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非分明 - 2015/1/17 11:39:41
2015-01-17 09:41:52 来源：
红歌会网 作者：晨明
关键时刻看本色 ——对孔丹读书会上发言的评论
晨明
刘江南整理的《孔丹<难得本色任天然>读书会摘要》，在左翼网站发出后，没有受到左派应有的重视。我没有看到孔丹写的《难得本色任天然》一书,只能单就读书会上孔丹的发言来评价,我觉得，孔丹的发言还是非常有价值、非常有意义的。其意义和价值，就是从主流精英营垒中，对官方“彻底否定文革”论，做了一个大胆的否定。因此，作为文化大革命的亲历者，作为不同营垒中人，我觉得左翼首先要为孔丹认识上的变化表示欢迎。 孔丹是文化革命中“西纠”组织的著名首领，当年文化革命的反对者，高干子弟中的一个具有代表性的人物，现今经济政治中有较大影响。他能够公开站出来，结合自身经历谈论文化大革命，突破了多年设置的禁区，本身就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他说：“如何看待‘文革’”，“这是我们这代人无法抹去的人生经历”。这就说明，正确看待文革的问题，牵涉着亿万人民的利益，是一个绕不开、躲不过的坎儿。在孔丹看来，正确看待文革的问题，现在并没有解决(如果已经解决，孔丹就不会再提“如何看待文革”这个问题了)，“现在对文革的看法极端对立”。毛派也认为，如何看待文革这个问题不解决，党和人民的团结就难以形成，中国社会的进步就是不可能的。 同是高干子弟，胡耀邦的弱智儿子胡德平，充当近三十年利益集团的代言人，却认为如何认识文革的问题已经解决了，前一段跳出来，反对习近平两个三十年不能互相否定的重要思想，叫喊要“坚守彻底否定文革的底线”。 彻底否定文革这个结论，是根本站不住脚的。《关于建国以来若干问题的决议》承认：文化大革命十年，“党、人民政权、人民军队和整个社会的性质都没有改变”。也就是说，文化大革命十年中，共产党是真共产党，没有变质；人民政权、人民军队为人民服务，名副其实；社会主义是真社会主义，没有变色。文化大革命的主流是好的。仅就这一点来说，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就是完全错误的。只能否定文化大革命中出现的错误的东西,不能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就是否定共产党，否定人民政权和人民军队，否定社会主义。这难道不是连中学生也能明白的道理吗？事实上，正是彻底否定文革，才导致共产党、人民政权、人民军队、和社会主义社会的性质发生了严重质变。 邓小平否定文化大革命的主要理论——“我们反对把阶级斗争扩大化，不认为党内有一个资产阶级，也不认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在确已消灭了剥削阶级和剥削条件之后还会产生一个资产阶级或其他剥削阶级。”(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68页《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1979年3月30日 )在今天已被实践证明是根本错误的。党内外大批依靠权力和依附权力掠夺人民财富而暴富的、腰缠十亿数十亿的腐败分子和资本家，难道不是资产阶级、剥削阶级吗?马克思主义讲得非常明白，阶级消灭，是共产主义社会的事情。马克思说社会主义阶段在政治上只能实行无产阶级专政，说明在社会主义阶段还存在阶级、阶级斗争。邓小平在社会主义阶段就宣布阶级消灭，形左实右，既不符合事实，又背离了马克思主义。 硬要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做违反客观规律的事，就不免要在历史上出丑。决议说：“文化大革命所打倒的走资派，是党和国家各级组织中的领导干部，即社会主义事业的骨干力量”。一个称为“历史决议”这样严肃的文件，竟把话说得那样绝对，为了彻底否定文化革命那时的共产党的领导，把自己打扮成党的正确领导，竟不顾一切、利令智昏。那么请问，胡耀邦赵紫阳是不是社会主义的骨干力量？许家屯是不是社会主义的骨干力量？如果是，那胡耀邦和赵紫阳为什么又被邓小平打倒？许家屯为什么被视为叛国分子？