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我自然 - 2015/4/7 16:55:28
2015-04-07 16:01:08 来源：昆仑策研究院 作者：王建庄
以前我们是农业国，现在是农业大国，也应该是农业强国，这由我们是超人口大国这一特点所决定的，没有强劲和厚实的农业不足以图生存。不管社会怎么变，目标是“四个现代化”，还是“中国梦”，农业和农村的基本任务是不能变的。
一、保障人民的口粮，蔬菜、水果、肉食等食品的供应。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十三亿人口的大国，粮食少一点就不是个小数，只要一点，国际粮价就会引起波动，相当部分要靠进口，那就等于把自己的生死交到别人的手上。蔬菜等供应的好坏，会直接影响人们生活的质量和健康水平。
二、为食品，纺织，造纸等加工工业提供原料。
三、为城市及整个社会提供适合人们生存的生态环境和优质的水资源。
此外，完成自身的富足、和谐，为民族的振兴提供稳固的社会根基，并让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思想得以传承和发扬。
显然，农村是重头戏。为振兴农业，昌盛国运，最先孙中山先生提出：“耕者有其田”，后一伟人毛泽东尚在读书时，为回答老师作文题，也是用的同一句话，老师为其打了满分。当时农村是封建地主，土豪劣绅的天下，土地大多集中在他们手里，种田的农民没有自己的地，所产粮食大部分要交给他们，自己所剩无几，以至种粮的无粮吃，严重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当时生产力水平低下，其生产方式主要为自产自给的家庭经济，虽然也有商品交换，但交换的目的是为了满足自己某方面生活品的需要，而不是资本积累和市场竞争，所以每个人有自己的田种，确是切中了当时问题的要害。故中山先生以“耕者有其田”为旗帜，领导国民党进行了不懈的斗争，只是后来被蒋介石集团背叛。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继承孙中山遗志，才真正实现了“耕者有其田”的政治主张。
但“耕者有其田”，毕竟是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虽然能解决当时一定时期的社会矛盾，使粮食得到均衡的分配，但不能给农业带来大的发展，只能重复原来条件下的简单生产，甚至随着时间的延长，土地又会慢慢地集中到少数人手上去，重新回到以前的社会状态，使革命最终成为改朝换代的工具。从小就帮父亲种田，且又善于观察思考问题的毛泽东，深知一家一户组织生产的弊病，和贫富转换的根由，加上后来马克思主义的影响，更坚定了他要打破几千年来，这种周而复始的规律，断掉贫富不均的根子，为农业发展注入新动力的决心，所以在取得政权和经一定恢复期后，就不失时机地带领全党对我工商、农业，进行了广泛的社会主义改造。他亲自考察、调研，因势利导，循环渐进。互助组，合作社，先低级，后高级，不断完善，最后于六二年左右定格为：以队为基础,大队为调节单位,粮食一定基本口粮,其余及经济收入按劳分配,多劳多得,不劳不得,照顾“五保”、困难户的模式。虽然中间走了一些弯路，也经历了一些挫折，如“公共食堂”，“大跃进”等，但总起来，是不断向前的，而且成绩也是辉煌的。
一、单位粮食产量大幅度提高，以南方某地论。社改前水稻都是种一季，亩产一般的只得五百斤左右，而到七六年，亩产则达到一千四百斤上(双季)。
二、扩大了种植面积，改善了种植条件。笔者所在社队七六年的种植面积，约是社改前的一点三倍(人口稀少地区增加的更多)，并实现完全的放灌。几乎所有社队，每年秋收后都是大搞水利建设，或修水库、水渠，或整治江河。自后几十年再不见黄河改道，淮河横溢，长江等其他流域也基本没有受到过大的水灾，除少数山区耕种靠天外，其他基本上都具备了灌概的条件;小田变了大田，大多有了机耕道，不少社队有了一定的机械化设备。
三、农民的生活得到了较大程度的改善。社改前(笔者村里，现约三千五百人)，95%的住房是茅草屋，至七六年前100%都改成了瓦屋，居住面积至少是原来的两倍上;吃饭问题，在人口增长一陪的前提下基本得到了完全的解决，至七六年底全国余存粮食已达5000多亿斤;孩子基本都上了学，那时的孩子多，大多是两三岁一个，一般的是四五个，多的七八个，至少小学毕业，大部份是初中或高中毕业，彻底改变了“文盲世界”的局面;普遍建立了合作医疗制度，什么病都能得到治疗，大部份的医药费能得到报销，全国人均寿命从三十五岁增加到六十五岁，而当时世界的平均寿命只是五十七岁。随着化肥产量的提高和科学技术的进步，至七九年，各项工作和指标又上升到一个新的台阶，许多大队(现为村)在已有“综合厂”的基础上,又兴办了一到二个或以上的工业项目。当时不论是大队还是小队都已有不少的积累，成年人充满自信和喜悦，年轻人充满希望。
