浩然正气 - 2016/5/2 12:20:02
2016-05-02 09:19:08 来源：中新网 作者：记者
4月30日晚，97名电信诈骗犯罪嫌疑人(大陆65人，台湾32人)被公安机关从马来西亚押解回国，涉及国内20余省区市的100余起特大跨境电信诈骗案成功告破。 案件引起各方高度关注。专家及专案组民警指出，马来西亚将台湾犯罪嫌疑人遣返中国大陆依法处理，符合国际法也符合中国法律，更有利于打击犯罪、保护受害人合法权益和实现司法公正。此前被遣返中国大陆的台湾嫌犯也承认，台湾方面司法打击不力是导致电信诈骗猖獗的重要原因，“早知道会在大陆判刑，我肯定不敢再做了。”
“长期以来，属地管辖权在国际上都是为各国所确认的。换句话说，只要犯罪结果发生在一国领土之内，该国就是享有属地管辖权的。”中国政法大学国际法学院副院长李居迁认为，“就本案而言，罪犯无论身处何处，因其诈骗行为结果发生在中国大陆，所以中国大陆是享有属地管辖权的。因此，马来西亚把犯罪嫌疑人遣返回中国大陆，这符合国际法也符合中国法律，在法律上没有问题。”
中国政法大学法学教授马呈元介绍，自2011年起，我国执法部门与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国执法部门都进行过打击电信诈骗犯罪方面的合作。“我国与这些国家都建立了外交关系，有引渡条约，与有些国家还建立了刑事司法方面的条约，所以无论犯罪嫌疑人是大陆籍还是台湾籍，我国执法部门都可以与犯罪嫌疑人实施犯罪的据点所在国进行合作。”
“以往大陆的做法是将台湾犯罪嫌疑人抓获后遣返至台湾，这符合《海峡两岸共同打击犯罪及司法互助协议》，但这只是一种内部分工。”马呈元说，根据大陆刑法规定，以国外为据点针对我国法人和公民实施的电信诈骗犯罪，因其犯罪结果在大陆，大陆当然有属地管辖权。
中国政法大学诉讼法学研究院教授樊崇义介绍，台湾对于电信诈骗没有单独立法，而是以普通的欺诈罪来审判，最高刑期是5年;如果在大陆，诈骗罪最高为无期徒刑。电信诈骗犯罪活动愈演愈烈，大陆法人和公民利益受到严重侵害，而以往被遣返回台湾的犯罪嫌疑人，并未得到严厉惩治，被轻判甚至无罪释放，许多人又重操旧业。
“因此，2016年以来，大陆执法部门将台湾犯罪嫌疑人押解回来，并按照大陆法律进入刑事司法程序，从保护被害人角度出发，在现有法律框架下对这类问题加大合作力度，有利于更好地保护两岸民众合法权益。”马呈元说。
法学专家陈惊天认为，马来西亚的做法符合国际法精神，有利于对这类犯罪进行打击，符合各方诉求，“这完全是为了打击犯罪的需要，是解决社会问题的正常举措，完全没有必要怀揣着政治目的将其政治化。”
专案组：将嫌犯全部押解回大陆更利于案件侦办
专案组民警、公安部刑侦局副处长张军向记者介绍，97名犯罪嫌疑人目前羁押在广东省珠海市看守所。为便于侦办，确保侦查工作连续性，公安部已会同广东省公安厅成立专案组，侦查调查工作已全面铺开，待查清全部犯罪事实后，在大陆依法起诉审判。
张军进一步表示，将97人全部押解回大陆处理，更有利于案件侦办工作，主要原因有三个方面。
一是有利于彻底查明案情。
