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旭之：毛主席晚年最大的“错误”是什么？ -

浩然正气 - 2015/4/3 16:09:50

2015-04-03 15:55:25 来源：红歌会网作者：李旭之
尽管毛主席离开我们快四十年了，但是他的影响并没有随着他的离去而淡化以至消失，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社会无论怎么变，首先都不可能抹掉毛氏开国的印痕。毛主席晚年说过自己的两件大事及其遗产——开国是第一件大事，遗产是未完成台湾的统一，第二件大事是文革，遗产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谁胜谁负的任务没有完成。作为他身后的两大政治遗产，至今一个都没有解决，在台湾问题上看不到统一的希望，且台湾有渐行渐远的隐忧，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斗争，经过三十多年的社会变革，谁战胜谁已经不言自明。因为对第二件大事的否定，连带对毛主席的第一件大事，国内的反毛力量们企图连开国这一件大事也要否定了，蒋介石和国民党早已经在大陆吃香二三十年了，已经死了的被我党树为楷模的方永刚竟然也是高度地真情地崇拜敬仰蒋介石的“优秀共产党员”，“蒋粉”和“国粉”们繁衍至今，已经人口众多了。但开国这一件大事，是任何人想否定也否定不了的，因为有这个国家政权的存在。文革这件大事，现在是被否定的，是在正确还是错误上被否定了，但是作为一个历史时期的存在，同样也否定不了。　　文革已经成为历史，对于这样一个有争议的历史时期，后人是有研究和再认识它的自由的。现在回过头去看第二份遗产的文革，我在斟酌思考一番之后，我的看法是，文革发生是必然的，但在推进文革的进程上，毛主席却犯下了一个比较大的错误——激进冒险主义的错误。说到“错误”，对于我来说，是非常不想在毛主席身上使用这个词，错误一词有否定之意，但是我又感到没有一个可以替代的词语，“失误”一词不合适，只能以“错误”来说，说是“错误”，我仅是指他在推进文革的进程上有些急进，而并不涉及文革对错本身，暂以“错误”来阐述我写在后边的话吧。希望读者不要以此误会于我。
　　诸葛一生唯谨慎，却冒然误用了马谡失了街亭。毛主席一生恒于星火燎原，积小成山，却为了理想，在晚年走了一条激进冒险主义之路。毛主席从青年时代认识和改造社会开始，就善于从一点点做起，从来不怕对手的强大，坚信只要善于积少成多，且坚持下去，就有战胜它的可能。从毛主席一生来看，体现他这一思想的业绩很多很多。比如，他开展农民运动讲习所，从一个个地从教育人做起;攻打长沙失败，就转向井冈山建根据地，以期《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打游击战，善于集中优势兵力歼敌一部分;抗战中，在亡国论和速胜论之中，写出了《论持久战》，《论持久战》是毛主席这一思想的集大成著作，不怕弱小，只要能持久以恒，没有不成功的。解放战争，原本五年解放的预期，也是实际三年完成的一种持久思想的表现。
　　建国后，疾风暴雨式的革命过去了，和平建国时期开始了，毛主席也从中年一年年地步入老年。进入和平时期，党内和社会上的官僚主义和享乐主义逐渐冒头，由于社会主义的新生性，人们头脑里还继续存留的是私有制的旧社会里的文化思想，新的社会主义的文化刚刚开始起步，力量弱小，无法与历史惯性极大的私有制文化(在中国，这种私有制文化大部分是封建文化和一部分资本主义文化)相抗衡。一种社会制度的最终确立和巩固下来，是必须要由与之相应的文化做基础来支撑。社会主义制度也必须要有社会主义文化来支撑，否则，社会主义制度就必然会在私有制文化的侵染和破坏中无法坚持下去，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只能归于失败。
　　建国后，在改造私有经济建立公有经济的同时，也进行着思想文化领域里的社会主义改造，如三反五反运动，社教运动，四清运动，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运动，目的都是要把人们头脑里的旧的思想文化剔除，装进社会主义思想文化，应当说，改造很有成效，涌现了一批代表社会主义新文化的模范，最具典型的有王进喜，陈永贵等，其中最具有社会教化意义的是代表人物雷锋。在这一批批的典型代表人物中，几乎都是来自于工农阶级，因为他们最不愿再回到旧社会，最欢迎社会主义，相反，在干部官僚、知识分子中，却较少涌现出典型人物，他们多数还是喜欢高高在上于群众。
　　到1966年，经过17年的社会主义文化教育，中国的社会主义文化体系已经具备了雏形，形成了有生力量，但是随着社会主义文化的生长，那些害怕或者反感新生事物的守旧势力的反对和抵制力量也同时在增长，反映到政治上，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逐渐尖锐化，这是社会发展的客观，是不可避免要出现的。
　　由于干部的组织纪律的约束，反对和抵制社会主义还不敢公开化，但是与干部官僚有密切联系的知识分子群体利用学术自由和话语权，首先在文化领域表现了出来。历史事实也是如此，《海瑞罢官》及《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交锋引燃了文革。
　　现在看文革，文革决不是仅凭毛主席的个人好恶而发动的，只不过它是将现实中的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斗争的尖锐化一下子公开了，即使没有1966年的斗争的公开化，也会有别的什么时候的公开化，按照历史的脉络，再一次的公开化就到了1989年，再即使不公开化，也会以斗争的方式不断存在着，交锋着。这是斗争的客观情况。
