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旋

2016-06-26 18:06:15  来源：破土网    作者：洪啸冰
【破土编者按】1965年6月26日，毛泽东在同他的保健医生谈话时，针对农村医疗卫生的落后面貌，指示卫生部“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为广大农民服务，解决长期以来农村一无医二无药的困境，保证人民群众的健康。虽然半个多世纪过去了，但“六二六指示”历久弥新，在该指示下创建的医疗卫生的中国模式，是全世界公认的典范，仍然引领着国际医疗卫生变革和发展。电影《春苗》是一部拍摄于文革期间的电影，它形象生动地展示了在赤脚医生制度普及和推广的过程中，所涉及到的复杂的权力和技术关系，折射了医疗和技术问题背后的阶级问题。　　

　　【插曲】“赤脚医生向阳花，贫下中农人人夸。一根银针治百病，一颗红心暖亿家。出诊愿踏千层岭，采药愿找万丈崖，迎着斗争风和雨，革命路上铺彩霞。赤脚医生向阳花，广阔天地把根扎。千朵万朵红似火，贫下中农人人夸……”(视频链接http://www.tudou.com/programs/view/4jN_i0LpmkU/ )

在线观看电影《春苗》　　手机看不到？点击视频链接

　　这是1975年北影拍摄的反映农村赤脚医生的电影《红雨》的插曲，传唱了一个让劳动人民难以忘怀的关于赤脚医生、合作医疗的故事。同年，上影也拍摄了同样题材的电影《春苗》，而且没有回避解放以来农村缺医少药的深层次问题，在医患矛盾激烈的今天重温这部电影，我们定会有更深刻的认识，也更加钦佩当年的创作团队。而这个创作团队不仅仅有文艺工作者，最最不可或缺的是‘自主创新’出赤脚医生、合作医疗制度的人民公社社员们(代表人物：上海市川沙县江镇公社的王桂珍、湖北长阳县乐园公社的覃祥官，等)，还有文革期间深入基层发掘新生事物的新闻工作者，而毛主席对有益于大众的新生事物最敏感、也是最有力的推手!
　　何为“赤脚医生”？
　　赤脚医生是农村缺医少药的状况、农业集体化的保障、及集体中社员们敢想敢干的自信共同催生的。1968年《红旗》杂志第3期发表了题为《从“赤脚医生”的成长看医学教育革命的方向》的调查报告，第一次把农村半医半农的卫生员正式称作“赤脚医生”。《人民日报》全文转载了这个报告，推动了“赤脚医生”在全国的发展。赤脚医生大多数是当地农民或上山下乡的知青，由社员们推荐出来的值得大家信任的年轻人。经过短期培训掌握基本医学知识和技能后回到家乡，不脱离集体劳动，在田间地头迅速解决简单的伤病，大大加强了农民对他们的信任。另一方面，将价格低廉的针灸、中药纳入治疗，大大降低了医疗成本，有利于在各方面条件都比较差的广大农村全面铺开。由于赤脚医生与大家同吃同住同劳动，也有利于他们因地制宜地进行公共卫生和防疫工作的设计与推广。更重要的是，他们能安心在自己的家乡工作，与外来的城市医生有很大区别。有些自作聪明实则狭隘的人质疑：“农村的赤脚医生也算医生?你生病咋不到农村找他们看病?” 我们反问：“文革前沿袭的老一套精英式医学教育每年能培养出多少医生?这些医生中又有多少愿意去农村长期工作?强迫他们去不是又被控诉为‘迫害知识分子’啦?!”
