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我自然 - 2015/12/9 12:18:34
2015-12-09 09:26:10 来源：破土网 作者：张德笔
【破土编者按】据国家卫计委近日发布的《2014年全国职业病报告》，我国去年共报告职业病29972例，其中尘肺病占89.66%。毫无疑问，尘肺病是当今中国“第一大职业病”。维权渠道不畅更是加剧了尘肺病患者悲惨处境。张海超之所以“开胸验肺”，是因为他虽被多家医院诊断出患有“尘肺”，然而这些医院不是法定职业病诊断机构，所以诊断“无效”。虽然这是一起极端个案，但反应了尘肺病患者普遍面临的维权困难。 最近，出现了一些让人唏嘘的关于尘肺病患者的新闻，如《村民金矿打工患尘肺病在儿子婚礼前1天咽气》、《陕西尘肺村女子两任丈夫均病死 第三任同患病》。由于“开胸验肺”,尘肺病已为大众熟知。但熟悉有时候也意味着“忽视”。这一群体的现状如何?
“开胸验肺”事件后，尘肺病患者依然命运坎坷
1、尘肺病引发了社会关注后，患者数量还是有增无减，占总体职业病9成
农民工、30至50岁、粉尘蔽日的工作环境、22%病死率，这就是中国尘肺病患者的悲情群像。
在很多人为颈椎病、腰间盘突出、鼠标手(腕管综合症)这样的职业病苦不堪言时，尘肺病患者付出的，可能是生命代价。他们自我保护意识淡薄又身处最恶劣环境，他们经济实力薄弱又因患病丧失劳动能力，他们四处求告却又深陷维权迷宫。“职业病”这三个字，加诸他们身上，是如此沉重。
据国家卫计委近日发布的《2014年全国职业病报告》，我国去年共报告职业病29972例，其中尘肺病占89.66%。毫无疑问，尘肺病是当今中国“第一大职业病”。在2004年河南新密人张海超“开胸验肺”事件过去9年后，这一群体在总量上有增无减。卫计委的官方数据显示，2005年到2013年间，中国尘肺病新增诊断病例年均增幅达到35%，病死率更是高达22.04%。
中国最主要的尘肺病公益组织“大爱清尘”创始人王克勤认为，中国的尘肺病患者从总量上来看，可能接近600万，很多病患并不在统计口径之内。即使“600万尘肺病患者”的说法没有强力证据，但由于尘肺病患者身处社会最底层，发声渠道完全仰仗媒体，他们让人心忧的处境也应该得到持续关注。
维权渠道不畅，加剧尘肺病患者悲惨处境
1、制度阻碍：尘肺病作为职业病，其诊断、鉴定难度很大
张海超之所以不走寻常路，要“开胸验肺”，是因为他虽被多家医院诊断出患有“尘肺”，但由于这些医院不是法定职业病诊断机构，所以诊断“无效”。最终只能以“开胸验肺”的方式营造悲壮氛围。虽然这是一起极端个案，但反应了尘肺病患者普遍面临的维权困难。
因尘肺病属于职业病，不能通过新农合报销，所以争取获得“职业病诊断证明”，是尘肺病患者最后可以抓住的救命稻草。不是法定职业病诊断机构出具的鉴定，不被认可，那么走法定鉴定程序，需要什么条件呢?尘肺病患者需要准备的材料多如牛毛，而其中第一项“劳动合同”就难倒了绝大多数维权者。
“大爱清尘”2014年的研究显示，88%的尘肺病劳工只有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他们根本没有合同意识。所以，今年7月发布的《中国尘肺病农民工生存状况调查报告(2014)》显示，93.18%的尘肺病患者从来没有与工作单位签订劳动合同。以是否签订劳动合同，作为职业病诊断的先决条件，显然暗含了一种强盗逻辑：没有签订合同，就不是企业的职工，不是职工何来“职业病”?
