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旋

2014-04-01 20:50:26  来源：草根网  作者：彭东旭
诘责崔永元，薛涌传达谁的旨意?　　偶读薛涌文章《崔永元与中国的“美国情结”》(3月21日发表于新加坡《联合早报网》，文章附后——红歌会网注)，感觉欺人太甚!不得已做出部分指责。转基因话题是个严肃的话题，由不得薛涌之流歪理斜说!
　　中国反对转基因的并不是反对这项技术，相反，认为这是一项高科技，必须由国家军方研究机构下大力气研发技术达到技术再突破。

崔永元(资料图)

　　中国反对转基因的出发点就是反对“挺转基因”的险恶一派急速大面积推广转基因主粮化!
　　中国人数极其众多的反对转基因的人们主要就是认为挺转基因一派的“转基因无害”认证依据有重大问题，证明转基因无害的实验时间有重大问题。
　　高科技就必须立马推广到广泛的的民用市场吗?
　　核能技术也是一项 高科技，刚出现不过是在人类自我毁灭的层面上有“大作为”。我是支持核能技术开发运用的，但目前为止，核污染难以解决，核能技术能够在民用领域广泛运用吗?
　　中国挺转基因的，最险恶就在于急速推广转基因主粮化，所暴露出来的一种险恶用心引起人们的高度警觉，却还在千方百计狡辩，当中国人民全是弱智?!
　　薛涌指责崔永元目的何在?代表谁的利益在说话?这需要更多的网民对其进行一点一点的剖析。

崔永元发布赴美国考察转基因纪录片(高清完整版)

　　薛涌说“美 国政府怎么会那么神机妙算地把自己的阴谋先行植入呢?”，不知道薛涌如何鉴定得出美国几千人的政府高级智囊团体没有这个能力?其目的是为美国卸掉责任还是对美国表达忠心?
　　中国应对美国各种战略是如何落入 极其被动的境地?表面就是东海南海，中国能够到美国的阿拉斯加闹名堂吗?
　　要求人们对美国不要走所谓的“极端”，薛涌是什么意图?传达谁的旨意?
　　薛涌说崔永元美国情节走“极端”，就算如此吧，我也是如此状况，从认可美国政治比中国假人民代表制度优越到极其反感美国，这叫极端吗?即使极端，也是美国深度殖民中国经济和不断加大力度战略遏制中国逼迫而来的，美国已经欺人太甚。俄罗斯亲美属性的改革到今天的爆发性抗美反美，俄罗斯进入强盛，这也是极端不可取吗?
　　薛涌说“可惜崔永元忘了：新闻采访的一个基本职业道德，就是不应该‘主题先行’、不应该 带着结论去找证据。带着观点和偏见去采访，可谓‘出师未捷身先死’，因为他违背了“客观”这一基本的新闻职业精神”。
　　首先薛涌就是自打嘴巴。崔永元是自费去美国，也就是崔永元解除了他的“媒体人物”的“紧箍罩”，何况他的“媒体人物”并不能阻止他事实上代替了众多的国内人民的疑问——也就是主题，或者叫观点到美国找证据。转基因如果经得起推敲，逻辑顺推反推都属于必须的，这有错吗?很多的科技发明或者事物规律的发现，不一定要逆推，也是如此顺推理得到的，能够说不科学吗?薛涌如此的解释反倒证明了自己的愚蠢，连这点科学论证都搞不懂，如何在媒体混饭吃?更不要说充当特殊打手。中国人民不是那么容易迷惑的，若要进行逐字逐句逐理由的反驳，对薛涌进行剖解，那就不是文章观点或者脸面问题的事情。转基因事件，存在中国政府某些官员的严重“失责”，也存在很大部分官员的消极应对，更暴露了某些人物竭尽全力掩盖不可告人的真相。任由薛涌之类的歪理斜说充盈媒体独霸版面显目标题，这种态度，只会激怒人民大众!