　　赤脚医生在实践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也在定期的培训、或工农兵大学中带着很多问题有的放矢地学习，这样的学习非常有效，且理论密切联系实际。在培训基层赤脚医生的过程中，医学教育工作者也开阔了眼界，因材施教、因地制宜地编写符合实际需求的教材。《赤脚医生手册》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由于南北方的病种不尽相同、能就地取材的草药也有差异，所以该手册分别出了‘南方版’和‘北方版’，有的省还根据本省情况做更细致的改进。由于《赤脚医生手册》深入浅出地讲解常见病、多发病，简单实用、图文并茂，深受群众欢迎，成为健康必备宝典，印刷量仅次于毛选，还被翻译成50多种文字，至今仍发挥着作用。
　　1968年12月5日，经毛泽东亲自批示，《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发表了《深受贫下中农欢迎的合作医疗制度》的调查报告，介绍了湖北省长阳县乐园公社建立在集体经济基础上、以赤脚医生为一线工作者的合作医疗制度，“解决了贫下中农看不起病、吃不起药的困难”的做法和经验。文革期间，《人民日报》开辟专栏，从1968年12月8日到1976年8月31日，连续组织了107期“关于农村医疗卫生制度的讨论”，主题是宣传合作医疗的优越性、交流农村合作医疗的经验。1973年还创刊《赤脚医生杂志》，“供农村赤脚医生、公社卫生院以及厂矿、部队的基层医药卫生人员阅读”，“内容包括：巩固发展合作医疗的经验;开展爱国卫生运动、预防为主、用中西医结合、新医疗法防治常见病、多发病的经验;开展计划生育工作的经验;制备及使用药物，特别是采、种、制、用中草药的经验;医药卫生技术革新的成果;有效、廉价、易行的土方、验方;国内外医药成果专题概述;中西医药学基础理论和基本知识讲座等。”(节自杂志发刊词)。
　　建立在集体经济基础上的合作医疗制度在文革时期得到迅猛发展、达到高潮，到1977年底，全国赤脚医生有150多万名，生产队的卫生员、接生员达到390多万人。赤脚医生(人员)与合作医疗(制度)、农村“保健站”(机构)一起，成为解决我国农村缺医少药的“三件法宝”。几乎村村有赤脚医生、人人加入合作医疗，大大提高了农村人口的健康水平。这一医疗制度作为以最少资源保障最大人群健康的成功经验向世界推广，覃祥官、王桂珍曾作为赤脚医生代表在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介绍经验，受到发展中国家代表的热烈欢迎。但这样一个低成本、高效率、有益于最广大农村群体的医疗制度，随着资本导向的经济体制改革和农村集体的解体于1980年代被彻底瓦解了……
　　《春苗》仅仅是一部关于赤脚医生的电影吗？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 既然如此，咱们社会主义公民如何建立并维护有益于咱们劳动者的制度呢?电影《春苗》以赤脚医生、合作医疗制度为例，探讨了如何落实劳动者权力的问题。
　　马克思曾犀利地指出： “政治权力只不过是经济权力的产物”，“现代的国家政权不过是管理整个资产阶级的共同事务的委员会罢了。” 那么社会主义国家的全体劳动者如何实现“一切权力归劳动者所有”呢?苏联的政权模式没有体现出劳动者的管理权，只明确了“劳动者享受的各种权利，没有讲到劳动者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的权力。实际上，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最大的权利，最根本的权利。没有这种权利，劳动者的工作权、休息权、受教育权等等权利，就没有保证(《毛泽东读社会主义经济的谈话与批注》275页)”。劳动者没有管理医疗卫生的权力，也就不能保障健康，进而丧失更多权力。
　　没有救世主，农民只能等死吗？
　　《春苗》的故事背景是1960年代，解放已经十几年了，消灭了私有制的形式、建立了农村的集体所有制，公社也有了卫生院和正规医生，但农村缺医少药的状况没有根本改观。电影中的小妹得了急病高烧，村里只有一个好逸恶劳、骗钱害人却‘符合县里条文’的巫医贾月仙。送到公社卫生院碰到却是只热心给领导送‘养生报告’的杜院长和态度傲慢(面对贫下中农的急病真的很慢!)、见死不救的钱医生，还怪跑了几十里路来急诊的家属“为什么不早送来”，要推给县医院，小妹不治身亡。陪着去就诊的妇女队长田春苗非常气愤(搁今天就被逼成医闹了)：“他们为什么这样对待咱们贫下中农的孩子?!……这里不是我们贫下中农的卫生院!再也不能这样下去了!”
　　但怎么办呢?难道只能等待学制长、耗费大的医学教育在N年后培养出足够的钱大夫式的医生来拯救农村医疗吗?广大劳动者的命运只能掌握在少数精英手中吗?1945年，毛泽东同志在《论联合政府》一文中指出： “所谓国民卫生，离开了三亿六千万农民，岂非大半成了空话?” 其实，解放后在消灭血吸虫病的过程中首次获得了动员、发挥广大农民智慧和力量的宝贵经验。但是在基层农村如何迅速建立起一个人尽其才、物尽其用、符合实际的医疗制度呢?
　　1965年，毛主席也发现了城乡医疗资源严重不均，这年6月26日，接到卫生部关于农村医疗现状的报告：“中国现有140多万名卫生技术人员，70%在大城市，20%在县城，只有10%在农村，医疗经费的使用农村只占25%，城市则占了75%。” 毛主席看后严厉批评了卫生部的工作，做出了著名的“六·二六”指示：“卫生部的工作只给全国人口的15%工作，而这15%中主要还是老爷。广大农民得不到医疗。一无医生，二无药。卫生部不是人民的卫生部，改成城市卫生部或城市老爷卫生部好了。” 春苗就趁着这个‘东风’被村里人推选去公社卫生院参加培训，希望成为贫下中农自己的医生。
　　l 探讨权力问题：技术与权力的关系
　　春苗曾清醒地认识到医疗技能与权力的关系：“他们哪里是真心给我们治病，他们是把我们的命攥在手里欺我们、压我们!”很对，有些人就是要通过垄断技术来攫取和霸占权力，那他们能允许春苗为代表的农民学会技术之后而不再受制于他们吗?春苗到了公社卫生院后，被杜院长、钱医生安排去当杂工，根本不给她学习医疗技能的机会，也禁止其他医生教她，春苗只能从同情贫下中农的医生那里偷偷地学。下面这段对话非常生动地展示了这场‘技术’(即权力)的争夺战:
　　钱大夫：“你看看田春苗那双手，也能拿针头?” “拿锄头的手不能拿针头!”