“电信诈骗犯罪都是集团犯罪。他们自称‘公司’，组织严密、分工明确。其中，‘一线’人员冒充邮局、快递公司、电信公司等;‘二线’人员冒充警察;‘三线’人员冒充检察官或者金融部门的人;另外，还有专门负责招募诈骗人员、技术维护、获取受害人个人信息的。”张军说，如果对一个犯罪集团分开处理，就很难查清该犯罪集团的组织架构情况和作案情况。以往，大陆押回的犯罪嫌疑人都承认实施诈骗犯罪，但因同伙被从第三地遣返回台湾，具体骗了谁、骗了多少钱、骗来的钱最终流到哪里难以查清。
二是有利于调查取证。
张军说，受害人全部在大陆接听诈骗电话，犯罪嫌疑人转账取款使用的全部是大陆银行卡。因此，无论是从被害人电话入手查明境外犯罪窝点，锁定该犯罪集团，还是从银行账号入手，查明赃款流向，主要调查取证工作都需要在大陆完成。而提取到的电子证据和银行交易方面的证据，又都需要与犯罪嫌疑人口供、被害人陈述相互印证。将犯罪嫌疑人全部押回大陆处理，更有利于对犯罪证据进行固定完善，形成证据链。
三是有利于提高犯罪成本。
“以往，我们从境外押解回大陆的只有大陆嫌疑人，由于大陆嫌疑人在犯罪集团中层级较低，接触不到幕后组织者，使真正的主犯长期逍遥法外。台湾法律对电信诈骗犯罪刑罚较轻，使得犯罪成本低、收益大，越来越多的人从事电信诈骗犯罪。”张军说。
张军举了一个例子。“2012年，我去印尼抓过一批电信诈骗犯罪嫌疑人，当时大陆和台湾嫌犯由两岸警方各自带回处理。3个月后，我去柬埔寨侦办电信诈骗案件，抓获嫌疑人后，其中一个人盯着我看，问长官你是不是去过印尼，上次在印尼也是你抓的我。也就是说，短短3个月时间，犯罪嫌疑人被押解回台湾后，又跑到柬埔寨继续实施电信诈骗犯罪。”张军说，“将犯罪嫌疑人全部押解回大陆，有利于严惩犯罪嫌疑人，提高其犯罪成本，形成震慑，减少发案。”
樊崇义也认为，在大陆进行侦办、管辖、审判、追赃更为有利。“从法律上讲，大陆侦办这个案件有正当性，以属地管辖为主，犯罪嫌疑人居住地为辅;从受害人的期待来看，这么多人的钱被骗走，无论大陆和台湾都应该考虑他们承受的痛苦和严惩罪犯的要求。因此，在大陆侦办审理意义重大。”
台湾嫌犯：早知会在大陆判刑肯定不敢重操旧业
45岁的台湾台中人林某，是今年4月被从肯尼亚遣返中国大陆的电信诈骗犯罪嫌疑人之一。
林某介绍，2011年，他开始参与电信诈骗，从“一线”做起，诈骗对象都是大陆民众，后来犯罪窝点被台湾警方查获，他本人被台湾法院判处有期徒刑6个月。刑满释放后，他多次前往印尼，继续对大陆民众实施电信诈骗。今年1月，“经验丰富”的他被一个叫“强哥”的人相中，赴肯尼亚开设电信诈骗犯罪窝点并充当负责人，诈骗对象依然是大陆民众。
“我们从1月开始招募人员，两个月时间内招募到22名台湾人和19名大陆人，都是文化程度低、工作不好找的人，其中相当一部分人做过电信诈骗。”林某说，“以前做过的人，去肯尼亚之前都知道是要干什么的;对没有经验的人，我骗他们说是去旅游或者做客服工作，他们到了之后才知道是做电信诈骗。”
“人员到齐之后，我们会进行‘安全教育’，对他们说，如果真有状况发生，也要做到口供一致，说是来旅游的;最后即使查到证据了，会被送回台湾，不会判刑很重，所以让他们放心。”林某说。
另一名电信诈骗犯罪嫌疑人、37岁的台湾台中人许某也承认，他们的“圈子”里都有这样一种“常识”：就算跑到国外去设窝点诈骗，按照惯例都是遣返回台湾，判得不会太重，甚至有可能被无罪释放。
