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我自然 - 2015/10/21 15:59:38
2015-10-21 14:23:39 来源：红歌会网 作者：老田
对文革得罪当权派后果的过度解释站不住
在郭松民、李北方和刘海波的文革对话中间，老田看来，刘海波先生的解释是过度解释，这是在当权派的文革黑暗记忆与后来政治经济战略选择之间，简单地给出因果链接，不仅在逻辑上站不住，也不符合历史演变的实际。
在网络时代，要落实毛主席给老百姓的四大权利(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成本很低。这不，郭松民、刘海波和李北方三位先生的文革谈话，很快就到了我们的眼前，我们一分钱差旅费都不用出，坐在家里就可以参加这场讨论，不仅可以就三人共同关心的话题发表看法，还可以这三人的看法品头评足。就这样，四大的权利结合了低成本的网络传播技术手段之后，可以更为兴旺发达地开展起来。老田不仅自己乐意用这种低成本方式参与这一次辩论，也很希望愿意“对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流看法”的各位网友，一起来发表看法，就像被官方累次封闭的毛泽东旗帜网曾经的头条口号所说的那样：大鸣大放，畅所欲言。
在郭松民、李北方和刘海波的文革对话中间，刘海波先生说：“文革过后，党的领导层，红二代，是失魂落魄的状态，对于中共的历史成就和现实领导地位，是怀疑的甚至否定的;后来一系列的政策失误，不能说没有矫枉过正的因素。我说，没有文革，就不可能有改革开放中一些极右的政策。”“革命功臣和知识分子对文革的反对是极为决绝的，不要忘了 7.20事件，毛泽东带出来的红小鬼，可以说向毛就是刀兵相向。到后来精英们宁肯拆了中华民族，宁肯卖了国，也要反对文革。迷恋文革的人想清楚了吗?文革的机制到底是什么呢?不是批评政策或者对领导进行监督，而是群众可以成立造反组织，迫使领导人下台的一种机制，通过群众运动完成中共领导层的清理和更替。”
在老田看来，刘海波先生的解释是过度解释，这是在当权派的文革黑暗记忆与后来政治经济战略选择之间，简单地给出因果链接，不仅在逻辑上站不住，也不符合历史演变的实际。郭松民的反驳是有力的。本篇读后感不涉及文革到底有没有必要搞的问题，将在后面结合单位制来讨论。
一、统治阶级的结构性利益起决定作用
统治阶级选定的长远政治和经济战略，仅仅与统治阶级的结构性地位及其所决定的结构性利益相关，与统治阶级成员的短期遭遇和历史记忆无关。
刘海波在后面谈话中间也提到美国的奴隶主，有着不同于北方工业资本的利益，而且奴隶主与英国曼彻斯特的英国棉纺织资本集团有着更多的共同利益。这不是个别现象，德国的容克地主也与英国资本家有着更多的共同利益，所以坚决反对李斯特的保护工业理论，甚至逼得他上吊自杀。后发国家统治阶级与先发国家的统治集团，有着更多的共同利益，这是一个普遍性的历史和政治现象。
中国的慈禧太后也说“宁与友邦、勿与家奴”“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蒋介石也说“亡于日本人我还有亡国奴可当，忘于共产党我连亡国奴都当不成了”，这些都是很清醒的利益判断。
不仅在政治上如此，在经济发展战略方面亦复如此。阿根廷学者劳尔·普雷维什在他那本著名的《外围资本主义》书中指出：外围国家的统治阶级总是倾向于把稀缺资源优先用于模仿中心国家的高消费。同时，与这个战略相关，底层民众的生产条件和生活条件都得不到改进，甚至大量的人口被推到社会底层无所事事。中国1980年代主流经济学家，以高八度的声音批判毛时代的落后，批判“产品几十年一贯制”，那是怎样的一种希冀，一种指望?
我记得1980年代初期，看到有港台贤达的文章在《参考消息》上转载，说大陆虽然高精尖技术如两弹一星足以比肩苏美等技术强国，但至今造不出我们可以接受的手纸和香皂来。这是多么强有力的帮腔，毛时代竟然把大量资源投入低层次的消费品生产，几乎与最底层的穷鬼需求层次一致，那不是仅仅是错误而是犯罪，正确的道路是什么?只能是普雷维什所总结的把稀缺资源优先用于模仿中心国家的高消费。这不是说说而已，1980年代的引进项目，仅仅家电生产线就不下400条，目的是什么?就是要按照最发达国家标准用最短时间生产高层次消费品、按照高等级社会成员的需求层次来安排投资。此一过程中间，中国原有的技术积累有一点差距，那就毫不留情地予以废弃，另立炉灶重新开张。要知道，这是回归外围国家的正道，不是有意卖国或者刻意地灭杀本土技术创新能力。更何况，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在文革前就已经形成了气候，把自身的高消费准确地与第一世界的技术能力联系起来思考，这是一种第三世界国家统治阶级的阶级觉悟的率先觉醒。
第二阶段改革中间，到了1990年代中后期和新世纪之初，国企产权和金融业资产廉价转让给外国的所谓战略投资者，对于企业而言吸引力在于外资在税负方面的超国民待遇，一个国企变身合资企业之后，同等经营效果税负不足原先的三分之一;对地方政府来说，卖掉部分国资获得现金，可以增加官府手上可自由支配的财政收入数量。
有人写过文章，说中国存在一个金融卖国集团，从罗列的现象看起来有点像，不过，也有可能是出于政治需要，马克思号召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今天的外交目标是与富国交朋友，建立起全世界的统治阶级统一战线很有政治上的必要。老田清晰地记得在1990年前后，国内第一流报章上的文章，很多都是苦口婆心地劝说西方国家不要搞什么经济制裁，那样会自己吃亏的，会少占中国很多便宜，不值得为了政治较真而大量损失经济利益，这些文章的中心思想很清楚地指出了：全世界资产阶级联合起来的必要性和现实性在中国的什么地方。
更何况，主流经济学家们还期待的加入WTO会导致国际惯例在国内的适用，加入普世文明的引入过程，这是多么大的历史进步啊。格外需要指出的是：因为人事有代谢，这个时期掌经济大权的人士，已经不是文革期间挨批的走资派人士了，而是当初围观走资派挨批甚或是批判走资派的人士在那里当官了，例如在金融业中间力推引进战略投资者的W本人就是地院东方红的造反派，在文革后期又作为地质队政治队长死整造反派，积累了一些向上爬的政治资本最后被选入第三梯队的。所以，从新陈代谢的规律看，时间是很重要的思考维度，需要时时加以对照反思，否则很容易做出误判。
统治阶级如何选择政治和经济战略，端赖其在世界体系中间的相对位置，不在于是否曾经有人得罪过或者刺激过他们。借用毛泽东的话说：“景阳冈上的老虎，刺激它也是那样，不刺激它也是那样，总之是要吃人的。”这个问题上，郭松民的反驳是很有力的，刘海波过分强调文革得罪当权派导致他们越走越远，这是用偶然因素替代必然性的结构性分析的结果。
正是因为排斥阶级分析法，何新对于资本主义的分析走入邪路，他把资本主义条件下中心国家的统治阶级对于本国民众和外国的系统性掠夺，不看做是资本的逐利本性和结构条件所决定的，而说成是一小撮具体的个人的阴谋秘计的全球化运用(所谓共济会)，这是右翼思想方法的自我遮蔽。对资本主义制度和阶级的分析都甩开不要了，用共济会的阴谋来解释一切。好像苏联的肃反扩大化也是这么个逻辑，阶级矛盾和利益冲突都不存在了，只剩下坏人，抓完了坏人就建成了共产主义。
二、文革期间造反派是如何得罪当权派的——谁动了当权派的奶酪
作为一个具体的历史事实，720事件也不是陈再道要走极端，而是类似于游行示威性质的，向中央和毛泽东施加反对派压力。同时，更为深层的安排是再分配政治风险，把群众组织推到第一线去表演，自己躲在幕后安全的地方。后来的处置情况是：百万雄师有8个常委关进监狱4年8个月，老军头们都没有受到法律追究。让群众组织头头冲在第一线承担更多的政治发现，这一个目的是达到了，倒不是因为陈再道多么精明，毛主席周总理受了他的蒙蔽，他还没有这么高明，只是在毛泽东去武汉之前就已经定下了“保陈再道”的对策，720事件发生毛泽东依然没有放弃初衷。
