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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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我自然 - 2015/10/30 10:27:42
2015-10-30 09:15:39  来源:河南日报  作者:记者

  嘉宾黄乔生、刘思源和主持单占生在中原风读书会上。 张大勇摄  


  读者在聆听。张大勇摄  


  冻凤秋


  “19日,夜的下半夜,人衰弱到极点了。天将发白时,鲁迅先生就像他平日一样,工作完了,他休息了。”

  萧红的《回忆鲁迅先生》记下了鲁迅生前的最后时刻。那是1936年10月19日,距今整整79年。

  时光可以让一些人面目全非,也会让一些人愈加清晰。

  如今,我们不必仰视,不必神化,更不必带了显微镜去放大个人的缺点,故作惊人之语。

  我们要在这满目绚烂的时节,坐在秋凉里,隔着岁月,翻开“鲁迅创作五种”,在名家的指引下,感受真正的“人间鲁迅”。

  有谁能比他们更懂得?

  黄乔生,刘思源,一个是北京鲁迅博物馆常务副馆长;一个是北京鲁迅博物馆文物资料保管部主任。

  将近30年,他们用心守护着鲁迅的全部“秘密”。

  以为这样的两位学者会是古板严肃的吧?他们那么爽朗、爱笑,眼神炯炯的,透着光亮。一开口,往事就鲜活了,一个个与鲁迅有关的人与事都在他们的记忆里,等待被激发。

  学识渊博、智慧风趣的评论家单占生就是那个激发者。10月13日晚的中原风读书会上,他应邀担任主持。他热爱鲁迅,懂得鲁迅,更对鲁迅诗论有相当的研究心得。

  郑州松社书店的讲台上,四把椅子,一张空着。

  在现场百余名读者的心里,上面坐着鲁迅先生。

  那一晚,我们听青年朗诵家许刚朗诵鲁迅先生的散文诗《影的告别》,《野草》题辞。

  在他清隽且沉郁的声音里,世界顿时安静了。

  “我的作品,太黑暗了,因为我常觉得黑暗与虚无乃是实有,却偏要向这些作绝望的挑战……”

  这是《影的告别》发表后,1925年,鲁迅在给许广平的信中的话。

  这是他的勇敢、孤绝与智慧。

  都想明白了,都看清楚了,还是要去做,要分拨出一个民族的光明与黑暗。

  那一晚,我们听黄乔生娓娓道来。

  黄乔生是南阳人。从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后,他就一直在北京鲁迅博物馆工作,长期从事鲁迅和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他主持编撰大量关于鲁迅的研究史料,创作了《八道湾十一号》《鲁迅:战士与文人》等多部颇具见地的著述。

  每次回来,老家人都会说,你怎么还在研究鲁迅?如果在其他地方谋个一官半职的,还能帮我们办点事。

  他微笑。

  就像面对那些很少读鲁迅著作却自以为了解鲁迅的人提出的种种关乎私德或个人情感的问题一样,他也只是微笑不语。

  在真正热爱鲁迅的读者面前,他却毫无保留。

  在他的话语里,我们知道了鲁迅先生与中原大地的很多缘分,那绍兴老宅大门上挂的写着“汝南周”的灯笼;那刊载于留日豫籍学生创办的《河南》杂志上的《摩罗诗力说》等力作;那去西安讲学时路过郑州喝过的黄河的水;那曾唤起先生热情的南阳汉画拓片;那与出生于卢氏县的翻译家曹靖华的深厚情谊;那让他夜里睡不着,爬起来吃了大半的河南名吃柿霜糖……

  往事这样亲切可感。

  在他的诉说里,我们知道了鲁迅先生曾给学生台静农写信,拒绝诺贝尔文学奖提名。他写道:“倘这事成功而从此不再动笔,对不起人;倘再写,也许变了翰林文字,一无可观了。还是照旧的没有名誉而穷之为好罢。”那封信如今就静静躺在北京鲁迅博物馆里。