如果不是，文化大革命中为什么他们不能被打倒（事实上对他们只是批判，后来都恢复了工作）？ 胡耀邦赵紫阳在八十年代被邓小平打倒，罪名又是资产阶级自由化；所谓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这就证明，党内确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文化大革命不搞是不行的。同时，也证明，《决议》否定文化大革命的主要理由，被实践证明是站不住脚的。 原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五八年搞浮夸风、共产风和强迫命令风，给人民生活生命造成极为严重后果，他自己也承认罪行严重，邓小平竟然亲自为他开追悼会平反，污蔑群众对他的批判是“不实之词”。这是明显的对人民的反攻倒算！ 邓小平否定了党中央关于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决议，就没有理由阻止人民对<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决议>的质疑和重新认识。更重要的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最终标准。假如近三十年来否定了文化大革命，党的威信更高了，社会主义更健康发展了，人民的经济政治地位比之前更高了，党的高级领导人不为自己和家族谋福利，也像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那样两袖清风去见马克思，那人民会有什么话说，毛派也只好承认错误。右翼精英陈子明看得很明白，他说：“毛派之所以能够重整旗鼓，就是因为改革已经臭大街了”。胡德平不老已经昏愦，抱残守缺，智商远不及陈子明高。 这样比较一下，孔丹还是比较尊重事实的，还是关心党和国家前途的。如果共产党垮台、国家分裂改变颜色，哪还会有“红二代”这个词，红二代中一部分有心继承革命传统的人也不免玉石俱焚的下场。一些对中国革命毫无贡献、厚颜无耻利用父辈庇荫胡作非为、导致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在他们手里垮台的人，如胡德平秦晓者流，他们有什么理由得到历史和人民尊重，就连臭狗屎都不如。我把话说得严重一些，就是真诚希望公子哥儿们认清当前国际国内形势，赶快站在工人阶级广大人民一边，抛弃个人利益，为保卫社会主义而战，用实际行动让红二代的“红”字名副其实，关键时刻看本色。习近平主政，这是历史和人民给与公子哥儿们的最后机会。继续反对毛泽东思想，与习近平回归社会主义的努力对着干,与中国革命打倒的反动派沆瀣一气，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与人民为敌，就必然彻底否定自己！ 孔丹已经开始认真反思，他说：“我跟好多人交流过，‘文革’的发生是不是有必然性?我觉得还是有必然性的。这一点你可以从我们的领导集团自建国后对中国问题的思考轨迹里看出来，应该说一定会有这样一场运动的。我这么说，既有正面的意义也有负面的遗憾”。 既然“文革的发生”“是有必然性的”，而且“这一点你可以从我们的领导集团自建国后对中国问题的思考轨迹里看出来”，这就批判了《决议》关于文革是“由领导者错误发动”的结论。说明文革的发动是“我们的领导集团”共同思考，并且不是什么错误，而是顺应了历史的“必然性”，党中央当年作出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决议是完全正确的。孔丹紧接着说：“‘文革’提出的问题其实就是为了解决共产党会不会变质的问题。就是共产党有可能变质，有可能改变自己为了多数人的利益奋斗、立党为公这种性质”。孔丹的这种认识是正确的，实事求是的，符合实际的。是正反两方面的实践，在孔丹脑中的反映，是孔丹思想中革命印象发酵的结果。 你看他说：“有一次我跟人聊天说到现在的腐败问题，有些事确实让人感到触目惊心，觉得问题严重。但是我觉得腐败现象的背后，更严重的问题是变质。现在有些党员，有些干部，有些领导层，他们的行为和思想，还符合共产党的宗旨吗?这话不是危言耸听。当然，我们也看到现在这一代党的领袖正以极大的决心来处理这些问题。