许某也是惯犯。2010年，他开始在台湾专门针对大陆民众实施电信诈骗，同年被台湾法院判处有期徒刑7个月。2014年7月，许某被诈骗团伙老板“胖财”网罗为手下。按照“胖财”安排，许某以“考察饮料生意”的名义赴肯尼亚实施电信诈骗。
“我本人对电信诈骗的流程比较熟悉，因此‘胖财’找到我，让我和他一起‘开工’。”许某说，因为自己“经验丰富”，被“胖财”委以最关键、也是“技术含量”最高的“三线”重任，专门冒充“检察院金融犯罪科科长”。
“我按照每个月‘业绩’的8%拿提成，在肯尼亚干了3个多月，我挣了20多万元人民币。”许某介绍，他所在的诈骗团伙一般一天可做成一两单，最多一天做成3单。“我最大的一单有90多万元人民币，‘公司’里还有人比我更高，一单骗了几百万元。”
许某说，自己重操旧业的主要原因就是“挣钱快、处罚轻”。“我第一次在台湾才判了7个月就出来了，即使是负责人也不会判很重，大家心里有底，所以台湾专门从事电信诈骗犯罪的人越来越多。”
如今，无论是林某还是许某，心里都没了“底”。许某说，他了解到大陆对电信诈骗犯罪的量刑比台湾重得多，自己可能会被判处重刑，“这一辈子就完了”。“我们本来以为这次也会被送回台湾，如果早知道会被遣返大陆，我肯定不敢做这种事了。”
“如果我上次诈骗是在大陆被判的刑，那我这次就不敢再出去诈骗了。如果台湾对电信诈骗判刑重的话，电信诈骗在台湾也就不会那么猖獗。”林某说。
林某在忏悔中表示，他在实施电信诈骗时，碰到那些年纪比较大、家庭背景不好、身体又不好的受害人，“心里也会挣扎”。他知道这是犯法的，“真的对不起他们，我现在很后悔”。
4月30日晚，97名电信诈骗犯罪嫌疑人(大陆65人，台湾32人)被公安机关从马来西亚押解回国，涉及国内20余省区市的100余起特大跨境电信诈骗案成功告破。 案件引起各方高度关注。专家及专案组民警指出，马来西亚将台湾犯罪嫌疑人遣返中国大陆依法处理，符合国际法也符合中国法律，更有利于打击犯罪、保护受害人合法权益和实现司法公正。此前被遣返中国大陆的台湾嫌犯也承认，台湾方面司法打击不力是导致电信诈骗猖獗的重要原因，“早知道会在大陆判刑，我肯定不敢再做了。”
“长期以来，属地管辖权在国际上都是为各国所确认的。换句话说，只要犯罪结果发生在一国领土之内，该国就是享有属地管辖权的。”中国政法大学国际法学院副院长李居迁认为，“就本案而言，罪犯无论身处何处，因其诈骗行为结果发生在中国大陆，所以中国大陆是享有属地管辖权的。因此，马来西亚把犯罪嫌疑人遣返回中国大陆，这符合国际法也符合中国法律，在法律上没有问题。”
中国政法大学法学教授马呈元介绍，自2011年起，我国执法部门与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国执法部门都进行过打击电信诈骗犯罪方面的合作。“我国与这些国家都建立了外交关系，有引渡条约，与有些国家还建立了刑事司法方面的条约，所以无论犯罪嫌疑人是大陆籍还是台湾籍，我国执法部门都可以与犯罪嫌疑人实施犯罪的据点所在国进行合作。”
“以往大陆的做法是将台湾犯罪嫌疑人抓获后遣返至台湾，这符合《海峡两岸共同打击犯罪及司法互助协议》，但这只是一种内部分工。”马呈元说，根据大陆刑法规定，以国外为据点针对我国法人和公民实施的电信诈骗犯罪，因其犯罪结果在大陆，大陆当然有属地管辖权。