  先生如此冷静自持。

  在1933年上海天马书店出版的《鲁迅自选集》作者自序中,先生这样写:“可以勉强成为创作的,在我至今只有这五种。”此“创作五种”即《呐喊》《彷徨》《故事新编》《朝花夕拾》《野草》。

  那一晚,我们听刘思源揭秘这五本书背后的故事。

  在他的笑谈中,我们得知1918年,一直埋头“钞古碑”的鲁迅,因为和老朋友“金心异”(钱玄同)关于“铁屋子”的一次谈话而“终于答应他也做文章了,这便是最初的一篇《狂人日记》”,后又趁钱玄同出差之际草草收尾。但此后一发不可收拾,接连有十多篇作品问世。1922年,鲁迅应陈独秀之邀,将之前的小说结集为《呐喊》。这是鲁迅的第一部小说集。

  得知《朝花夕拾》原来是恋爱中的鲁迅写给一个人的温暖如春的告白,他要清清楚楚地告诉许广平,我是怎么来的,我的往昔,我的故事。写这10篇散文时,他虽然辗转于北京、厦门、广州三地,但只用了大半年时间,就一气呵成。

  也是从这本书开始,鲁迅才开始留心收藏手稿。之前,他从不在意,随写随扔,甚至被用来“包油条”,以至于很多珍贵的资料都遗失了。

  在两位专家的心中,鲁迅是一个伟大的凡人。

  不是没有缺点,他轻信,多疑,迁怒。

  不是无可指责,包括他与周作人的兄弟反目,他和胡适的恩恩怨怨,他对朱安的决绝甚至冷酷,等等。

  那是一个人的禁区,议论再多也难以明辨是非。只有当事人自己清楚。

  那一晚,单占生老师说,其实每个人都有两种生活,一种是看得见的,随着社会的规则、秩序向前,随着生命的荣枯起伏,但还有一种是看不见的,是内心深处的感受。

  其实也就像美国女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说过的:真实就是把一天的日子剥去外皮之后剩下的东西,就是往昔的岁月和我们的爱憎所留下的东西。

  所以如果抱着刘姥姥进大观园的心态去观察一个人,最终只得一堆无聊的谈资而已,会离真实越来越远。

  那一晚,为海燕出版社最新推出的“鲁迅创作五种”担任装帧设计师的张胜说,要读经典,不要被太多的“饮料”坏了口味。五本书,他设计了五种颜色,五种图案,对应鲁迅先生创作时的心绪。

  是的,重要的是去读。

  读鲁迅先生的经典作品,真实的他就在里面。

  读得越多,就越受益,越懂得一个真实的鲁迅。

  这样的鲁迅,是一个开创者。

  是语言、思想和灵魂的冒险者。

  不仅在小说、散文、散文诗、杂文、诗歌、文学史研究等领域为新文学的大厦奠下了厚实的基石,更在版画、拓片、碑文等领域做了大量开拓性的工作。

  那一晚,在两位专家的碰撞中,我们得知,除了研究中国小说史的开山之作《中国小说史略》外,鲁迅先生还一直默默地、长期地搜集资料,仅古代拓片就有六千余张,准备写一部“中国文字变迁史”。

  他是最老老实实的学问家。

  那一晚,两个半小时,满满的,我们静静聆听,仍意犹未尽。

  太多收获,仍有疑问。

  归来,让我们用心捧读鲁迅先生的作品。这是最好的纪念和缅怀。④
zxmy - 2018/2/3 22:53:19
读 点 儿 鲁 迅

● 荒野

鲁迅是毛泽东最推崇的文学家和思想家,称他为“现代中国的圣人”。

1937年10月19日,延安陕北公学举行纪念鲁迅逝世周年大会,毛主席在演讲中说:“鲁迅在中国的价值,据我看要算是中国的第一等圣人。孔夫子是封建社会的圣人,鲁迅则是现代中国的圣人。”