但我们要看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和复杂性，我看我们很多党内的干部已经是一种二元式的干部，心里想的和实际做的完全背离。不仅谋取私利，而且还相互攀比的谋取私利。这是这些年来很突出的一个现象。有些人甚至觉得如果没有通过自己的权力和地位来发达一下都不好意思见人。这是真的，不是耸人听闻!我相信大家的身边都不乏有这样的事例。这是很令人痛心的事”。 “我看我们很多党内的干部已经是一种二元式的干部，心里想的和实际做的完全背离。不仅谋取私利，而且还相互攀比的谋取私利。这是这些年来很突出的一个现象”。这个突出现象说明了什么呢?说明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这些人也不是什么“二元式”干部，“心里想的和实际做的完全背离”的事情在实践中是不存在的，他们心里想的和实际做的都是谋取私利。正是由于党内这种干部“很多”，他们又把握着重要的领导权，资本主义复辟的现实，就万万不能忽视。 “我觉得腐败现象的背后，更严重的问题是变质”。什么变质？党变质，政权变质，社会主义变质！在资本主义社会，腐败是制度的派生物；在社会主义社会，腐败是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的腐蚀剂。如果不把反腐败同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结合起来，腐败就无法根除，党将不党，国将不国。 孔丹有意讲了这么一个小故事: “当时中央在做关于‘文革’结论的文件，草稿出来后王震同志的小儿子王之看到了，发现这个文件里有一句说到‘文化大革命’的出发点是好的。他觉得不妥，就建议中央不要用。后来这个话转到邓大人那儿，小平同志接受了这个意见，这句话没有了。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对‘文革’这么重大事情的一个文件，居然没有对‘文革’产生的动机和出发点作一个正面描述，这是比较特别的。现在对‘文革’的看法极端对立。有很多学者也下了很大的工夫在研究‘文革’。‘文革’是不是也有一定的战略考量的合理性?”孔丹讲这个真实小故事想说明什么呢？说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没有对文革产生动机和出发点作正面描述”是不对的，应该承认文革有一定的战略考量的合理性。孔丹大胆对《决议》和邓小平的决策提出质疑和批评，从正面肯定文化大革战略考量的合理性，在今天的确是值得肯定的。因为这就使污蔑文化大革命的种种谬论，如权力斗争论、为了打倒刘少奇论、民粹主义论，独裁专制轮，不攻自破。 正是对现实中共产党内腐败和严重变质的事实感到痛心，才使孔丹产生了危机感，使他敏锐地认识到，如果共产党失尽民心而垮台，所有的“红二代”都没有好果子吃，必须与秦晓等改旗易帜派划清界限，改变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立场，承认毛泽东的领袖地位，承认毛泽东两袖清风，没有私心，发动文化大革命是历史的必然，是为了党不变质。一句话，承认历史的结论，把自己重新放在革命接班人的地位上。 孔丹提出了他们几十年未曾想过、也早已忘记的一个根本的、尖锐的问题：“我们有没有忘记上一代人给我们的政治交代?” 主持人谈的是一代人的政治交待的问题，而孔丹把它变成了一个不能忘记上一代给我们的政治交代问题。这不禁使我们想起列宁的名言：忘记就意味着背叛!孔丹提出的这个问题，不仅是摆在“红二代”这批公子哥儿面前的问题，也是摆在整个无产阶级革命派面前的问题。尽管目前对这个问题还有各自不同的理解，但这个问题提出来了，左翼和孔丹从不同角度都提出来了，就会对党和人民在新形势下的团结产生巨大影响。孔丹几乎是非常动情地说：“毛泽东主席当年为什么对八级工资制、资产阶级法权那么敏感?我们不能否定他还是站在战略的高度在警惕我们的党会不会发生变质。他不希望中国共产党成为当时已经发生变化了的苏联共产党。但是我们今天看到了什么?腐败已经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这在我们上一代人的眼里是不可想象的事!他们走的时候是两袖清风，没有任何个人的私念，他们希望的是我们能继续走为全体人民的社会主义道路，不是为了自己发财致富。