很多妄人说毛泽东发动文革要打碎旧国家机器、整个儿地摧毁官僚体系，这都脱离历史和政治实际的非合理想象，毛泽东在文革期间说过要保陈毅、保陈再道，为什么要这样?在中央层级，陈毅的文革表现是最差的，军队文革中间陈再道的表现也很坏，为什么还要保这两个人?造反派也有很多人非常想不通，这两个人都不打倒，还搞文革干什么?今天知道，陈毅在文革的每一个关口，不仅有很坏的表现，而且还玩了很多私下里的小动作。文革初期的资反路线时期，陈毅是跳得最高的人之一;在批判资反路线开始后，据陈丕显回忆，1966年10月中央工作会议期间，陈毅公然把华东数个省区参会的第一书记请到家里，目的就是“搓反索子”，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给各地省委做工作试图说服他们转过来不要再与造反派作对，陈毅就让这些人对着干;在1967年“二月逆流”前后，陈毅也有很多小动作，据《谭震林传》披露，要谭震林出来放炮就是陈毅私下里鼓动过的，据武汉军区副司令员的儿子李江介绍，差不多的时候李迎希在北京京西宾馆见到陈毅，陈毅对他说所谓文化大革命就是把我们这些老家伙都打倒，鼓动李副司令员坚定地站到对立面去。
美国的谢林教授在研究博弈论时，提出“可置信承诺”概念，这是非合作博弈转向合作博弈的关键，毛泽东毕生推销那个“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和自我批评——达到新的团结”的公式，就是希图引导双方走出囚徒困境求得“合作解”。即便是对立面成员甚至是革命对象，毛泽东也非常关注其降低对抗性，1936年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间，就批评那种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主张，说这是逼着别人拿枪反抗红军;在土改时期，针对邓子恢、杜润生等人的极端平田思想——“中间不动两头平”，毛泽东说服他们要注意让中农安心生产——“富农放哨、中农睡觉”，既然富农的土地和财产都不动的话，中农当然就更没有什么好担心的了，可以安心生产。为了让多数中农安心而不动富农，给革命对象地主和富农生活上的必要资源，这其实都是设置可置信承诺，以待合作解的例子。
在文革时期，毛泽东多次向干部保证不动他们的奶酪，1966年10月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当面保证我不会打倒你们，我看红卫兵也不会打倒你们，给这些官员吃定心丸。对于文革期间表现特别尖端的代表性人物，毛泽东明确表示对这些人要一批二保，其实也是树立榜样昭示可置信承诺，让其他人不要拼死对抗。毛泽东这类工作做了不少，但是，整个官场没有买账，陈毅的姿态就很有代表性，不仅自己不认错拼死对抗，还尽其一切力量去拉拢老部下跟着对抗。整个文革期间，是反文革同盟——当权派和保守派——一直宣传造反派要剥夺他们的全部奶酪，这种宣传不反应毛泽东、周恩来、文革小组和造反派的真实态度，但是反应反文革同盟的决心——跟你们斗到底绝不妥协，为此，在扭曲知识和信息的基础上，营造出一种自以为真的判断：不把你们斗垮，我们将要失去整个世界而得到的只是锁链。清华的四派，把团派的观点无限夸大，说他们主张“大翻个儿”，其实团派只是主张“小翻个儿”，四派这种反宣传的目的，就如同陈毅的私下活动一样，要集聚最大的反抗力量和意志去终结文革。不得不说，只有文革派才关心合作解的取得条件问题，反文革派恰好是时刻期待对抗性上升和结局的崩溃。
后来为什么大部分党政当权派都失去了自己的权力奶酪呢?选择对抗到底这个态度，是最关键的原因，这导致文革的演习脱出了原初设计范围。到了1966年10月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之后，毛泽东召开马拉松式的中央工作会议给各省市高官做政治思想工作，试图说服他们转变态度。湖北省的情况是，张体学从北京回来之后就指挥设立所谓的“三道防线”领导了实际上的罢工，上海市委的干部连家都不回、全部走避一空，只丢下柯庆施和张春桥两家在市委大院。1992年12月20 日张春桥在家书中间，回顾1966年12月25日，老人家请文革小组的几位成员到家里吃寿面，毛泽东“忽然站起来，举杯说：‘为全面内战干杯!’大家虽然举杯，但是，我始终没有明白这杯酒的含意。事实上，后来的许多事，都包括在这句话里了。”(《张春桥狱中家书选》)
当权派以罢工相要挟，同时鼓吹经济主义，带来经济和生活秩序的极大混乱，上海工总司王洪文等人开始自发地接管经济和生产指挥事务，接管活动得到毛泽东的支持之后就上升为“夺权”了。为了稳定秩序，仅仅依靠造反派组织的志愿性质的接管，是远远不够的，因此，军队支左就成为绝对必须的了，同时还期待一些党政干部站出来合作维护秩序。这其实就是后来的“军干群”三结合的革委会的逻辑起点，这也不是预先设计的，而是应对党政当权派罢工之后的无奈选择。由于军队支左干部在革委会中间唱主角，此后，党政系统当权派的命运就转交这些人控制了，一个人是否还有奶酪的问题，就不再是党政当权派说了算了。所谓的一月革命和夺权，直接源头都是当权派的罢工，毛泽东跟进支持建立新的维护秩序的革委会之后，大多数干部的权力奶酪就不保了，这意味着更高烈度的反抗和冲突，毛泽东预先说“为全面内战干杯”，说明他是做了最坏的心理准备，1967年夏天的事实证明：当权派的拼死对抗只激发过低烈度的内战，而且多是通过业余水平的群众组织之手进行的，例如武汉就是假借百万雄师的群众组织面目、组织武装基干民兵(很多是复员退伍的军人)去武力围剿造反派的。毛泽常异乎常人的地方是，选定陈毅作为“标准”去昭示可置信承诺的决定，始终不改，不管陈毅有没有二月逆流的表现，都未能对其先前决定产生影响。以此而论，毛泽东对于文革运动的展开过程，虽然在不停地按照反文革派的表现，进行事后跟进和升级，但是一些基础性的章法和选择，完全不以对抗性上升的局势巨变做修改。
在江西根据地时期，毛泽东就已经发现对中农打击过重后果很严重，“全国革命低潮时，割据地区最困难的问题，就在拿不住中间阶级。中间阶级之所以反叛，受到革命的过重打击是主因。”(《井冈山的斗争》)美国学者沃玛克指出毛泽东通过这个发现，确立了怎样争取到压倒性多数的政治联盟战略：“过于激进的土地政策(虽然符合大多数人的利益)在形势有利时期会产生一个太过庞大且难以制服的反对派，……如果现在有一种力量，它一旦被疏远，就将阻碍对大众力量的动员活动，那么不疏远它就变成了决定性的政策方针。……对毛泽东来说，‘压倒性多数’这个措辞不是一个纯粹的数字或一个数量比例，而是为了压倒而需要的多数。群众永远不应成为孤军，而敌人应当一直是‘一小撮’。”因此，“政治是由联盟的最后一个成员的利益而非由联盟的核心部分的利益来决定的”。【沃玛克 霍伟岸等译：《毛泽东政治思想的基础》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47-148，157页】革命时代政治同盟边界如何划定的经验，看来在文革期间继续起作用，局势无论怎么变，毛泽东力保陈毅的选择都不变，陈毅和陈再道看来就是毛泽东选定的联盟最后一个成员的标准。1970年9月19日毛泽东还说：“要讲团结，参与二月逆流的陈毅还选作中央委员，这就是标准嘛。”(《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六卷)