这个评价,直到晚年不仅没改,还升了格。1971年11月20日,他同武汉军区和湖北省党政负责人谈话时说:“鲁迅是中国的第一个圣人。中国第一个圣人不是孔夫子,也不是我。我算贤人,是圣人的学生。”在这里,鲁迅从“第一等”,升为了“第一个”;不只是“现代中国”的圣人,而是“中国的”圣人;

1975年底又讲:“我建议一二年内读点哲学,读点鲁迅。”从句式到用意,几乎和“读点马列”这样的说法差不多。

他还强调:“鲁迅的书不大好懂,要读四五次,今年读一遍,明年读一遍,读几年就懂得了。”

周恩来在1945年说,“鲁迅的许多思想和毛主席的思想一致”。毛泽东自己说:“我就是爱读鲁迅的书,鲁迅的心和我们是息息相通的”。 到1966年7月给江青的那封信中,他说:“我跟鲁迅的心是相通的

晚年谈到鲁迅,毛泽东遗憾地说:“五四时期在北京,弄新文学的人我见过李大钊、陈独秀、胡适、周作人,就是没有见过鲁迅。”

毛泽东和鲁迅,都很重视中国农民问题,都是分析农民问题的高手。要了解中国社会,推动中国社会的改造和进步,离不开对农村和农民的研究,离不开对农民开展工作。鲁迅解剖农民,特别是农民的消极面,异常深刻。他是中国新文学史上第一个把普通农民作为主人公的作家,其农村题材小说,塑造了阿Q、闰土、七斤等典型的农民形象,再现了近代中国封闭、落后、萧条的农村景象,描写了农民在政治、经济和思想上受到的压迫和束缚,同时写了辛亥革命因为没有唤醒底层农民而失败的必然性。

出身农家的毛泽东,早期从事革命活动,一个重要的切入点就是农村和农民。他开辟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也得益于对农村社会和农民处境的深入调查研究。毛泽东和鲁迅的这个共同点,不是偶然的巧合,是他们自觉根据中国实际来思考中国问题症结的必然结果。当然,比较起来,毛泽东更注重挖掘农民的积极面。他1939年给周扬的信中,有过说明:“我同你谈过,鲁迅表现农民着重其黑暗面,封建主义的一面,忽略其英勇斗争、反抗地主,即民主主义的一面,这是因为他未曾经验过农民斗争之故。”的确,亲身领导农民运动的毛泽东,在其《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描写的农民,与鲁迅笔下的阿Q、闰土,不可同日而语。

毛泽东1937年在《论鲁迅》中指出“鲁迅精神”有三个特点:政治远见、斗争精神、牺牲精神。具体论述中,则突出鲁迅一贯地不屈不挠地与封建势力和帝国主义作坚决的斗争;一点不避锋芒地把钢刀一样的笔刺向他所憎恨的一切;向着一个目标奋勇地斗争下去,决不中途投降妥协。在1940年的《新民主主义论》中又称,“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凡此等等,可归结到一点,即敢于斗争,永不变节。

他读鲁迅著作,很欣赏鲁迅主张打“落水狗”的观点,说“一点没有假慈悲的伪君子的色彩”;很欣赏鲁迅“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两句诗,说“应该成为我们的座右铭”;很欣赏鲁迅“对自己的‘怨敌’,‘让他们怨恨去,我也一个都不宽恕’”的说法,表示“我们要学习鲁迅这种战斗精神和方法”。 毛泽东在战斗方法上与鲁迅的共鸣,比较集中地体现在他对鲁迅杂文的欣赏和评价上面。鲁迅一生写有17部杂文集,宣称自己的杂文是对准敌人的“匕首”和“投枪”。毛泽东在《论鲁迅》中说,这些“匕首”和“投枪”之所以能成为有力的战斗武器,是因为鲁迅“用望远镜和显微镜观察社会,所以看得远,看得真”。