然而自毛主席去世后，有人就改变了对人民的看法，认为都是自私落后的，集体是会出工不出力，看不到团结协作，积极向上的一面，看不到敢于担当和奉献的一面，故“合作”再有成就，再成功，也要将它解体，并建立适合自私特点的组织模式——联产承包责任制，实质就是单干。再次分田后，形势发生逆转。不仅已有的积累和财产被分掉，企业或被卖，或垮掉，公益事业也被停止，同时由于人们改造、驾驭大自然，开发新项目，整体规划、协调能力的减弱和退化，使农业、农村出现了我们十分不愿看到的局面。
农田抗旱防涝能力下降，耕种面积大幅减少。分田以后，再也无力进行大规模的水利和农田的基本建设，就是已建好的，如水渠，机耕道，围堤等，也难以维修，年久月深，大部份已毁坏，以致一些耕地受“旱涝”的制约，使其或改作他用，或改种一季，或索性荒着，加上大部份主劳力的外出，有耕种条件的而不耕种，使耕种面积大幅减少，不少良田变成草滩，甚至长成了灌木丛。现南方荒废的农田，应在三成以上。
新技术推广难，单产多年停滞不前。至七九年水稻单产好些已达到800斤，到八二年经“杂交水稻”的推广和普及，大部分的达到千斤，但时至今天，已过了三十多年，其产量仍保留在这一水平上，而且大多还没有达到这一水平，甚至有的还只三、五百斤。据有关方面统计，我们目前有三分之二的耕地属中低产量。其原因：一是种田的都是上了年纪的半劳力(湖南平均种田人的年龄是59.6岁)，深耕细作，体力不支。实践中还有了不少“新创”，全年只早稻犁一遍，晚稻就直接插;或抛秧，或索性取消育秧，直接撒种;或就种一季，够吃就行了;插秧以后，除了治虫就等收割。以前早晚稻都是“二犁三耙”，泥烂如浆，秧苗粗壮，并有足够秧龄期，插种以后，还要进行两次中耕。二是全部使用化肥，又是连续耕种(美国等是隔年种)，造成土壤板结，肥力减退。集体时先主要是农家肥，后要求使用一定农家肥，以保持土壤的透气性，现在的农家肥则用在污染环境。三是如前所述，因水利保障功能减退，受“旱涝”影响大。由于以上原因，以至新的农科成果难以推广，农科人员虽不断努力取得新的技术突破，其中袁氏研究已破1000公斤大关，但就是应用不到现实生产中去。加上种植面积减少，整个粮食产量应是不断下降的，故在人口基本没有增加，饭量已大量减少情况下，仍需要进口，而且在逐年增加，有专家预计十五年后，我们的粮食将主要靠进口。于是茅于轼建议，引进转基因技术，以此来减少人口。
环境严重污染。土地分到个人，大大削弱了对它的监管力度，或不是自己的，管不着，或自己已外出打工，本荒在那，被污染糟踏也是正常的事，或即便发现了，去找企业或政府部门，那也是很难有结果。加上企业都是私人的，用于环境保护的事，一分钱也不想出，直接地排放，于是有土地变红了的，有河水发臭了的，地下水早就不能饮用了的。据悉，长江中下游六省市，其粮食作物重金属已严重超标，甚至安徽等省已做出调整种植地的计划，将已污染的田土改作绿化等用途。再是农户自身造成污染，生活垃圾乱丢乱扔，牲畜粪水等直接排放，死猪都往河里扔。
生态恶化。森林，植被，对气候有不可替代的调节作用，但现在这种作用正在失去。树木也分到了个人，你说要保持绿化率，我说要卖钱，什么封山令，计划砍伐，一点用都没有，而且是整山的卖，买主自行组织砍伐，他是大树小树一头的砍，真正留下一个光秃秃的山。至于林管部门，只要给他一定指标钱就可以了，其他事是不会管的。同样因主劳力外出，无力栽种，就那么荒着，村级组织，既无责任，也无能力，只能任其自然。现随着汽车通到每个村其扶贫工程的展开，秃山的速度更加增快，再加上矿山的开发，道路的修建，使其森林、植被受到前所未有的破坏，以致气候的调节功能大大减弱，于是出现了湖底晒鱼，城市观海的局面。另一方面水库、水塘淤积，河道不畅，使其储水、泄洪能力严重下降,下一点水就成灾。故现在水灾、旱灾多，山体滑坡多，武警部队完全成了“救火队”。
农民实际生活质量下降。为了生存大部分的壮劳力只能到城里去打工，老人和孩子留在家里。外出的即便是夫妇同往，肯定也不如和家人在一起的好，而作为老人和孩子则更甚，因大部分的父母还要靠自己种田过日子，又要照顾小的，已年迈或身体不好，那就不得日子过，所以已有不少老人自杀的现象。小孩则成了没娘的孩子，没人疼没人爱，学习无人抓，无人管，加上有的乡只一个小学(以前每个村都有)，要走一二十里山路，故有的孩子索性做起“三毛”来，贵州垃圾箱里的五个孩子就是这么来的，死了的是报道了，没有报道的，还有多少?有的父母实在不忍，将孩子接到身边，于是城市有了难民营。
住房仍以本村为例，虽然大部分已改成了两层或以上的楼房，但仍有部份是原来的瓦屋平房，加上少量砖混结构房子，实际也就完成了一个房屋代的改造，但时间差不多是原集体阶段的二个发展周期，且每个家庭对孩子的教养负担远比原来少。在乡下虽相当部份也都改成了楼房，有的甚至建成了小洋楼，道路由国家支援也大多变成了“水泥”路面。但许多山区和贫困地区相对于比以前更差，加上少了人气，多了荒山，荒地，及败坏了的基础设施，一遍衰败的景象，所以有人说，城市已进入欧洲，而农村尚在非洲。