　　【附文】薛涌：崔永元与中国的“美国情结”
　　中国中央电视台大腕崔永元声讨转基因食品并亲自赴美调查，拍摄了电视片，闹得沸沸扬扬。一向人气的他，大概事先没想到自己会陷入如此深重的公关危机。
　　崔永元的美国之行，遭到网上舆论的讽刺和抨击。许多网友指斥他的行为“业余”。这让崔永元颇为光火，称“我的专业就是新闻采访”、“请《财经天下》把我的采访过程描述一下以证明‘业余’。”可惜崔永元忘了：新闻采访的一个基本职业道德，就是不应该”主题先行“、不应该带着结论去找证据。崔永元在美国之行前，为了转基因食品和方舟子打得已经不可开交，这次采访无疑是希望证明自己是对的。带着观点和偏见去采访，可谓“出师未捷身先死”，因为他违背了“客观”这一基本的新闻职业精神。
　　另外，崔永元不是生物工程或植物学等方面的科学家，本不具备说话的权威，甚至英语也不过关，日常对话式的采访也只能通过翻译进行，更不用说翻阅大量文献和有关专家讨论各种细节问题了。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作为记者采访这个问题也无基本资格。然而，他是个大腕，公共人物，能吸引眼球。于是，就演出了这场到美国采访的喜剧或者闹剧。
　　美国是个舆论高度多元的国家。你就是讲外星人光临地球，大概也能找到若干“专家”把故事说得有鼻有眼。但是，在转基因的问题上，主流科学家的态度显然不在崔永元一边。就在他来美国的时候，电视财经频道还报道了刚刚出来的一份关于转基因食品安全的问题，结论是没有发现不安全的证据。
　　主持人当场问专家：“现在没有发现问题，未必等于未来不会有问题。是否应该把转基因食品标出，至少让消费者有个知情权、选择权呢?”这话实在说到我心里去了。我对转基因食品，一直就持这个态度。没想到，专家的回答倒是四两拨千斤：“从理论上说，消费者当然有知情权。但是，这种知情权还有许多，是否都应该落实呢?比如，有的消费者对食品是否使用了农药要求知情权，对在生产过程中是否使用了非法劳工要求知情权，对是否对环境造成损害要求知情权，等等，等等，可以说没完没了。那么是否都应该写在产品的商标上呢?”
　　事实上，美国的消费者，在食品安全上，对农药、细菌、添加剂、生产过程等等方面要关心得多，只有非常少的人关心转基因的问题。当然，你如果购买经过认证的有机食品，销售者会严格地消除你对于农药、添加剂、抗生素、转基因等问题的担心，保证纯天然。问题是那种有机食品贵得多，大部分消费者还是不买。
　　以上问题，自然还有大量讨论的余地。我个人在这些方面也并无定见，等待着任何一派把我说服。这里最值得注意、也最被中国的公众忽视的，我看还是崔永元的“美国情结”。以我个人的孤陋寡闻，在食品安全(包括监控农药、转基因等等因素)方面，西欧和日本的规定都比美国严格一些。我自己在美国生活二十年，经常抱怨美国有些“傻大胆”，太考虑经济效益，对食品安全不如其他发达国家防范得严格。
　　崔永元的“主题先行”、“观点先行”的采访，本身违反新闻规范还不说;他真要想证明自己，哪怕先到日本、西欧采访，能找到对自己有利的证据还多一些。我早在2000年就在日本看到日本人对转基因食品的抵抗，比美国本土的抵抗声音响亮多了。为什么非往美国跑不行?跑到对转基因最无所谓的发达国家，去证明大家对转基因是多么警惕和排斥，这不是自讨没趣吗?
　　这里凸显出来的，就是弥漫在中国社会每个角落的“美国情结”，不仅崔永元应该反省，中国人都应该反省。美国当然是个很了不起的国家。我也一向主张，中国要建立“美国学”，要更多地向美国学习。但是，美国做过许多事，不是什么事都做对了，更不是什么事都做得最好。中国人为什么不论是什么事情都希望借助美国来证明自己?美国人害怕转基因，中国人就该害怕?美国人至今还认为已故伊拉克独裁者萨达姆是九一一事件的策划者，中国人也应该跟着相信?难道任何事情，不借助美国的“指导”，中国人自己就无法判断了?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种崇美情结最强的人，也往往会突然走向另一个极端，那就是“阴谋论”。崔永元用自己挑选的“美国专家”证明了自己的观点后，话锋一转，称转基因在美国有市场，是美国政府试图“扩张和控制别国”的大阴谋。我当然没有资格为美国政府担保，说他们没有这样的阴谋。但从事转基因的都是几家私营公司。在做出成果来之前，这些名堂很可能是个白烧钱的买卖。美国政府怎么会那么神机妙算地把自己的阴谋先行植入呢?
　　这种大腕、公众人物利用自己的声誉，把严肃的新闻报道和公共讨论娱乐化的现象，已经成为社会病，非常值得警惕。在我看来，崔永元最近的作为，往往把个人好恶强加于公共利益。比如，对于如此严重的雾霾，对于如此泛滥成灾的机动车，对于机动车使用的如此劣质的燃油标准，他居然说机动车的排放不过是居民在自己小区里“放个屁”、不足为虑，反而对转基因神经兮兮。
　　在我看来，他是个有钱人，开得起车，所以不愿意开车受到任何限制。同时，作为有钱人吃得比较精细，他确实是能吃得起绝对有机食品的少数人之一。当然希望这方面的标准越严格越好。然而，把这些个人好恶用公众利益来包装，再加上点“美国情结”，一切就都变了味儿。

