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旋

2015-06-04 17:53:28  来源：南风窗  作者：土土
以前，进城看孙女，钟兆武总能从家里带些米，但现在只能抓几把青菜了。去年春节后，他就没再种粮了。不过，他仍是南坑村最后的耕种者。多年前，其他村民就不种地，都进城定居了。住在县城的村民，也靠买米度日，耕地则或给外人耕种，或抛荒—有连片的耕地里，长满两三米高的杂草。
　　南坑村是安义县新民乡下属的一个自然村。村里本有32户、共136人，但目前只有钟兆武在无奈坚守。原本喧闹而充满活力的村庄，一夜之间，成了荒郊野外。

　　现代化进程，像一台台大型的推土机，横扫中国。在钟兆武面前，一个传统的“农业县”已经历嬗变，并且，正在剧烈嬗变。

　　“变味”的大米
　　安义是南昌市下辖的一个郊县，距南昌市区65公里。从南昌出发，驱车沿赣西北前行一个多小时，就到了安义县城。这是江西省面积最小的县，只有666平方公里。耕地面积不多，全县就32万亩，人均耕地也就1亩多。

　　中部很多县域也是这样：一户人家粮食除了够吃，还够喂养十来只家禽和几头猪。平日，偶尔也可拿少许的米去换钱—在安义街头或农贸市场里，农人撂下盛满大米的箩筐，就米质、米价与购买者争论、讨价还价。不过，这是20多年前的场景。

　　如今的村庄里。早年盛行的耕牛、“铁牛”、碾米机，相继逝去。那时，碾米机发动，震得满村响的场景，也一去不复返。当下，粮食的生产、包装，早已打上深深的工业化烙印。人们从市场买到的米，都是整袋包装好了的。米袋的封面设计，也搞得充满了乡村气息。很多米都是从黑龙江等全国重要产地运来的。安义人吃到的大米，也不再是过去那种纯产自安义的谷物味道了。

　　“安义也种些米，但不知道卖到哪里去了。”在钟兆武看来，外地大米的“入侵”是市场化充分的结果，也是供给不足的写照。因为土地的利用率，已比不上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了。那时，一年种两季水稻，冬稻结束后，还种油菜。如今，绝大部分村民的田地，要么荒芜，要么是给别人免费代耕。即使是别人代耕，通常也只耕种一季。

　　“大户化”隐忧
　　免费代耕，一般出现在那些耕作条件不是太好的区域。安义县28万人中，有12万人常年在外务工—这几乎囊括了全县的青壮年劳动力，剩下在村的，主要是些老弱病残。也正因人力大规模地出走，抛荒的土地才有了被集约化、规模化经营的可能。耕作条件较好，水源充足，便于连片耕种的区域，通常有种粮大户来流转。2012年，安义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面积达15.3万亩，占耕地总面积的48%。其中，流转100亩以上的种粮大户有442户，流转500亩以上的种粮大户26户。在鼎湖镇，土地流转率甚至高达80%。

　　土地流转在安义渐成风气，是最近三四年的事。10年前，安义的耕地也出现了严重抛荒，粮食产量在2004年以前，出现了“连续减产的局面”。2004年，粮食才有了难得的增产，但总产量就13.3万吨。可惜，这一扭转局势的增产，也不过是昙花一现。2005年，安义粮食产量跌到10.8万吨，同比锐减了18.6%。

　　随后减少的，还有耕种面积：2007年，粮食播种面积比2006年减少2389亩。改革开放30年后，农民对土地的兴趣越来越淡了。不少种粮大户从2010年起，开始有机会大面积地流转农户的土地。即使这样，2012年，安义县提出的粮食生产任务—“播种面积达57万亩，总产量达5亿斤”，也无法完成—无论是亩数，还是产量。

　　这不妨碍人们对安义土地成功流转的赞誉，毕竟散户不种地，大户来种地，不仅解决农田抛荒问题，且规模化经营，可减少成本，提高效益。看起来，这是中国农业未来发展令人神往的路子。但潜藏在背后的问题一旦爆发，是比散户抛荒更可怕的行为。

　　鼎湖镇，随着种粮大户增多，市场的无序竞争不断推高地租。2010年，这里每亩地流转的经营价是200元，但此后每年每亩上涨80元至100元不等，现在这里的地租已涨到460元每亩。有的甚至冲破500元一亩。

　　“种粮能有多大利润呢?”安义县农业局经济管理站站长谢邦根告诉我们，他们曾做过调研，一般情况下，一亩水稻地就挣400至500元。很好的水田，一亩能挣到600元。“如果租金乱涨，种粮大户无利可图，一旦退出，十几万常年在外的安义人，谁来种田?”谢邦根说，这是他最为焦心的。

　　农户不愿和大户一次签几年合同，只希望一年一签。由于有种粮大户的竞争，他们不愁土地没人租了，所以坐地起价。但一年一签，也让大户缺乏持续经营的信心，他们不可能在水利建设等方面进行投入，因为不清楚，明年这地还是不是他种。他们甚至可能采取掠夺性经营。一旦如此，老百姓也将遭殃。

　　大户与农户的博弈如果不能找到利益的平衡点，将两败俱伤：无序竞争导致地租持续上涨，农户会逼走种粮大户。种粮大户减少后，粮食产量降低，供不应求会致粮价上涨，农民买粮的费用增加。当然，粮价上涨，也会逼着农户提高地租，甚至收回土地自己经营。但自传统农业被大资本嵌入的那一刻起，未来农业所呈现的，绝非只有高效，还有诸多不确定风险与隐忧。过去多年里，从官方到民间，一直召唤现代化，但对现代化的另一面往往反思不足。

