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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球王子 - 2014/12/14 0:43:58
争取穆斯林国家援华抗战的著名阿訇——达浦生 2014-12-11 穆斯林在线每日播报


达浦生(1874—1965年),名凤轩,以字行,经名努尔?穆罕默德,江苏六合人。中国近现代 “四大阿訇”之一。著名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抗战期间,只身赴阿拉伯国家进行抗日宣传,促进了世界各伊斯兰教国家同中国人民的友谊,纷纷声援中国的抗日斗争。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副主任、中国伊斯兰教经学院院长等职。1956年,82岁的达浦生担任周恩来总理的顾问,赴印度尼西亚参加万隆会议。一生致力于民族教育事业,培育了大批回族伊斯兰文化人才。

  达浦生出身于阿訇世家,幼年家境贫寒,但聪慧好学,7岁入蒙馆学汉文,10 岁到六合南寺义学学习阿文, 17 岁赴南京常巷清真寺专攻阿拉伯文、波斯文及伊斯兰教经典、教义。光绪二十年(1894年),达浦生赴北京牛街清真寺师从王宽(浩然)阿訇习经,两年后挂幛穿衣做了阿訇,开始了自己的教职生涯。光绪二十三年(1898年),北京戊戌变法,年轻的达浦生深受新思潮和教育改革理念的启迪,而萌生了革新回民教育的志向。光绪二十四年(1899年),达浦生返回故里六合,在城内清真寺任伊玛目,以讲“卧尔兹”及其他形式积极劝说当地回民重视,在六合城内创办了回民广益小学,这是达浦生步入社会后所做的第一件革新事业,就让他领略到了革新的艰辛与不易。1907 年,达浦生应王宽之邀协助其创办回文师范学堂和京师公立清真第一两等小学,达浦生担任校长,开创现代伊斯兰学校之始。该校除授阿文、波斯文、《古兰经》等传统课外,还开设汉语、数理化等课程。“回教师范学堂”开创了我国回族新式教育的先河。



  1912年,达浦生应甘肃提学使马邻翼之聘,出任甘肃省回民劝学所所长兼省视学。自 1912 年至 1917 年,整整六年间,达浦生冒着风沙,踏着冰雪,走遍了陇东、陇西、陇南、宁夏、青海等几十个地方,考察回族教育,宣讲教育的重要,在各地倡办回民小学。在有些地方,他住下来帮助筹办,直到学校开课。他还在各地礼拜寺设帐讲学,为排解教派、家族纠葛积极奔走,赢得了人们的信任。1918年,达浦生辞去劝学所所长职务回到家乡。

  为了扩展眼界,开阔思路,进一步改革中国的回民教育,达浦生自1921—1928年间数次赴南洋考察伊斯兰教育,并为国内办学筹措经费。这次出国考察坚定了他创办上海伊斯兰师范学校的意念,也为他日后自费出国宣传抗日打下了基础。
   1928年从海外回国后,达浦生在马福祥的资助下,与上海的哈德成阿訇共同筹建了上海伊斯兰师范学校,达浦生为校长,哈德成为教务主任。其办学宗旨是造就从事伊斯兰教育的师资和研究伊斯兰学术的高级人才。课程设置除宗教课外,还开设文、史、地、哲、体、教育、政治等。强调“四文”教育,即中文、阿文、波斯文、英文教育并举。该校共培养了4届学生,并先后派出两批学生赴埃及留学,造就了一批伊斯兰学者。1937年日军占领上海,被迫停办。1938年秋,在达浦生的努力下,上海伊斯兰师范学校在甘肃平凉复校,更名为私立平凉陇东师范学校。

  1932 年,上海《南华文艺》刊物及北新书局刊印污蔑回民的文章,引发了两起哄动全国的大教案。达浦生被“上海穆斯林护教团”公推为团长,率团赴南京请愿,矛头直指国民党反动当局。在全国穆斯林群起反抗的压力下,迫使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做出全面让步的决议。1937年8月13日,日军发动“八?一三”事变,对上海狂轰滥炸,各地难民汇集上海市区,达浦生与哈德成阿訇积极联络上海回族士绅,筹建上海浙江路回教难民所和太仓路回教难民收容所,为教胞筹募粮食、衣被及生活必需品,挽救了许多同胞的生命。