2014-04-01 20:50:07  来源：蒋高明博客  作者：江晓原
【明辨是非】转基因先生们，张口闭口就是科学，但一旦到了关键的科学问题就卡壳了，要么是问非所答，要么就像祥林嫂那样不断地重复“转基因就是安全的”，但是证据呢?转基因要争议，更要用科学实验验证，转基因安全问题争论了快十年了，应当做完了好几轮动物实验了，遗憾的是，让民众能够信服的科学实验似乎还没有，倒是有大量证明转基因食品存在安全问题的国外实验不断曝光，国内的挺转专家们总是忙着去“辟谣”而已。转基因巨头们最高兴就是看你争论，再争论十年二十年，钱赚够了，他们自己来宣布这个技术是不靠谱的。
　　吕永岩按语：上海交大博导江晓原是国内外很有影响的著名学者、专家。他的这篇文章可谓一针见血，指出了转基因争议中，转基因利益方种种不为人察觉的欺骗手段，以及这种欺骗所掩盖的不可告人的惊人真相。看看江晓原的文章，再看看陈章良饶毅方舟子司马南的转基因说辞，只要不是有利益关系，又不是脑残，相信所有的人都会得出一个正确的结论。转基因越争论，转基因权势集团越压迫，中国站立起来的人、包括有影响的专家学者就越多。这是必然的。经不起任何检验的转基因农业真的死定了!

江晓原：转基因科学争议应注意的若干原则

　　江晓原简介：1955年生，现任上海交通大学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与科学文化研究院院长。曾任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首任院长、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副理事长。 1982年毕业于南京大学天文系天体物理专业，1988年毕业于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成为中国第一个天文学史专业的博士。曾在中国科学院上海天文台工作15年。 1999年春调入上海交通大学，创建了中国第一个科学史系并任首任系主任。已在国内外出版专著、文集、译著、主编丛书等70余种，在国内外著名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140余篇，并长期在京沪等地报刊撰写个人专栏。

　　合理论证才有说服力

　　千百年来，我们通过经久不息的生活经验的积累，筛选出了我们的主粮。为何到了当下，就需要换一种来吃呢?如果真要换吃另一种，我们该如何论证?正确的说服路径应该是怎样的呢?

　　近来，围绕转基因主粮的争议沸沸扬扬。但迄今为止，这还是一场被严重误导了的争议，尽管它仍有可能逐渐走上正确的道路。

　　比如，“研究转基因技术”和“推广转基因主粮”是两件完全不同的事情，或者说，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但在不少推广转基因主粮的材料中，“推广转基因主粮”和“研究转基因技术”被混淆在一起。这是值得警惕的。而且在很多情况下，这种混淆很可能是故意的。

　　由于许多公众对于“发展科学”有着不假思索的认同，从而默认“研究转基因技术”是“发展科学”当然的一部分。于是，当“推广转基因主粮”和“研究转基因技术”被混为一谈之后，推广转基因主粮就变成了“发展科学”，而反对推广转基因主粮就变成对“科学发展”的阻碍了!而实际情形是，绝大部分反对推广转基因主粮的人士，都不反对科学家在实验室里研究转基因技术。在中国，几乎没有学者反对研究转基因技术，他们只是反对推广转基因主粮。所以，只有当我们先把这些概念区分清楚，才算是为“不被误导”开了个好头。

　　那么，食用转基因主粮究竟是否安全呢?在我看来，争论食用转基因主粮是否安全并非当务之急。

　　且看在当下有关转基因主粮的争议中，媒体的注意力一般集中在哪里。我们只要稍微留心一下报纸杂志，就会发现，不少媒体的注意力集中在“吃转基因食品究竟是否安全”上。那么，公众的注意力又集中在哪里?不难发现，公众的注意力也大多集中在同样的问题上。很多人也许会觉得，关注这个问题有什么错呢，这关系到自己的健康和安全呀。可是，真的很少有人认真地去关注：在这个争议中，究竟哪些问题更为重要，哪些更为前置的问题需要明辨是非。可这些问题，为什么很少有人关注呢?

