社会制度。社会主义特征是搞集体富裕，它不产生剥削阶级。”(《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235-236页)虽然这些话在今天看起来非常讽刺，但是在当时却是有着具体的历史背景的。因为从1976年到1979年，才三个年头，虽然所谓“四人帮”被粉碎，虽然“文革”被全面否定，但是占主导地位的公有制还在，毛泽东主义的影响还在。所以，邓小平在这个时候，必须要在台面上搞“毛邓合”，尽管他是为了在台下为“中美国”服务。比如他在最初于1978年碰到阻力的时候，他就这样说，“比如毛泽东同志在世的时候，我们也想扩大中外经济技术交流，包括同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经济贸易关系，甚至引进外资、合资经营等等。但是那时候没有条件，人家封锁我们。”(《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127页) “……经过几年的努力，有了今天这样的、比过去好得多的国际条件，使我们能够吸收国际先进技术和经营管理经验，吸收他们的资金。这是毛泽东同志在世的时候所没有的条件。……但是总的说来，我们有了过去没有的好条件。”(同上)。
　　邓小平这里所说的条件到底是什么呢?当然就是前面所交代过的邓小平与美国的接触了，当然就是邓小平自己下的决心和要求美国也要下的决心了。而这样的一种卖国决心，而且是迫不及待的卖国决心，在毛泽东时代会有吗?那这样的条件，就当然不具备了。所以，邓小平这段话，就属于是移花接木和偷梁换柱的花招了。但是他从美国回来之后，就好像变了一个人似的，马上就开始挟洋自重起来。他曾经于1978年12月13日在中央作工作会议闭幕讲话时说过，说“关于文化大革命，也应该科学地历史地来看。毛泽东同志发动这样一次大革命，主要是从反修防修的要求出发的。至于在实际过程中发生的缺点、错误，适当的时候作为经验教训总结一下，这对统一全党的认识，是需要的。文化大革命已经成为我国社会主义历史发展中的一个阶段，总要总结，但是不必匆忙去做。要对这样一个历史阶段做出科学的评价，需要做认真的研究工作，有些事要经过更长一点的时间才能充分理解和作出评价，那时再来说明这一段历史，可能会比我们今天说得更好。”(《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149页)但是他从美国一回来，就马上改变了主意，而且还把所谓“是不是不急于搞”嫁祸在别人的身上。他从1980年到1981年，整整花了两年时间在搞这个决议。他说，“这个决议，过去也有同志提出，是不是不急于搞?不行，都在等。从国内来说，党内党外都在等，你不拿出一个东西来，重大的问题就没有一个统一的看法。国际上也在等。人们看中国，怀疑我们安定团结的局面，其中也包括这个文件拿得出来拿不出来，早拿出来晚拿出来。所以，不能再晚了，晚了不利。”(《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05-306页)邓小平从美国回来之后，在如此短的时间内，自掌嘴巴地要快速做出对毛主席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决议，到底是什么因素促使他认为“晚了不利”的?而这个“晚了不利”又到底是什么?不用说，不就是认为搞晚了对引进外资不利吗?不就是认为搞晚了对出口创汇不利吗?而最终是对美国不利吗?而他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出尔反尔地作出决议，不正是说明这一决议也是他与美国达成的决议吗?而在这种政治背景下所作出的决议，难道不是一种卖国主义的决议吗?
　　所以改革开放后，中国其资本主义的滋生和发展，其卖国主义的滋生和发展，是相辅相成的(但是后面也是相煎太急的)。如果没有邓小平的卖国主义，中国资本主义的滋生和发展，可能会限制在一定的速度和程度之内。而正是因为有了邓小平与美国所达成的卖国主义的内外因交互作用，所以就促进了中国资本主义的方向，向着卖国主义的道路上发展。邓小平的路线图是非常清楚的，他跟布热津斯基说自己只有三年的领导时间，所以他就必须要在这三年时间之内，从1978年到1981年之内，来确定中美关系的发展方向。而要想真正做到这些，他也必须要在党政军内，绝对性地确立自己的领导地位，来延长那个所谓只有三年的领导人生命力。所以，在所谓粉碎“四人帮”的基础之上，他也必须要进行第二次革命，来继续粉碎“两个凡是”，为他的卖国主义道路扫除一切障碍。如果说从1976年到1978年，中国只是资本主义的滋生和发展的话，那从1978年到1981年，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就在邓小平第二次革命的作用下，向着卖国主义的道路上发展了。如果说从1981年到1983年，中国在卖国主义的道路上还不算是非常彻底的话，那从1983年邓小平经常接见托夫勒和与之成为好朋友之后，一直到中美联手解决了“89风波”之后，中国就彻底地纳入到共济会的卖国主义体系之中了。
　　我们回过头来再来理解1983年托夫勒对邓小平所说的话，所谓“错过机遇”和“正逢其时”，其辩证的逻辑无非是托夫勒对邓小平一系列卖国主义的肯定。而正是因为如此，正是因为邓小平得到了托夫勒的肯定，他就会像打了激素一样在卖国主义的道路上大踏步前进。甚至，即使在这个道路上遇到了重大的问题，也决不回头。比如说他在1984年6月30日的中日民主人士会议上对日本委员会代表团说，“我们开放了十四个沿海城市，都是大中城市。我们欢迎外资，也欢迎国外先进技术，管理也是一种技术。”(《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65页)尽管他明知道国外的先进技术不可能引进到，尽管他明知道所谓外资的管理，也只是外资在世界范围内，对殖民地国家实行合作到合营，到股份到增发到并购的过程，但是他还是要自欺欺人，还是要义无返顾。比如说他于1986年6月10日听取其他中央领导汇报经济情况的问题时，他一边说，“现在，我们是背着大包袱前进，每年几百亿元价格补贴，越背越重。”(《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60页)他一边又说，“总之，改革要继续进行下去。”(同上)因为他已经知道这是一条不归路，所以必须要坚定不移地走下去。而这样的决心体现，更能从他对军队直接实行渐变，实行商业化，实行变相的雇佣军化的问题上反映出来。比如说他于1984年11月1日在《军队要服从整个国家建设大局》的军委座谈会上说，“如空军，可腾出一些机场，一是搞军民合用，一是搞民用，支援国家发展民航事业。海军的港口，有的可以合用，有的可以腾出来搞民用，以增大国家港口的吞吐能力。国防工业设备好，技术力量雄厚，要充分利用起来，加入到整个国家建设中去，大力发展民用生产。”(《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99页)
