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非分明 - 2015/8/14 17:14:36
2015-08-14 15:05:47 来源：乌有之乡 作者：克尔白的悬诗
无论老的反对者与新的反对者如何反对，他们终不过是历史的尘土，而《红色娘子军》将不朽。
一位在林肯艺术中心观看了中芭《红色娘子军》的美国观众，事后发表了如此的感想。当然，这名观众不仅是个左派，好象还是名毛派。但即便不是左派和毛派，我们以为只要是具备基本的艺术鉴赏能力和不那么强烈的意识形态偏见，对于《红色娘子军》这样破天荒的杰作，凡观赏过的人大都会为之惊叹与倾倒。
然而在中国，因2014年春晚上演出了一段《练兵舞》，很快引来各种的嘲讽和谩骂。究竟是哪些人对《红色娘子军》、对“红色”，怀有这样的“刻骨仇恨”?
老的反对者们
所谓“老”的反对者，指的是那些经历过文革，并且被认为或自认为是受了大冤大屈的人。巴金先生对于样板戏的酷评我们是再熟悉不过了——有趣的是，巴金既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却又是一个特殊的例子。由于这涉及到无政府主义和共产主义等复杂历史问题，留待另文论议——文革时期的艺术无论优劣，老的反对者们都会因一种生理性的厌恶而拒绝之;不仅是拒绝之，还要妖魔之。
“‘十年浩劫’只有八个样板戏，一个‘作家’。”
这一对文革期文艺“经典性”同时也是欺骗性的概括，就源自于老的反对者们。这里包涵着两层意思：第一、文革时期的文艺贫瘠可怜，是中国五千年来最大的文化灾难期——试想，哪朝哪代只有“八个戏，一个作家”的?第二、即使有些艺术上还不错的，但十年只生产了这几个，因此也不值一提。
今天是个网络的时代，我们现在很容易地就能在网络上找到文革时期除了“八个样板戏”和“一个作家”以外的大量电影、小说和其他的学术性出版物。作为一个连环画(“小人书”)和漫画的收藏者，这几年来由于很多文革时期的连环画覆刻出版，越发觉得“八一论”者(解放军同志不要误会)完全忽视或故意无视新中国最伟大的大众文化：连环画的存在，其刻毒怨毒之心实在太深——毛泽东案头曾备有《三国演义》连环画一套，翻看时感叹道：“小人书不简单哪”。新中国建立后空前繁荣的连环画文化也是在毛主席的大力支持下产生的，我们认为连环画之于新中国的文化意义直到今天仍被低估，以后或专文论议——至于说“十年就搞了这几个”(包括样板戏创作的某些参与者也如是说)，文革时期文艺存在着风格形式多样性不足的问题(不过后期逐渐改善)，然“劫后余生”将近四十年，舞剧未有及《红色娘子军》者，京剧未有及《杜鹃山》者;小说、诗歌奄奄一息;电影更是不知所云。八十年代“文化热”，满天下“我思故我在”，而“文化热”最后之集大成竟然是“搞了”个数典忘祖的《河殇》。九十年代以降，接轨“国际”(新自由主义)，满天下“我私故我在”，结果比八十年代更不堪。《河殇》的意识形态虽说反动，倒也情绪澎湃，九十年代之后，连这点反动的激情也荡然无存，只剩下最猥琐卑鄙的东西招摇过市。如果在这近四十年里，的确出现了在质与量上都压倒文革期文艺的情况，我们会坦率承认文革时期文艺政策的失败，但事实并非如此。
许多从集中营回来的人和被平反者的亲属要求报仇，不仅仅针对造成他们不幸的直接罪人——诬告者、令人发指地破坏审问准则的侦讯员、确认无根据判决的法官、提供难以忍受的生活条件的监狱长，而且还针对容许目无法制的制度现象，还针对——首先是——这个制度的领导人斯大林。因为他们中许多人与上层统治的代表者有亲戚和朋友关系，因此他们的呼声比起国内战争年代受害者的声音，能更快地被上面听到。他们对经历的回忆比起在强行的集体化和饥饿年代中受害的农民的叙述要让人同情得多。他们有可能发表自己的回忆录，这些回忆录形成了逝去的时代的形象并对人们的思想倾向产生影响。(尤·叶梅利亚诺夫《斯大林：未经修改的档案——在权力的顶峰》，p604，译林出版社，2006)
