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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页 » 共同富裕 » 五大救星 » 毛泽东重庆谈判时拜访哪位国民党右派令蒋介石也惊讶?
浩然正气 - 2015/3/22 12:30:35
2015-03-22 10:41:18  来源:环球视野  作者:王炳南

  本文摘自:《与毛泽东一起感受历史》,作者:王炳南,出版:湖北人民出版社

  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八日,是一个难忘的喜庆日。平素烟雾迷蒙的重庆城,忽然阳光普照,一扫阴霾,晴空万里,秋高气爽。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仿佛从天而降,不胫而走,霎时间传遍了山城的大街小巷:伟大领袖毛主席,今天就要抵达重庆了!就要来同国民党政府共商和平建国大计了!在群山环绕的九龙坡机场上,欢迎的人群抑止不住内心的激动,时时翘首仰望碧空,如久旱之望云霓,期待着毛主席很快的到来。
  这天,八路军重庆办事处和重庆《新华日报》馆的同志们,为了准备迎接毛主席,一清早就赶到机场。我的心情格外激动,但又警惕自己,千万不能出差错。因为不久前,党领导通知我,毛主席在重庆谈判期间,由我担任毛主席的秘书。这使我惊喜交集,夜不能寐。能在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身边工作,朝夕相随,亲聆教诲,难道还有比这更大的幸福和光荣吗?现在,毛主席就要来了,日盼夜梦的期冀即将变成现实了,怎能不叫我感到欢欣鼓舞呢!
  下午三点半钟以后,晴空里响起了马达的轰鸣,一架草绿色飞机缓缓着陆。机舱门打开了,机场上爆发出一片热烈的掌声。我由于工作关系,幸福地首先登上飞机,向毛主席报告迎接人的名单,引主席下机。毛主席雄健魁伟,神采豁朗,头戴盔式帽,身着灰布衣,在亲密战友周恩来同志的陪同下,一边徐徐走下飞机,一边洒脱地挥动着右臂,含笑向欢迎的人们致意。
  我原揣想,像毛主席这样的伟人,必然神态庄严,在他身边工作,难免会有些拘束吧?但一接触后,却感到主席如此和蔼可亲,平易近人,我的顾虑完全打消了。就在从机场去住所的路上,毛主席亲切地问我是哪里人,我答是陕西省人。毛主席便笑着说:我们在陕北十年了,陕北的小米养育了我们,陕北人民对革命是做出了巨大贡献的。毛主席的话像一股暖流,涌进了我的心房。毛主席对待同志,总是那样热情、关怀。此后,每当我向他汇报工作时,他都要叫我坐下慢慢说,他仔细听完后,还常常先征求我的看法和意见。当时,《新华日报》每天大量报道毛主席在重庆的活动。有一次,主席对我说:告诉报馆不要对我报道太多,不要突出个人;有些活动不必见报,可多登些人民来信。毛主席这种质朴谦逊的精神,更显出他的崇高和伟大,更激起我的无限爱戴和敬仰。
  毛主席亲赴重庆谈判,这是抗战胜利后举世瞩目的一件大事。日寇投降后,蒋介石蓄意挑动内战,但慑于国内外要求实现和平民主的强大政治压力,同时也为了争取时间把国民党军队从大后方调集内战前线,便在美帝国主义的授意下,玩弄起假和平的诡计。在八月十四日到二十三日不到十天的时间里,蒋介石连发三电,假意邀请毛主席赴渝谈判。当时的重庆笼罩着一片白色恐怖,同志们出于对毛主席的热爱,担心主席的安全,不免忧虑重重,有些根据地甚至发报劝主席不要去。但毛主席以无产阶级革命领袖的雄伟胆略和大无畏气概,毅然飞赴重庆,同蒋介石集团展开面对面的政治斗争。这一英明决定,揭穿了敌人假和平、真内战的阴谋,博得了国内外进步舆论的称颂。“毛主席一身系天下之安危”的话,响彻了整个山城。
  毛主席到达重庆的第二天,即在蒋介石官邸林园开始进行谈判。可是,蒋介石集团对谈判毫无准备,并提出国共两党“没有内战”等谬论,企图从根本上否定谈判的必要性。毛主席当即以大量历史事实,驳斥了这一诡辩,向国民党代表指出:要说没有内战,是欺骗,是不符合实际的。从而戳穿了蒋介石在声称没有内战的烟幕下,积极准备内战的伎俩。从谈判一开始,毛主席就告诉在红岩村八路军重庆办事处工作的同志们:绝对不要依靠谈判,绝对不要希望国民党发善心;要准备同他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毛主席还对我们说: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
  毛主席在重庆时,除参加谈判外,还亲自同国民党的各种人物接触,包括跟顽固派头目打交道。毛主席说:国民党是一个政治联合体,要作具体分析,也有左中右之分,不能看作铁板一块。毛主席不但会见了冯玉祥等一些赞成孙中山三大政策的国民党左派,还提出要见陈立夫、戴季陶等国民党右派。对主席的这一做法,起初大家感到很意外:像陈立夫、戴季陶这样的反共专家和顽固分子,我们平时都看作冤家对头,相顾眦裂,有什么好见的呢?主席向大家解释说:不错,这些人是反共的。但我到重庆来,还不是为跟反共头子蒋介石谈判吗?国民党现在是右派当权,要解决问题,光找左派不行,他们是赞同与我们合作的,但他们不掌权。解决问题还要找右派,不能放弃和右派接触。有一次,主席去找陈立夫,我随行在场。事前我心里暗暗地想,同陈立夫这种人可怎么谈呢?一见面,主席先以回忆往事的口气,谈起大革命前国共合作的情景;然后批评国民党背叛革命,实行反共剿共的错误政策。