除了陈毅这种坚定地选择死扛到底的人之外，任何一个通情达理的官员都知道：奶酪的得失到底怎么回事。原武汉市委书记宋侃夫，文革期间被监护在武汉警备区，与湖北日报老记者古正华住在一起。他告诉古说：造反派喊打倒宋侃夫，那都是假的，只是毛主席发动群众起来批判批判而已;如果毛主席要打倒我，那肯定要倒，但毛主席不会这么做的;要是那些穿军装的人要打倒我，我就起不来了。据批林批孔时期揭发出来的材料，武汉军区政委、省革委会副主任刘丰说过“南下干部特务多、五师干部叛徒多、地下党干部地头蛇多”，在这个人看来党政干部中间基本上没有什么好人，都不适合掌权了。后来的事实证实了宋侃夫的判断，直到1973年军队支左干部离开地方之后，宋侃夫才得以解放出来安排职务，支左干部不走，宋就出不来。换句话说，局中人很清楚，真正夺走其奶酪的不是造反派的揭发批判和毛泽东的所谓极左干部政策。《毛泽东年谱》出版之后，对于当权派要如何对待，有大量的谈话和表态，始终一贯，很符合宋侃夫的推测。有一个更为过分的说法，来自毛泽东的警卫员刘纪春老同志，他说毛主席在整个文革期间不仅没有迫害干部，还只开除过一个人的党籍。
在老军头和刘邓系党政干部关系这一点上，刘海波是对的，军功鼎盛的军队干部，对于刘邓系党政干部没有什么好感，也不认为他们具有掌权资格，只有自己掌权最合理，刘海波以此去理解高岗事件、彭德怀反党集团和文革期间林彪集团，这一点是准确的。但是，遗憾的是没有把这个认识贯彻下去，帮助他把握文革过程及其后的官员行为动机。而且，在干部中间也没有什么糊涂认识，到底是谁动了谁的奶酪，这一点不存在任何疑问。
1974年批林批孔运动期间，湖北的“两赵一王”(省委书记赵辛初、副书记赵修、省委副书记兼武汉市委书记王克文)主动召集造反派座谈问题，他们自己也有些苦水要吐，这个时期干部与造反派的对立和敌视没有多么严重，一些干部也乐于借助造反派之口发一点批判的声音，武汉市还出现过大企业党委散发传单宣称“党委造反”的奇异政治景观。1977年调陈丕显来湖北当省委书记，陈丕显有自己的山头要照顾，想要搭上“揭批查运动”的便车，排斥两赵一王，说这些人都是造反派干部，这些为了换班子造舆论借以安插自己的人，完全不是事实，2009年前武汉市委秘书长栗栖还撰文反驳陈丕显的可笑借口，发在《武汉文史资料》杂志上。不过两赵一王不那么与造反派对立倒是真的，湖北省委中间紧跟陈丕显的只有省委副书记韩宁夫一人，最后赵修被撵去吉林当副省长，王克文在山西当副省长。
1967年4月12日，江青在军委扩大会议的讲话《为人民立新功》中间，说统治阶级内部的权力再分配过程是不断进行的。文革期间固然是这样的，文革结束之后陈丕显在湖北省还搞了一次较大范围的权力再分配。
以造反派对党政系统当权派的批判，仅仅延续到1967年2月就结束了，文革后掌权的主流当权派的命运从此由军队干部决定了。奶酪的得失从此与毛泽东支持的文革派无关，仅仅与林彪集团相关，这按照刘海波的词汇，双一等军队干部与刘邓系干部的矛盾现在决定了奶酪得失问题。等到林彪事件之后结束军队支左，1973年八大军区对调之后，权力的天平又才摆回来，刘邓系官员上台并保持下去成为后毛时代的主流。
三、文革后期官场对于投机性政治利益追逐的重要性
造反派的造反行为，分别得罪了两拨当权派，1966年10月开始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或者称为“刘邓路线”，这个时期得罪了各级党委和政府官员，截止时间是1967年2月。1967年2-8月，反击“自上而下的反革命复辟逆流”，或者称之为批判“带枪的刘邓路线”，得罪了老军头。
反过来，当权派联手保守派，先后进行过多轮镇压造反派的活动，其中1969-1973年的“两清一批”运动，对造反派的镇压最为彻底，全国打出1000多万五一六反革命分子，造反派头头和骨干几乎一网成擒，少有遗漏。
以武汉的文革为例，当权派携手保守派对于造反派先后进行过八轮镇压。按其性质和特点，早期对造反派的镇压属于习惯性镇压(官场习惯于把一切批评意见都打成右派或者反革命)，时间段是1966年5月至年底。第二个阶段的镇压性质是报复性镇压，时间从1967年2月军队支左开始，经过1968年夏天清理阶级队伍，随后是“两清一批”运动，到1973年十大召开为止，这个时期的镇压活动明确针对造反派在文革前期的造反表现，把绝大多数造反派打成五一六反革命分子。第三个阶段的镇压性质是投机性镇压，镇压的目的是为了获取投机性的政治收益，时间起点是1974-1975年的右倾翻案风运动和治理整顿运动开始，到1980年代清查三种人活动结束。
以历史事实而论，刘海波的判断不正确，干部与造反派的对立，经过文革多个回合的博弈之后，有同有异，对立是逐步减轻的。邓小平时代对文革的控诉，是官场出现鼓励机会主义的潜规则起作用的结果：首先是选拔派性和私心最为严重的人群掌大权例如陈丕显，然后鼓励干部死整造反派来表现自己的立场，结果形成一种风气：如果不控诉造反派和文革就好像自己少了一份政治资本。例如前总书记江2003年还到全国人大湖北代表团讲话说，他文革期间被造反派斗了三天，斗昏过去了用十滴水救活的，造反派还把他的历史翻了个底朝天，经访问多位江当年的同事，发现这两件事都是假的，既没有把江作为专案对象审查其历史，也没有发生过造反派批判江的事情;据他的一位同事回忆，江与本单位造反派头头关系甚佳是很要好的朋友，在他当了总书记之后去常州时，还召见过当年的造反派头头丁瑞芝。【后来了解到，江把自己受迫害还因此被查历史的假事实发布出来，可能是为了回应湖南邵阳人吕嘉平的揭露，吕嘉平长期写文章揭露江“两奸一假”(汉奸父亲、汉奸身份和假党员)，据吕嘉平自己说他这么写不仅有证据支持，而且还受到老同志尉健行的支持。后来，空军前司令员马宁评论说，江的父亲级别太低够不上汉奸，只能说是个伪职员。另外一位老记者古正华告诉我汪伪政权时期的教育状况，他说金陵大学的学生，毕业之后就可以在汪政权担任“简任公务员”相当于处一级干部，国民党迁回南京后把这些学生扣上汉奸学生的帽子有点过头，但他们肯定是与汉奸政权合作最紧密的候补“伪职员”，后来还有马屁精拍了电视剧《金陵子潮》中间还有学生运动什么的，目的大概是想要洗白某人这一段历史，古老以老地下党员的经验指出：这些情节都出于彻头彻尾的捏造。】
综观整个文革，毛周是高于派性的，文革小组诸公也按毛周的要求高于派性，1967年秋天王力、关锋的错误，仅仅是从“文革小组必须高于派性”这个具体的标准出发，才算是错误，如果降到与陈毅、陈再道同一水平的话(这些人可以选择与造反派尖锐对立同时与保守派紧密结合)，没有一分一毫的错误，但文革小组不容许低于派性的介入方式(只支持造反派不支持保守派和当权派，这在文革小组要算错误)。1975年邓小平及其四大金刚(胡耀邦、万里、张爱萍、周荣鑫)是以低于派性的姿态重返官场的，目的就是获取投机性政治收益，代表官场中间浓厚的反文革情绪，以集聚自己的人气和政治代表性，华国锋的粉碎四人帮也是同一个逻辑。这个姿态引发了竞争，1978年的三中全会上，文革的台下派也以激进的姿态介入投机性政治收益竞争过程，结果，对于文革诸问题的处置，陷入有组织、无计划、无规则的混乱状态，哪里存在投机性的政治收益，哪里就有投机分子出场(有时候还不止一拨投机分子)，对于毛时代的历史和文革历史的再现，都服从官场两拨投机势力的竞争性竞逐需要。投机的底线或者共识最后是邓小平出面讲话确立的，这个底线是：投机无法禁止，非毛化也行，但底线是尽可能维护政权的合法性和执政党的最低脸面，不然的话大家都没得玩了，这就是那个著名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实施起来，对毛泽东需要进行抽象肯定(维护合法性需要)，只能够具体否定(投机的共同需要)，由此成了两个正部级的官学机构，他们专门负责生产一种毛泽东形象：动机良好(与抽象肯定匹配)老干坏事(与具体否定匹配)，所以毛的形象只能是一个缺乏理性和经验、几乎不了解现实状况的糊涂蛋。老田还发现一个非常非常有趣的现象，具体否定越是要彻底，那么，抽象肯定就越是有了更高程度的需要，被具体否定的毛泽东一时还不能消失，被赋予一个出面肯定某些人合法性的“木铎”式作用。