我们以前说过，苏联的“大清洗”与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运动(可参阅拙文《好电影，坏电影，左翼电影》)——尽管有人想把这二者混为一谈——不过俄罗斯历史学者关于“复仇”的心理学与政治学分析，还是值得参考的。虚构了“八一论”等等反文革神话的老反对者们，在文化大革命使他们失去精英地位以前，即使是在那样一个——与今天相比——非常平等的社会中仍然是最有权势的群体，这应该是没有疑问的。当他们重新恢复了力量后，自然不肯因这“失去的十年”善罢甘休。他们有足够的欲望也有足够的能力来实施“复仇”，通过在报刊上发表文章、撰写回忆录、权威谈话甚至是采取官方决议的方式控制历史记忆，“形成了逝去的时代的形象并对人们的思想倾向产生影响。”这样人工制作的历史记忆不是完全虚假的，但却是选择性的。日本思想史学者孙歌亲身经历的一件事，很好地证明了这一点：
几年以前，我在韩国有过一个经验。当时一群韩国学者希望我谈谈文革。我做了一些表述，并自以为表述得很公正。当我谈完之后，一个在韩国的年轻中国留学生站起来，向我提了一个非常尖锐的问题：孙老师，我想问问你，你们家什么出身?我老老实实回答说，我父母都是大学老师，在文革时候是受过冲击的。她说：“这就是了，我父亲是农村的生产队长，他现在还怀念文革，那是他一生中最灿烂的时期。只有那个时候，农民是扬眉吐气的。”这件事情，对我来说，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我承认当时自己受到非常强烈的冲击，因为我自认为讲了相对来说对今天积极的一面、消极的一面，我已经很价值中立了。但是我被那个年轻人看破了，她认为，只有文革里受过冲击的家庭里出来的人才会这么讲话。(《辨证视角下的社会主义新传统》)
如果九十年代之后的百万下岗者、被强征土地的农民、沿海城市半监狱式工厂的女工、富士康的跳楼者们，也都有老反对者们那样著书立说的条件，也有一支生花妙笔或是强烈的语言表达能力，那么在他(她)们的诉说下，这近四十年“春天的故事”岂不是满纸地狱篇?
老的反对者们将个人冤屈——用张承志的话说：“在五七干校踩了两脚泥”——上升为“全民族的灾难”，并且以“全盘否定”加“不争论”的方式完全封闭了客观、严肃、批判性地总结文化大革命得失的可能性;他们这样做，实际上使得自身的受难变得抽象空洞，从而也抹消了其历史意义。
新的反对者们
与“老”的反对者相比，“新”的反对者不仅反对《红色娘子军》，而且反对一切的“红色”，故而在意识形态上更为偏执和不可理喻。
2014年春晚，除了《红色娘子军》的演出遭到攻击以外，另一个节目《英雄赞歌》也遇到了同样的命运，甚至对演唱者本人进行了下流的围攻。一般说来，老的反对者会反对《红色娘子军》或是其他文革时期的文艺，但不太会去反对《英雄赞歌》;而新的反对者则是凡“红色”必反。因为在这些新的反对者眼中，只要中国的旗帜还是“红色”的——尽管在我们看来，现在是不是“橙色”的都不好说——还没有彻底变成“白色”的或是“蓝色”的，他们就不能够得到完全的“自由”。这些新的反对者其实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当下的中国右翼。
当下的中国右翼有一个非常庞杂的构成：上至呼风唤雨的政经文化界大老，下到混迹于贴吧、QQ、微博微信的“网络青皮”。不过因具有一些共同的特征，所以还是较易辨认。
以往老的右派，多多少少仍保留一定的民族情感，而当下的中国右翼，其一大特征则是经常性的出现身份和认同上的幻想症。这里我们来讲一个日本右翼的故事。
据说三岛由纪夫曾问他忠实的追随者森田必胜(后与三岛一起自杀，日本新右翼主要供奉的“烈士”之一)：“如果你遇到左翼在美军基地前示威，美国佬开枪，杀死了人，你怎么办?”森田回答道：“我会杀了美国佬，然后剖腹。”
如果换成当下的中国右翼，他大概会这样回答：
美国兵，
请允许我喊你一声“brother!”
如果招募志愿者，
请你第一时间通知我!