此外，中国的传统文化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讲究孝道，尊老爱幼，被远离故土的无可奈何所取代，勤劳，诚实，变成了投机取巧，甚至不择手段，毒生姜，毒豆芽，毒黄瓜，等事件层出不穷，自己种的菜自己都不吃。因生存环境的恶化，使得有钱人纷纷向外迁徙。
我们本是农业大国，原来粮食吃不完，现在却要靠转基因或减少人口，或由外国人来供应才能得以生存，显然有问题，这就是生产力没有得到应有的发挥。一方面地荒着，劳力却闲着，一方面耕地紧缺(只占世界人均耕地二分之一不到)，却又不断被污染、占用，以惊人的速度在减少，一切都处于无序和不可控的状态。
严峻的现实告诉我们，“分田单干”，是不能完成当代农业，尤其是中国农业所担当任务的。一家一户的几亩地，典型的小农经济，按现在的工作效率，全年种双季也就二十来个工日，有效劳动时间太短，这就会出现两种情况，一、只能进行简单再生产，使农业不可能有发展的后劲，更不可能强化农业。二、在自产式经济时代，尚能解决温饱问题，但进入商品经济后，会普遍面临困境。几亩地的产品除了自己吃的，能够用来交换的太少，与自己日常所需相距甚远。以前基本能满足自己所需，现在最多只能20%。原先除了种田，还可喂猪，现在小规模的喂养，根本没有钱赚，而大规模或开发新项目，力量技术又不够，市场也难把握，只能望而兴叹。但20%到底不能过日子，于是只好放弃，到城里另谋生路，所以普遍的农村壮劳力都跑到城里去了，地只能留给家里的老弱去种。做一件事要余下大量的时间，同时做两件事力量又不够，于是有了要么荒地，要么荒人的选择，就有了或许事没有人做，或许人没有事做的局面。生产力就这样被“发展”了，这就是“分田到户”，不能完成当今农业任务，并使它不断走向衰败的根由。
农村的人往城里赶(国家二零一三年统计二亿七千万)，对促进城市经济和工业发展，有着积极的意义，它让新企业能及时得到劳动力的供给，并有选择的余地。为促进市场和城市经济的发展，保持一定的富余劳力也是必要的。但这个富余是有一个度的，就是以劳动者所得工资，最低限度能满足劳动者本人、配偶、孩子、父母的生活，及下一代劳力技能培训之所需，如不能满足，那劳动力的繁衍再生，就不能得以继续，就会断链。去年国家统计，农民工月平均工资是2600元，在现有物价水平下，应是远不能满足那个“所需”的，故大部份家庭还要靠父母去种田，需配偶去从事一定的职业，即便如此，尚有不少孩子还是上不起学，老人看不起病。不能解决劳力养老和哺育后代的问题，既违背价值规律，也违背了自然规律，是极不合理的。我们八八年人口普查，零到十四岁的有33%，二零一二年普查就只有16%了，表面看是计划生育取得的成果，实质是上述反常现象起的作用。现在好些地方已宣布可生第二胎的政策，但真正提出申请的翏翏无几，有地方统计的还不到2%。劳动力的价格也是受着供求矛盾影响的，大家都往城里赶，既劳动力价格会越来越低，同时由于人口增長过快，又进一步促使城市物价增长，从而使农产品的比值更加降低，加速农业失业人口的形成，真正的恶性循环。
劳动力的超量供应，既降低了劳动者自身的地位，又催生了经济的畸形发展。这些年来，我们高能高物耗，低技能产品，迅速增长，以致拼人力，拼资源，拼环境，同时又得“软骨症”或“矮脚病”。我们某些产品虽早就成了世界的生产中心，如钢材，其产量已是世界总量的60%，但价格却被压得很低，以致我们生产工人的工资不到美国人的十分之一。显然我们的劳动者正受着国内，国际双重资本的剥削，而农民工则更甚。近年来也不断提出，要改变我们的经济结构，减少两极分化，提高劳动者的地位，但效果却不佳，而且是越演越烈。究其原因，没有抓到根上，这个根就是我们的基础——农业，以及相连的农村和农民。对于“三农”，虽有专门的研究，我们每年的“一号文件”也都是讲的这个事，也做了一些实际工作，如取消“公粮”，实行“农补”等，可并没有阻住农业衰败的势头。只有两个解释，一是政策没有触及到实质，在隔靴抓痒，同时也说明一个问题，真正强势的农业，不是用钱能“补”出来的。二是研究问题的专家，本身有问题，看不到问题的实质，不去研究事物的一般规律，对于现实中已经发生的事，视而不见，更不去调查论证，尽做些主观和形而上学的事。
现实中又出了一个新的办法，就是由个别有钱(资本持有者)人，通过签约把大家分散的土地集中起来，再以“农庄”的方式进行耕种和管理，大概是向美国等学习吧，呼之“土地流转”。失地农民每年可得一定补偿，湖南已签具的为每亩650斤/年稻谷的价值，另还可到“农庄”干活。听起来很好，既解决了耕地种植问题，又解决了农民就业问题，但事实真会这样吗?人多地少是中国农民的基本特点，湖南人均是0.84亩。凭现有的条件和技术要求，一个劳力可种二十亩，如是“农庄”化，小田变大田，并广泛地使用机械化，至少可种四十亩，也就是说十个农户只需一个到“农庄”干活，其他的都将从半失业状态变为全失业。而失业者得到的土地补偿，含国家“农补”每亩地最多不过1200元\年，人均0.84亩的占有量，能够生存吗?只能再往城里跑，可城里一下子又能容纳这么多人吗?我们不是美国有辽阔的土地，而且对少数印第安人，可以不管不顾，或赶入深山，或索性杀掉，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对已有的人们，是要管其生存和生活的。