文革的群众性批判和大多数当权派失去过权力奶酪的现实，造成一种态势，一种通过投机积累政治资本最终上位的潜在可能性，林立果等人在《五七一工程纪要》中间说：“军队受压，军心不稳，高级中上层干部不服、不满，并且握有兵权。”“党内长期斗争和文化大革命中被排斥和打击的高级干部敢怒不敢言。”“机关干部被精简，上五七干校等于变相失业。”林立果等人还因此断言：“革命的领导权落在谁的头上，未来政权就落在谁的头上，取得了革命领导权就取得了未来的政权。”官场中间普遍存在的政治上的不满，文革派和反文革派之间的对立，双方都是清醒认识到了的，这对毛后时代政治格局的塑造和不同人群的命运起落会起到决定性作用，1973年10月江青就曾经对张玉凤后预言过自己的结局：“将来我是准备杀头、坐牢的，这个我不怕。也可能不死不活的养着，这个难些。”【中共中央关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罪证(材料之一)》的通知及附件(中发[1976]24号)】有很多自由派人士造谣说：毛泽东想要把权力转交江青或者毛远新，这都是彻头彻尾的胡说，毛泽东和江青都还没有糊涂到看不清林立果都看到了的问题，要知道后来这个纪要作为中央文件下发，连农村的识字农民都能够读到它。林立果确实看到了投机潜力，但他没有能力也缺乏足够好的机会把这些捞到手，只能够说说而已，但庐山会议上的揪张，1975年之后重新发起镇压早已经在阿鼻地狱里头呆了好几年的造反派，以及后来的粉碎四人帮，都是同一性质的政治努力，都是这一追逐投机性政治收益的行为，后面这些人都是比林立果更有能力也更有机会的人。诺斯在讨论制度变迁的时候，提出第一行动集团、第二行动集团的区分，如果投机仅仅只有一个行动集团来做，还在基本可控的范围内，问题在于投机面前是真正的人人平等，凭什么只能够你投机，别人就不行?投机行为一旦有了第一行动集团的榜样作用，第二行动集团的大量跟进就不可避免。
投机气氛到处蔓延，一切人的命运都变得无法把握了，一切规则和事实都毫无意义了。最典型的要算文革晚期在中组部工作的郭玉峰了，老田看了郭玉峰的申辩词，他确实是一心一意站在当权派一边的，胡耀邦把这个人打成四人帮帮派体系成员，确实是冤哉枉也，但胡耀邦如果不抢先动手就有可能被别人抢先，胡耀邦自己也知道郭是冤枉的，但还是要抢先动手——因为潜在的投机性政治收益就在那里。在粉碎四人帮之前，官场和保守派结合已经完成了好几轮对于造反派的报复性镇压活动，全国有超过1000万造反派骨干被当权派和保守派联手打成五一六反革命分子，就算是天大的怨气也都出完了。1975年之后对于造反派的继续镇压，与郭玉峰的遭遇有着同一个内在逻辑：追逐投机性的政治收益，结果带来了过度镇压并重新积累了政治怨气与不和。真正提出“两个凡是”的郑必坚和龚育之后来都受到了信任和重用，但是官场还是狠批了一通凡是派，这个中间不涉及任何实际的政治意见分歧(分田过程中间遭遇到的不同政见，是收拾完华国锋之后的事情)，而是要解决投机性政治收益分配中间谁占大头，以及：后毛时代政治场域中间谁是老大的问题，因此，真正写出“两个凡是”的人反而立功了，他们发明了一个很好的政治由头，由此入手方便地解决了政治利益再分配的实际需要。只有把投机性政治收益的广泛存在和普遍追逐相互联系起来看，才能够看清楚文革后期的一些重大史实的真正内涵。
总之，对于造反派的报复性镇压过程，也很残酷很法西斯，但还算是官场捍卫一种消极收益——保障自身的权位同时降低受批评风险——的行为，这个要算是官场联合保守派“收复失地、光复旧物”的过程，追逐消极收益过程中间多少还是有点规则的，起码要与造反和批判当权派的事实联系起来区别对待;但是，投机性镇压是官场追逐积极收益的行为，具有资本家积累资本那样的无限欲望，这个就毫无规则和底线了，哪里存在投机性收益哪里就有投机分子出场表演。泉州郊区公社书记朱赞成，这个人连造反派都不是，他在文革期间与韩先楚等人代表的军方势力很亲近，应该算是军队支左时期的保守派势力，但就是这样，还被捏造罪名枪毙了。
四、文革对历史变革速度的影响
综合起来，刘海波对于当权派在后毛时代的行为解读，有两个方面的不足：一是过于轻视结构性位置的影响，这是右翼方法论的共同特点，拒绝阶级分析方法，结果当然就自我遮蔽了结构性利益对于人们行为的引领性作用;二是不了解文革演变的复杂过程以及对文革姿态背后的利害关系与人们行为和言说的关系，结果，拿最低限度的信息去支持最高层次的判断，当权派受造反派批判、干部下干校确实都是权益受损，但是当权派联手保守派镇压造反派也是事实，1975年之后追逐投机性政治收益的史实就更为重要了，后两个重要事实被忽略掉了，做出的判断就很成问题了。忽略文革演进的复杂过程以及相关参与人的创造性活动，就看不到文革晚期官场无节制地追逐投机性收益的潮流，是出于一种彻头彻尾的人为构建，而不是机械的现实冲突的自发延伸。这个方面的关键原因在于：缺乏一部左翼的文革史，专门帮助人们把握和分析反文革派势力在文革期间的创造性策略与活动。
老田也赞成刘海波的说法，人们的道德自省很重要，自律更重要。特别是对于统治阶级成员的监督成本极高，同时监督效果极差还很容易带来负面后果，以此而论，自律的重要性就更进一步上升，儒家从内圣求外王的路子，也具有很高的合理性和现实针对性。
不过，依靠道德自律最终是无法解决问题的，也许依靠推广内圣的路子真能够产生一批圣贤，但是这种人在现实的政治经济结构中间，很容易被淘汰出去，逆向选择机制是很强大的。历代统治阶级成员中间，真正追求改良，想要缓和社会矛盾的改革家，无一例外地被快速淘汰出局，迅速成了多数统治阶级成员的死敌，王安石和张居正都是如此。最终陷入一个恶性循环：不改革等死，改革是找死，从历史发展看是改革之后王朝倾覆的速度加快。
改革的结果，是迅速地把那些坚持统治阶级成员短期利益最大化的人群唤醒，改革失败之后，这个短期利益最大化群体的力量和影响会迅速上升至顶点，批评或者阻碍他们发财致富的群体会以最快的速度被灭杀殆尽。就这样，每一场改革之后，一个带有更自觉意识的短期利益最大化群体，获得了更为自由的自我膨胀空间，以更高的速度超过被统治阶级的最高供养能力，这个恶性膨胀过程不仅阻力很低，还在思想场域确立了新的规矩：一切违背统治阶级多数成员短期利益最大化目标的人，都没有好下场。王安石、张居正的改革，都产生了同样的后果，加速的统治阶级恶性膨胀过程大批地破坏被统治阶级的基本生产和生存条件，结果就是快速导向王朝末期的改朝换代战争。这一点倒是跟文革的后果很相似，文革后当权派群体以更高的阶级自觉去实现权力和利益的恶性膨胀，同时以铁血手段灭杀了一切阻碍力量，在当权派看来，镇压造反派为代表的民间批判性力量，不仅仅是为了收复失地、光复旧物，更重要是为了开辟未来的道路。读《梁灵光回忆录》，在镇压造反派尚未收官之时，邓小平通过谷牧已经告诫他：去广东工作之后要横下一条心杀开一条血路。
毛主席发动并支持文革的目的，原本是要培养左派，结果是右派先行毕业了，这与一切历史上改革家的命运和带来的后果有一致性：强化了短期利益最大化群体的力量和自信。
文革确实对于中国后来演变的影响甚巨，主要是体现为速度影响，而不是方向路线影响，毛后时代方向路线的选定是由于第三世界统治阶级的结构性利益决定的。文革影响了变革的起点和速度的选择项，中国没有出现稳定的过渡阶段、过渡人物和过渡政策，直接就开启了一条向下倾斜的直线通道，从过去延伸到今天。
对照苏联和中国历史，毛后时代出现坚定不移的渐变过程，没有出现官场投机势力猬集在领导人亲属身边的现象，朝鲜的金正日和金正恩两个人掌权是占优势的官场投机群体热捧出来的(台湾的蒋经国接班是同一原理)，这是常见的过渡时期和人物产生机制的内在政治逻辑，中国则一开始就有了起点上的不同。文革使得很多高官视毛如同寇仇(即便心里不这么想，口头上也要这么说)，拼命地与其划清界限，甚至需要死整毛的亲人来彰显自己的立场正确捞取政治资本，毛主席的大女儿就曾经被国防科工委领导张爱萍整得精神失常住进安定医院一年多时间。相应地中国也没有漫长的勃烈日时代，中国长期的渐变杜绝了激变选项，没有出现苏联解体和私有化五百天那样的激变。这对于今天中国现状的影响很大，一开始就打着马毛的旗号搞渐变，旗号的存在，始终对变革速度有着制动性的影响：一方面提早开始了方向明确的渐变，另一方面持续的变革累积起来的后果逐步地拉近了与终点的距离，今天只剩下一个名义上的问题在公知们的热切关注之中：要不要或者何时改旗易帜?