主席说:十年内战,共产党不但没有被消灭,反而发展壮大了。而国民党剿共的结果,却同时引进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险些招致亡国的祸害,这一教训难道还不发人深省吗?毛主席还谈到,我们上山打游击,是国民党剿共逼出来的,是逼上梁山。就像孙悟空大闹天宫,玉皇大帝封他为弼马温,孙悟空不服气,自己鉴定是齐天大圣。可是你们却连弼马温也不给我们做,我们只好扛枪上山了。就这样,毛主席在谈笑自若中,对国民党祸国殃民的政策,巧妙地给以批评,同时也向陈介绍了我党对于国内时局的主张,提醒国民党认清人心所向,不要重蹈覆辙。在谈严肃的政治问题中,有时讲得很幽默,没有使人感到紧张的气氛。面对毛主席坦荡的胸怀,机锋的议论,陈立夫虽然有些窘迫,却并不显得难堪。由于理屈词穷,他也不得不表示,要对这次国共和谈“尽心效力”。又有一次,我陪同主席去访问于右任,可是守门的说蒋介石正在于家作客,主席便提议去看住在同一大院——“桃园”中的戴季陶。戴季陶这个蒋介石的忠实走卒和“智囊”,万没想到毛主席会去看他;在毛主席面前局促不安,诺诺连声,好像无地自容似的。我目睹这情状,对毛主席磅礴的气度、宽广的心怀和高超的斗争艺术,是多么钦敬呵!从戴府出来回头去见于右任时,正值蒋介石也去看戴季陶,小道相逢,与主席贴面碰到,蒋问主席要去哪里,主席说去见了戴季陶,蒋介石先是一怔,随后佯笑说:“好,见见好,见见好。”毛主席在重庆的这些活动,为我们树立了如何把革命的原则性和策略性统一起来的光辉典范。
  重庆谈判期间,毛主席还在周副主席的陪同下,广泛地会见各界人士,进行了大量宣传教育工作,使我党的影响更加深入人心。毛主席会见了张澜、沈钧儒、黄炎培等民主人士,也接见了妇女、青年、工商界、文化界等各界代表,阐述了我党关于实现和平、民主、团结的基本方针,推动了革命统一战线的发展。毛主席在重庆时,住在八路军办事处红岩村。另外,由张治中先生腾让出自己在市内的桂园住所,以供毛主席在城内办公和会见中外人士之用。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毛主席有一次接见一批“小民革”的领导人,从吃晚饭谈起,共谈了十个小时。这次,主席兴致很高,开怀畅谈,旁征博引,讲的是史册古籍,《红楼梦》、《西游记》等等,却又都切中时弊,针砭国民党的法西斯独裁统治。主席的这种以古寓今,风趣横溢,妙语连珠,在场的人都听得入了迷,忘了时辰,无不为之感佩。
  毛主席还同周副主席一起,利用谈判间歇,在重庆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外交工作。接见美国航空队员、日本反战进步作家,设宴招待各国援华团体的代表和在重庆的各国友好人士,感谢他们在抗战八年期间给予陕甘宁边区和各解放区的诸多援助。毛主席也接见了许多国家驻重庆的大使,同他们进行了谈话。毛主席通过上述这些活动,一方面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对中国革命的严密封锁,推动着重庆谈判期间的政治形势朝着更加有利于我的方向发展;一方面取得了第一手资料,掌握了国内外各界人士的思想动态。后来主席回到延安,曾在延安干部会上的报告中说,他在重庆时,“就深深地感到广大的人民热烈地支持我们,他们不满意国民党政府,把希望寄托在我们方面。”又说,“广大的外国人民不满意中国的反动势力,同情中国人民的力量”,“我们在全国、全世界有很多朋友,我们不是孤立的。”
  毛主席在重庆的工作和活动是非常紧张频繁的。我至今还记得,在红岩楼上的那一间小屋里,每当更阑人静的午夜,主席或还同周副主席讨论问题,或还亲自起草文件,或轻轻地来回踱步,思考着中国的前途和命运。我们为爱护主席的健康,总希望他多休息一会儿。一次,我看主席睡了,没有把一件事情及时报告给他,事后他批评了我,说我们是为谈判来的,许多情况要及时掌握,以便决策,并指示我今后遇到这样的问题,任何时候都应把他叫醒。后来我们从美军人员口里得知,国民党军队在昆明和龙云打起来了,我连忙深夜把主席叫醒,报告了这一消息。主席对此很重视,说只要龙云能顶住就好了!要我们密切注意事态的发展,随时报告。主席到了重庆,许多旧友来访,也有很多个人来信。有人建议,主席这么忙,个人信件不必一一都由主席过目了。我于是拿着几封信去请示主席,可否代为处理。主席说,不,不能把这看作私信,这是大后方人民的心声;有些是个人写的,你们不了解你同他们的关系。他指示所有的信都要送他看。主席在百忙中,就连一封信件也不放过,有的亲自作复,有的交代我们去办,都得有个着落。
  毛主席时时刻刻和人民心连心,从不放过和群众接触的机会。在密探如麻、特务林立的重庆城,革命者谁不为主席的安全捏一把汗、悬一颗心呵!我们敬爱的周副主席更是寸步不离,紧紧跟在毛主席身边。但主席视险境若坦途,从容自若,经常出现在群众中间,记得九月二日那天,主席在周副主席陪同下去参加中苏文协宴会,刚一跨进会场,到会者一齐向毛主席围过来。很多老朋友拉着毛主席的手,老泪纵横地说:“你来了,中国就有希望了!”有人听到毛主席出席了欢迎会,把消息很快地传开了。虽然那天正下着蒙蒙细雨,却抑制不住人们多年久仰的心情,无数工人、市民、学生拥到街头,热切地盼望着想看毛主席。毛主席走出大门,向群众频频招手,街道两旁顿时欢声雷动,有人还冒着生命危险高呼:“毛主席万岁!”