如果我们的共产党背离了这个宗旨，口是心非了，那就危险了。现在历史选择了这一代领导人，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领导集体，领悟了上一代人的思想，明白了上一代人的政治交代是什么。这就是要把我们这个庞大的八千万党员的队伍搞好，要牢固地树立我们党的宗旨! 所以我觉得毛主席是站得很高的，他发动‘文革’应该有一个要防止这个党变质的立脚点”。 孔丹明确指出，毛泽东为代表的上一代共产党人，“他们希望的是我们能继续走为全体人民的社会主义道路，不是为了自己发财致富”。如果孔丹这段话是真心实意的，言行一致的。他就找到了今天真正共产党人与工人阶级广大人民的共识。孔丹谈到了中国共产党的危险和苏联党的教训，这些思想和人民也是一致的。 孔丹的这些认识显然不仅代表他自己，而是代表了一部分公子哥儿的认真反思和共识。把公子哥儿这个群体看成铁板一块，一概否定，那就是新的血统论，也是对于中国长期艰苦斗争和文化大革命影响的低估。公子哥儿中确有一部分是无产阶级的叛徒，他们昏庸腐败，品质低俗，目光如鼠，除了个人既得利益之外，共产党垮不垮台，社会主义被颠覆不被颠覆，他们一概不关心；也有一部分人，他们不希望共产党垮台只是想保住自己的权力和既得利益；但孔丹想到共产党变质和牢固地树立我们党的宗旨的问题，这就和左翼的认识接近起来，它所代表的这一部分人，应该首先得到我们的欢迎。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坚持独立自主的思想路线，是今天毛派两个不可或缺的策略。 如果孔丹能够把近三十年来牺牲环境以卖为纲的败家子经济畸形发展、工人下岗后的悲惨生活、农民工超时工作还常常拿不到工资，大学生毕业即失业，人民上不起学、看不起病、住不起房，完全丧失生产资料所有权，社会严重两极分化，以及黄赌毒黑泛滥这些实事结合起来，看待党变质的问题，对文化大革命的看法也许会更加深刻，也许就会触及阶级斗争路线斗争两条道路斗争这个根本问题，真正转到毛泽东思想的立场上来。遗憾的是，孔丹恰恰在工人阶级广大人民的命运问题上，没有表达应有的关切。他担任最高领导的中信重工集团治下的原洛阳矿山机械厂，下岗工人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长期维权得不到解决，反而遭到镇压。他也没有重视和加以解决。共产党是干什么的？是为工人阶级广大人民解放奋斗的，共产党只有这一个目标，没有任何别的目标。作为共产党员，看待一切问题，都要以此作为出发点，做为纲。而不能以个人或者小集团的利益为出发点和纲。 立场转变是一个艰难的甚至是痛苦的过程，我们不能对孔丹要求过高，不能要求他在一个早上一下子完成。孔丹在谈话中确实还有很多错误的东西，比如继续把文革看成一场灾难、浩劫；说毛泽东发动文革动机是好的，但脱离实际，“撕裂”了上层；歪曲历史，认为改革开放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开始；甚至可笑的把向忠发和顾顺章的背叛革命看成是共产党犯的错误，等等。说明孔丹还处在矛盾之中。但我们应该注意孔丹谈话中的如下一段内容： “我希望今天等我说完了之后能有些互动。就像冯小刚的电影《非诚勿扰2》里面设计的那个生前告别会一样，没等人死就弄告别，该吹捧就当面吹捧，有意见就当面提意见，其实我觉得这个方式挺好，你今天有冤报冤，有仇报仇，这样你走的时候呢，可以带着好多想法走。不像现在的遗体告别，冰冷冷的躺在那个地方，也没法起来跟你说句话。大家如果能给我搞这么一个活动，乘我活着的时候弄个什么告别仪式，我觉得这是一个挺好的事儿。今天我就借这个机会把想要跟大家交流的问题说一说，也是在书里面说到但没有展开的一些想法”。 孔丹希望对他的谈话能有些互动，有意见就当面提意见。孔丹既然有这样的态度，愿意讨论，愿意接受批评，不是强加于人，不是什么坚守底线，我们就没有理由鄙视他，而应该给于一定的尊重，把他的错误观点看作是坦率的暴露。我们不能因为他还有错误的观点就否认他正确认识的部分，对他的错误观点要摆事实讲道理，进行批评和说服。这也是团结必不可少的前提条件。 孔丹说，“毛主席后来还有一个脱离实际的严重问题，就是不再相信曾和他一起战斗、一起夺取政权、一起建设国家的这批领导集团了。我用一个词叫“撕裂”。硬生生地把这批人给赶出去了，不仅让他们离开了领导岗位，而且还让他们的身心受到了许多痛苦折磨。