对文革得罪当权派后果的过度解释站不住
——《文革三人谈》读后感之一
老田
在郭松民、李北方和刘海波的文革对话中间，老田看来，刘海波先生的解释是过度解释，这是在当权派的文革黑暗记忆与后来政治经济战略选择之间，简单地给出因果链接，不仅在逻辑上站不住，也不符合历史演变的实际。
在网络时代，要落实毛主席给老百姓的四大权利(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成本很低。这不，郭松民、刘海波和李北方三位先生的文革谈话，很快就到了我们的眼前，我们一分钱差旅费都不用出，坐在家里就可以参加这场讨论，不仅可以就三人共同关心的话题发表看法，还可以这三人的看法品头评足。就这样，四大的权利结合了低成本的网络传播技术手段之后，可以更为兴旺发达地开展起来。老田不仅自己乐意用这种低成本方式参与这一次辩论，也很希望愿意“对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流看法”的各位网友，一起来发表看法，就像被官方累次封闭的毛泽东旗帜网曾经的头条口号所说的那样：大鸣大放，畅所欲言。
在郭松民、李北方和刘海波的文革对话中间，刘海波先生说：“文革过后，党的领导层，红二代，是失魂落魄的状态，对于中共的历史成就和现实领导地位，是怀疑的甚至否定的;后来一系列的政策失误，不能说没有矫枉过正的因素。我说，没有文革，就不可能有改革开放中一些极右的政策。”“革命功臣和知识分子对文革的反对是极为决绝的，不要忘了 7.20事件，毛泽东带出来的红小鬼，可以说向毛就是刀兵相向。到后来精英们宁肯拆了中华民族，宁肯卖了国，也要反对文革。迷恋文革的人想清楚了吗?文革的机制到底是什么呢?不是批评政策或者对领导进行监督，而是群众可以成立造反组织，迫使领导人下台的一种机制，通过群众运动完成中共领导层的清理和更替。”
在老田看来，刘海波先生的解释是过度解释，这是在当权派的文革黑暗记忆与后来政治经济战略选择之间，简单地给出因果链接，不仅在逻辑上站不住，也不符合历史演变的实际。郭松民的反驳是有力的。本篇读后感不涉及文革到底有没有必要搞的问题，将在后面结合单位制来讨论。
一、统治阶级的结构性利益起决定作用
统治阶级选定的长远政治和经济战略，仅仅与统治阶级的结构性地位及其所决定的结构性利益相关，与统治阶级成员的短期遭遇和历史记忆无关。
刘海波在后面谈话中间也提到美国的奴隶主，有着不同于北方工业资本的利益，而且奴隶主与英国曼彻斯特的英国棉纺织资本集团有着更多的共同利益。这不是个别现象，德国的容克地主也与英国资本家有着更多的共同利益，所以坚决反对李斯特的保护工业理论，甚至逼得他上吊自杀。后发国家统治阶级与先发国家的统治集团，有着更多的共同利益，这是一个普遍性的历史和政治现象。
中国的慈禧太后也说“宁与友邦、勿与家奴”“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蒋介石也说“亡于日本人我还有亡国奴可当，忘于共产党我连亡国奴都当不成了”，这些都是很清醒的利益判断。
不仅在政治上如此，在经济发展战略方面亦复如此。阿根廷学者劳尔·普雷维什在他那本著名的《外围资本主义》书中指出：外围国家的统治阶级总是倾向于把稀缺资源优先用于模仿中心国家的高消费。同时，与这个战略相关，底层民众的生产条件和生活条件都得不到改进，甚至大量的人口被推到社会底层无所事事。中国1980年代主流经济学家，以高八度的声音批判毛时代的落后，批判“产品几十年一贯制”，那是怎样的一种希冀，一种指望?
我记得1980年代初期，看到有港台贤达的文章在《参考消息》上转载，说大陆虽然高精尖技术如两弹一星足以比肩苏美等技术强国，但至今造不出我们可以接受的手纸和香皂来。这是多么强有力的帮腔，毛时代竟然把大量资源投入低层次的消费品生产，几乎与最底层的穷鬼需求层次一致，那不是仅仅是错误而是犯罪，正确的道路是什么?只能是普雷维什所总结的把稀缺资源优先用于模仿中心国家的高消费。这不是说说而已，1980年代的引进项目，仅仅家电生产线就不下400条，目的是什么?就是要按照最发达国家标准用最短时间生产高层次消费品、按照高等级社会成员的需求层次来安排投资。此一过程中间，中国原有的技术积累有一点差距，那就毫不留情地予以废弃，另立炉灶重新开张。要知道，这是回归外围国家的正道，不是有意卖国或者刻意地灭杀本土技术创新能力。更何况，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在文革前就已经形成了气候，把自身的高消费准确地与第一世界的技术能力联系起来思考，这是一种第三世界国家统治阶级的阶级觉悟的率先觉醒。
第二阶段改革中间，到了1990年代中后期和新世纪之初，国企产权和金融业资产廉价转让给外国的所谓战略投资者，对于企业而言吸引力在于外资在税负方面的超国民待遇，一个国企变身合资企业之后，同等经营效果税负不足原先的三分之一;对地方政府来说，卖掉部分国资获得现金，可以增加官府手上可自由支配的财政收入数量。
有人写过文章，说中国存在一个金融卖国集团，从罗列的现象看起来有点像，不过，也有可能是出于政治需要，马克思号召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今天的外交目标是与富国交朋友，建立起全世界的统治阶级统一战线很有政治上的必要。老田清晰地记得在1990年前后，国内第一流报章上的文章，很多都是苦口婆心地劝说西方国家不要搞什么经济制裁，那样会自己吃亏的，会少占中国很多便宜，不值得为了政治较真而大量损失经济利益，这些文章的中心思想很清楚地指出了：全世界资产阶级联合起来的必要性和现实性在中国的什么地方。
更何况，主流经济学家们还期待的加入WTO会导致国际惯例在国内的适用，加入普世文明的引入过程，这是多么大的历史进步啊。格外需要指出的是：因为人事有代谢，这个时期掌经济大权的人士，已经不是文革期间挨批的走资派人士了，而是当初围观走资派挨批甚或是批判走资派的人士在那里当官了，例如在金融业中间力推引进战略投资者的W本人就是地院东方红的造反派，在文革后期又作为地质队政治队长死整造反派，积累了一些向上爬的政治资本最后被选入第三梯队的。所以，从新陈代谢的规律看，时间是很重要的思考维度，需要时时加以对照反思，否则很容易做出误判。
统治阶级如何选择政治和经济战略，端赖其在世界体系中间的相对位置，不在于是否曾经有人得罪过或者刺激过他们。借用毛泽东的话说：“景阳冈上的老虎，刺激它也是那样，不刺激它也是那样，总之是要吃人的。”这个问题上，郭松民的反驳是很有力的，刘海波过分强调文革得罪当权派导致他们越走越远，这是用偶然因素替代必然性的结构性分析的结果。
正是因为排斥阶级分析法，何新对于资本主义的分析走入邪路，他把资本主义条件下中心国家的统治阶级对于本国民众和外国的系统性掠夺，不看做是资本的逐利本性和结构条件所决定的，而说成是一小撮具体的个人的阴谋秘计的全球化运用(所谓共济会)，这是右翼思想方法的自我遮蔽。对资本主义制度和阶级的分析都甩开不要了，用共济会的阴谋来解释一切。好像苏联的肃反扩大化也是这么个逻辑，阶级矛盾和利益冲突都不存在了，只剩下坏人，抓完了坏人就建成了共产主义。
二、文革期间造反派是如何得罪当权派的——谁动了当权派的奶酪
作为一个具体的历史事实，720事件也不是陈再道要走极端，而是类似于游行示威性质的，向中央和毛泽东施加反对派压力。同时，更为深层的安排是再分配政治风险，把群众组织推到第一线去表演，自己躲在幕后安全的地方。后来的处置情况是：百万雄师有8个常委关进监狱4年8个月，老军头们都没有受到法律追究。让群众组织头头冲在第一线承担更多的政治发现，这一个目的是达到了，倒不是因为陈再道多么精明，毛主席周总理受了他的蒙蔽，他还没有这么高明，只是在毛泽东去武汉之前就已经定下了“保陈再道”的对策，720事件发生毛泽东依然没有放弃初衷。
