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旋

2014-03-31 15:11:35  来源：第一财经日报  作者：章轲
城镇化：弃“老路”辟新途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和世界银行联合发布的最新报告建议，要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必须强化农民的产权，提高征地补偿标准

　　仿佛被一个巨浪卷入了大海，身材矮小、黝黑干瘦的杨云觉得从来没有过这么大的压力。

　　自从10年前云南省昆明市呈贡区开始新城建设，杨云家世代耕种的10亩地被征用后，杨云离开了土地，投身新区各个建筑工地打起了零工。

　　“被征地之前，全家靠种蔬菜、花卉、水果，年收入将近6万元。”43岁的杨云对《第一财经日报》记者说，但现在的收入很不稳定，“金融危机后，新城发展步伐放缓，很多建筑工程停了下来，就业的机会少了，当然也影响到收入。”

　　杨云仅仅是呈贡城镇化进程中10万离开土地的农民缩影。就在这个月，首个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发布，计划到2020年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60%左右，户籍人口城镇化率达到45%左右，努力实现1亿左右农业转移人口和其他常住人口在城镇落户。

　　这意味着还将有1亿个“杨云”们将被抛入全新的生活方式。

　　“老路”的风险

　　对城镇化的理解问题上，中国农业科学院研究生院原副院长陆庆光有一个例子。

　　“有一次某省县市一级的主要领导到研究生院参加培训，我在上课之前向他们提了一个问题：最近国家颁布了《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大家学习了以后有什么体会?”

　　结果，40多人的教室里，鸦雀无声。“我又换了一个问题，谁读过这个规划?”陆庆光说，“又是一片让人非常难以忍受的沉默!这些同志连读都没读，甚至可能有些人连知都不知道。”

　　“他们是在一线最直接领导城镇化实践的，而《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是以《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为基本框架的。”陆庆光说，“如果对这些规划都不了解，肯定会走到老路上的。”

　　陆庆光所谓的“老路”，根据中央党校党建教研部教授李民在各地调研的发现，也可以概括为：“地方上打着新型城镇化牌子做什么事的人都有”。有些地方忙着圈地，动辄几十平方公里，侵犯农民的利益;有些地方在扩镇的时候只建地面的房屋，对排水和污水处理不力。

　　相对于认为城镇化是关乎“城市”的命题，中国农业大学教授张玮认为新型城镇化是解决“三农”问题的一条新途径。是一个经济问题，也是政策问题，但还涉及技术、社会组织管理、文化传统等问题，仅仅从某一个角度来解决新型城镇化问题就有偏差。

　　在国务院研究室综合司原司长陈文玲看来，就算是已经有5亿多人进入城市，但目前种种还不能称作是真正意义上的城镇化。

　　德州案例

　　杨云的例子，其本质意义在于揭示城镇化不仅是物理意义上的城镇化，更是人在生活方式上的城镇化，否则，无异于只是给城镇化画上了一张好看的皮而没有改变本质。

　　这方面的一个案例来自山东德州的 “两区同建”(农村社区和农村产业园区同步建设)。

　　德州“两区同建”发起于2007年，该市宁津县柴胡店镇东崔村等5个村农民自发自主将五村合并成一个大社区。这一实践随后得到了德州市官方的支持。

　　通过村庄合并和新型社区建设，德州市每个行政村新增耕地约为拆迁旧村庄占地的1/2左右，全市总共将新增约100万亩耕地，且始终坚持达到95%以上农户签字才能实施整村迁建。

　　德州“两区同建”的资金主要来自政策性资金、统筹性资金(通过土地增减挂钩政策所产生的土地收益)、社会性资金等，其中主要是统筹性资金。

　　“我很赞成城镇化‘要就’地的提法。”中国农业大学水利与土木工程学院教授许一飞说，就地城镇化最重要的是要瞄准县城，如果当地农民的收入水平、享受的公共资源服务与当地县城居民相当，就可以认为实现了城镇化。

　　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城乡发展规划院院长付崇兰也认为，城镇化不是将城市无限制地向农村地区延伸，使乡村成为与城市同质化的一部分——而是要求留住乡村，实现“三农”与城镇化、工业化的差异化协调发展。

　　求解财税改革

　　有专家测算，农民转移到城市的人均成本是10万元左右。未来有2亿~3亿人将进入城镇，这就需要30万亿元。这样大体量的钱从何处落实，钱又怎么用?