现在城里已是人满为患，如还一味地把人往城里赶，那农民工就不是现在的找事做，而是抢事做了，女同胞们再增加几千万个特殊岗位，恐怕也不能解决问题。反过来如果新进城的农村人口都能体面地工作和生活，那我们所创造的产值，至少会是世界总量的40%以上，这在近几十年甚至一二百年内有可能吗?另一方面每亩田650斤谷的租赁金，又得不到农补，租赁者还有效益吗?实践中很少看到有真正到下面去种田的，要么为融资，要么为获得更高的政府补贴，或待他日土地升值或国家土地政策的变化，以收先机之利。小岗村就很有代表性，已“转”出了一万余亩土地，占总耕地的70%左右，但没有一棵庄稼，全荒在那。所以“资本”式的“农庄”化道路，在我国走不通。
可能到底是底气不足，所以上面也没有硬性的要求和规定，而且还隐隐地提出了“合伙”的概念，并又确定了十八亿亩的红线，只是没有具体的措施。说到底，该怎么走，还在云里雾里，实际还是没有抛弃成见，摆脱某些人为观念的影响。真正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很快就能拨开云雾，见到光明。这个光明，就是“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只要组织得当，群众是一定能够团结起来，并爆发出前所未有的创造力的，南街村，华西村，周家庄乡，刘庄等，就是鲜活的榜样。“组织起来”才是我们最有效的工作模式。
通过组织起来，完全可做到物尽其用，人尽其能，人与物实现最佳状态的结合：耕地得到最大面积和最好产量的种植，森林、植被及水利等基础设施得到最好状态的恢复，环境得以较好的治理;不仅传统养猪项目可做大做强，而且“大棚蔬菜”，“山茶油”，“优质水果”等新兴农业项目，都能很好地生根开花，真正实现农、林、牧、副、鱼、全面发展。通过全方位的展开，如尚有富余劳力，仍可集体组织到城里打工，或个人单独找事，交一定收入到集体参与年终分配,或采用更灵活(如河北周家庄乡的做法)的政策，不论什么方式，在家里的老人、孩子都会被组织照顾，安顿好。
强弱，长短搭配，其效果肯定要好于单个力量的使用。河北“三条半牛腿”当年一条整牛都不到的条件，办起的合作社，之后不断发展壮大，至六、七十年代，成为全国致富的典范，然而自单干后逐渐走向衰败，以致原来建好的学校，上课时屋面坍塌，扎伤师生而引起震动。县委决定由老社长之子，已是上校的武装部长回乡任党支部书记。其回乡后领着大家再次“组织起来”走上合作化之路，十年时间不到，又将人平收入上升到全国人平收入的五倍左右，这就是整体配合的效应。在一定范围内，把自己的生产资料(主要是耕地)，和力量合起来使用，既使总体力量增大，又因在配合中生出新的效能，产生质的飞跃，而自己的土地又能长久的拥有，实际上是发展了的，进入了更高境界的“耕者有其田”。
把各项工作做到好处，基本的生存应是没有问题的了，但真正要致富还得靠工业，所以同时要积极地开发工业项目。农村有两个优势，一是土地是自己的，不要拿钱买地，二是工人是本村的，比到城里打工开支要少，家庭销费也低，其工资可比城里少，由此可降低产品成本，增强竞争力，反过来所获利润，除了为村民分红，增加福利外，大部分的又可用来再投入。正因为有如此优势，所以“华西村”，“南街村”等发展得很快，已成为大的集团公司，就是公社体制的“周家庄乡”也办得很好，所有劳力不存在到外面打工，而且还接纳了周边村子的四千多劳力。有了工业优势，又可补贴农业，使各项基础工作做得更好，让农村真正成为集工业、农业，生产、生活、良好生态，优美环境的多功能实体。在这一实体中，是物尽其用，人尽其能，人人有事做，事事有人做，少有所依，老有所养，好事有人夸，坏事有人抓，既生产社会主义产品，又生产社会主义思想，真正双文明的建设基地。
更有意义的，因有农业为基础，企业人员的基本生存已没有问题，能在企业拿工资是景上添花，不会有城市企业那么大的生存压力，加上本来就有优势，又是集体的企业,使得他们在处理其经营业务时，能从容不迫，按自己意愿做事，不易得“软骨症”或“矮脚病”,同时又有更多的资金投入技术改造，科学技术进步快。所以农村的“组织起来”，才真正有利于我们产品结构的优化，国际地位的提高，和两极分化的缩小;既能致富农村，又能提高我们城市劳动者的地位，是我们真正的金光大道。
农业人口向工业转移，是工业化的必然趋势，但如何转，却是很值得研究。我们人口多，密度大，耕地少，又是大国，并发展极不平衡，这就是我们的基本国情。如我们把工业都办到城里去，那还有几亿人口要进城，建厂，建房，我们的城市不知还要扩大多少，还要占去多少耕地，到时我们的粮食从哪里来，其城市的热效应又会成什么样，气候又要发生怎样的变化?显然是不合适的。正确的做法应是就地转移，将工业引入农村，并以不占耕地为原则，或尽量少占耕地，这是完全做得到的。而工厂要落户农村，只有“组织起来”才有可能实现。
广大的农民朋友们：为了我们的尊严，为了我们的孩子和未来，让我们携起手来，去勇敢地面对商品经济的一切挑战吧!