很多妄人说毛泽东发动文革要打碎旧国家机器、整个儿地摧毁官僚体系，这都脱离历史和政治实际的非合理想象，毛泽东在文革期间说过要保陈毅、保陈再道，为什么要这样?在中央层级，陈毅的文革表现是最差的，军队文革中间陈再道的表现也很坏，为什么还要保这两个人?造反派也有很多人非常想不通，这两个人都不打倒，还搞文革干什么?今天知道，陈毅在文革的每一个关口，不仅有很坏的表现，而且还玩了很多私下里的小动作。文革初期的资反路线时期，陈毅是跳得最高的人之一;在批判资反路线开始后，据陈丕显回忆，1966年10月中央工作会议期间，陈毅公然把华东数个省区参会的第一书记请到家里，目的就是“搓反索子”，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给各地省委做工作试图说服他们转过来不要再与造反派作对，陈毅就让这些人对着干;在1967年“二月逆流”前后，陈毅也有很多小动作，据《谭震林传》披露，要谭震林出来放炮就是陈毅私下里鼓动过的，据武汉军区副司令员的儿子李江介绍，差不多的时候李迎希在北京京西宾馆见到陈毅，陈毅对他说所谓文化大革命就是把我们这些老家伙都打倒，鼓动李副司令员坚定地站到对立面去。
美国的谢林教授在研究博弈论时，提出“可置信承诺”概念，这是非合作博弈转向合作博弈的关键，毛泽东毕生推销那个“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和自我批评——达到新的团结”的公式，就是希图引导双方走出囚徒困境求得“合作解”。即便是对立面成员甚至是革命对象，毛泽东也非常关注其降低对抗性，1936年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间，就批评那种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主张，说这是逼着别人拿枪反抗红军;在土改时期，针对邓子恢、杜润生等人的极端平田思想——“中间不动两头平”，毛泽东说服他们要注意让中农安心生产——“富农放哨、中农睡觉”，既然富农的土地和财产都不动的话，中农当然就更没有什么好担心的了，可以安心生产。为了让多数中农安心而不动富农，给革命对象地主和富农生活上的必要资源，这其实都是设置可置信承诺，以待合作解的例子。
在文革时期，毛泽东多次向干部保证不动他们的奶酪，1966年10月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当面保证我不会打倒你们，我看红卫兵也不会打倒你们，给这些官员吃定心丸。对于文革期间表现特别尖端的代表性人物，毛泽东明确表示对这些人要一批二保，其实也是树立榜样昭示可置信承诺，让其他人不要拼死对抗。毛泽东这类工作做了不少，但是，整个官场没有买账，陈毅的姿态就很有代表性，不仅自己不认错拼死对抗，还尽其一切力量去拉拢老部下跟着对抗。整个文革期间，是反文革同盟——当权派和保守派——一直宣传造反派要剥夺他们的全部奶酪，这种宣传不反应毛泽东、周恩来、文革小组和造反派的真实态度，但是反应反文革同盟的决心——跟你们斗到底绝不妥协，为此，在扭曲知识和信息的基础上，营造出一种自以为真的判断：不把你们斗垮，我们将要失去整个世界而得到的只是锁链。清华的四派，把团派的观点无限夸大，说他们主张“大翻个儿”，其实团派只是主张“小翻个儿”，四派这种反宣传的目的，就如同陈毅的私下活动一样，要集聚最大的反抗力量和意志去终结文革。不得不说，只有文革派才关心合作解的取得条件问题，反文革派恰好是时刻期待对抗性上升和结局的崩溃。
后来为什么大部分党政当权派都失去了自己的权力奶酪呢?选择对抗到底这个态度，是最关键的原因，这导致文革的演习脱出了原初设计范围。到了1966年10月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之后，毛泽东召开马拉松式的中央工作会议给各省市高官做政治思想工作，试图说服他们转变态度。湖北省的情况是，张体学从北京回来之后就指挥设立所谓的“三道防线”领导了实际上的罢工，上海市委的干部连家都不回、全部走避一空，只丢下柯庆施和张春桥两家在市委大院。1992年12月20 日张春桥在家书中间，回顾1966年12月25日，老人家请文革小组的几位成员到家里吃寿面，毛泽东“忽然站起来，举杯说：‘为全面内战干杯!’大家虽然举杯，但是，我始终没有明白这杯酒的含意。事实上，后来的许多事，都包括在这句话里了。”(《张春桥狱中家书选》)
当权派以罢工相要挟，同时鼓吹经济主义，带来经济和生活秩序的极大混乱，上海工总司王洪文等人开始自发地接管经济和生产指挥事务，接管活动得到毛泽东的支持之后就上升为“夺权”了。为了稳定秩序，仅仅依靠造反派组织的志愿性质的接管，是远远不够的，因此，军队支左就成为绝对必须的了，同时还期待一些党政干部站出来合作维护秩序。这其实就是后来的“军干群”三结合的革委会的逻辑起点，这也不是预先设计的，而是应对党政当权派罢工之后的无奈选择。由于军队支左干部在革委会中间唱主角，此后，党政系统当权派的命运就转交这些人控制了，一个人是否还有奶酪的问题，就不再是党政当权派说了算了。所谓的一月革命和夺权，直接源头都是当权派的罢工，毛泽东跟进支持建立新的维护秩序的革委会之后，大多数干部的权力奶酪就不保了，这意味着更高烈度的反抗和冲突，毛泽东预先说“为全面内战干杯”，说明他是做了最坏的心理准备，1967年夏天的事实证明：当权派的拼死对抗只激发过低烈度的内战，而且多是通过业余水平的群众组织之手进行的，例如武汉就是假借百万雄师的群众组织面目、组织武装基干民兵(很多是复员退伍的军人)去武力围剿造反派的。毛泽常异乎常人的地方是，选定陈毅作为“标准”去昭示可置信承诺的决定，始终不改，不管陈毅有没有二月逆流的表现，都未能对其先前决定产生影响。以此而论，毛泽东对于文革运动的展开过程，虽然在不停地按照反文革派的表现，进行事后跟进和升级，但是一些基础性的章法和选择，完全不以对抗性上升的局势巨变做修改。
在江西根据地时期，毛泽东就已经发现对中农打击过重后果很严重，“全国革命低潮时，割据地区最困难的问题，就在拿不住中间阶级。中间阶级之所以反叛，受到革命的过重打击是主因。”(《井冈山的斗争》)美国学者沃玛克指出毛泽东通过这个发现，确立了怎样争取到压倒性多数的政治联盟战略：“过于激进的土地政策(虽然符合大多数人的利益)在形势有利时期会产生一个太过庞大且难以制服的反对派，……如果现在有一种力量，它一旦被疏远，就将阻碍对大众力量的动员活动，那么不疏远它就变成了决定性的政策方针。……对毛泽东来说，‘压倒性多数’这个措辞不是一个纯粹的数字或一个数量比例，而是为了压倒而需要的多数。群众永远不应成为孤军，而敌人应当一直是‘一小撮’。”因此，“政治是由联盟的最后一个成员的利益而非由联盟的核心部分的利益来决定的”。【沃玛克 霍伟岸等译：《毛泽东政治思想的基础》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47-148，157页】革命时代政治同盟边界如何划定的经验，看来在文革期间继续起作用，局势无论怎么变，毛泽东力保陈毅的选择都不变，陈毅和陈再道看来就是毛泽东选定的联盟最后一个成员的标准。1970年9月19日毛泽东还说：“要讲团结，参与二月逆流的陈毅还选作中央委员，这就是标准嘛。”(《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六卷)
除了陈毅这种坚定地选择死扛到底的人之外，任何一个通情达理的官员都知道：奶酪的得失到底怎么回事。原武汉市委书记宋侃夫，文革期间被监护在武汉警备区，与湖北日报老记者古正华住在一起。他告诉古说：造反派喊打倒宋侃夫，那都是假的，只是毛主席发动群众起来批判批判而已;如果毛主席要打倒我，那肯定要倒，但毛主席不会这么做的;要是那些穿军装的人要打倒我，我就起不来了。据批林批孔时期揭发出来的材料，武汉军区政委、省革委会副主任刘丰说过“南下干部特务多、五师干部叛徒多、地下党干部地头蛇多”，在这个人看来党政干部中间基本上没有什么好人，都不适合掌权了。后来的事实证实了宋侃夫的判断，直到1973年军队支左干部离开地方之后，宋侃夫才得以解放出来安排职务，支左干部不走，宋就出不来。换句话说，局中人很清楚，真正夺走其奶酪的不是造反派的揭发批判和毛泽东的所谓极左干部政策。《毛泽东年谱》出版之后，对于当权派要如何对待，有大量的谈话和表态，始终一贯，很符合宋侃夫的推测。有一个更为过分的说法，来自毛泽东的警卫员刘纪春老同志，他说毛主席在整个文革期间不仅没有迫害干部，还只开除过一个人的党籍。
