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旋

作者：王朋朋 发布时间：2015-09-27 20:34:24 来源：九派新闻
在罗马尼亚，罗援想去参观一下罗马尼亚原革命领导人乔治乌·德治的纪念塔。但去后罗援才得知，这座纪念塔现在叫“无名烈士纪念塔”，塔前点着长明烛，有士兵把守，任何人不得接近。　　纪念塔周边铺着大理石，以前立着一些幕碑，这时，从塔里走出来一位老人，他是纪念塔的工程师。他说，“埋在这儿的都是罗马尼亚政治局委员，但现在墓碑全都清空了，墓地被挖成了深坑。”
　　另一边有一条弧形走廊，也就是骨灰墙，摆放的都是原罗马尼亚中央委员的骨灰，“我去的时候，这些骨灰全没了，被清理了，不允许摆在那。”
　　这给了罗援一个启示，“如果让所谓的自由民主派得势，倒霉的是老百姓。这表面上看是一场民主的革命，实际上也是血雨腥风，最后共产党人连骨灰盒都不能留下，这说明有了他们的自由，就没有另外一些人的自由。”
　　8月底的北京，还不到晚7点，夜幕就罩下来了。
　　在军事科学院附近的一家自助餐厅，就餐的人并不多。罗援给自己盛了一碗粥，在盘子里装了少量面条、半截玉米，及一些莴笋片。
　　餐桌上放着一本书，是罗援近期出版的专著《鹰胆鸽魂》。
　　“你们称我为鹰派，我也不否认，但我长了鹰的眼睛和鹰的爪子，同时我又长了鸽子的头和心脏。我们是尚武，但我们更崇尚和平”，在美国出席一次战略对话时，罗援这样做自我介绍，引得台下一片掌声。
　　那时，他就萌生了一个想法，要写一本书，书名就叫做“鹰胆鸽魂”。
　　他强调说：“我是一个理性的鹰派，而不是一个莽撞的鹰派”。罗援的声音并不大，但他把“理性”两个字吐得很重。
　　席间，他起身穿过餐桌，拿了杯牛奶。65岁的罗援身高1米83，穿着竖条纹的衬衫，身形挺拔。坐下来后，他先聊到了父亲罗青长。
　　罗援认为“红二代”这个称谓，是将革命干部子弟和人民大众做了个区别，每个阶层都有自己的后代，如农民、工人、知识分子，为什么偏偏提“红二代”?
　　罗青长是原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中共中央调查部部长，于2014年4月15日在北京逝世。“父亲从小就教育我们，要反对特殊化，反对‘自来红’，这是一种封建血统论。”
　　罗援认为“红二代”这个称谓，是将革命干部子弟和人民大众做了个区别，每个阶层都有自己的后代，如农民、工人、知识分子，为什么偏偏提“红二代”?
　　“父亲总跟我讲，他是农民的儿子，是党把他引上革命的道路，从而有幸能在毛泽东周恩来身边工作，你们这些后代不要高高居上，要把自己当成人民的孩子。”
　　“我们兄弟六个，老大穿旧的衣服给老二，老二穿旧了再给老三。衣服破了，就自己打上补丁，那时候我们觉得穿有补丁的衣服是一种光荣。”
　　从初中一年级到“文革”，三年时间里，罗青长让罗援兄弟几个利用假期去“时传祥清洁班”掏大粪、去公安总队和解放军摸爬滚打、去公社大队与贫下中农同吃同住。
　　罗援能体会到父亲的良苦用心，“父亲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两条，一是对党和国家的忠诚，再就是不忘本，和人民群众打成一片。这在我身上，都有烙印。”
　　这些烙印有没有受到过西方自由主义思潮的冲击?罗援并没有直接回答这个问题。他随后说起了去丹麦做武官时的一次经历。
　　去丹麦，途经罗马尼亚，罗援想去参观一下罗马尼亚原革命领导人乔治乌·德治的纪念塔。
　　“我父亲随中央代表团参加过乔治乌·德治的葬礼，所以我想沿着父辈的足迹故地重游。”
　　但去后罗援才得知，这座纪念塔已经不叫“乔治乌·德治纪念塔”，而是叫“无名烈士纪念塔”，塔前点着长明烛，有士兵把守，任何人不得接近。
　　这时，从塔里走出来一位老人，他是纪念塔的工程师。见有中国人来访，觉得亲切，老人和士兵沟通，获得允许后将罗援带到纪念塔附近。
　　纪念塔周边铺着大理石，以前立着一些幕碑，“埋在这儿的都是罗马尼亚政治局委员，但现在墓碑全都清空了，墓地被挖成了深坑。”
　　另一边有一条弧形走廊，也就是骨灰墙，摆放的都是原罗马尼亚中央委员的骨灰，“我去的时候，这些骨灰全没了，被清理了，不允许摆在那。”
　　这给了罗援一个启示，“如果让所谓的自由民主派得势，倒霉的是老百姓。这表面上看是一场民主的革命，实际上也是血雨腥风，最后共产党人连骨灰盒都不能留下，这说明有了他们的自由，就没有另外一些人的自由。”
　　“当然，民众对罗马尼亚共产党执政时期的失误是非常不满的，比如贪腐问题”，罗援当时动了好奇心，想去看看齐奥赛斯库埋在什么地方，随行武官告诉他，在一个无名公墓。
　　齐奥赛斯库的墓地在一条土路上，老百姓给他堆了个小坟包，点上长明烛，每天都有很多人在坟上撒满鲜花，表达对他的怀念。
　　“这给我另一个启示，老百姓对共产党还是有感情的，若共产党脱离了老百姓，老百姓就会把共产党给抛弃，但若共产党给老百姓认真做事，老百姓就会念念不忘。”罗援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