取而代之的是一批那个时期的跟风者，所以造成了文革这样的灾难”。文革是不是脱离实际呢?首先，按照孔丹前面的说法，毛泽东发动文革是为了防止党变质，而彻底否定文革后，党变质成了突出的现实。这恰恰证明毛泽东发动文革是从实际出发，而不是脱离实际。孔丹说文革脱离实际是自相矛盾。其次，文化大革命预言苏联“卫星上天，红旗落地”，在1991年变成现实;预言中国两极分化也得到实践验证。怎么能说文革脱离实际呢?事实上，邓小平否定文革搞改革开放才是脱离实际，他断言中国阶级已经消灭并且不会产生新的剥削阶级，不会出现百万富翁，不会出现两极分化，现在都被事实证明是错误的。说“毛泽东不再相信曾和他一起战斗、一起夺取政权、一起建设国家的这批领导集团了。我用一个词叫“撕裂”。硬生生地把这批人给赶出去了，不仅让他们离开了领导岗位，而且还让他们的身心受到了许多痛苦折磨”，也不符合事实。陈云是党的副主席，朱德是人大委员长，周恩来是总理，绝大多数老干部在六八年底已官复原职，最有说服力的是邓小平被毛泽东举荐为党政军实际掌权人，给与他充分的信任。可见不是毛泽东不信任自己的战友，而是一部分老干部辜负了党和毛泽东的信任;不是毛泽东撕裂了上层，而是上层一些人背离了党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一九六二年刘少奇主持西楼会议，否定了刚刚结束的七千人大会关于形势的民主决议，散布黑暗风，鼓吹在全国百分之六十社队搞分田单干。如果不是毛泽东及时召开工作会议民主讨论，制止这股歪风，中国资本主义复辟就会提前近二十年。正是这件事引起毛泽东的警惕，在八届十中全会重提阶级斗争，并以中央出了修正主义怎么办警示全党。一九六四年的形左实右和一九六六年五十六天的白色恐怖，都充分证明，一部分老同志，在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根本问题上，与党和毛泽东同志公开对抗。如果把桃园经验和刘少奇要在大中学生中抓二三十万右派的讲话摆在桌面上，我看不会有很多人站在刘少奇、邓小平一边。文化大革命真正打倒的干部屈指可数，改革开放后打倒的干部则数以百万计。现在揪出的副国际领导干部已有四人。以“撕裂”来解释现实存在的阶级斗争，只能说明孔丹还没有真正回到马克思主义的立场。 孔丹说，“但“文革”毕竟是一场给无数人带来灾难的政治运动，包括我们家，一度家破人亡”。文革给无数人带来灾难，无数人是多少人?文化革命开始时中国是六亿人，中国工人有什么灾难吗?在一个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的时代里，普通工人能够走上党和国家各级领导岗位，工厂领导无权开除任何一个工人，工人批评领导得到宪法保护，他们会感到灾难吗?农民在强调知识分子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年代里，在泥腿子可以担任国务院副总理的国家里，他们会感到灾难吗?士兵和劳动知识分子受到人民尊重的情形就更不用说了。在文化大革命中，绝大多数人感到的是扬眉吐气，而不是什么灾难。孔丹实际上是从个人和小集团的利益看待社会问题的。他说：“包括我们家，一度家破人亡”。家破人亡总是值得同情的。但是要分清是非，要把前前后后所有的“家破人亡”放在一起来思考才是公正的，理性的。在孔丹家破人亡之前，文革初期，以孔丹为首领的西城区纠察队和联动分子，借口抓流氓，红色恐怖，打死打伤的无辜青年、校长、文化名人，数以千计;五十六天白色恐怖因写大字报被逼自杀的学生又有多少;毛泽东逝世后，他的家庭是不是家破人亡?揭批查中河南被开除党籍的有十万多人，判刑的有四千人。在这个运动中全国又有多少人家破人亡?工人下岗后有多少人家破人亡?农民工外出打工讨薪被镇压,又有多少人家破人亡?八三年严打、柳丝开枪，又有多少人家破人亡?除了对自己的家破人亡至今耿耿于怀之外，这么多的家破人亡孔丹都如冷血动物一样视若无睹，良心何在?国家大事,让人民都来平等的摆事实讲道理，讨论辩论，才会出真理。只让黄世仁讲不让杨白劳讲，杨白劳就是欠债不还;只让南霸天讲不让琼花讲，琼花就是恐怖袭击分子。老百姓心里的秤才是真正的秤，历史总是不断把维护既得利益者的歪理击得粉碎。 毛泽东挨整大小二十多次，并没有离开党;朱旦华老人今天终于明白不能用个人遭遇来评价文化大革命。彭德怀整过刘伯承、粟裕，党内还有许多个人恩怨。