在老军头和刘邓系党政干部关系这一点上，刘海波是对的，军功鼎盛的军队干部，对于刘邓系党政干部没有什么好感，也不认为他们具有掌权资格，只有自己掌权最合理，刘海波以此去理解高岗事件、彭德怀反党集团和文革期间林彪集团，这一点是准确的。但是，遗憾的是没有把这个认识贯彻下去，帮助他把握文革过程及其后的官员行为动机。而且，在干部中间也没有什么糊涂认识，到底是谁动了谁的奶酪，这一点不存在任何疑问。
1974年批林批孔运动期间，湖北的“两赵一王”(省委书记赵辛初、副书记赵修、省委副书记兼武汉市委书记王克文)主动召集造反派座谈问题，他们自己也有些苦水要吐，这个时期干部与造反派的对立和敌视没有多么严重，一些干部也乐于借助造反派之口发一点批判的声音，武汉市还出现过大企业党委散发传单宣称“党委造反”的奇异政治景观。1977年调陈丕显来湖北当省委书记，陈丕显有自己的山头要照顾，想要搭上“揭批查运动”的便车，排斥两赵一王，说这些人都是造反派干部，这些为了换班子造舆论借以安插自己的人，完全不是事实，2009年前武汉市委秘书长栗栖还撰文反驳陈丕显的可笑借口，发在《武汉文史资料》杂志上。不过两赵一王不那么与造反派对立倒是真的，湖北省委中间紧跟陈丕显的只有省委副书记韩宁夫一人，最后赵修被撵去吉林当副省长，王克文在山西当副省长。
1967年4月12日，江青在军委扩大会议的讲话《为人民立新功》中间，说统治阶级内部的权力再分配过程是不断进行的。文革期间固然是这样的，文革结束之后陈丕显在湖北省还搞了一次较大范围的权力再分配。
以造反派对党政系统当权派的批判，仅仅延续到1967年2月就结束了，文革后掌权的主流当权派的命运从此由军队干部决定了。奶酪的得失从此与毛泽东支持的文革派无关，仅仅与林彪集团相关，这按照刘海波的词汇，双一等军队干部与刘邓系干部的矛盾现在决定了奶酪得失问题。等到林彪事件之后结束军队支左，1973年八大军区对调之后，权力的天平又才摆回来，刘邓系官员上台并保持下去成为后毛时代的主流。
三、文革后期官场对于投机性政治利益追逐的重要性
造反派的造反行为，分别得罪了两拨当权派，1966年10月开始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或者称为“刘邓路线”，这个时期得罪了各级党委和政府官员，截止时间是1967年2月。1967年2-8月，反击“自上而下的反革命复辟逆流”，或者称之为批判“带枪的刘邓路线”，得罪了老军头。
反过来，当权派联手保守派，先后进行过多轮镇压造反派的活动，其中1969-1973年的“两清一批”运动，对造反派的镇压最为彻底，全国打出1000多万五一六反革命分子，造反派头头和骨干几乎一网成擒，少有遗漏。
以武汉的文革为例，当权派携手保守派对于造反派先后进行过八轮镇压。按其性质和特点，早期对造反派的镇压属于习惯性镇压(官场习惯于把一切批评意见都打成右派或者反革命)，时间段是1966年5月至年底。第二个阶段的镇压性质是报复性镇压，时间从1967年2月军队支左开始，经过1968年夏天清理阶级队伍，随后是“两清一批”运动，到1973年十大召开为止，这个时期的镇压活动明确针对造反派在文革前期的造反表现，把绝大多数造反派打成五一六反革命分子。第三个阶段的镇压性质是投机性镇压，镇压的目的是为了获取投机性的政治收益，时间起点是1974-1975年的右倾翻案风运动和治理整顿运动开始，到1980年代清查三种人活动结束。
以历史事实而论，刘海波的判断不正确，干部与造反派的对立，经过文革多个回合的博弈之后，有同有异，对立是逐步减轻的。邓小平时代对文革的控诉，是官场出现鼓励机会主义的潜规则起作用的结果：首先是选拔派性和私心最为严重的人群掌大权例如陈丕显，然后鼓励干部死整造反派来表现自己的立场，结果形成一种风气：如果不控诉造反派和文革就好像自己少了一份政治资本。例如前总书记江2003年还到全国人大湖北代表团讲话说，他文革期间被造反派斗了三天，斗昏过去了用十滴水救活的，造反派还把他的历史翻了个底朝天，经访问多位江当年的同事，发现这两件事都是假的，既没有把江作为专案对象审查其历史，也没有发生过造反派批判江的事情;据他的一位同事回忆，江与本单位造反派头头关系甚佳是很要好的朋友，在他当了总书记之后去常州时，还召见过当年的造反派头头丁瑞芝。【后来了解到，江把自己受迫害还因此被查历史的假事实发布出来，可能是为了回应湖南邵阳人吕嘉平的揭露，吕嘉平长期写文章揭露江“两奸一假”(汉奸父亲、汉奸身份和假党员)，据吕嘉平自己说他这么写不仅有证据支持，而且还受到老同志尉健行的支持。后来，空军前司令员马宁评论说，江的父亲级别太低够不上汉奸，只能说是个伪职员。另外一位老记者古正华告诉我汪伪政权时期的教育状况，他说金陵大学的学生，毕业之后就可以在汪政权担任“简任公务员”相当于处一级干部，国民党迁回南京后把这些学生扣上汉奸学生的帽子有点过头，但他们肯定是与汉奸政权合作最紧密的候补“伪职员”，后来还有马屁精拍了电视剧《金陵子潮》中间还有学生运动什么的，目的大概是想要洗白某人这一段历史，古老以老地下党员的经验指出：这些情节都出于彻头彻尾的捏造。】
综观整个文革，毛周是高于派性的，文革小组诸公也按毛周的要求高于派性，1967年秋天王力、关锋的错误，仅仅是从“文革小组必须高于派性”这个具体的标准出发，才算是错误，如果降到与陈毅、陈再道同一水平的话(这些人可以选择与造反派尖锐对立同时与保守派紧密结合)，没有一分一毫的错误，但文革小组不容许低于派性的介入方式(只支持造反派不支持保守派和当权派，这在文革小组要算错误)。1975年邓小平及其四大金刚(胡耀邦、万里、张爱萍、周荣鑫)是以低于派性的姿态重返官场的，目的就是获取投机性政治收益，代表官场中间浓厚的反文革情绪，以集聚自己的人气和政治代表性，华国锋的粉碎四人帮也是同一个逻辑。这个姿态引发了竞争，1978年的三中全会上，文革的台下派也以激进的姿态介入投机性政治收益竞争过程，结果，对于文革诸问题的处置，陷入有组织、无计划、无规则的混乱状态，哪里存在投机性的政治收益，哪里就有投机分子出场(有时候还不止一拨投机分子)，对于毛时代的历史和文革历史的再现，都服从官场两拨投机势力的竞争性竞逐需要。投机的底线或者共识最后是邓小平出面讲话确立的，这个底线是：投机无法禁止，非毛化也行，但底线是尽可能维护政权的合法性和执政党的最低脸面，不然的话大家都没得玩了，这就是那个著名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实施起来，对毛泽东需要进行抽象肯定(维护合法性需要)，只能够具体否定(投机的共同需要)，由此成了两个正部级的官学机构，他们专门负责生产一种毛泽东形象：动机良好(与抽象肯定匹配)老干坏事(与具体否定匹配)，所以毛的形象只能是一个缺乏理性和经验、几乎不了解现实状况的糊涂蛋。老田还发现一个非常非常有趣的现象，具体否定越是要彻底，那么，抽象肯定就越是有了更高程度的需要，被具体否定的毛泽东一时还不能消失，被赋予一个出面肯定某些人合法性的“木铎”式作用。
1976年第11期《红旗》杂志目录