这样一种鉴定逻辑，最后只能使维权行为沦为尘肺病患者与用人单位之间的一场厮杀。重庆万州大梧村7个尘肺病工人，一边自己掏钱治病一边等待职业病诊断证明，最终被焦点访谈关注从而获得当地政府重视，可是，在5年的等待过程中，7个工人已经有5个陆续死去了。
2、权力障碍：涉事企业往往和当地政府关系密切
即使尘肺病患者顺利通过“职业病诊断”这一关，也不代表他们能维权成功。2012年，江西乐平36名尘肺病矿工通过职业病诊断，被认定为工伤，乐平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裁决：赵家山煤矿向36名矿工支付一次性伤残补偿金，根据每个工人尘肺病严重程度，裁决金额从几万元到二十几万元不等。
但好景不长，仅仅两个月后，乐平市政府又来参与“调解”，在大多数矿工是文盲的背景下，他们签了一份《工伤赔付协议书》，这份协议中明确表示，仅一次性赔付仲裁赔偿款的30%，并注明“乙方在获得甲方赔付后，自愿放弃再向甲方申请赔付的权利”。
法院都判了，当地政府又出面干预，而且是帮着矿场一方，这背后的奥秘据法院工作人员透露，是因为“一位副市长不允许受理执行”。
要钱还是要命，只能选一种？
1、尘肺病并不是经济发展一定要承受的代价
有论者认为，尘肺病与“雾霾”一样，和中国的经济发展结构存在巨大关联，甚至可以说是必然结果，在要钱还是要命中，我们选择了前者。
这种分析是站不住脚的。从尘肺病患者构成来看，40%患者来自高粉尘污染的工厂，60%患者是矿工。先看40%这部分人群。我们在以前的专题里，介绍过台湾地区对尘肺病的治理——在2004年重拳治理后，台湾尘肺病的致残疾(失能)人数直线下降，而在台湾企业密集的苏州昆山，工人“只有牙齿是白的”，这样的对比说明政府能够有效督促工厂减少粉尘危害，就看愿意拿出多大力气来管了。
再看矿工。有人认为，矿工之所以难逃尘肺病魔爪，是中国经济高度依赖煤炭资源的结果，并且“虽然由于经济增速放缓的原因，国内煤炭使用量出现了小幅下滑，但不改变仍将长期依赖煤炭资源的格局，尘肺病工人的减少可能要等到2030年。”
这显然也是无稽之谈。首先，根据“大爱清尘”的调研，有超过70%的尘肺病矿工所在企业没有提供防护面具，矿工直接无保护暴露在危险环境下。这种情况也和“高度依赖煤炭资源”有关?也要等到2030年才可以改变?
其次，矿工患尘肺病的比例和“经济对煤炭资源依赖性”明显不存在正相关性，2014年9月，发表在《美国呼吸与重症医学杂志》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2012年，在西弗吉尼亚、弗吉尼亚和肯塔基三州，从业25年以上的矿工中患有严重尘肺病的工人比例升至3.2%，在1998年，该比例为0.4%。而按照美国能源信息署(EIA)公布的数据，2012年美煤炭用量下降到最近25年来的最低水平。
2、尽早抛除职业病是“不可避免”的观念
美国环境史专家亚瑟·麦克沃伊认为，由于受到思维习惯的制约，人们会视工作场所中的事故为“不可避免”的一部分，这种观点会使人习惯性地忽略工作环境对人造成的人身伤害。
一旦“不可避免”，就变成了社会责任，成了你我的责任。其实，既然尘肺病属于工伤，就完全应该由企业负责。而政府的存在，是监督企业去履行责任，这个责任既包括预防尘肺病，也包括得了尘肺病的善后问题。
既然是企业责任，首先要确保企业在雇工之前，明确向工人告知所从事职业有可能承担的职业风险。比如，如果是做媒体或者做护士，那么肯定需要熬夜，在招聘之前需要和求职者确认能否接受这一条件。最重要的一点是，雇主应该采取足够的安全保护措施，并提供定期体检。在这一逻辑下，只要确定了某一种病是法定职业病，就不应该延续“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把各种繁复的证明文件推给职业病受害者，而是应该在劳动者申请职业病诊断时，由用人单位提供诊断机构要求的全部材料。
结语：关注职业病的目的是明确企业责任，而关注职业病患者里最弱势的尘肺病患者，更是推进社会公平。
【破土编者按】据国家卫计委近日发布的《2014年全国职业病报告》，我国去年共报告职业病29972例，其中尘肺病占89.66%。毫无疑问，尘肺病是当今中国“第一大职业病”。维权渠道不畅更是加剧了尘肺病患者悲惨处境。张海超之所以“开胸验肺”，是因为他虽被多家医院诊断出患有“尘肺”，然而这些医院不是法定职业病诊断机构，所以诊断“无效”。虽然这是一起极端个案，但反应了尘肺病患者普遍面临的维权困难。 最近，出现了一些让人唏嘘的关于尘肺病患者的新闻，如《村民金矿打工患尘肺病在儿子婚礼前1天咽气》、《陕西尘肺村女子两任丈夫均病死 第三任同患病》。由于“开胸验肺”,尘肺病已为大众熟知。但熟悉有时候也意味着“忽视”。这一群体的现状如何?