毛泽东逝世时,床头书桌上还放着一本厚厚的《鲁迅选集》。书里夹着一封没有封皮的信,是女儿李敏1975年4月15日写的,上面说:“爸爸:您好,您近来身体怎样?女儿十分惦念。您让我读的这本鲁迅选集,我已经都读完了,什么时候,我想和你谈读这些杂文的看法。这本书里您画了不少符号,写了一些评注,我都仔细看了。但有些地方还是不明白什么意思,我想抽空找您问问。”在毛泽东的藏书中,还有一套1972年9月北京鲁迅博物馆编辑、文物出版社出版的线装本《鲁迅手稿选集三编》。这套书共有29篇鲁迅手稿,因一些手稿字迹太小,毛泽东就用放大镜看,并留下不少圈画。

毛泽东对鲁迅的了解和推崇,与中国共产党同鲁迅的特殊关系有关。张闻天、陈云、瞿秋白这些党的领导人,和鲁迅都有过不浅的接触和了解;毛泽东称鲁迅为“圣人”,源于他们的“心”是相通的。

在1957年3月全国宣传工作会议期间,他和与会者多次谈到鲁迅杂文的这个特点,说鲁迅虽然不是共产党员,但他相信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并自觉加以运用,这才使他的杂文“很有力量”。在会上,有人说写短篇杂文难免有片面性,他不同意这个观点,提出,“我看把鲁迅搬出来,大家向他学习,好好研究一下”,“鲁迅后期的杂文最深刻有力,并没有片面性,就是因为这时候他学会了辩证法。”毛泽东甚至猜想,鲁迅如果还活着,小说恐怕是写不动了,但一定还会写杂文,对现在的一些事情,他“写出杂文来,就解决问题”。

21世纪以来,社会上许多现象好像有鲁迅作品的影子,并且越来越多。

“资本家的乏走狗”们复活了:“看到所有的富人都驯良,看到所有的穷人都狂吠”。

“赵贵翁”、“赵七爷”、“康大叔”、“红眼阿义”、“王胡”、“小D”们复活了。有的进入警察队伍,有的当上了联防队员、城管。披上制服兴奋得他们脸上“横肉块块饱绽”,手执“无形的丈八蛇矛”,合理合法地干起了敲诈勒索、逼良为娼的勾当。如果姓“夏”的那小子在牢里不规矩,不用再“给他两个嘴巴”,令其“躲猫猫”足矣。想想,这些下作的勾当鲁迅会怎样尖刻地评说!

“阿Q”们复活了。从土谷祠搬到了网吧,但其振臂一呼的口号已经不是“老子革命了”!而是“老子民主了”!因为只要“民主”一到,“赵七爷”家的钱财、“吴妈”、“秀才老婆”乃至“未庄”的所有女人就都是我的了!哼!而鲁迅却偏偏要我做个被世人嘲讽了数十年的冤死鬼,我岂能容你!

“祥林嫂”、“华老栓”、“闰土”们复活了。他们依然逆来顺受,情绪稳定。因为“这人肉的筵宴现在还排着,有许多人还想一直排下去”,这样,必须要备足了餐料。而那些准备餐料的人,本来可以闷在铁屋子里,一边听着小沈阳的笑话,一边麻木地死去,岂容鲁迅把他们唤醒,再一次经历烈火焚身的苦痛! 
     那些“体格茁壮的看客们”复活了。他们兴致勃勃地围观那些“拳打弱女”、“棒杀老翁”、“少年溺水”、“飞身坠楼”的精彩瞬间,依旧“颈项都伸得很长,仿佛许多鸭,被无形的手捏住了的,向上提着”。哈哈,仅“看客”一类,被你伤害的人就太多了,因为中国人几乎都愿做看客!

  如果鲁迅赶上这个时代,对于“开胸验肺”、“以身试药”、“正龙拍虎”、“黑窑奴工”、“处女卖淫”、“官员嫖幼”等一系列奇闻,又会写出多少辛辣犀利、锥骨入髓、令人拍案叫绝的杂文来。

时代在呼唤毛泽东;社会在呼唤鲁迅!

21世纪会不会产生毛泽东,不敢说;但一定会产生新的鲁迅!


2014年10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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