　　千百年来，我们通过经久不息的生活经验的积累，筛选出了我们的主粮。为何到了当下，就需要换一种来吃呢?如果真要换吃另一种，我们该如何论证?正确的说服路径应该是怎样的呢?

　　打个比方来说，假定你原先一直使用A型手机，现在如果有人要向你推销B型手机，合理的说服路径显然应该是：论证B型手机的优点(包括功能、外观、性价比等)，或论证A型手机的缺点。如果推销B型手机的人既不能指出A型手机的缺点，也不认真说明B型手机的优点(至多只是偶尔提一下)，却反反复复向你论证“B型手机是安全的”，并蓄意将你的注意力引向关于“B型手机是否安全”的争论中去，还极力主张“B型手机是否安全是一个科学问题”——这意味着它到底安全与否，只能由研发该手机的专家说了算。对此，你会有什么感觉呢?这种文不对题的推销论证，不是非常荒谬吗?就算使用B型手机是安全的，可是如果我多年来使用A型手机好好的，为什么要改用你的B型手机呢?

　　不幸的是，如今那些极力要在中国推广转基因主粮的介绍或营销活动，其论证恰恰就是如此荒谬。而更荒谬的是，这种推广策略居然在很大程度上成功了——不少媒体和公众至今仍然在文不对题地争论和思考着 “转基因食品是否安全”(在解决了前置问题之后，这个问题当然也应该考虑，但目前还很难得出确切结论)。

　　如果打算推销给你的转基因主粮比你原来吃的主粮优越(比如，转基因主粮更高产、需要用的农药更少)，这样的说服才是合乎逻辑的。可事实上，推广转基因主粮的人大都尽量回避和你讲这些，却反复和你讲“吃转基因主粮是安全的”。大家想想看，这样一种文不对题的论证路径，在逻辑上不是很荒谬吗?就算转基因主粮是安全的，可我为什么要放弃原有的主粮，转而来吃它呢?

　　要警惕经过选择的证据

　　由于公众和专家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有些专家就有条件地选择对他自己有利的证据。如果这种经过选择的证据被拿到媒体和公众面前大讲特讲，就会误导公众

　　推广者倒也曾经提到过转基因主粮的两个“优越性”：一个是增产，一个是少用农药。但非常奇怪的是，对这两个“优越性”，他们总是轻描淡写，偶尔讲到时也总是立刻把话题转移到“吃它是不是安全”上。

　　为什么会有这种奇怪现象?在我看来，那是因为这两个“优越性”经不住多讲。第一，关于这两个“优越性”，至今还有很大的争议;第二，在互联网时代，若你对公众和媒体说谎，被揭穿的概率比以前大得多。一旦你被关注上了，大多数情况下，很快就会穿帮。因此，安全的策略当然不是公然在媒体上对公众说谎，而是把公众的注意力转移到很难获得确切结论的事情上去。而“食用转基因主粮是否安全”，恰恰就是一个需要用时间来证明、短时期内又无法获得确定答案的问题。

　　那么，转基因主粮到底有没有优越性呢?这就涉及一个在科学争议中需要注意的原则——对证据的选择非常重要。

　　有些以科学的名义发言的人常说，“我们在科学上有证据”。这句话听上去好像很雄辩，实际上却很有可能漏洞百出。因为证据是可以选择的，既有有利于他的证据，也有不利于他的证据。而由于公众和专家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有些专家就有条件地选择对他自己有利的证据。如果这种经过选择的证据被拿到媒体和公众面前大讲特讲，就会误导公众。

　　极力鼓吹推广转基因主粮的人经常提到一件事情，说某篇反对转基因主粮的文章已经被什么杂志宣布撤销了。但事实上，这都几年前的事了。他们一再拿这一篇文章说事，客观效果无疑是想让听众觉得，反对转基因的那些理论和研究成果是站不住脚的，连论文都被撤销了。实际上，还有许多反对转基因主粮的文章没有被撤销，他们对那些文章为什么不提?

