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旋

2015-02-13 09:37:04  来源：乌有之乡网刊  作者：云中雁
不是胡乔木、邓力群“左”了，而是中国右了，右得离谱，右得荒唐。　　

云中雁：那个骨头很硬的人走了--沉痛悼念邓力群逝世

　　2015年2月10日，我正在一个极为偏僻，穷得难以想象的小山村去慰问村民，事毕，返回省城。回来后，有朋友约请，年前小聚，提前拜年。晚上11点到家，习惯性地打开电脑，见凤凰网上赫然打出一条消息:中央宣传部原部长邓力群逝世，终年100岁。看到这条消息，不由得心里一沉:那个骨头很硬的老人走了!那个骨头很硬的马克思主义者走了!!
　　急忙看完下文，用的是新华社的通稿：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我党思想宣传战线的杰出领导人、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中国共产党第十二届书记处书记邓力群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15年2月10日在北京逝世，终年100岁。
　　这个通稿用了这样几个关键的词汇：无产阶级革命家、思想宣传战线的杰出领导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这些评价规格很高，但我以为邓力群受之无愧。
　　

　　邓力群老人逝世了，尽管我与他素昧平生，尽管从无机会去拜访求教，但作为北大校友，湖南同乡，我感到必须为这位老学长、乡贤写一篇纪念文章。
　　邓力群是上世纪30年代从北大肄业的，参加“一二.九”学生运动后走上革命道路。北京大学作为中国最高学府，作为新文化运动运动发源地，近现代以来出现了三次人才高峰。第一次是新文化运动时期。蔡元培、李大钊、鲁迅、胡适、刘半农、钱玄同、周作人，是那个时代最耀眼的明星，他们是北大的老师一辈。第二次是“五四”运动时期，邓中夏、高君宇、张国焘、罗章龙、傅斯年、罗家伦，都是时代的翘楚，他们是学生一辈。当然还有两个与北大渊源颇深的人——毛泽东、瞿秋白，他们是北大的旁听生。当年我在北大读书时，经常会有一些不明身份的人来旁听，来蹭课，授课的老师多是听之任之，一副“来的都是客”的大度。因为毛泽东、瞿秋白二人的典故，我总是这些不明身份的蹭课者表示敬意，也为北大不拒绝旁听生、蹭课者的传统深感自豪。北大第三次人才高峰是“一二九”学生运动。在这场抗日救亡的学生运动中，北大、清华、北师大是主力。北大的优秀代表有邓力群、黄敬、韩天石;清华的优秀代表有姚依林、郑天翔、蒋南翔等，清华还有稍早一点的胡乔木。这一批人的革命资历不如邓中夏、张国焘那一代学生，但后来都成为共和国的治世之才。到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 ，中国的改革开放出现巨大争议，即将误入歧途的时候，这些老一辈的学生运动领袖绝大多又成为左派的中坚人物，比如北大的邓力群，清华的胡乔木、姚依林、郑天翔。我以为，其中理论建树最多，思考最深最远的当数邓力群。
　　从邓力群的人生经历来看，他曾经给刘少奇当过秘书，1975年担任国务院政策研究室主任，开始进入中央最高决策层。邓力群的回忆录《我的十二个春秋》就是从1975年写起的。1975年，邓小平复出，在周恩来总理病重期间，主持国务院工作，对国民经济进行全面整顿。当时，胡乔木、邓力群是邓小平最得力的助手，可谓是“文胆”。在随后的“反击右倾翻案风”中，邓小平再次被打倒，胡乔木、邓力群也牵连挨整。当时最高层强迫邓力群写检查，邓力群顶住巨大压力，坚决予以拒绝，一字不写。邓小平说，邓力群是一个骨头很硬的人。学者何新的评价是，邓力群是一位坚定的、罕见的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者。
　　社会主义当然需要改革!但改革必须是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和发展，而不是其他!胡乔木、邓力群这两位信仰坚定的理论家，大笔杆子，是中国改革开放最早的倡导者。后来，他们以深邃的理论、坚定的信仰， 觉得中国的改革开放有可能走上邪路，这两位邓小平曾经的“文胆”，曾经的得力助手，曾经的干将，与邓小平渐行渐远，甚至走到决裂的边缘。从上世纪80年代直到现在，胡乔木、邓力群一直被谩骂攻击为“左王”。胡乔木是什么人?大学者钱钟书评价说，与乔木同座，如沐春风。邓力群是什么人?在“反击右倾翻案风”中，是敢顶住最高层的压力，敢于一言不发，一字不写的人。就是这样的两个人，就这样两个中国改革最早的理论家，最早的倡导者，竟然被攻击谩骂成“左王”。