中国政法大学诉讼法学研究院教授樊崇义介绍，台湾对于电信诈骗没有单独立法，而是以普通的欺诈罪来审判，最高刑期是5年;如果在大陆，诈骗罪最高为无期徒刑。电信诈骗犯罪活动愈演愈烈，大陆法人和公民利益受到严重侵害，而以往被遣返回台湾的犯罪嫌疑人，并未得到严厉惩治，被轻判甚至无罪释放，许多人又重操旧业。
“因此，2016年以来，大陆执法部门将台湾犯罪嫌疑人押解回来，并按照大陆法律进入刑事司法程序，从保护被害人角度出发，在现有法律框架下对这类问题加大合作力度，有利于更好地保护两岸民众合法权益。”马呈元说。
法学专家陈惊天认为，马来西亚的做法符合国际法精神，有利于对这类犯罪进行打击，符合各方诉求，“这完全是为了打击犯罪的需要，是解决社会问题的正常举措，完全没有必要怀揣着政治目的将其政治化。”
专案组：将嫌犯全部押解回大陆更利于案件侦办
专案组民警、公安部刑侦局副处长张军向记者介绍，97名犯罪嫌疑人目前羁押在广东省珠海市看守所。为便于侦办，确保侦查工作连续性，公安部已会同广东省公安厅成立专案组，侦查调查工作已全面铺开，待查清全部犯罪事实后，在大陆依法起诉审判。
张军进一步表示，将97人全部押解回大陆处理，更有利于案件侦办工作，主要原因有三个方面。
一是有利于彻底查明案情。
“电信诈骗犯罪都是集团犯罪。他们自称‘公司’，组织严密、分工明确。其中，‘一线’人员冒充邮局、快递公司、电信公司等;‘二线’人员冒充警察;‘三线’人员冒充检察官或者金融部门的人;另外，还有专门负责招募诈骗人员、技术维护、获取受害人个人信息的。”张军说，如果对一个犯罪集团分开处理，就很难查清该犯罪集团的组织架构情况和作案情况。以往，大陆押回的犯罪嫌疑人都承认实施诈骗犯罪，但因同伙被从第三地遣返回台湾，具体骗了谁、骗了多少钱、骗来的钱最终流到哪里难以查清。
二是有利于调查取证。
张军说，受害人全部在大陆接听诈骗电话，犯罪嫌疑人转账取款使用的全部是大陆银行卡。因此，无论是从被害人电话入手查明境外犯罪窝点，锁定该犯罪集团，还是从银行账号入手，查明赃款流向，主要调查取证工作都需要在大陆完成。而提取到的电子证据和银行交易方面的证据，又都需要与犯罪嫌疑人口供、被害人陈述相互印证。将犯罪嫌疑人全部押回大陆处理，更有利于对犯罪证据进行固定完善，形成证据链。
三是有利于提高犯罪成本。
“以往，我们从境外押解回大陆的只有大陆嫌疑人，由于大陆嫌疑人在犯罪集团中层级较低，接触不到幕后组织者，使真正的主犯长期逍遥法外。台湾法律对电信诈骗犯罪刑罚较轻，使得犯罪成本低、收益大，越来越多的人从事电信诈骗犯罪。”张军说。
张军举了一个例子。“2012年，我去印尼抓过一批电信诈骗犯罪嫌疑人，当时大陆和台湾嫌犯由两岸警方各自带回处理。3个月后，我去柬埔寨侦办电信诈骗案件，抓获嫌疑人后，其中一个人盯着我看，问长官你是不是去过印尼，上次在印尼也是你抓的我。也就是说，短短3个月时间，犯罪嫌疑人被押解回台湾后，又跑到柬埔寨继续实施电信诈骗犯罪。”张军说，“将犯罪嫌疑人全部押解回大陆，有利于严惩犯罪嫌疑人，提高其犯罪成本，形成震慑，减少发案。”