　　这里我介绍新西兰Heinemann教授等5人的研究结果，我认为它是比较权威的。这篇论文发表在2013年6月的《国际农业可持续性》(Inter-national Journal ofAgricultural Sustainability)杂志上，已被广泛引用，也还没被撤销。 (听众笑)

　　北美从1996年开始大规模种植玉米、大豆、油菜籽这几种作物的转基因品种，而在西欧，法国、德国、荷兰、奥地利、比利时、卢森堡、瑞士等国家是不准种植转基因作物的(西欧只有西班牙允许种)。Heinemann教授他们比较了数十年来北美和西欧这几个作物的种植，旨在考察同样的作物，具体到种植转基因品种和非转基因品种，到底孰优孰劣。

　　在该论文中，详细数据和图表都清楚表明：无论是在种转基因品种的北美，还是在不种转基因品种的西欧，上述作物的产量都在上升，农药的使用量都在下降。但是西欧的产量上升得比北美的快，在农药的使用上更明显地比北美下降得多。所以，转基因品种能够增产和减少使用农药这两个“神话”，至少在这项研究中，是完全破产了。

　　Heinemann教授的论文还强调了一点：凡是种植转基因品种的地区，可供种植的同类作物的品种就会急剧减少。换言之，实际上转基因品种会破坏当地环境的多样性。而对于转基因品种的这一有害之处，推广转基因主粮的人从未向公众提及。

　　在转基因争议中，“转基因食品是否有害”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个重要方面，来自以孟山都为代表的公司对种子基因专利的垄断，正使这个世界更加两极分化、更加不公平。由于意识到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美国前总统戈尔在他的近著《未来》中记录下了印度农民的抱怨，“印度农民开始抗议他们每年必须购买的转基因种子过于昂贵，而且他们必须使用更大剂量的除草剂。因为更多草产生了耐药性，这也增加了成本。”此外，戈尔还在书中引用了美国种子专家尼尔·哈尔的估算，认为孟山都公司“已经控制了90%的种子基因”。对于这种高度垄断的状况，戈尔持批判态度，“正如权力失衡导致了收入差距一样，这种失衡的权力，也体现在了人类无法平等地获取和利用从生命科学革命中产生的各类重要突破上。”戈尔的措词虽然比较委婉(大概是考虑到孟山都毕竟是美国公司)，但指出了问题的实质——无论转基因作物有害与否，孟山都公司都可坐享垄断之利。

　　争议背后的利益格局

　　在有关科学争议的讨论中，正确的原则应该是：谁的安全和利益被涉及了，谁就有发言权;发言者是否专家并不重要，发言本身正确与否，才是问题的关键

　　前不久国际绿色和平组织提交了题为 《双重风险下的转基因水稻研究》的报告。其中明确指出，在中国的三个转基因稻种里面，不仅有孟山都公司的专利，还有先锋公司和拜耳公司的专利。这就意味着，这些大公司随时可以对你的商业化种植启动司法诉求。

　　连戈尔都批判孟山都公司的这种垄断行为，可是国内某位力主推广转基因主粮的院士居然对媒体说，“孟山都等公司确实有占领市场的商业目的，这点无可厚非”。而在2014年第1期《三联生活周刊》上，当记者请他就上述国际绿色和平组织报告的结论发表意见时，这位院士的回答是：“我们对抗虫棉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种植规模扩大后，从来没有发生国际纠纷。”——记者明明问的是转基因稻种的知识产权，根本没有问他抗虫棉啊!

　　若仔细解读一番，他的这些话是相当微妙的。如果我们的转基因稻种里确实有外国公司的专利，一经承认，如何说服中国公众接受转基因稻米?但如果公然对媒体说“没有”，那不就变成说谎了?我们刚刚说过，在互联网时代公然对媒体说谎风险很大，大概正因如此，于是他就只好顾左右而言他，和记者说棉花了。当然，我们也可以从好的方面来解读这位院士的意思。比如，是不是可以理解为，他只是讲了一个正面的例子——如果是没有外国公司专利的转基因棉花，我们种了以后就没有国际纠纷。

　　这里又涉及到科学争议中应注意的一个原则：必须高度关注科学争议中的利益格局。比如要在中国推广转基因大米，公众就应该了解、也有权了解：包括我们的国家、农民、消费者在内，是从中受害还是获利?孟山都公司是否从中获利?推广转基因主粮的人从中获利的情况如何?……这些问题都应该向公众明确交待。科学家有义务向公众交代利益格局，岂可一谈到这类事情就讳莫如深?今天科学家不是不可以挣钱，但无论如何，至少应该把爱祖国、爱人民放在前面。