(作者：湖南湘乡市原湖南铁合金厂退休干部;来源：昆仑策研究院)
二零一五年三月二十六日修订
以前我们是农业国，现在是农业大国，也应该是农业强国，这由我们是超人口大国这一特点所决定的，没有强劲和厚实的农业不足以图生存。不管社会怎么变，目标是“四个现代化”，还是“中国梦”，农业和农村的基本任务是不能变的。一、保障人民的口粮，蔬菜、水果、肉食等食品的供应。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十三亿人口的大国，粮食少一点就不是个小数，只要一点，国际粮价就会引起波动，相当部分要靠进口，那就等于把自己的生死交到别人的手上。蔬菜等供应的好坏，会直接影响人们生活的质量和健康水平。
二、为食品，纺织，造纸等加工工业提供原料。
三、为城市及整个社会提供适合人们生存的生态环境和优质的水资源。
此外，完成自身的富足、和谐，为民族的振兴提供稳固的社会根基，并让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思想得以传承和发扬。
显然，农村是重头戏。为振兴农业，昌盛国运，最先孙中山先生提出：“耕者有其田”，后一伟人毛泽东尚在读书时，为回答老师作文题，也是用的同一句话，老师为其打了满分。当时农村是封建地主，土豪劣绅的天下，土地大多集中在他们手里，种田的农民没有自己的地，所产粮食大部分要交给他们，自己所剩无几，以至种粮的无粮吃，严重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当时生产力水平低下，其生产方式主要为自产自给的家庭经济，虽然也有商品交换，但交换的目的是为了满足自己某方面生活品的需要，而不是资本积累和市场竞争，所以每个人有自己的田种，确是切中了当时问题的要害。故中山先生以“耕者有其田”为旗帜，领导国民党进行了不懈的斗争，只是后来被蒋介石集团背叛。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继承孙中山遗志，才真正实现了“耕者有其田”的政治主张。
但“耕者有其田”，毕竟是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虽然能解决当时一定时期的社会矛盾，使粮食得到均衡的分配，但不能给农业带来大的发展，只能重复原来条件下的简单生产，甚至随着时间的延长，土地又会慢慢地集中到少数人手上去，重新回到以前的社会状态，使革命最终成为改朝换代的工具。从小就帮父亲种田，且又善于观察思考问题的毛泽东，深知一家一户组织生产的弊病，和贫富转换的根由，加上后来马克思主义的影响，更坚定了他要打破几千年来，这种周而复始的规律，断掉贫富不均的根子，为农业发展注入新动力的决心，所以在取得政权和经一定恢复期后，就不失时机地带领全党对我工商、农业，进行了广泛的社会主义改造。他亲自考察、调研，因势利导，循环渐进。互助组，合作社，先低级，后高级，不断完善，最后于六二年左右定格为：以队为基础,大队为调节单位,粮食一定基本口粮,其余及经济收入按劳分配,多劳多得,不劳不得,照顾“五保”、困难户的模式。虽然中间走了一些弯路，也经历了一些挫折，如“公共食堂”，“大跃进”等，但总起来，是不断向前的，而且成绩也是辉煌的。
一、单位粮食产量大幅度提高，以南方某地论。社改前水稻都是种一季，亩产一般的只得五百斤左右，而到七六年，亩产则达到一千四百斤上(双季)。
二、扩大了种植面积，改善了种植条件。笔者所在社队七六年的种植面积，约是社改前的一点三倍(人口稀少地区增加的更多)，并实现完全的放灌。几乎所有社队，每年秋收后都是大搞水利建设，或修水库、水渠，或整治江河。自后几十年再不见黄河改道，淮河横溢，长江等其他流域也基本没有受到过大的水灾，除少数山区耕种靠天外，其他基本上都具备了灌概的条件;小田变了大田，大多有了机耕道，不少社队有了一定的机械化设备。
三、农民的生活得到了较大程度的改善。社改前(笔者村里，现约三千五百人)，95%的住房是茅草屋，至七六年前100%都改成了瓦屋，居住面积至少是原来的两倍上;吃饭问题，在人口增长一陪的前提下基本得到了完全的解决，至七六年底全国余存粮食已达5000多亿斤;孩子基本都上了学，那时的孩子多，大多是两三岁一个，一般的是四五个，多的七八个，至少小学毕业，大部份是初中或高中毕业，彻底改变了“文盲世界”的局面;普遍建立了合作医疗制度，什么病都能得到治疗，大部份的医药费能得到报销，全国人均寿命从三十五岁增加到六十五岁，而当时世界的平均寿命只是五十七岁。随着化肥产量的提高和科学技术的进步，至七九年，各项工作和指标又上升到一个新的台阶，许多大队(现为村)在已有“综合厂”的基础上,又兴办了一到二个或以上的工业项目。当时不论是大队还是小队都已有不少的积累，成年人充满自信和喜悦，年轻人充满希望。