　　针对“钱从哪里来”这一城镇化建设的关键问题，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和世界银行本月25日在北京联合发布的最新报告《中国：推进高效、包容、可持续的城镇化》建议，应改革财政体制，设置不动产税，提高城市服务价格，扩大地方财政收入基础。在中央政府建立的明确框架内，应允许地方政府直接举债。

　　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也认为，应根据人口规模配置基本公共资源。把大中小城镇公共资源配置均等化作为中央地方财税体制改革的重点之一。在推进行政区划体制改革的同时，推进公共资源配置市场化改革。

　　“为什么北京中关村的房子炒到10万元/平方米，甚至有的地方炒到20万元/平方米，不是房子在起作用，而是公共资源在起作用。”他说。

　　上述报告还称，由于城市扩张主要依靠征用农村土地，目前耕地面积已经下降至接近1.2亿公顷，逼近粮食安全保障的“红线”。要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必须强化农民的产权，提高征地补偿标准。城市土地分配也应该由市场价格来引导。

　　报告建议，对工业用地可采用基于市场的定价，将比重过高的工业用地转化为商业和住宅用地，这有助于鼓励服务业发展，降低住房成本。

　　世界银行常务副行长英卓华称，在新型城镇化模式下，政府应当支持而不是取代市场，应允许城市更有机、更高效地成长。

2014-03-31 15:14:19  来源：红旗文稿  作者：朱继东
领导干部是人民的公仆，公众不但要求他们有过人的才能，一心一意为人民服务的热情，更要有着很高的道德修养。但近年来，从“微博门”、“裸聊门”、“裸照门”再到“醉奸门”、“猥亵门”等接连曝光，这些美丑不分、寡廉鲜耻的领导干部道德失范行为，影响恶劣、危害极大，不仅严重误导、丑化了公众对领导干部群体的认知，而且极大地降低了人民群众对党和政府的信任度。深刻剖析领导干部道德失范问题的根源，对于尽快采取切实有效的对策解决这一问题十分重要。　　一、领导干部道德失范的根源
　　我们党一直强调领导干部要坚定理想信念，并十分重视加强党员干部的道德修养建设。然而在现实中一些领导干部道德失范现象却频频发生，其根源究竟在哪里呢?
　　1. 一些领导干部缺乏坚定的理想信念，在市场经济大潮中丢掉了政治信仰是最重要原因。
　　坚定的共产主义理想信念，是共产党人的精神支柱。2012年11月17日上午，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十八届中央政治局就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进行第一次集体学习时强调，理想信念就是共产党人精神上的“钙”，没有理想信念，理想信念不坚定，精神上就会“缺钙”，就会得“软骨病”。这些话具有极强的针对性。深入剖析一起起领导干部道德失范丑闻，可以发现，没有坚定的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分不清是非、辨不了黑白，面对物欲喧嚣、声色犬马的诱惑就难以抵制，就容易在市场经济大潮中迷失自我、道德防线崩溃。
　　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在多元、多样、多变价值观念的影响，尤其是西方错误思潮的冲击和侵蚀下，一些不能严格要求自己的领导干部没有意识到加强道德修养、坚定理想信念的重要性和紧迫性，精神迷茫、信仰迷失导致其很容易腐化堕落、失去方向，极易做出道德失范的行为。一些领导干部做人之道都没有了，政治信仰更是丧失殆尽。
　　2. 一些组织部门选拔领导干部没有严格遵循“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标准。
　　领导干部道德失范问题不断发生的根本原因，除了其个人不注重理论学习和道德修养之外，最重要的原因还在于少数组织部门选人、用人不当。虽然从上到下一直在强调“德才兼备，以德为先”，但一些地方和单位选拔干部时并没有严格遵循这样的标准。这就导致了一些品行较差却会讨上级领导欢心的人被提拔重用，即使其在政治修养、生活作风等思想道德修养方面存在问题也被认为是细枝末节。当前，在领导干部选拔中重才轻德、以才蔽德、以绩掩德的现象仍然不同程度存在。有的地方选用领导干部，往往只注重政绩、学历、背景等，而忽视其个人品德、生活作风，甚至对绯闻不断者也照提不误，这也是为什么领导干部道德失范问题屡屡发生的制度原因。