　　在主观上，到1966年，毛主席已经73岁了，至六十年代，中国人的平均寿命虽然比旧中国的有了很大的提高，但是73岁也是高龄之人了，他自己经常说“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请自己去”，可见作为开创社会主义伟业的一代伟人，时间对他的事业是多么的宝贵，来日无多。眼见资产阶级反抗益加激烈，该如何保证社会主义江山永固是他无法逃避的现实问题，也是实现他的理想的重大问题。
　　文革发动起来了，而且是疾风暴雨式的发动，在短短的几个月时间里，他一连八次不言疲倦地接见红卫兵，接见达到一千二百万人，可见毛主席对巩固社会主义的心情和使命感是多么地急切，他已经不能再按他以前的做法，用时间的充裕来保证完成某项事业，这次他要在有生之年以尽可能快的方式，以提高行动的高度和加快行动的节奏，来完成文革的事业。也正因于此，毛主席无可避免地犯下了欲速则不达的激进冒险主义的错误，激进——行动的快速和攻击的强度十分强大，冒险——正如毛主席自己所担心，有可能粉碎了自己的一世英名，摔得粉碎。
　　尽管犯了激进冒险主义的错误，但毛主席是不惜粉碎自己，也要巩固广大人民群众拥护的社会主义道路的最坚定的，最彻底的，最大公无私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是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领袖。对于这一点，随着历史的发展，必将越来越为历史所证明。
　　毛主席的激进和冒险，并没有被广大的人民群众所理解，正如主席本人说的——支持的不多，反对的不少。虽然毛主席在群众的心中是最红的红太阳，但是群众的思想觉悟仍处于一个非常低的状态。他们的拥护和紧跟，多数是无限崇拜和跟着走。在没有建立在共同的思想文化上的跟随，只可能是伴路者，而不是同路者，更不是同心者。文革譬如一场改造思想，树立社会主义文化的急行军，时间稍久，必会有掉队的，必有返路的，必有开小差的，必有疲倦走慢的和停步的，必有抱怨的，能够认识一致，同路走下来的群众只能是少数者。任何一项事物，在短暂的激情过后，必然紧跟的是疲倦、懈怠，甚至厌恶和反感。八个样板戏再好，也总有不愿听的时候。在整个过程中，群众们对待文革也逃不开这种规律的左右。在广大群众多数只是跟随而并没有真正理解的时候，发动这样一场大的运动，就有冒险的味道了。
　　文革的发生，在领导层，犯有激进主义的错误，在群众层，在还没有达到誓死建设社会主义文化的决心和洪大的行动力量的时候，表现出来的多是群众们浮肿起来的苍白的口号和无力的行动。在这样薄弱的群众基础之上，领导人犯的冒险主义错误，是为什么只能到今天，才会有越来越多的群众理解了毛主席，理解了文革，而当时的他们却根本不能理解文革的一个重要原因。
　　将一种思想，不论好坏美丑，植入一个人的头脑，是世上最难的事情，更换人的思想，是人最痛苦的事情，宁愿殉之以死，也不愿被人更换了思想。社会主义文化虽然是先进的文化，但是它同样要遵循着上面的规律。教育人是百年的事业，建立和巩固社会主义文化，也不可能在一朝一夕间完成，只能待以时日的消磨，在人们的潜移默化不知不觉心甘情愿之下完成。毛主席也清醒的知道这一点，他曾经说过——需要每七八年就来一次文革，这次是一场预演。但是，再有清醒的认识，也难敌时光在他身上的无多，他只能以他早已有限的晚年时光来实现他心中的理想，这其中的无奈和矛盾，注定了毛主席本人晚年的悲壮，文革过程的壮烈，和结局的惨痛。
　　但是，需要强调的几句是，文革的事业是伟大的，其伟大之处是，在无产阶级取得社会主义政权后，是否就能一定顺利地、安全地走在社会主义大路上，有没有残留于社会主义政权内部的资产阶级思想和势力的复活，以及外围资本主义势力向内的渗透与腐蚀的危险，新中国的社会发展证明，这种危险是极大的，这个问题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生前都不可能从现实的社会主义国家里所能看到，列宁只是天才地预感到了这种危险性，只有到毛主席时代，这种危险性才被毛主席所发现，并且找到了解决这个问题的理论和方法，文革就是这种理论的实践。这种危险性，是任何一个建成的社会主义国家初期都将面对的客观可能，因此，可以说，继续革命的理论是光辉的，是马列主义理论的新发展，作为遗产，太宝贵了。它的理论指导价值在于，假如将来再有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诞生，因为社会主义事业是不可能由一两代人能完成，在巩固社会主义政权方面，文革的历史就提供了一个理论的指导和实践的警示，就不会放松对资本主义势力的警惕和打击，这就是其伟大的历史价值所在。
　　做成一项伟业，必须要有一定时间量的积累，决不可冒然提高行动的速度。这是我们常人可以做到的，但是对于伟人和重要人物来说，尤其在自感时日无多的情况下，就很容易犯激进冒险主义的错误，唐太宗为了子孙，他想替子孙打完所有的仗，明太祖为了大明江山，他不得已为接班的孙子大开杀戒，砍掉权杖上的每一根刺，可是事与愿违，结果也并不顺利。毛主席同样有着为人民巩固红色江山的紧迫感，但也操之过急、动之过度是了。
　　因此有人说，因为时代的不成熟，文革如果放在几十年后来搞，可能就成功了。历史不能假设，文革只能在伟人存在的时代发生，由伟人造就，在没有伟人壮举的时代，很可能就不会出现文革这一名词了，又何来文革呢。不过，两种的斗争倒是并不为有无文革一词而停止斗争。
　　看文革，从历史看，从现实看，再看到未来，会越看越有看头。

　　有感于2015年3月31日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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