这绝不是玩笑。
关于当下中国右翼的其他特征，不如再来讲一个日本右翼的故事。
某个持极右立场的日本人去了被日本媒体描绘成地狱的“北朝鲜”，在参观了几天后对同团的左翼学者说：“北朝鲜这个国家了不起。捍卫国家的自主性，国民尊敬领袖，我自己虽然是右翼但不是排外主义者，北朝鲜这样的国家日本不能不学习。”这名日本右翼被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独立自主所打动的心情，我们十分理解：因为那正是富裕的日本所没有的。
反观当下的中国右翼，以嘲笑朝鲜为时髦，而嘲笑的主要理由不正是朝鲜的“穷”和独立自主吗?这种笑贫不笑娼与一面高唱着各种美丽辞藻，形成当下中国右翼道德观上的颠倒错乱;智力上的低劣退化;言行上的暴戾极端。举出日本右翼的故事，不是说他们有多高尚，而是通过他们反衬出当下中国右翼的格调之低。
由于庙堂上之人对于当下中国右翼的纵容甚至是包庇，造成了两个恶果：一个是意识形态阵地的混乱，这一点已经无须多论;另一个是对于健康的、理智的、批判性的意识形态辩论空间的摧毁。而后者在我们看来更为危险。
本来如文化大革命这样复杂的历史事件，其功过成败，包括运动过程中的暴力或过火行为，左翼最有义务和责任来进行清理检讨。但是当下的中国右翼已经不可理喻到连《红色娘子军》、《英雄赞歌》都无法容忍;不可理喻到连知青运动都能生拉硬扯到纳粹集中营;不可理喻到连那些公开声称厌恶文革的人都被拳打脚踢进“毛左”队列，使得对革命历史清理检讨的行为将被左翼的大多数视为是一种退却，只有以绝对的“是”来对抗绝对的“否”。上世纪九十年代“自由主义”与“新左翼”论战时，双方仍有些称兄道弟的斯文情义——与这两派分化未久也有关——如今在网络的助力下，所谓“论战”大都成了互掷“生殖器”的“大战”，意识形态的辩论空间已经坍塌，取而代之的是布满瓦砾堆的废墟，现在激烈的意识形态战争正是在这废墟上进行的。
老的反对者们与新的反对者们不完全一样，但没有前者也就不会有后者。但是：无论老的反对者与新的反对者如何反对，他们终不过是历史的尘土，而《红色娘子军》将不朽。
无论老的反对者与新的反对者如何反对，他们终不过是历史的尘土，而《红色娘子军》将不朽。
一位在林肯艺术中心观看了中芭《红色娘子军》的美国观众，事后发表了如此的感想。当然，这名观众不仅是个左派，好象还是名毛派。但即便不是左派和毛派，我们以为只要是具备基本的艺术鉴赏能力和不那么强烈的意识形态偏见，对于《红色娘子军》这样破天荒的杰作，凡观赏过的人大都会为之惊叹与倾倒。
然而在中国，因2014年春晚上演出了一段《练兵舞》，很快引来各种的嘲讽和谩骂。究竟是哪些人对《红色娘子军》、对“红色”，怀有这样的“刻骨仇恨”?
老的反对者们
所谓“老”的反对者，指的是那些经历过文革，并且被认为或自认为是受了大冤大屈的人。巴金先生对于样板戏的酷评我们是再熟悉不过了——有趣的是，巴金既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却又是一个特殊的例子。由于这涉及到无政府主义和共产主义等复杂历史问题，留待另文论议——文革时期的艺术无论优劣，老的反对者们都会因一种生理性的厌恶而拒绝之;不仅是拒绝之，还要妖魔之。
“‘十年浩劫’只有八个样板戏，一个‘作家’。”
这一对文革期文艺“经典性”同时也是欺骗性的概括，就源自于老的反对者们。这里包涵着两层意思：第一、文革时期的文艺贫瘠可怜，是中国五千年来最大的文化灾难期——试想，哪朝哪代只有“八个戏，一个作家”的?第二、即使有些艺术上还不错的，但十年只生产了这几个，因此也不值一提。