然而自毛主席去世后，有人就改变了对人民的看法，认为都是自私落后的，集体是会出工不出力，看不到团结协作，积极向上的一面，看不到敢于担当和奉献的一面，故“合作”再有成就，再成功，也要将它解体，并建立适合自私特点的组织模式——联产承包责任制，实质就是单干。再次分田后，形势发生逆转。不仅已有的积累和财产被分掉，企业或被卖，或垮掉，公益事业也被停止，同时由于人们改造、驾驭大自然，开发新项目，整体规划、协调能力的减弱和退化，使农业、农村出现了我们十分不愿看到的局面。
农田抗旱防涝能力下降，耕种面积大幅减少。分田以后，再也无力进行大规模的水利和农田的基本建设，就是已建好的，如水渠，机耕道，围堤等，也难以维修，年久月深，大部份已毁坏，以致一些耕地受“旱涝”的制约，使其或改作他用，或改种一季，或索性荒着，加上大部份主劳力的外出，有耕种条件的而不耕种，使耕种面积大幅减少，不少良田变成草滩，甚至长成了灌木丛。现南方荒废的农田，应在三成以上。
新技术推广难，单产多年停滞不前。至七九年水稻单产好些已达到800斤，到八二年经“杂交水稻”的推广和普及，大部分的达到千斤，但时至今天，已过了三十多年，其产量仍保留在这一水平上，而且大多还没有达到这一水平，甚至有的还只三、五百斤。据有关方面统计，我们目前有三分之二的耕地属中低产量。其原因：一是种田的都是上了年纪的半劳力(湖南平均种田人的年龄是59.6岁)，深耕细作，体力不支。实践中还有了不少“新创”，全年只早稻犁一遍，晚稻就直接插;或抛秧，或索性取消育秧，直接撒种;或就种一季，够吃就行了;插秧以后，除了治虫就等收割。以前早晚稻都是“二犁三耙”，泥烂如浆，秧苗粗壮，并有足够秧龄期，插种以后，还要进行两次中耕。二是全部使用化肥，又是连续耕种(美国等是隔年种)，造成土壤板结，肥力减退。集体时先主要是农家肥，后要求使用一定农家肥，以保持土壤的透气性，现在的农家肥则用在污染环境。三是如前所述，因水利保障功能减退，受“旱涝”影响大。由于以上原因，以至新的农科成果难以推广，农科人员虽不断努力取得新的技术突破，其中袁氏研究已破1000公斤大关，但就是应用不到现实生产中去。加上种植面积减少，整个粮食产量应是不断下降的，故在人口基本没有增加，饭量已大量减少情况下，仍需要进口，而且在逐年增加，有专家预计十五年后，我们的粮食将主要靠进口。于是茅于轼建议，引进转基因技术，以此来减少人口。
环境严重污染。土地分到个人，大大削弱了对它的监管力度，或不是自己的，管不着，或自己已外出打工，本荒在那，被污染糟踏也是正常的事，或即便发现了，去找企业或政府部门，那也是很难有结果。加上企业都是私人的，用于环境保护的事，一分钱也不想出，直接地排放，于是有土地变红了的，有河水发臭了的，地下水早就不能饮用了的。据悉，长江中下游六省市，其粮食作物重金属已严重超标，甚至安徽等省已做出调整种植地的计划，将已污染的田土改作绿化等用途。再是农户自身造成污染，生活垃圾乱丢乱扔，牲畜粪水等直接排放，死猪都往河里扔。
生态恶化。森林，植被，对气候有不可替代的调节作用，但现在这种作用正在失去。树木也分到了个人，你说要保持绿化率，我说要卖钱，什么封山令，计划砍伐，一点用都没有，而且是整山的卖，买主自行组织砍伐，他是大树小树一头的砍，真正留下一个光秃秃的山。至于林管部门，只要给他一定指标钱就可以了，其他事是不会管的。同样因主劳力外出，无力栽种，就那么荒着，村级组织，既无责任，也无能力，只能任其自然。现随着汽车通到每个村其扶贫工程的展开，秃山的速度更加增快，再加上矿山的开发，道路的修建，使其森林、植被受到前所未有的破坏，以致气候的调节功能大大减弱，于是出现了湖底晒鱼，城市观海的局面。另一方面水库、水塘淤积，河道不畅，使其储水、泄洪能力严重下降,下一点水就成灾。故现在水灾、旱灾多，山体滑坡多，武警部队完全成了“救火队”。
农民实际生活质量下降。为了生存大部分的壮劳力只能到城里去打工，老人和孩子留在家里。外出的即便是夫妇同往，肯定也不如和家人在一起的好，而作为老人和孩子则更甚，因大部分的父母还要靠自己种田过日子，又要照顾小的，已年迈或身体不好，那就不得日子过，所以已有不少老人自杀的现象。小孩则成了没娘的孩子，没人疼没人爱，学习无人抓，无人管，加上有的乡只一个小学(以前每个村都有)，要走一二十里山路，故有的孩子索性做起“三毛”来，贵州垃圾箱里的五个孩子就是这么来的，死了的是报道了，没有报道的，还有多少?有的父母实在不忍，将孩子接到身边，于是城市有了难民营。
住房仍以本村为例，虽然大部分已改成了两层或以上的楼房，但仍有部份是原来的瓦屋平房，加上少量砖混结构房子，实际也就完成了一个房屋代的改造，但时间差不多是原集体阶段的二个发展周期，且每个家庭对孩子的教养负担远比原来少。在乡下虽相当部份也都改成了楼房，有的甚至建成了小洋楼，道路由国家支援也大多变成了“水泥”路面。但许多山区和贫困地区相对于比以前更差，加上少了人气，多了荒山，荒地，及败坏了的基础设施，一遍衰败的景象，所以有人说，城市已进入欧洲，而农村尚在非洲。
此外，中国的传统文化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讲究孝道，尊老爱幼，被远离故土的无可奈何所取代，勤劳，诚实，变成了投机取巧，甚至不择手段，毒生姜，毒豆芽，毒黄瓜，等事件层出不穷，自己种的菜自己都不吃。因生存环境的恶化，使得有钱人纷纷向外迁徙。