　　尽管邓小平的一意孤行，在其军权在握，在其军事护航的情况下算是比较顺利，但是在国内，他不可能不碰到阻力，不可能没有矛盾。而最大的阻力，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是来自于资产阶级的自由化;而最大的矛盾，是来自于中国资本主义滋生和发展与中国卖国主义滋生和发展的矛盾。而这个阻力和矛盾，既是必然要发生的，也是邓小平必须要面对的。而关键是，这个阻力和矛盾，也是邓小平自己一手造成的。因为，既然要把公有制逐步私有化，就必然会产生私有化土壤基础之上的资产阶级自由化。而这个资产阶级自由化，相对于邓小平的卖国主义路线来说，也是格格不入的。因为，卖国主义路线，是所有其他体制和路线最卑鄙最无耻最邪恶的一种体制和路线，它必须是在对内实行法西斯封建管理模式的基础之上，才能对外实行卖国主义路线。否则的话，资产阶级的自由化，同样要埋葬邓小平的卖国主义路线。所以，相对来说，资产阶级的自由化要比邓小平的卖国主义路线要文明，要进步一些。这就如同列宁所说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要比封建主义要文明和先进些一样。而且由于“89风波”，还有邓小平家属官倒腐败的一个刺激性因素存在，所以，从1986年到1989年，邓小平就必然会在青年学生这些资产阶级左翼被胡耀邦和赵紫阳这些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利用之后，在这些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运动威胁到他的卖国主义路线之后，必须作出斩立决的法西斯决定和行动，这就是“89风波”的政治本质属性。
　　然而在这个时候，正是因为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政治和文化渗透，是根据历史惯例，是按照冷战思维的一般外在形式，是用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来反对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的，所以，它们就错杀了邓小平路线服务于美国和西方的卖国主义。所以，邓小平所谓埋怨“美国卷得太深了”，就是这个原因。因为，这差点要了他的老命。然而他不知道，第一，美国从外在外交形式上来作出所谓制裁中国的一系列举动，是符合美国虚伪的民主老大世界警察角色的;第二，美国从这个方面也来考验一下邓小平，看他所谓下定的决心是否是坚决和彻底的。而一旦邓小平真的遇到巨大麻烦的时候，最后必须要出手相救，所以，所谓后面老布什用最高度保密的渠道来保持高层顺畅的沟通，就是这个意思。而从这个时候起，邓小平的卖国主义道路，就彻底地滑下了深渊。因为他知道了，‘左’的是他主要的敌人，而右的也是他重要的敌人，而只有把‘左’和右都通杀，他才能保全自己的卖国主义。而所谓他经常用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来反对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那都无非是他用牌坊来为自己出师正名而已。而这个时候，时间已经跨越到1990年，托勒夫的《权利的转移》又给予了他重要的启示。所谓从“全新组织形态”中“整理出权力新的架构”，这寓意着共济会组织的顶层设计，是世界精英卖国集团的世界新秩序蓝图。而从这个时候开始，邓小平家族及其卖国集团，就彻底地纳入到共济会的体系之中了，那这个时候的中国，在政治和经济上，就属于是在共济会体系下的政治附庸和经济附庸了。那么，从这个时候起，彻底掠夺、破坏和毁灭中华民族的顶层设计和屠龙计划，就开始有条不紊地在各种卑鄙下流的欺骗和谎言中启动了。
　　而从1990年到1995年，可以说是中国卖国集团纳入到共济会体系的准备阶段和谈判期，从1995年开始引进转基因开始，从1995年世界银行来中国发布《1996财年中国经济报告》开始，共济会对中国进行大规模私有化抢劫和全民族转基因毒杀的屠龙计划就正式开始实施了。而至于在今天不可能公布的殖民条约即TW0，那也只是中国无数个开门揖盗放弃民族根本利益的殖民条约中的一个，而这些条约共同遵守的准则，都必须是以邓小平的彻底卖国主义路线为准则。这就是当今中国一代一代的邓小平路线继承者，在共济会影子政府的绝对控制下，虽然表面上是跑马射箭各有不同，但是方向性绝对一致而万变不离其中的根本原因。而如果说在1989年之前，邓小平与美国所签订的“核地雷”合同，其“核地雷”如果不是AP1000的话，那还只能说，邓小平的卖国主义路线，还只是为了发展殖民经济来解决能源动力的生产力问题;而如果说邓小平与美国所签订的“核地雷”合同，从那个时候起，其“核地雷”就是AP1000系列的话，那我们就太小看邓小平的卖国主义决心了，那就说明其发展殖民经济的目的，就是他以极端报复性的仇恨来彻底毁灭社会主义新中国，连同一并帮助美国永久性解决中国问题也在所不惜了。而这就是我们反复谈论“核地雷”，其绑架殖民政治和经济的巨大危害性。

　　2、一定社会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的总和即经济基础(待续)
　　2-1、中国产业被控情况
　　2-2、当局新能源规划和瓶颈
　　2-3、邓小平引进“核地雷”和今天建造“核地雷”的必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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