　　3. 没有真正建立起对领导干部道德失范问题的透明监督制度和严厉惩处制度。
　　由于种种原因，我国多年来对领导干部的道德缺失问题，几乎是“民不举官不究”。监督上的走过场和流于形式甚至严重“缺位”，再加上实际执行过程中也往往是重教育轻处罚，制度规定必然对领导干部道德失范问题以及其他违法乱纪行为起不到应有的震慑作用。由于没有真正建立起对领导干部道德失范问题的监督制度，使得权力运行过程缺少严格的制度监督和执行，所以发生以权谋私，引发权钱交易、权色交易、权权交易等问题也是必然的。因为权力制约机制不健全，不少领导干部在运用权力的时候，更多的是靠良心制约自己的行为。在这种只靠“应该”而缺乏“必须”的制度设计状况下，在金钱、权力、美色等诱惑下，一些领导干部的道德失范就会从可能变成现实。
　　二、如何从根本上解决好领导干部道德失范问题
　　面对不断被曝光出来的领导干部道德失范问题，社会各界都在反思，各级党委和政府也在采取积极有效措施加以应对。201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会见第四届全国道德模范及提名奖获得者时指出，精神的力量是无穷的，道德的力量也是无穷的。11月，他在山东考察时又强调，只要中华民族一代接着一代追求美好崇高的道德境界，我们的民族就永远充满希望。今年春节前夕，习近平总书记在内蒙古调研时进一步强调指出，全党同志特别是领导干部一定要讲修养、讲道德、讲廉耻，追求积极向上的生活情趣，养成共产党人的高风亮节，做到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2014年新年伊始，中央修订颁布《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明确提出要加强对干部的政治品质和道德品行、廉洁自律等情况的考察。从制度上对领导干部道德建设指出明确方向。当前，必须采取思想教育、纪律处罚、法律制裁和全方位监督等多种有力、有效的措施相结合，让全社会都来监督，以进一步推进领导干部的道德建设，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领导干部道德失范问题。
　　1. 切实加强领导干部队伍道德建设，使道德教育长期化、制度化。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只有不断加强领导干部队伍道德建设，大力提高领导干部道德素质，才能使之经受住多重考验，团结带领人民群众顺利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这就要求我们党进一步发扬历来重视政治理论学习和思想道德教育的优势，发挥道德教育和法制建设一轮两翼的作用。要把领导干部的道德品质教育列入干部教育培训的必修课，教育领导干部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科学的群众观、历史观、发展观，常修为政之德、常思贪欲之害、常怀律己之心，清除权力专制主义、拜金主义、实用主义和享乐主义等形形色色腐朽人生观的消极影响，努力做到立身不忘做人之本，为政不移公仆之心，用权不谋一己之私。
　　加强领导干部道德教育不能流于形式，触动心灵、注重实效是关键。要经常组织广大领导干部认真剖析道德失范的案例，对照自身、结合实际总结出自己应该注意的问题，这样才能警示自身、警钟长鸣。要结合近期发生的领导干部道德失范事件，有针对性地进行讨论、剖析、总结和反思。“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同时，把加强领导干部道德教育和意识形态能力建设有机结合起来，通过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增强辨别理论是非和凝聚共识能力，使得更多领导干部从关系个人发展、党和政府形象、社会道德风气、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在世界上的地位等多个方面，科学认识、高度重视政治信仰、道德修养的重要性。
　　2. 对出现道德失范问题的领导干部要照章惩处、绝不姑息。