我们本是农业大国，原来粮食吃不完，现在却要靠转基因或减少人口，或由外国人来供应才能得以生存，显然有问题，这就是生产力没有得到应有的发挥。一方面地荒着，劳力却闲着，一方面耕地紧缺(只占世界人均耕地二分之一不到)，却又不断被污染、占用，以惊人的速度在减少，一切都处于无序和不可控的状态。
严峻的现实告诉我们，“分田单干”，是不能完成当代农业，尤其是中国农业所担当任务的。一家一户的几亩地，典型的小农经济，按现在的工作效率，全年种双季也就二十来个工日，有效劳动时间太短，这就会出现两种情况，一、只能进行简单再生产，使农业不可能有发展的后劲，更不可能强化农业。二、在自产式经济时代，尚能解决温饱问题，但进入商品经济后，会普遍面临困境。几亩地的产品除了自己吃的，能够用来交换的太少，与自己日常所需相距甚远。以前基本能满足自己所需，现在最多只能20%。原先除了种田，还可喂猪，现在小规模的喂养，根本没有钱赚，而大规模或开发新项目，力量技术又不够，市场也难把握，只能望而兴叹。但20%到底不能过日子，于是只好放弃，到城里另谋生路，所以普遍的农村壮劳力都跑到城里去了，地只能留给家里的老弱去种。做一件事要余下大量的时间，同时做两件事力量又不够，于是有了要么荒地，要么荒人的选择，就有了或许事没有人做，或许人没有事做的局面。生产力就这样被“发展”了，这就是“分田到户”，不能完成当今农业任务，并使它不断走向衰败的根由。
农村的人往城里赶(国家二零一三年统计二亿七千万)，对促进城市经济和工业发展，有着积极的意义，它让新企业能及时得到劳动力的供给，并有选择的余地。为促进市场和城市经济的发展，保持一定的富余劳力也是必要的。但这个富余是有一个度的，就是以劳动者所得工资，最低限度能满足劳动者本人、配偶、孩子、父母的生活，及下一代劳力技能培训之所需，如不能满足，那劳动力的繁衍再生，就不能得以继续，就会断链。去年国家统计，农民工月平均工资是2600元，在现有物价水平下，应是远不能满足那个“所需”的，故大部份家庭还要靠父母去种田，需配偶去从事一定的职业，即便如此，尚有不少孩子还是上不起学，老人看不起病。不能解决劳力养老和哺育后代的问题，既违背价值规律，也违背了自然规律，是极不合理的。我们八八年人口普查，零到十四岁的有33%，二零一二年普查就只有16%了，表面看是计划生育取得的成果，实质是上述反常现象起的作用。现在好些地方已宣布可生第二胎的政策，但真正提出申请的翏翏无几，有地方统计的还不到2%。劳动力的价格也是受着供求矛盾影响的，大家都往城里赶，既劳动力价格会越来越低，同时由于人口增長过快，又进一步促使城市物价增长，从而使农产品的比值更加降低，加速农业失业人口的形成，真正的恶性循环。
劳动力的超量供应，既降低了劳动者自身的地位，又催生了经济的畸形发展。这些年来，我们高能高物耗，低技能产品，迅速增长，以致拼人力，拼资源，拼环境，同时又得“软骨症”或“矮脚病”。我们某些产品虽早就成了世界的生产中心，如钢材，其产量已是世界总量的60%，但价格却被压得很低，以致我们生产工人的工资不到美国人的十分之一。显然我们的劳动者正受着国内，国际双重资本的剥削，而农民工则更甚。近年来也不断提出，要改变我们的经济结构，减少两极分化，提高劳动者的地位，但效果却不佳，而且是越演越烈。究其原因，没有抓到根上，这个根就是我们的基础——农业，以及相连的农村和农民。对于“三农”，虽有专门的研究，我们每年的“一号文件”也都是讲的这个事，也做了一些实际工作，如取消“公粮”，实行“农补”等，可并没有阻住农业衰败的势头。只有两个解释，一是政策没有触及到实质，在隔靴抓痒，同时也说明一个问题，真正强势的农业，不是用钱能“补”出来的。二是研究问题的专家，本身有问题，看不到问题的实质，不去研究事物的一般规律，对于现实中已经发生的事，视而不见，更不去调查论证，尽做些主观和形而上学的事。
现实中又出了一个新的办法，就是由个别有钱(资本持有者)人，通过签约把大家分散的土地集中起来，再以“农庄”的方式进行耕种和管理，大概是向美国等学习吧，呼之“土地流转”。失地农民每年可得一定补偿，湖南已签具的为每亩650斤/年稻谷的价值，另还可到“农庄”干活。听起来很好，既解决了耕地种植问题，又解决了农民就业问题，但事实真会这样吗?人多地少是中国农民的基本特点，湖南人均是0.84亩。凭现有的条件和技术要求，一个劳力可种二十亩，如是“农庄”化，小田变大田，并广泛地使用机械化，至少可种四十亩，也就是说十个农户只需一个到“农庄”干活，其他的都将从半失业状态变为全失业。而失业者得到的土地补偿，含国家“农补”每亩地最多不过1200元\年，人均0.84亩的占有量，能够生存吗?只能再往城里跑，可城里一下子又能容纳这么多人吗?我们不是美国有辽阔的土地，而且对少数印第安人，可以不管不顾，或赶入深山，或索性杀掉，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对已有的人们，是要管其生存和生活的。现在城里已是人满为患，如还一味地把人往城里赶，那农民工就不是现在的找事做，而是抢事做了，女同胞们再增加几千万个特殊岗位，恐怕也不能解决问题。反过来如果新进城的农村人口都能体面地工作和生活，那我们所创造的产值，至少会是世界总量的40%以上，这在近几十年甚至一二百年内有可能吗?另一方面每亩田650斤谷的租赁金，又得不到农补，租赁者还有效益吗?实践中很少看到有真正到下面去种田的，要么为融资，要么为获得更高的政府补贴，或待他日土地升值或国家土地政策的变化，以收先机之利。小岗村就很有代表性，已“转”出了一万余亩土地，占总耕地的70%左右，但没有一棵庄稼，全荒在那。所以“资本”式的“农庄”化道路，在我国走不通。