樊崇义也认为，在大陆进行侦办、管辖、审判、追赃更为有利。“从法律上讲，大陆侦办这个案件有正当性，以属地管辖为主，犯罪嫌疑人居住地为辅;从受害人的期待来看，这么多人的钱被骗走，无论大陆和台湾都应该考虑他们承受的痛苦和严惩罪犯的要求。因此，在大陆侦办审理意义重大。”
台湾嫌犯：早知会在大陆判刑肯定不敢重操旧业
45岁的台湾台中人林某，是今年4月被从肯尼亚遣返中国大陆的电信诈骗犯罪嫌疑人之一。
林某介绍，2011年，他开始参与电信诈骗，从“一线”做起，诈骗对象都是大陆民众，后来犯罪窝点被台湾警方查获，他本人被台湾法院判处有期徒刑6个月。刑满释放后，他多次前往印尼，继续对大陆民众实施电信诈骗。今年1月，“经验丰富”的他被一个叫“强哥”的人相中，赴肯尼亚开设电信诈骗犯罪窝点并充当负责人，诈骗对象依然是大陆民众。
“我们从1月开始招募人员，两个月时间内招募到22名台湾人和19名大陆人，都是文化程度低、工作不好找的人，其中相当一部分人做过电信诈骗。”林某说，“以前做过的人，去肯尼亚之前都知道是要干什么的;对没有经验的人，我骗他们说是去旅游或者做客服工作，他们到了之后才知道是做电信诈骗。”
“人员到齐之后，我们会进行‘安全教育’，对他们说，如果真有状况发生，也要做到口供一致，说是来旅游的;最后即使查到证据了，会被送回台湾，不会判刑很重，所以让他们放心。”林某说。
另一名电信诈骗犯罪嫌疑人、37岁的台湾台中人许某也承认，他们的“圈子”里都有这样一种“常识”：就算跑到国外去设窝点诈骗，按照惯例都是遣返回台湾，判得不会太重，甚至有可能被无罪释放。
许某也是惯犯。2010年，他开始在台湾专门针对大陆民众实施电信诈骗，同年被台湾法院判处有期徒刑7个月。2014年7月，许某被诈骗团伙老板“胖财”网罗为手下。按照“胖财”安排，许某以“考察饮料生意”的名义赴肯尼亚实施电信诈骗。
“我本人对电信诈骗的流程比较熟悉，因此‘胖财’找到我，让我和他一起‘开工’。”许某说，因为自己“经验丰富”，被“胖财”委以最关键、也是“技术含量”最高的“三线”重任，专门冒充“检察院金融犯罪科科长”。
“我按照每个月‘业绩’的8%拿提成，在肯尼亚干了3个多月，我挣了20多万元人民币。”许某介绍，他所在的诈骗团伙一般一天可做成一两单，最多一天做成3单。“我最大的一单有90多万元人民币，‘公司’里还有人比我更高，一单骗了几百万元。”
许某说，自己重操旧业的主要原因就是“挣钱快、处罚轻”。“我第一次在台湾才判了7个月就出来了，即使是负责人也不会判很重，大家心里有底，所以台湾专门从事电信诈骗犯罪的人越来越多。”
如今，无论是林某还是许某，心里都没了“底”。许某说，他了解到大陆对电信诈骗犯罪的量刑比台湾重得多，自己可能会被判处重刑，“这一辈子就完了”。“我们本来以为这次也会被送回台湾，如果早知道会被遣返大陆，我肯定不敢做这种事了。”
“如果我上次诈骗是在大陆被判的刑，那我这次就不敢再出去诈骗了。如果台湾对电信诈骗判刑重的话，电信诈骗在台湾也就不会那么猖獗。”林某说。
林某在忏悔中表示，他在实施电信诈骗时，碰到那些年纪比较大、家庭背景不好、身体又不好的受害人，“心里也会挣扎”。他知道这是犯法的，“真的对不起他们，我现在很后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