　　俗话说“小节不保，大节必失”。对领导干部中出现的轻微道德失范问题，绝对不能轻视、忽视，一定要照章教育和惩处，绝不能姑息。官员道德法制化是现代法治社会的一种普遍做法。如美国1978年就出台了《从政道德法》，对从总统到最低一级公务员的行为在道德上都作了规定和限制，通过明确从政道德规范可以让官员在道德实践中有“德”可依，民众在监督官员时也有“德”可依;1981年，韩国以总统令的形式颁布《韩国公职人员伦理法》;1996年，古巴颁布了《古巴国家干部道德法规》;1999年，日本通过了《日本国家公务员伦理法》;2001年，意大利出台《道德法典》;2002年，美国在原有法律的基础上，对公务员的操行进一步细化，公布了《行政官员道德行为准则》……我们要学习借鉴其他国家的做法和经验，加快领导干部道德建设法制化的步伐，用法律形式将基本的政治伦理和从政道德进行规范和明确，使领导干部道德建设真正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违法必究、执法必严。对领导干部的道德失范行为，不管大事小事，只要涉嫌违法，司法部门都应该依法监督、依法惩处。
　　3. 通过树立正确的用人导向，从根本上解决领导干部道德失范问题。
　　什么样的人该用，什么样的人重用，都要把德行放在首位进行考量，在这个前提下注重选拔那些确有才干、实绩突出的领导干部。要把“以德治国”的理念贯彻到领导干部考察、选拔、任用的全过程中，确保把政治上靠得住、工作上有本事、作风上过得硬、人民群众信得过的人选拔到各级领导岗位上来。这样，既对所有领导干部自觉加强道德修养是一种正向引导，同时，对那些自身要求不严格的领导干部也是一种压力，从而大力推进党的纯洁性、先进性建设。
　　建立领导干部道德评价机制的关键是建立道德奖惩机制，把道德作为考核领导干部政绩的重要指标。要把道德品质作为领导干部任职、升降的必要条件，并建立领导干部道德品质考察、考核的具体制度，形成一套测评领导干部道德的有效机制，使个人的道德与领导干部的升迁、收入等事项挂起钩来。近年来，一些地方和部门也在积极探索如何使对官员道德的评价机制具有可操作性。2012年，北京市出台《关于进一步加强我市公务员考核工作的意见》，在量化考核100分的分值中“道德考核”指标占到了20分;2013年底，北京市又发布了《关于加强北京市公务员职业道德建设的意见(试行)》，倡导全市行政机关公务员在职业道德上要做到“四要”——要忠于祖国、要服务人民、要恪尽职守、要公正廉洁。并将其纳入公务员选拔任用时的考察评价内容，作为考核奖惩、选拔任用的重要标准和依据，对于有违反职业道德规范要求的，可依法取消录用、任职资格。吉林省在2011年全国开展的换届选举中实行了领导干部不良行为测评，让群众对每名考察人选是否存在不良行为及程度进行评价。从2011年开始，江苏省南通市将观看黄色录像、不见义勇为、搞婚外情、违章搭建等不良行为，都以“禁令”的形式列入《南通市公务员思想道德和社会诚信行为规范》中。2011年10月，中组部印发《关于加强对干部德的考核意见》，明确要求加强对干部政治品质和道德品行的考核，突出德在干部标准中的优先地位和主导作用，把德的考核结果体现到干部的选拔任用、培养教育、管理监督等各个方面。2014年新年伊始，中央修订颁布《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明确提出要加强对干部的政治品质和道德品行、廉洁自律等情况的考察，“德才兼备、以德为先”原则被明确为选拔任用党政领导干部必须坚持的七项原则之一。这些做法和措施都是值得肯定的积极探索，要及时总结、科学评析其经验、得失，尽快制定出“领导干部道德失范问题”的科学考评机制在全国推广。
　　4. 通过网络等多种手段强化对领导干部道德失范问题的监督。
　　随着互联网的迅猛发展，网络新闻、微博、微信、论坛、博客、播客等各种传播形式不断发展，显示出越来越强大的威力，为人民监督政府、监督领导干部提供了很好的阵地和舞台。因此，有关部门要进一步强化舆论监督，积极利用网络拓宽和畅通群众监督领导干部的渠道，反腐败职能部门也要特别注重从网络曝光中发现领导干部权钱交易、权色交易等腐败线索，鼓励和引导广大人民群众积极通过多种合法途径举报领导干部道德失范问题等腐败行为。要大力完善党务公开、政务公开制度，创造条件主动欢迎人民监督。
　　纪检、监察、组织部门要以防微杜渐、惩前毖后的态度加强对领导干部道德失范问题的监督。在加强对领导干部“工作圈”监督的同时，也要加强对其8小时以外的“生活圈、社交圈、娱乐圈”的监督。通过防微杜渐、惩前毖后的做法，达到治病救人的效果。
　　(本文为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网络时代的领导干部意识形态能力问题研究》[项目编号13KDB046]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文化安全与意识形态建设研究中心副主任兼秘书长，新华社主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