我国尘肺病患者中有60%是矿工
“开胸验肺”事件后，尘肺病患者依然命运坎坷
1、尘肺病引发了社会关注后，患者数量还是有增无减，占总体职业病9成
农民工、30至50岁、粉尘蔽日的工作环境、22%病死率，这就是中国尘肺病患者的悲情群像。
在很多人为颈椎病、腰间盘突出、鼠标手(腕管综合症)这样的职业病苦不堪言时，尘肺病患者付出的，可能是生命代价。他们自我保护意识淡薄又身处最恶劣环境，他们经济实力薄弱又因患病丧失劳动能力，他们四处求告却又深陷维权迷宫。“职业病”这三个字，加诸他们身上，是如此沉重。
2004年，尘肺病患者张海超因为得不到官方的鉴定认可，而“开胸验肺”自证其病
据国家卫计委近日发布的《2014年全国职业病报告》，我国去年共报告职业病29972例，其中尘肺病占89.66%。毫无疑问，尘肺病是当今中国“第一大职业病”。在2004年河南新密人张海超“开胸验肺”事件过去9年后，这一群体在总量上有增无减。卫计委的官方数据显示，2005年到2013年间，中国尘肺病新增诊断病例年均增幅达到35%，病死率更是高达22.04%。
中国最主要的尘肺病公益组织“大爱清尘”创始人王克勤认为，中国的尘肺病患者从总量上来看，可能接近600万，很多病患并不在统计口径之内。即使“600万尘肺病患者”的说法没有强力证据，但由于尘肺病患者身处社会最底层，发声渠道完全仰仗媒体，他们让人心忧的处境也应该得到持续关注。
维权渠道不畅，加剧尘肺病患者悲惨处境
1、制度阻碍：尘肺病作为职业病，其诊断、鉴定难度很大
张海超之所以不走寻常路，要“开胸验肺”，是因为他虽被多家医院诊断出患有“尘肺”，但由于这些医院不是法定职业病诊断机构，所以诊断“无效”。最终只能以“开胸验肺”的方式营造悲壮氛围。虽然这是一起极端个案，但反应了尘肺病患者普遍面临的维权困难。
因尘肺病属于职业病，不能通过新农合报销，所以争取获得“职业病诊断证明”，是尘肺病患者最后可以抓住的救命稻草。不是法定职业病诊断机构出具的鉴定，不被认可，那么走法定鉴定程序，需要什么条件呢?尘肺病患者需要准备的材料多如牛毛，而其中第一项“劳动合同”就难倒了绝大多数维权者。
职业病的认定，需要由患者本人提供的材料多如牛毛
“大爱清尘”2014年的研究显示，88%的尘肺病劳工只有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他们根本没有合同意识。所以，今年7月发布的《中国尘肺病农民工生存状况调查报告(2014)》显示，93.18%的尘肺病患者从来没有与工作单位签订劳动合同。以是否签订劳动合同，作为职业病诊断的先决条件，显然暗含了一种强盗逻辑：没有签订合同，就不是企业的职工，不是职工何来“职业病”?