文革的群众性批判和大多数当权派失去过权力奶酪的现实，造成一种态势，一种通过投机积累政治资本最终上位的潜在可能性，林立果等人在《五七一工程纪要》中间说：“军队受压，军心不稳，高级中上层干部不服、不满，并且握有兵权。”“党内长期斗争和文化大革命中被排斥和打击的高级干部敢怒不敢言。”“机关干部被精简，上五七干校等于变相失业。”林立果等人还因此断言：“革命的领导权落在谁的头上，未来政权就落在谁的头上，取得了革命领导权就取得了未来的政权。”官场中间普遍存在的政治上的不满，文革派和反文革派之间的对立，双方都是清醒认识到了的，这对毛后时代政治格局的塑造和不同人群的命运起落会起到决定性作用，1973年10月江青就曾经对张玉凤后预言过自己的结局：“将来我是准备杀头、坐牢的，这个我不怕。也可能不死不活的养着，这个难些。”【中共中央关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罪证(材料之一)》的通知及附件(中发[1976]24号)】有很多自由派人士造谣说：毛泽东想要把权力转交江青或者毛远新，这都是彻头彻尾的胡说，毛泽东和江青都还没有糊涂到看不清林立果都看到了的问题，要知道后来这个纪要作为中央文件下发，连农村的识字农民都能够读到它。林立果确实看到了投机潜力，但他没有能力也缺乏足够好的机会把这些捞到手，只能够说说而已，但庐山会议上的揪张，1975年之后重新发起镇压早已经在阿鼻地狱里头呆了好几年的造反派，以及后来的粉碎四人帮，都是同一性质的政治努力，都是这一追逐投机性政治收益的行为，后面这些人都是比林立果更有能力也更有机会的人。诺斯在讨论制度变迁的时候，提出第一行动集团、第二行动集团的区分，如果投机仅仅只有一个行动集团来做，还在基本可控的范围内，问题在于投机面前是真正的人人平等，凭什么只能够你投机，别人就不行?投机行为一旦有了第一行动集团的榜样作用，第二行动集团的大量跟进就不可避免。
投机气氛到处蔓延，一切人的命运都变得无法把握了，一切规则和事实都毫无意义了。最典型的要算文革晚期在中组部工作的郭玉峰了，老田看了郭玉峰的申辩词，他确实是一心一意站在当权派一边的，胡耀邦把这个人打成四人帮帮派体系成员，确实是冤哉枉也，但胡耀邦如果不抢先动手就有可能被别人抢先，胡耀邦自己也知道郭是冤枉的，但还是要抢先动手——因为潜在的投机性政治收益就在那里。在粉碎四人帮之前，官场和保守派结合已经完成了好几轮对于造反派的报复性镇压活动，全国有超过1000万造反派骨干被当权派和保守派联手打成五一六反革命分子，就算是天大的怨气也都出完了。1975年之后对于造反派的继续镇压，与郭玉峰的遭遇有着同一个内在逻辑：追逐投机性的政治收益，结果带来了过度镇压并重新积累了政治怨气与不和。真正提出“两个凡是”的郑必坚和龚育之后来都受到了信任和重用，但是官场还是狠批了一通凡是派，这个中间不涉及任何实际的政治意见分歧(分田过程中间遭遇到的不同政见，是收拾完华国锋之后的事情)，而是要解决投机性政治收益分配中间谁占大头，以及：后毛时代政治场域中间谁是老大的问题，因此，真正写出“两个凡是”的人反而立功了，他们发明了一个很好的政治由头，由此入手方便地解决了政治利益再分配的实际需要。只有把投机性政治收益的广泛存在和普遍追逐相互联系起来看，才能够看清楚文革后期的一些重大史实的真正内涵。
总之，对于造反派的报复性镇压过程，也很残酷很法西斯，但还算是官场捍卫一种消极收益——保障自身的权位同时降低受批评风险——的行为，这个要算是官场联合保守派“收复失地、光复旧物”的过程，追逐消极收益过程中间多少还是有点规则的，起码要与造反和批判当权派的事实联系起来区别对待;但是，投机性镇压是官场追逐积极收益的行为，具有资本家积累资本那样的无限欲望，这个就毫无规则和底线了，哪里存在投机性收益哪里就有投机分子出场表演。泉州郊区公社书记朱赞成，这个人连造反派都不是，他在文革期间与韩先楚等人代表的军方势力很亲近，应该算是军队支左时期的保守派势力，但就是这样，还被捏造罪名枪毙了。
四、文革对历史变革速度的影响
综合起来，刘海波对于当权派在后毛时代的行为解读，有两个方面的不足：一是过于轻视结构性位置的影响，这是右翼方法论的共同特点，拒绝阶级分析方法，结果当然就自我遮蔽了结构性利益对于人们行为的引领性作用;二是不了解文革演变的复杂过程以及对文革姿态背后的利害关系与人们行为和言说的关系，结果，拿最低限度的信息去支持最高层次的判断，当权派受造反派批判、干部下干校确实都是权益受损，但是当权派联手保守派镇压造反派也是事实，1975年之后追逐投机性政治收益的史实就更为重要了，后两个重要事实被忽略掉了，做出的判断就很成问题了。忽略文革演进的复杂过程以及相关参与人的创造性活动，就看不到文革晚期官场无节制地追逐投机性收益的潮流，是出于一种彻头彻尾的人为构建，而不是机械的现实冲突的自发延伸。这个方面的关键原因在于：缺乏一部左翼的文革史，专门帮助人们把握和分析反文革派势力在文革期间的创造性策略与活动。
老田也赞成刘海波的说法，人们的道德自省很重要，自律更重要。特别是对于统治阶级成员的监督成本极高，同时监督效果极差还很容易带来负面后果，以此而论，自律的重要性就更进一步上升，儒家从内圣求外王的路子，也具有很高的合理性和现实针对性。
不过，依靠道德自律最终是无法解决问题的，也许依靠推广内圣的路子真能够产生一批圣贤，但是这种人在现实的政治经济结构中间，很容易被淘汰出去，逆向选择机制是很强大的。历代统治阶级成员中间，真正追求改良，想要缓和社会矛盾的改革家，无一例外地被快速淘汰出局，迅速成了多数统治阶级成员的死敌，王安石和张居正都是如此。最终陷入一个恶性循环：不改革等死，改革是找死，从历史发展看是改革之后王朝倾覆的速度加快。
改革的结果，是迅速地把那些坚持统治阶级成员短期利益最大化的人群唤醒，改革失败之后，这个短期利益最大化群体的力量和影响会迅速上升至顶点，批评或者阻碍他们发财致富的群体会以最快的速度被灭杀殆尽。就这样，每一场改革之后，一个带有更自觉意识的短期利益最大化群体，获得了更为自由的自我膨胀空间，以更高的速度超过被统治阶级的最高供养能力，这个恶性膨胀过程不仅阻力很低，还在思想场域确立了新的规矩：一切违背统治阶级多数成员短期利益最大化目标的人，都没有好下场。王安石、张居正的改革，都产生了同样的后果，加速的统治阶级恶性膨胀过程大批地破坏被统治阶级的基本生产和生存条件，结果就是快速导向王朝末期的改朝换代战争。这一点倒是跟文革的后果很相似，文革后当权派群体以更高的阶级自觉去实现权力和利益的恶性膨胀，同时以铁血手段灭杀了一切阻碍力量，在当权派看来，镇压造反派为代表的民间批判性力量，不仅仅是为了收复失地、光复旧物，更重要是为了开辟未来的道路。读《梁灵光回忆录》，在镇压造反派尚未收官之时，邓小平通过谷牧已经告诫他：去广东工作之后要横下一条心杀开一条血路。
毛主席发动并支持文革的目的，原本是要培养左派，结果是右派先行毕业了，这与一切历史上改革家的命运和带来的后果有一致性：强化了短期利益最大化群体的力量和自信。
文革确实对于中国后来演变的影响甚巨，主要是体现为速度影响，而不是方向路线影响，毛后时代方向路线的选定是由于第三世界统治阶级的结构性利益决定的。文革影响了变革的起点和速度的选择项，中国没有出现稳定的过渡阶段、过渡人物和过渡政策，直接就开启了一条向下倾斜的直线通道，从过去延伸到今天。
对照苏联和中国历史，毛后时代出现坚定不移的渐变过程，没有出现官场投机势力猬集在领导人亲属身边的现象，朝鲜的金正日和金正恩两个人掌权是占优势的官场投机群体热捧出来的(台湾的蒋经国接班是同一原理)，这是常见的过渡时期和人物产生机制的内在政治逻辑，中国则一开始就有了起点上的不同。文革使得很多高官视毛如同寇仇(即便心里不这么想，口头上也要这么说)，拼命地与其划清界限，甚至需要死整毛的亲人来彰显自己的立场正确捞取政治资本，毛主席的大女儿就曾经被国防科工委领导张爱萍整得精神失常住进安定医院一年多时间。相应地中国也没有漫长的勃烈日时代，中国长期的渐变杜绝了激变选项，没有出现苏联解体和私有化五百天那样的激变。这对于今天中国现状的影响很大，一开始就打着马毛的旗号搞渐变，旗号的存在，始终对变革速度有着制动性的影响：一方面提早开始了方向明确的渐变，另一方面持续的变革累积起来的后果逐步地拉近了与终点的距离，今天只剩下一个名义上的问题在公知们的热切关注之中：要不要或者何时改旗易帜?
二〇一五年十月十九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