　　此外，不少公众都没有注意到科学争议中的发言权问题。比如，在我们身边至今存在一种非常荒谬的逻辑——只有专家才能发表意见。这种逻辑无疑是站不住的，但为什么会被许多公众和学者接受呢?这一现象的长期存在，恰恰说明我们至今并没有正确地认识科学，认为只要以科学的名义，似乎就有权威性了。这是我们长期盲目崇拜科学的后果。

　　所以，在有关科学争议的讨论中，正确的原则应该是：谁的安全和利益被涉及了，谁就有发言权;发言者是否专家并不重要，发言本身正确与否，才是问题的关键。如果你发表言论，但因专业上有所欠缺、有错误被别人指出来，你当然应该虚心接受。但不能因为你不是这方面的专家，就没有发言权了。公众有权对涉及自身利益和安全的问题提出质疑，而专家有义务向公众作出解释，并且要一直解释到公众满意为止。事实上，发达国家在遇到类似争议时，通常都是这样处理的。

　　用什么来规范科学技术

　　我们一直认为科学技术发展得越快越好，并对此完全没有戒心、没有忧虑。然而在西方发达国家，一些思想家很早就已经开始忧虑了。科学技术和资本密切结合之后已经开始出现的失控现象，也已经受到密切关注

　　由转基因主粮引发的争议，不仅是当代科学争议中一个非常典型的案例，而且具有科学伦理学、科学社会学、科学政治学等多方面的意义。

　　这场争议，既牵涉到西方跨国公司的牟利本质和经济渗透，又牵涉到科学技术与国际资本密切结合之后科学共同体的道德自律亟需引起足够重视;也促使人们开始思考：在科学的本性中，是否潜藏着某种我们以前不知道的恶呢?

　　2013年4月28日，中国科学院学部主席团发布了《关于负责任的转基因技术研发行为的倡议》(详见2013年4月30日《科技日报》)，力图规劝“从事转基因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产品开发的科研人员，以对人类社会发展高度负责任的态度，加强职业操守，规范科研行为，履行社会责任，积极与社会沟通，促进转基因技术良性发展”。

　　这则倡议，包含了以下几个要点。第一，“从事转基因技术研究与开发的科学家应对自身的研发活动负责，遵守伦理规范，保障安全，保护生物多样性，保护生态环境”。第二，科学家应忠实于事实与证据，尊重公众知情权，并以恰当的方式就转基因安全风险问题与公众沟通。第三，科学家在“承担项目研究、成果鉴定等活动时，不受各种潜在利益的影响，谨慎对待以营利为目的的商业研究。 ”第四，科学家必须“遵守科研规范，保持对技术伦理的敏感性，自觉思考技术开发和应用可能带来的伦理、社会和法律问题。 ”

　　这则倡议以一种权威的表达，针对当下转基因技术研发领域存在的“不负责任”现象提出了一系列具体的建议，也促使我们思考一些更为根本的问题。比如，以前我们经常用类似“科学发展一日千里”、“一天等于二十年”这样的语汇来歌颂这个时代，说人类20世纪的科技进步超过了有史以来人类科技进步的总和，等等。我们一直认为科学技术发展得越快越好，并对此完全没有戒心、没有忧虑。然而在西方发达国家，一些思想家很早就已经开始忧虑了。科学技术和资本密切结合之后已经开始出现的失控现象，也已经受到密切关注。

　　正如尼尔·波兹曼早就指出的，以前是技术为文化服务，文化在技术之上;今天整个倒过来了，文化向技术投降，技术君临天下，操控了一切。在波兹曼看来，这将是文化的末日。我们还应该毫无保留地拥抱一切新技术吗?

　　我们需要换一种眼光看科学。曾几何时，我们太过习惯于仰视科学，跪倒在它面前，盲目地崇拜它，以至于没有看见在它背后也存在着不少负面的东西。今后，我们应习惯于平视科学，正如由中国科学院学部主席团发布的《关于科学理念的宣言》中所明确指出的，我们应“避免把科学技术凌驾于别的知识体系之上”。

　　现在看来，科学技术好比是一把切菜刀。我们都知道，厨房里肯定要有切菜刀，它是我们生活中的必需品之一。但由于切菜刀确实也可以被用来伤害人，所以平时你一定要把切菜刀妥善安放、管理，尤其一定不能让孩子去玩切菜刀，使用切菜刀的必须是有责任心的大人。这个例子虽粗浅直白，但其背后的原理是值得所有人警醒的，那就是原中国科学院院长路甬祥院士经常说的，要用法律和伦理道德来规范科学。在《关于科学理念的宣言》里，这一点也得到了强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