　　安义县种粮大户凌继河，目前流转了安义县1.8万亩耕地。据他向我们透露，去年，60%~70%的种粮大户都亏钱，特别是流转面积在200亩以下的。“我本人保本也是亏钱”，凌继河说，因投入大，加上机械折旧，对他而言，没有挣到就是亏了。不过，他已经和老婆商量好了，“打算再亏5年，如果继续亏，只好退出了”。

　　种粮大户在连片耕作中，已轧平了一些机耕路，并摧毁一块块耕地间用于引水的小沟渠。所以，如果种粮大户退出连片耕地，单家独户要恢复到原先的小农耕种模式，会面临很多困难。仅靠单家独户而不是发动集体力量去修造沟渠，是很难搞好农业生产的。可农户个体此前已被裹挟进现代化的生产关系中，进退维谷，不能自已。

　　畸形的消费
　　不能自已的，还有这个县城的畸高消费。在安义汽车站下车后，破败与萧条，是安义给外来人的第一印象。穿行在这座县城里的交通工具，主要是摩托车、三轮车，还有少许的手扶拖拉机和小车。即便它们这样杂乱地奔跑，这座县城也不会塞车。

　　这里的公交，开通得也比较晚。南昌至安义的公交车，2011年才开通。城内的无人售票公交车，2009年8月才开通。跨镇的乡村巴士，更是少得可怜。从县城前往新民乡南坑村，就25公里，路面平坦而顺畅，但一天只发两趟车：早7点和下午3点。错过了，通常就只能等第二天再出发了。即便这样，车内依旧没什么人。

　　县城主干道两旁，主要是些门面破败的杂货店、快餐店。很多饮食店的门前道路，因常年倾倒潲水油等餐厨垃圾，路面黑乎乎的。踩上去，鞋底与路面发出“咯吱，咯吱”声。

　　县城文峰路上，道路两旁的绿化树，已有一段时日没修剪了。晚上7时许，昏黄的路灯开始绽放，但树叶将路灯遮蔽得愈显暗淡。灯光将稀疏的人影，拉得很长很长。

　　但这座县城的消费，和它所呈现出的面貌并不一致。这里的房价，一平方米高达5000块钱，而一个约4平方米、只能用来停放摩托车的车库，得花7万元。这里的日常消费也很高，豆芽在春节时，一斤甚至卖到10元。在网吧上网，一个小时5元，春节要10元。无所事事的出租车司机，好不容易才逮到客人。一路上，司机就跟记者抱怨，这里的消费比南昌还高，但服务水准又极低。

　　而不塞车的现象，只出现在平时，到了春节，整个县城几乎成了停车场。“除了港澳台的车牌外，全国各地的豪车云集安义!”安义县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帅如琼告诉记者，这些车都是安义人在外做生意，过年开回来的。那时，即便是村道也塞满车。所以，在县城的人，那星期基本不开车。

　　房价及日常消费被推高，和这些外出人的“贡献”有关。改革开放之初，大批安义人到发达地区务工，主要从事铝合金门窗生意，且是亲戚带亲戚，老乡带老乡。目前，12万在外务工的安义人中，80%以上从事铝合金生意。生意越做越大，并已从当初的开门店组装铝合金，到现在的代理铝合金、开厂做品牌。一波波先富阶层，先后将家从农村撤离，来到县城定居、生活。2012年，安义县城人口已升至8万人。

　　工业的诱惑
　　10年前，安义县的GDP只有15.8亿元。其中，第一产业完成增加值4.8亿元，第二产业完成增加值5.1亿元。农业和工业的产值竟相差无几。三产业的比重分别是30︰33︰37。安义县统计部门直言，三大产业的结构“不尽如人意”，第一产业所占比重偏大。2005年，安义县统计部门再次提及，“第一产业所占比重仍旧偏大，二产业不突出。经济结构调整任重道远”。

　　改革开放进行快到30年的时候，安义县的三产业结构，才走到了被当地称之为“历史性转变”的时刻：第二产业的比重首次超过第三产业，成为安义经济发展的第一主力。

　　工业成为第一推力，是安义县蚀骨渴望和漫长等待的结果。30多年来，安义的劳动力优势，没有内化为推动当地经济发展的资源，人们纷纷向经济发达的沿海地区出走。2009年，安义县搞了个旨在吸引本地老板返乡创业的“三回”工程，即“人才回归、资金回流、创业回乡”。这年，安义一般预算收入首破2亿元。去年，安义县地方财政收入突破5亿元。

　　和稍微发达的县相比，这数据并不引人注目。但对安义而言，其发展已进入了工业化轨道。安义县工业园区是安义工业聚集地，也是该县的主要财源。目前，园区有193家企业落户，其中以铝合金等新型建材的企业居多，有113家—这些企业老板，九成以上是本地老板返乡创业。本地民间的资金优势，开始转化为推动本地经济发展的资本优势。

　　只是，劳动力优势并没有彰显。“在工厂打工的，主要来自河南、湖北、贵州等地。”安义县工业园区管委会副主任熊勇告诉我们，安义人大都去做生意，不打工的。

　　从传统农耕，到不打工、不种地，只做生意—在人类发展历史长河中，35年的改革变迁光景，就像束一闪而过的闪电!安义人的日子也在这种变迁中，似乎过得越来越安逸了。

　　但不是这样的，对现状，他们烦透了，内心焦虑不已。因为食品安全问题频发，但不种地的他们，已无力应对。以前，食品生产几乎掌控在自己手中，那会儿，他们从不去关心电视上关于此类的新闻报道。他们开始关心国内国际时事报道了，是因为金融危机、国际形势等任何的风吹草动，总牵扯到他们或他们亲戚生意的好坏。这种焦虑越来越沉重，无法逃脱。

　　转自《南风窗》，破土有所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