今天是个网络的时代，我们现在很容易地就能在网络上找到文革时期除了“八个样板戏”和“一个作家”以外的大量电影、小说和其他的学术性出版物。作为一个连环画(“小人书”)和漫画的收藏者，这几年来由于很多文革时期的连环画覆刻出版，越发觉得“八一论”者(解放军同志不要误会)完全忽视或故意无视新中国最伟大的大众文化：连环画的存在，其刻毒怨毒之心实在太深——毛泽东案头曾备有《三国演义》连环画一套，翻看时感叹道：“小人书不简单哪”。新中国建立后空前繁荣的连环画文化也是在毛主席的大力支持下产生的，我们认为连环画之于新中国的文化意义直到今天仍被低估，以后或专文论议——至于说“十年就搞了这几个”(包括样板戏创作的某些参与者也如是说)，文革时期文艺存在着风格形式多样性不足的问题(不过后期逐渐改善)，然“劫后余生”将近四十年，舞剧未有及《红色娘子军》者，京剧未有及《杜鹃山》者;小说、诗歌奄奄一息;电影更是不知所云。八十年代“文化热”，满天下“我思故我在”，而“文化热”最后之集大成竟然是“搞了”个数典忘祖的《河殇》。九十年代以降，接轨“国际”(新自由主义)，满天下“我私故我在”，结果比八十年代更不堪。《河殇》的意识形态虽说反动，倒也情绪澎湃，九十年代之后，连这点反动的激情也荡然无存，只剩下最猥琐卑鄙的东西招摇过市。如果在这近四十年里，的确出现了在质与量上都压倒文革期文艺的情况，我们会坦率承认文革时期文艺政策的失败，但事实并非如此。
许多从集中营回来的人和被平反者的亲属要求报仇，不仅仅针对造成他们不幸的直接罪人——诬告者、令人发指地破坏审问准则的侦讯员、确认无根据判决的法官、提供难以忍受的生活条件的监狱长，而且还针对容许目无法制的制度现象，还针对——首先是——这个制度的领导人斯大林。因为他们中许多人与上层统治的代表者有亲戚和朋友关系，因此他们的呼声比起国内战争年代受害者的声音，能更快地被上面听到。他们对经历的回忆比起在强行的集体化和饥饿年代中受害的农民的叙述要让人同情得多。他们有可能发表自己的回忆录，这些回忆录形成了逝去的时代的形象并对人们的思想倾向产生影响。(尤·叶梅利亚诺夫《斯大林：未经修改的档案——在权力的顶峰》，p604，译林出版社，2006)
我们以前说过，苏联的“大清洗”与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运动(可参阅拙文《好电影，坏电影，左翼电影》)——尽管有人想把这二者混为一谈——不过俄罗斯历史学者关于“复仇”的心理学与政治学分析，还是值得参考的。虚构了“八一论”等等反文革神话的老反对者们，在文化大革命使他们失去精英地位以前，即使是在那样一个——与今天相比——非常平等的社会中仍然是最有权势的群体，这应该是没有疑问的。当他们重新恢复了力量后，自然不肯因这“失去的十年”善罢甘休。他们有足够的欲望也有足够的能力来实施“复仇”，通过在报刊上发表文章、撰写回忆录、权威谈话甚至是采取官方决议的方式控制历史记忆，“形成了逝去的时代的形象并对人们的思想倾向产生影响。”这样人工制作的历史记忆不是完全虚假的，但却是选择性的。日本思想史学者孙歌亲身经历的一件事，很好地证明了这一点：
几年以前，我在韩国有过一个经验。当时一群韩国学者希望我谈谈文革。我做了一些表述，并自以为表述得很公正。当我谈完之后，一个在韩国的年轻中国留学生站起来，向我提了一个非常尖锐的问题：孙老师，我想问问你，你们家什么出身?我老老实实回答说，我父母都是大学老师，在文革时候是受过冲击的。她说：“这就是了，我父亲是农村的生产队长，他现在还怀念文革，那是他一生中最灿烂的时期。只有那个时候，农民是扬眉吐气的。”这件事情，对我来说，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我承认当时自己受到非常强烈的冲击，因为我自认为讲了相对来说对今天积极的一面、消极的一面，我已经很价值中立了。但是我被那个年轻人看破了，她认为，只有文革里受过冲击的家庭里出来的人才会这么讲话。(《辨证视角下的社会主义新传统》)
如果九十年代之后的百万下岗者、被强征土地的农民、沿海城市半监狱式工厂的女工、富士康的跳楼者们，也都有老反对者们那样著书立说的条件，也有一支生花妙笔或是强烈的语言表达能力，那么在他(她)们的诉说下，这近四十年“春天的故事”岂不是满纸地狱篇?