　　历史和现实告诉我们，不是胡乔木、邓力群“左”了，而是中国右了，右得离谱，右得荒唐，右得缺德，右得丧心病狂!!
　　关于邓力群，社会上流传得最广的是，上世纪80年代中叶，他托梦言事。邓力群告诉邓小平，他梦到中国遍地是贪官;梦到中国出现了资产阶级;梦到中国出现了黑社会;梦到了中国有钱人杀人，逍遥法外，穷人有苦无处诉，共产党员脱离群众;梦到工人下岗失业;梦到中国到处是妓女、性病，穷人把孩子送进地狱。
　　对于邓力群的梦，在一次中央理论务虚会议上，邓小平做了声色俱厉、义正词严的回答。
　　—— 邓力群说他梦到了中国遍地是贪官。邓小平回答说，胡扯！我们的干部都是共产党人，是我们亲手提拔的，即使有点官僚主义，也到不了贪官的份上，再说，还有公检法么。如果真是那样，我们的改革就出了问题了。
　　——邓力群说他梦到了中国会有资产阶级。邓小平回答说，不可能！我们49年就消灭了资产阶级，搞社会主义建设，怎么会有资产阶级呢？阶级斗争还没有搞完？文革思想！我们应该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他们会去帮助落后的人们，最后达到共同富裕。咱们孩子们都是从小受共产主义教育的，他们会去帮助别人的。我放心！
　　——邓力群说他梦到了中国有了黑社会。邓小平回答说，荒唐！香港，台湾才会有呢。我们消灭黑社会31年了，中国现在不会有，将来富裕了也不会有。否则，我们的改革真就出了问题了。
　　——邓力群说他梦到了中国有钱人杀人，逍遥法外，穷人有苦无处诉，共产党员脱离群众。邓小平回答说，不可能！我们党在文革中才会脱离群众，现在改革了，党的工作会越来越好，共产党员离群众会越来越近的。实践会检验这点的。
　　——邓力群说他梦到了中国工人失业了，下岗了，资本家回来了搞剥削，农民没有地种，人民受二茬罪。邓小平回答说，这不荒唐吗？我们现在的工作是太多，还怕工人不够呢。粮食都不够，农民怎么没有地种呢？要是真这样，我们的改革就走上邪路了。
　　——邓力群说他还梦到了中国到处是妓女，性病，穷人把女儿送进地狱。邓小平回答说，我看，他太过分了。我不会连蒋介石都不如吧。共产党早就消灭性病了。主席，总理虽然不在了，可是我还在，陈云在，这么多老同志还在，难到说无数先烈换来的社会主义会葬送在我们手里吗？实践会检验真理。说什么也没有用，如果改革改掉了社会主义，我邓小平就是历史的罪人！
　　几十年过去了，邓力群的梦是不是变成了活生生、血淋淋的现实，我想连小学一年级的学生都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今天，这个100岁的老人也去了另外的一个世界，被谥为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邓小平如与这位故人相见，再言梦事，不知情何以堪?!
　　据闻，上世纪80年代中叶，胡耀邦因内外政策的重大失误而被迫辞去中共中央总书记一职时，邓力群有望接任。此事遭到了党内某些政治势力的坚决反对，尤其是那个自嘘为毛主席秘书，后来以反毛污毛为业的历史小人李锐，上窜下跳，尤为猖狂。接任总书记不成的邓力群，在十三大上落选中央委员，自此一代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淡出中国核心权力圈子，最后这个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这个党的思想宣传理论战线上杰出领导人竟然落到只能在香港出版回忆录的地步!如果邓力群出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能不能走出一条社会主义建设成功的路子，还真还不好说，但是中国的改革绝不会搞到现在这样步履维艰、天怒人怨的地步!!
　　北京大学，这所百年以来与国家民族命运紧密相连的着名学府，除了应该永远弘扬蔡元培老校长倡导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优秀传统外，像北大校友邓力群这种“硬骨头”精神，也应成为北大的优秀传统。由于某些势力的刻意培植，极力渗透，现在的北大除了吃一点历史老本，挥舞历史帽子唬人外，早已被厉以宁、贺卫方、张维迎这些自由主义的“精蝇”弄得污秽不堪、臭名昭着。一桌好宴席，竟然让狗吃了，可气，可叹，可悲!!
　　今天，这位邓力群这位硬骨头的老人走了，与世长辞了，但是我相信更多的硬汉会站出来继续战斗!真理的力量无穷，奋斗的精神不绝!