  毛主席很念旧,不忘老朋友们。到重庆后,开了一个他过去相熟的新民学会会员的名单,要我去了解他们的近况。后来打听到其中几位,有一个退职的老教授,当时赋闲在家,穷愁潦倒,住在一面山坡上。毛主席便亲自去看他,还叫我们事先不要惊动主人。当我们随同主席走进一间低矮潮湿的小屋,告诉主人,毛主席来看望他时,主人颤巍巍地站起,久久凝望着毛主席,脸上滚下簌簌的热泪,半晌说不出话。屋子矮小阴暗,不便招待客人,毛主席便同他拉过几把旧竹椅,坐到屋外的空地上,款款叙旧,谈起他们学生时代的经历,时时发出爽朗的笑声。还有一次,主席去看在重庆中央大学任教授的一位老同学,照例由周副主席同行。主席的汽车停在校门口,先由我去探听主人是否在家。当这位教授得知毛主席来看他时,喜出望外,三步并作两步,跑到校门口迎接主席。霎时间,一传十,十传百,“毛主席来中央大学”的消息传遍了全校,学生们在教授家周围越聚越多,都想看看毛主席。这时警卫告诉我,中央大学政治情况复杂,为主席安全计,不宜久留。周副主席也同意。当主席一走出教授家,学生们便拥了上来。周副主席挥手要大家让出一条路来。学生们自动分站两旁,热烈鼓掌,还高呼:“欢迎毛先生!请毛先生给我们讲话!”以后主席几次对我们提起这件事说:你们总是讲,蒋介石统治的地方,这里不能去,那里有危险。我看群众是通情达理的,我两次同群众见面的场面,你们都看见,可见人心向背呀!
  从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八日到十月十一日,毛主席在重庆度过了四十三个日日夜夜。从谈判桌上到谈判桌外,毛主席不放过任何一个做工作的时机。面对风紧云沉的时局,毛主席成竹在胸,稳操胜券,领导我党以谈对谈,以打对打,针锋相对,寸土必争,坚持在谈判中保护人民的根本利益,坚决回击国民党反动派的军事进犯。蒋介石在谈判中提出“统一军令”和“统一政令”,幻想以此为借口,根本取消人民军队和解放区民主政权。反动舆论也叫嚷“不要另起炉灶”。针对蒋介石的阴谋,毛主席说:“不要另起炉灶”的话我很赞成,但是蒋介石得要管饭,他不管我们的饭,我不另起炉灶怎么办?明确指出不是我们要另起炉灶,而是国民党的炉灶里不许我们造饭。蒋介石在谈判中被动失利,转而策划军事冒险,指使阎锡山一再大规模进攻上党解放区。我解放区军民在毛主席的指示下,英勇反击,消灭了全部来犯的敌军十三个师。蒋介石玩弄政治骗局破产,发动军事进攻又遭失败,在国内外反对内战的强大压力之下,只得于十月十日签署了国共双方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它的发表,使我党在政治上获得了极大的主动,而使国民党陷入非常的被动,它标志着中国人民革命的一次很大的成功。
  十月八日晚,张治中先生举行宴会,欢送毛主席即将返回延安。就在这天晚上,发生了李少石同志在红岩村附近不幸遇难事件。当时事件真相未明,许多人为毛主席安全担心,劝主席暂住城内“桂园”,不回红岩村,以防万一。但主席泰然镇定,坚持仍回红岩村住地。周副主席立即采取各种措施保卫毛主席,并要国民党当局坚决保证毛主席在重庆的安全。十月十一日,毛主席结束了在重庆的工作,带着辉煌的胜利,在张治中的陪同下,离开重庆,飞返延安。从此,中国人民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又开始了一个新的更加壮丽的革命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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