老的反对者们将个人冤屈——用张承志的话说：“在五七干校踩了两脚泥”——上升为“全民族的灾难”，并且以“全盘否定”加“不争论”的方式完全封闭了客观、严肃、批判性地总结文化大革命得失的可能性;他们这样做，实际上使得自身的受难变得抽象空洞，从而也抹消了其历史意义。
新的反对者们
与“老”的反对者相比，“新”的反对者不仅反对《红色娘子军》，而且反对一切的“红色”，故而在意识形态上更为偏执和不可理喻。
2014年春晚，除了《红色娘子军》的演出遭到攻击以外，另一个节目《英雄赞歌》也遇到了同样的命运，甚至对演唱者本人进行了下流的围攻。一般说来，老的反对者会反对《红色娘子军》或是其他文革时期的文艺，但不太会去反对《英雄赞歌》;而新的反对者则是凡“红色”必反。因为在这些新的反对者眼中，只要中国的旗帜还是“红色”的——尽管在我们看来，现在是不是“橙色”的都不好说——还没有彻底变成“白色”的或是“蓝色”的，他们就不能够得到完全的“自由”。这些新的反对者其实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当下的中国右翼。
当下的中国右翼有一个非常庞杂的构成：上至呼风唤雨的政经文化界大老，下到混迹于贴吧、QQ、微博微信的“网络青皮”。不过因具有一些共同的特征，所以还是较易辨认。
以往老的右派，多多少少仍保留一定的民族情感，而当下的中国右翼，其一大特征则是经常性的出现身份和认同上的幻想症。这里我们来讲一个日本右翼的故事。
据说三岛由纪夫曾问他忠实的追随者森田必胜(后与三岛一起自杀，日本新右翼主要供奉的“烈士”之一)：“如果你遇到左翼在美军基地前示威，美国佬开枪，杀死了人，你怎么办?”森田回答道：“我会杀了美国佬，然后剖腹。”
如果换成当下的中国右翼，他大概会这样回答：
美国兵，
请允许我喊你一声“brother!”
如果招募志愿者，
请你第一时间通知我!
这绝不是玩笑。
关于当下中国右翼的其他特征，不如再来讲一个日本右翼的故事。
某个持极右立场的日本人去了被日本媒体描绘成地狱的“北朝鲜”，在参观了几天后对同团的左翼学者说：“北朝鲜这个国家了不起。捍卫国家的自主性，国民尊敬领袖，我自己虽然是右翼但不是排外主义者，北朝鲜这样的国家日本不能不学习。”这名日本右翼被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独立自主所打动的心情，我们十分理解：因为那正是富裕的日本所没有的。
反观当下的中国右翼，以嘲笑朝鲜为时髦，而嘲笑的主要理由不正是朝鲜的“穷”和独立自主吗?这种笑贫不笑娼与一面高唱着各种美丽辞藻，形成当下中国右翼道德观上的颠倒错乱;智力上的低劣退化;言行上的暴戾极端。举出日本右翼的故事，不是说他们有多高尚，而是通过他们反衬出当下中国右翼的格调之低。
由于庙堂上之人对于当下中国右翼的纵容甚至是包庇，造成了两个恶果：一个是意识形态阵地的混乱，这一点已经无须多论;另一个是对于健康的、理智的、批判性的意识形态辩论空间的摧毁。而后者在我们看来更为危险。
本来如文化大革命这样复杂的历史事件，其功过成败，包括运动过程中的暴力或过火行为，左翼最有义务和责任来进行清理检讨。但是当下的中国右翼已经不可理喻到连《红色娘子军》、《英雄赞歌》都无法容忍;不可理喻到连知青运动都能生拉硬扯到纳粹集中营;不可理喻到连那些公开声称厌恶文革的人都被拳打脚踢进“毛左”队列，使得对革命历史清理检讨的行为将被左翼的大多数视为是一种退却，只有以绝对的“是”来对抗绝对的“否”。上世纪九十年代“自由主义”与“新左翼”论战时，双方仍有些称兄道弟的斯文情义——与这两派分化未久也有关——如今在网络的助力下，所谓“论战”大都成了互掷“生殖器”的“大战”，意识形态的辩论空间已经坍塌，取而代之的是布满瓦砾堆的废墟，现在激烈的意识形态战争正是在这废墟上进行的。
老的反对者们与新的反对者们不完全一样，但没有前者也就不会有后者。但是：无论老的反对者与新的反对者如何反对，他们终不过是历史的尘土，而《红色娘子军》将不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