2015-02-13 09:22:16  来源：红歌会网  作者：顽石
顽石按：邓力群同志是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真正的共产党人。今天的共产党人尤其是党的领导干部，都应当将邓力群同志当作一面镜子，好好照照自己，是崇高还是卑劣，是无私还是自私，是忠诚还是背叛。邓力群同志虽然离我们而去了，但他始终坚持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始终坚定捍卫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精神将永远激励我们。顽石特转载此文以深切缅怀敬爱的人民领袖毛主席和沉痛哀悼毛主席的好学生邓力群同志!

　　邓力群忆当年和毛泽东一起读书：体会毛主席思想的深邃 　　文章来源http://www.szhgh.com/Article/wsds/history/2014-05-25/52806.html


　　毛主席在1958年11月郑州会议上，在1959年8月庐山会议上，两次向全党干部建议读书，读斯大林写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写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社会主义部分”。庐山会议以后，毛主席觉得国内、党内的问题解决了，有条件读书了。1959年12月上旬，他指定陈伯达、胡绳、田家英和我同他一起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下册“社会主义部分”。那时他在杭州，住在里西湖金沙港南端的刘庄。

　　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毛泽东与陈伯达、胡绳、邓力群、田家英等一起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刘庄三面傍湖，北面倚山。这座山名叫丁家山，也叫康山，因戊戌变法的领袖康有为曾在这里隐居而闻名。丁家山是一个四十多米高的小山。山上有三间平房，砖木结构，四壁摆放书橱，古朴典雅，名为“蕉古山房”，也叫“康庄”。这里幽静、清爽，主席喜欢，读书就在这所平房里头。

　　毛主席对这次读书活动亲自安排，规定每天下午一起读书，并吩咐胡绳、田家英和我轮流朗读，边读边议。我们三个人又商量了一下，作了分工：他们俩轮流朗读，我作记录。12月10日读书开始，边读边议，听毛主席谈话，大家也插几句话。毛主席起初未注意我们的分工，问我：你怎么不读?我说：我的口音不标准。毛主席看看我，知道我在作记录，就没说什么。

　　在杭州前后25天，除去三个星期天和1960年元旦，实际读书21天。每天下午读，一般从四点左右开始，一直到九点左右吃晚饭为止。有时从三点、五点、六点开始读，到七点、七点半、十点结束。

　　记得12月19日是个星期六，晚上九点读书结束，宣布星期日放假一天。胡绳、田家英和我就利用假日到苏州去逛一逛。当晚出发，夜半到达。星期天白天在苏州活动了一天，为了不耽误读书，星期天又坐夜车，星期一早晨就回到杭州了。