如果从个人立场出发，而不是从工人阶级广大人民的利益出发，不是从两条道路这个根本问题出发，就不会有党的团结和胜利，就永远分不清是非。 评价文化革命，一个要看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是不是事实，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启蒙口号“对于危害革命的错误领导，不应该盲从，而应该坚决抵制”是不是正确的先进的。另一个要看文化大革命的做法——在共产党一元化领导下，依据社会主义原则，让人民起来揭发党和国家阴暗面，自己教育自己，自己管理自己，是不是符合人民的要求和利益。第三要看文化大革命的最重要成果，1975年宪法，规定工农兵代表在人大占主体，保护人民四大民主权利和允许工人罢工，强调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是不是完善了社会主义制度。最后要看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篡改1975宪法所造成的人民权力丧失和社会主义变质的事实。 孔丹对大跃进人民公社的评价也是错误的。大跃进、人民公社都不是毛泽东的发明,但都是客观实际提出的要求。我国独立自主地，以世界历史上最快的速度，建成完整的工业体系，在航天技术、生物技术、石油勘探开采技术等方面，走在世界前列，都与大跃进有密切关系;人造天河红旗渠的建造，兰考县面貌的改变，全国土地平整、梯田建设、水利设施配套，八万座水库的建成，机械化的发展，农村社队企业的兴起，没有大跃进和人民公社都是不可能的。现在全国还有几千个农村集体企业，如华西村南街村刘庄等，个个都比小岗村搞得好;整禹作敏把大邱庄集体经济私有化，弄得村民生活一落千丈。现在还在诋毁人民公社，在我们这些同时代人中，只有极少数利益集团中人还会附和，在大多数人中已经不灵。没有共产党不行，共产党领导搞私有化也必然失败。不错，大跃进人民公社，在开始阶段也出现过一些错误，主要是浮夸风、共产风、强迫命令风，一些干部丢掉了群众路线。恰恰是毛泽东,最早发现问题,在一九五八年郑州会议上就开始纠正浮夸风共产风,主张调查研究,并且提出人民公社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的模式。现有中共党史避开不提刘少奇在徐水公社蹲点和全国巡视的讲话(当时白字黑字登在人民日报上)，有意把五八年出现的问题，从刘邓身上转嫁到毛泽东身上，显失公正。孔丹把五八年的错误说成是毛泽东“不顾客观实际盲目地相信自己的设计和想法”，也是明知真相而故意歪曲。 为了说明毛泽东动机是好的，社会主义实践都错了，孔丹还臆造了一个哲学理论，说什么“善的初衷也是会导致恶的结果”。这个说法是错误的。我们是动机与效果统一论者，认识和实践统一论者。如果一个人做事造成了恶的结果，那他的动机中认识中必有恶的东西。恶的动机不会产生善的结果，善的动机也不会造成恶的结局。孔丹前面所说二元干部是“心里想的和实际做的不一样”，也是一个错误的判断。他们心里想的和实际做的一个样，由于丧失共产主义理想，才跌进资产阶级的钱眼里。他们只是嘴上说的和实际做的不一样。向忠发顾顺章当了叛徒，不是犯错误，也不是共产党犯错误，他们是混进共产党内的敌人。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自1949年就已经开始，这就是无产阶级革命派的观点;认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从1976年开始的，这就是资产阶级反动派的观点。 还是毛泽东说得好：“一个进步的，一个落后的。两个东西在斗。”(毛泽东一九七零年十二月同斯诺的谈话)，只有用对立统一的观点，矛盾无时无处不在的观点，分析看待一个社会以及一个社会的特定发展阶段，才会获得正确的结论。只有立场站对了，站在进步力量一边，才会对我们党的经验和错误作出实事求是的评价。 孔丹和我们党的一部分领导人，最根本的问题是，不从工人阶级广大人民的利益出发，不做认真的自我批评。这就是红二代一些人明珠蒙尘,一些人苹果腐烂,至今本色难显的根本原因! 我们希望孔丹继续革命继续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