可能到底是底气不足，所以上面也没有硬性的要求和规定，而且还隐隐地提出了“合伙”的概念，并又确定了十八亿亩的红线，只是没有具体的措施。说到底，该怎么走，还在云里雾里，实际还是没有抛弃成见，摆脱某些人为观念的影响。真正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很快就能拨开云雾，见到光明。这个光明，就是“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只要组织得当，群众是一定能够团结起来，并爆发出前所未有的创造力的，南街村，华西村，周家庄乡，刘庄等，就是鲜活的榜样。“组织起来”才是我们最有效的工作模式。
通过组织起来，完全可做到物尽其用，人尽其能，人与物实现最佳状态的结合：耕地得到最大面积和最好产量的种植，森林、植被及水利等基础设施得到最好状态的恢复，环境得以较好的治理;不仅传统养猪项目可做大做强，而且“大棚蔬菜”，“山茶油”，“优质水果”等新兴农业项目，都能很好地生根开花，真正实现农、林、牧、副、鱼、全面发展。通过全方位的展开，如尚有富余劳力，仍可集体组织到城里打工，或个人单独找事，交一定收入到集体参与年终分配,或采用更灵活(如河北周家庄乡的做法)的政策，不论什么方式，在家里的老人、孩子都会被组织照顾，安顿好。
强弱，长短搭配，其效果肯定要好于单个力量的使用。河北“三条半牛腿”当年一条整牛都不到的条件，办起的合作社，之后不断发展壮大，至六、七十年代，成为全国致富的典范，然而自单干后逐渐走向衰败，以致原来建好的学校，上课时屋面坍塌，扎伤师生而引起震动。县委决定由老社长之子，已是上校的武装部长回乡任党支部书记。其回乡后领着大家再次“组织起来”走上合作化之路，十年时间不到，又将人平收入上升到全国人平收入的五倍左右，这就是整体配合的效应。在一定范围内，把自己的生产资料(主要是耕地)，和力量合起来使用，既使总体力量增大，又因在配合中生出新的效能，产生质的飞跃，而自己的土地又能长久的拥有，实际上是发展了的，进入了更高境界的“耕者有其田”。
把各项工作做到好处，基本的生存应是没有问题的了，但真正要致富还得靠工业，所以同时要积极地开发工业项目。农村有两个优势，一是土地是自己的，不要拿钱买地，二是工人是本村的，比到城里打工开支要少，家庭销费也低，其工资可比城里少，由此可降低产品成本，增强竞争力，反过来所获利润，除了为村民分红，增加福利外，大部分的又可用来再投入。正因为有如此优势，所以“华西村”，“南街村”等发展得很快，已成为大的集团公司，就是公社体制的“周家庄乡”也办得很好，所有劳力不存在到外面打工，而且还接纳了周边村子的四千多劳力。有了工业优势，又可补贴农业，使各项基础工作做得更好，让农村真正成为集工业、农业，生产、生活、良好生态，优美环境的多功能实体。在这一实体中，是物尽其用，人尽其能，人人有事做，事事有人做，少有所依，老有所养，好事有人夸，坏事有人抓，既生产社会主义产品，又生产社会主义思想，真正双文明的建设基地。
更有意义的，因有农业为基础，企业人员的基本生存已没有问题，能在企业拿工资是景上添花，不会有城市企业那么大的生存压力，加上本来就有优势，又是集体的企业,使得他们在处理其经营业务时，能从容不迫，按自己意愿做事，不易得“软骨症”或“矮脚病”,同时又有更多的资金投入技术改造，科学技术进步快。所以农村的“组织起来”，才真正有利于我们产品结构的优化，国际地位的提高，和两极分化的缩小;既能致富农村，又能提高我们城市劳动者的地位，是我们真正的金光大道。
农业人口向工业转移，是工业化的必然趋势，但如何转，却是很值得研究。我们人口多，密度大，耕地少，又是大国，并发展极不平衡，这就是我们的基本国情。如我们把工业都办到城里去，那还有几亿人口要进城，建厂，建房，我们的城市不知还要扩大多少，还要占去多少耕地，到时我们的粮食从哪里来，其城市的热效应又会成什么样，气候又要发生怎样的变化?显然是不合适的。正确的做法应是就地转移，将工业引入农村，并以不占耕地为原则，或尽量少占耕地，这是完全做得到的。而工厂要落户农村，只有“组织起来”才有可能实现。
广大的农民朋友们：为了我们的尊严，为了我们的孩子和未来，让我们携起手来，去勇敢地面对商品经济的一切挑战吧!
(作者：湖南湘乡市原湖南铁合金厂退休干部;来源：昆仑策研究院)
二零一五年三月二十六日修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