　　12月26日是毛主席66岁生日，读书也没有中断。只是主席要我们读书小组的几个同志同他一起吃晚饭。客人只请了当时在浙江工作的江华及夫人吴仲廉。江华是毛主席在井冈山时期的老战友。饭后，主席赠送给每人一册线装本《毛泽东诗词集》和他当时写的两首词，作为纪念。

　　上丁家山那所平房只能步行。12月30日下雨，毛主席依然拄着手杖登上丁家山读书。这天从下午六点读到晚上十点，读了20页，是读得最多的一天。

　　1960年1月3日是星期天，照常读书。

　　《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下册自第20章起至第36章结束，共17章。在杭州这段时间，读完了第32章，第33章开了个头。我每天下午作记录，当天晚上和第二天上午就整理一遍。梅行帮助我一起整理。离开杭州前，将已读部分的谈话记录整理成册，加上了一个标题：《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社会主义部分)笔记》。经胡绳、田家英看过，做了个别文字改动。1月4日，我们随主席离开杭州，去上海准备参加1月7日至17日在那里举行的政治局扩大会议。5日下午，在停靠上海站的火车上，把第33章读完。我即把整理好的记录交给中央办公厅，请他们打印、分送政治局常委。

　　在上海会议期间，大家知道毛主席领着几个人在读书，也听说主席发表了很多议论，都想知道主席发表了些什么议论。各个组纷纷要求传达。我所在的那个组有朱总司令、小平同志。我问：主席没说让我们传达，可以传达吗?小平同志说：可以，可以。于是我就按整理的记录一段一段地详细传达，用了两三个半天。胡绳、田家英和陈伯达在他们所在的小组里也传达了。

　　胡乔木在上海听我传达毛主席的谈话后，觉得主席对《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否定太多，肯定太少。他问我，记录整理是不是还有漏掉的?是不是还有没有整理进去的?我说有。毛主席读书很认真。一边听朗读，一边看书本，还不时在一些提法下面划横道，或者在旁边划竖道，打记号。当时我坐在主席身旁，也跟着他在我读的那本书上照样划，从头至尾都这样做。有的段落，毛主席划了以后接着就发表议论，或长或短。我把毛主席的这些议论记录在自己的笔记本上。有些段落，毛主席没有发表议论，只是说“对”、“好”、“正确”、“赞成”、“同意”，或者“不对”、“不正确”、“不赞成”、“不同意”，或者只是一两句话。这类肯定或否定的评语，我就记在自己读的那本教科书上。也有的段落，毛主席划了道道，既没有议论，也没有说对还是不对。这些没有整理到谈话记录中去，没有传达。

　　乔木把我的那本书拿去翻了一遍，对我说，他自己听传达后的印象不准确，我传达的也不全面。他说：你那本书上有跟着主席划了杠的地方，有主席简要的旁批。这些内容记录里面没有整理进去。整理的谈话内容，批评教科书的居多，肯定的偏少;而旁批肯定教科书的是多数，批评的是少数。只有把这两部分合起来，才能够全面地完整地反映主席读书的见解。

　　上海会议后，毛主席又带我们到广州，在白云山把余下的部分，第34章至第36章，还有结束语，全部读完了。这时已是1960年2月9日。

　　广州的这段读书活动，陶铸、胡乔木都参加了。

　　毛主席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下册的谈话和批注，涉及两大问题：一个是苏联42年的历史和现实，一个是新中国10年的历史和现实。他提出了许多重要的问题，发表了一系列真知灼见。当然，受当时国内经验和个人认识的局限，有些观点也未必妥当。但无疑的，毛主席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下册的谈话和批注，是毛泽东思想的组成部分，是一份宝贵的精神遗产。谈话和批注的内容十分丰富，在这里，我举一些例子，以一斑而窥全豹，可以看出毛主席思想的深邃和见解的精辟。