这样一种鉴定逻辑，最后只能使维权行为沦为尘肺病患者与用人单位之间的一场厮杀。重庆万州大梧村7个尘肺病工人，一边自己掏钱治病一边等待职业病诊断证明，最终被焦点访谈关注从而获得当地政府重视，可是，在5年的等待过程中，7个工人已经有5个陆续死去了。
2、权力障碍：涉事企业往往和当地政府关系密切
即使尘肺病患者顺利通过“职业病诊断”这一关，也不代表他们能维权成功。2012年，江西乐平36名尘肺病矿工通过职业病诊断，被认定为工伤，乐平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裁决：赵家山煤矿向36名矿工支付一次性伤残补偿金，根据每个工人尘肺病严重程度，裁决金额从几万元到二十几万元不等。
因为当地政府的参与，乐平36名尘肺病矿工的赔偿金缩水70%
但好景不长，仅仅两个月后，乐平市政府又来参与“调解”，在大多数矿工是文盲的背景下，他们签了一份《工伤赔付协议书》，这份协议中明确表示，仅一次性赔付仲裁赔偿款的30%，并注明“乙方在获得甲方赔付后，自愿放弃再向甲方申请赔付的权利”。
法院都判了，当地政府又出面干预，而且是帮着矿场一方，这背后的奥秘据法院工作人员透露，是因为“一位副市长不允许受理执行”。
要钱还是要命，只能选一种？
1、尘肺病并不是经济发展一定要承受的代价
有论者认为，尘肺病与“雾霾”一样，和中国的经济发展结构存在巨大关联，甚至可以说是必然结果，在要钱还是要命中，我们选择了前者。
这种分析是站不住脚的。从尘肺病患者构成来看，40%患者来自高粉尘污染的工厂，60%患者是矿工。先看40%这部分人群。我们在以前的专题里，介绍过台湾地区对尘肺病的治理——在2004年重拳治理后，台湾尘肺病的致残疾(失能)人数直线下降，而在台湾企业密集的苏州昆山，工人“只有牙齿是白的”，这样的对比说明政府能够有效督促工厂减少粉尘危害，就看愿意拿出多大力气来管了。
台湾治理尘肺病从2004年开始效果明显 图表来源：今日话题《死于粉尘爆炸，或死于尘肺病?》
再看矿工。有人认为，矿工之所以难逃尘肺病魔爪，是中国经济高度依赖煤炭资源的结果，并且“虽然由于经济增速放缓的原因，国内煤炭使用量出现了小幅下滑，但不改变仍将长期依赖煤炭资源的格局，尘肺病工人的减少可能要等到2030年。”
这显然也是无稽之谈。首先，根据“大爱清尘”的调研，有超过70%的尘肺病矿工所在企业没有提供防护面具，矿工直接无保护暴露在危险环境下。这种情况也和“高度依赖煤炭资源”有关?也要等到2030年才可以改变?
矿工佩戴基本的防护设备，并不是一个需要等待的问题
其次，矿工患尘肺病的比例和“经济对煤炭资源依赖性”明显不存在正相关性，2014年9月，发表在《美国呼吸与重症医学杂志》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2012年，在西弗吉尼亚、弗吉尼亚和肯塔基三州，从业25年以上的矿工中患有严重尘肺病的工人比例升至3.2%，在1998年，该比例为0.4%。而按照美国能源信息署(EIA)公布的数据，2012年美煤炭用量下降到最近25年来的最低水平。
2、尽早抛除职业病是“不可避免”的观念
美国环境史专家亚瑟·麦克沃伊认为，由于受到思维习惯的制约，人们会视工作场所中的事故为“不可避免”的一部分，这种观点会使人习惯性地忽略工作环境对人造成的人身伤害。
一旦“不可避免”，就变成了社会责任，成了你我的责任。其实，既然尘肺病属于工伤，就完全应该由企业负责。而政府的存在，是监督企业去履行责任，这个责任既包括预防尘肺病，也包括得了尘肺病的善后问题。
既然是企业责任，首先要确保企业在雇工之前，明确向工人告知所从事职业有可能承担的职业风险。比如，如果是做媒体或者做护士，那么肯定需要熬夜，在招聘之前需要和求职者确认能否接受这一条件。最重要的一点是，雇主应该采取足够的安全保护措施，并提供定期体检。在这一逻辑下，只要确定了某一种病是法定职业病，就不应该延续“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把各种繁复的证明文件推给职业病受害者，而是应该在劳动者申请职业病诊断时，由用人单位提供诊断机构要求的全部材料。
结语：关注职业病的目的是明确企业责任，而关注职业病患者里最弱势的尘肺病患者，更是推进社会公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