  当达浦生从国外朋友那里得知,日本在侵华之初,就陆续派人前往中近东各伊斯兰国家活动,散布歪曲事实的言论,破坏中国同世界各国穆斯林的友谊。而中国国民党政府对抗日战争的正义性向世界伊斯兰国家宣传很不得力,连一张阿拉伯文的传单都没有,致使许多伊斯兰国家不了解中国抗日战争的性质。于是,达浦生决心自费赴中、近东伊斯兰国家,以自己的声望和热忱,宣传中国抗日战争的正义性质,揭穿日本军国主义的欺骗与谎言,争取国际的援助。他是抗日战争爆发后第一个自费出国,开展抗日爱国宣传活动的伊斯兰教人士。

  1938 年 1 月,达浦生首先到达埃及,受到埃及国王法鲁克的接见,当问及中国的抗战情形时,达浦生说:“我们中华民族上下一致,同心同德,众志成城,共赴国难,咸存玉碎之心,不为瓦全之念,日本虽强,亦不能占我片土,制我民心,中国的回教徒也和非回教徒一样热爱祖国,抗御暴敌,不愿为日本人之奴隶,或直接持戈参战,或努力于后方工作,携手一致,反对日本帝国主义。” 法鲁克国王听后赞叹不已,表示支持中国的抗战。2 月 3 日,达浦生与中国回教协会派出的“中国回教近东访问团”一起参加了“世界伊斯兰大会”。会间,达浦生和其他代表一道揭露日寇侵华罪行,并与日本派出的 3 名代表展开了舌战,使他们理屈词穷,丑态百出。达浦生和“中国回教近东访问团”受到沙特国王的接见,他们向沙特国王介绍了日寇侵华的事实,希望沙特配合中国抗战,抵制日货。为了进一步增强宣传效果,他撰写了长达 100 多页的《告全世界穆斯林书》,经中国留埃学生部翻译成阿文,在埃及《金字塔》报上逐日连载,后又印发各个伊斯兰国家。这篇战斗檄文,历述日寇的侵华罪行,阐明中国抗日战争的正义性质,呼吁全世界穆斯林给日本帝国主义以舆论谴责和经济制裁。该文刊出后,引起了埃及等伊斯兰国家对中国人民抗战事业的极大关注。
  6月8日,达浦生由埃及转至印度,会见了印度穆斯林领袖真纳 ( 后被誉为巴基斯坦国父 ) ,二人作了长时间亲切的谈话。真纳表示,争取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不仅是为了中华民族的自由与独立,而且也有益于印度各民族获得自由和幸福。真纳把《告全世界穆斯林书》译成乌尔都文,在印度 8000 万穆斯林中广泛宣传,并筹募资金,买成药品,支援中国抗战。达浦生在印期间还就抗日战争形势作了 9 场演讲,听众达 1 万多人,获得了广泛积极的支持。在孟买,各界穆斯林印制了中印小国旗,由男女青年学生上街义售,为中国抗战开展募捐,竟有人以巨款买一小旗,足见印度人民支持中国抗战的深情厚意。达浦生和“中国回教近东访问团”出访中、近东国家,宣传抗战,在世界穆斯林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和广泛的支持。对此,日本非常害怕,诡称“天皇也将皈依伊斯兰教”,匆匆忙忙将东京一佛堂改为“礼拜寺”,举行建成典礼,由于达浦生宣传的积极作用,埃及就未派代表参加。中共《新华日报》两次发表专题长篇文章,对他的中东之行进行了报道。

  达浦生从国外归来后,受到蒋介石接见。他向蒋提议,希望政府帮助在大后方恢复上海伊斯兰师范学校。鉴于当时的形势与达浦生的崇高声望,蒋介石同意由教育部拨款迁校费用,迁上海伊师至甘肃平凉,并按月由西北行署拨发学校日常开支。更校名为“私立平凉陇东师范学校”(1941年又改称“国立陇东师范学校”),达浦生亲任校长。该校招收西北地区及河南、武汉等地失学回汉各族学生约140余人。

  新中国成立后,达浦生应邀进京参加“中国伊斯兰教协会”的筹建工作。 1952 年代表中国出席“维也纳世界和平人民大会”。1953年,中国伊斯兰教协会成立,达浦生被选为副主任。1955年,任中国伊斯兰经学院副院长、院长,曾任中央政府民族事务委员会委员。自1954年起,连续当选为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并任全国政协第二届委员会委员, 1955年,当选为常务委员。同年,他任中国朝觐团团长赴麦加,在朝觐期间多次会见沙特国王,受到很高的礼遇,他还访问了埃及、巴基斯坦、印度等国。在印度新德里清真大寺的欢迎会上发表了演讲,并作为中国的大教长在该寺领拜,获得极大的荣誉。 1955年,他以周恩来总理顾问的身份随周总理同机抵达印尼的万隆,参加了举世闻名的万隆会议(第一次亚非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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