　　例如，毛主席结合苏联和中国的经验讲生产资料优先增长的规律。他说：“生产资料优先增长的规律，是一切社会扩大再生产的共同规律。斯大林把这个规律具体化为优先发展重工业。斯大林的缺点是过分强调了重工业的优先增长，结果在计划中把农业忽略了。我们把这个规律具体化为：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条件下，工农业同时并举。我们实行的几个同时并举，以工农业同时并举为最重要。”

　　毛主席在社会主义国家间的关系问题上批评教科书的观点。他说：“教科书说，世界社会主义体系‘没有一个参与国强迫对方接受他所不要的商品’，‘不会有任何歧视和不等价交换’。不是那么一回事。事实上有卖肉带骨头的贸易，这是一种政治性的贸易。”他又说：“在国与国的关系上，我们主张，各国尽量多搞，以自力更生、不依赖外援为原则。自己尽可能独立地搞，凡是自己能办的，必须尽量地多搞。只有自己实在不能办的才不办。特别是农业，更应当搞好。吃饭靠外国，危险得很，打起仗来，更加危险。他们和我们相反，不提倡各国尽量搞，而提倡‘可以不必生产能靠其他国家供应来满足需要的产品’。似乎想用经济力量来控制别的国家。”

　　再如，毛主席论述社会主义民主和人民的权利问题，指出：“我们不能够把人民的权利问题，了解为国家只由一部分人管理，人民在这些人的管理下享受劳动、教育、社会保险等等权利。”他说：“劳动者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的权利，实际上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最大的权利，最根本的权利。没有这种权利，劳动者的工作权、休息权、受教育权等等权利，就没有保证。”“社会主义民主的问题，首先就是劳动者有没有权利来克服各种敌对势力和它们的影响的问题。像报纸刊物、广播、电影这类东西，掌握在谁手里，由谁来发议论，都是属于权利的问题。人民内部有各个派别，有党派性。一切国家机关、一切部队、一切企业、一切文化教育事业掌握在哪一派手里，对于保证人民的权利问题，关系极大。掌握在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手里，绝大多数人民的权利就有保证了;掌握在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或者右派分子手里，它们就可能变质，人民的权利就不能保证。总之，人民必须自己管理上层建筑，不管理上层建筑是不行的。”

　　又如，毛主席从批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缺点谈到科学著作的问题，非常精辟。他说：“教科书对问题不是从分析入手，总是从规律、原则、定义出发，这是马克思主义从来反对的方法。”“这本书虽然有些地方也承认矛盾，但不过是附带地提起。说明问题不从分析矛盾出发，是这本书的一个特点，一个最大的缺点。当作一门科学，应当从分析矛盾出发，否则就不能成其为科学。”“分工合作，集体写书，可以是一种方法。看起来，这本书是几个人分工写的，你写你的，我写我的，缺少统一，缺少集中。因此，同样的话反复多次讲，而且常常前后互相矛盾，自己跟自己打架，没有一个完整的科学的体系。要写一本科学的书，最好的方法，是以一个人为主，带几个助手。像马克思写《资本论》、列宁写《帝国主义论》那样，才是完整、严密、系统的科学著作。”他又指出：“规律存在于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应当从历史发展过程的分析中来发现和证明规律。不从历史发展过程的分析下手，规律是说不清楚的。”他还批评说：“教科书的写法，不是高屋建瓴，势如破竹，没有说服力，没有吸引力，读起来没有兴趣，一看就可以知道是一些只写文章、没有实际经验的书生写的。这本书说的是书生的话，不是革命家的话。他们做实际工作的人没有概括能力，不善于运用概念、逻辑这一套东西;而做理论工作的人又没有实际经验，不懂得经济实践。两种人，两方面——理论和实践没有结合起来。”他认为：“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对象主要是生产关系，但是，政治经济学和唯物史观难得分家。不涉及上层建筑方面的问题，经济基础即生产关系的问题不容易说得清楚。”他指出：“没有哲学家头脑的作家，要写出好的政治经济学来是不可能的。马克思能够写出《资本论》，列宁能够写出《帝国主义论》，因为他们同时是哲学家，有哲学家的头脑，有辩证法这个武器。”

　　在读书过程中，毛主席还不时对一些人物和著作进行评论，臧否褒贬，精彩纷呈。他说：“屈原如果继续做官，他的文章就没有了。正是因为开除‘官籍’、‘下放劳动’，才有可能接近社会生活，才有可能产生像《离骚》这样好的文学作品。”他又说：“三国时吴国的张昭，是一个经学家，在吴国是一个读书多、有学问的人，可是在曹操打到面前的时候，就动摇，就主和。周瑜读书比他少，吕蒙是老粗，这些人就主战。鲁肃是个读书人，当时也主战。可见，光是从读书不读书、有没有文化来判断问题，是不行的。”主席还谈到《红楼梦》，说：“《红楼梦》里有这样的话：‘陋室空堂，当年笏满床。衰草枯杨，曾为歌舞场。蛛丝儿结满雕梁，绿纱今又在蓬窗上。’这段话说明了在封建社会里，社会关系的兴衰变化，家族的瓦解和崩溃。”“《红楼梦》中就可以看出家长制度是在不断分裂中。贾琏是贾赦的儿子，不听贾赦的话。王夫人把凤姐笼络过去，可是凤姐想各种办法来积攒自己的私房。荣国府的最高家长是贾母，可是贾赦、贾政各人有各人的打算。”

　　春节以后，我们回到北京。我到公安部党组传达了毛主席在上海和广州读书的谈话内容。随后，我同梅行把主席在广州读书的谈话记录整理了一遍。至此，毛主席读政治经济学的谈话记录整理全了。

　　在广州读书期间，周总理向毛主席报告，说读了主席关于教科书的谈话，认为很好。他想组织国务院各个部委的负责同志一起读书，一起学习毛主席谈话记录。主席表示同意。总理把送给他的那本谈话记录交给胡绳，要胡绳编一选本，印发给国务院各部委、全国各省、直辖市、自治区。

　　胡绳编的那个选本印发以后，中央各部门、国务院各部委都组织领导同志读书和学习毛主席的谈话记录。大约在1960年三、四月间，陆定一组织宣传文教部门的负责同志读书，要我去传达。除了传达整理出来的内容外，我还补充了一些没有整理进那个本子里面的内容。与会同志有的做了详细笔记。

　　接着，在中央党校向全国各省、直辖市、自治区参加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编写组的全体同志又作了一次详细传达。由于毛主席在读书过程中说苏联科学院“这本教科书有严重缺点，有原则错误，这本书的架子也不太高明”，对写出一本较为成熟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有所期望，所以，国内也着手编写政治经济学教科书。

　　在毛主席的带动下，读政治经济学在党内蔚然成风。

　　我有幸聆听毛主席的谈话，数十多年来，魂牵梦绕，一直为整理、编辑、出版毛主席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做工作，没有放下。我感到，毛主席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和批注，饱含着他独创性的理论成果，主要是政治经济学，同时也涉及哲学、科学社会主义以及历史科学等诸多学科。我认为，1959年至1960年毛主席先后读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苏联科学院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社会主义部分)》的谈话和批注，是继《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之后，毛主席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规律的又一次重要探索。结合苏联42年的历史和现实，新中国10年的历史和现实，提出了许多重要的问题，发表了一系列超越前人、启迪后人的卓越见解。它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应该结合1959年以后的实践和现实的情况进行检验，看毛主席那时讲的这一套，哪些讲得对，哪些讲错了，哪些站得住，哪些站不住，给我们揭示了哪些问题，提供了哪些见解，可以给我们启示，值得长期思索、考虑，实践、探索。同时，他联系历史和现实，总结经验教训、探索执政规律的方法，也值得我们学习、继承和发扬。

　　(本文原载《党的文献》2011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