　　到医院看腰病的水昌伯：“春苗，我们送你来，就是让你来拿针头!”
　　杜院长：“医学是科学，拿针头和拿锄头毕竟是两回事”“出了事故谁负责?”(以掌握科学的权威姿态相威胁)
　　水昌伯：“谁对我们贫下中农负责，我们最清楚!”(你再‘科学’俺们也不信高高在上的人能真心为俺们治病)
　　春苗：“难道有谁天生就会拿针头?” “我们这双手能推翻三座大山、能改天换地，也一定能拿好针头!”
　　既然他们要把持技术和权力，春苗们也不能等、靠、要，只能自己想办法从民间老医生(老石爷爷)那里学习低成本的中医药疗法，还在生产队的支持下自建卫生室，自采自种中草药，在自己身上练习针灸，亲自尝药为病人试剂量。在春苗的带动下很多村子也自主成立了卫生室，土医生们背着药箱上门巡诊，为社员提供方便的服务。这些卫生室虽土而落后，但其雨后春笋般的发展趋势触动了杜院长敏感的政治神经。他破天荒地到基层视察春苗的卫生室：
　　杜：“你就用这些草草棒棒为病人治病啊?”
　　春苗：“你们不仅不给治，还要捆住别人的手脚?”
　　杜：“都成立卫生室了要我们卫生院干什么?还要我这个院长干什么?”(这才是关键!触动他的权力了)
　　春苗：“你们卫生院根本就不为贫下中农服务!”
　　杜： “我们的卫生院不是设在农村吗?每天来看病的不都是贫下中农吗?”
　　春苗：“群众说你们医院虽小架子大，身在农村不向下，你们简直像老爷!”
　　就这样的一个卫生院居然是县里树立的一面‘红旗’?这究竟是为什么?!杜院长并非关心基层卫生室，而是带着‘上面’的令箭来关闭卫生室、没收药箱的。
　　社员们怒了：“为什么贾月仙能挂牌子，春苗不能背药箱?”
　　巫医贾月仙挂牌不仅‘符合县里的规定’，而且还能从老相识钱医生那里搞到紧缺的西药，高价卖给村民。而春苗开的药方去公社卫生院拿药，被斥责为：
　　“田春苗没有处方权，这是规定。”
　　水昌伯：“你们霸住了药箱，卡我们贫下中农的脖子，这是哪家条文规定的?!”
　　呵呵，当年国民党、日本人也都明白控制医药资源是打击对手的重要手段。这哪里像劳动人民当家做主的社会呀……
　　l  人民政权建立后，如何防止少数人成为新的特权阶层？
　　解放后，虽然实现了形式上的社会主义公有制，没有了私有制下的剥削和压迫，但如何操作落实全体劳动者的‘领导权’仍然是个崭新的、极具挑战性的社会课题。如前所述，苏联沿袭了资本主义的管理方式，1950年代已经形成了新特权阶层。我国当时只有苏联经验可以借鉴，各行各业保留了与工资、福利挂钩的等级制度。由于文盲率很高，解放前的文化、教育、技术精英大多在解放后受到重用，投入社会主义建设。解放前夕积极参加共产党外围组织的大学生(几乎没有工农出身的)很多被吸收为党员，但其中多少人具有共产主义觉悟?从他们30年后的行为来判断，凤毛麟角。工农大众除了相信共产党代表自己的利益，基本没有实质的权力。咱们来分析一下电影中的两个阵营，在全社会都有代表性：
　　新老精英：杜院长(党员)、钱医生(地主儿子)、梁局长(党员，隐在幕后)、巫医贾月仙(与钱是一伙)
　　劳动人民：春苗、方医生(工人子弟，新分配到卫生院的医学院毕业生)、大队党支书、贫下中农
　　影片中方医生问了一个很好的问题：“钱与我们作对这我懂，可杜为什么?他是个党员、还是个领导啊!” (党员、领导就一定遵循共产党的宗旨、代表无产阶级利益吗?)
　　春苗：“当初小妹死的时候我以为只是钱这样的医生不好，可后来把我们排挤出卫生院、关闭卫生室、没收药箱的还有杜和梁局长。。。杜名义上是共产党员，可实际上他已经是钱在党内的代理人了。” “钱这个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又找到了杜这样的人当靠山，想继续爬到咱们身上作威作福啊!”
　　方：“我还是不明白，都文化大革命了，他们还能这样对待我们?”
　　春苗：“因为他们手中有权啊!杜利用手中的权力，重用钱那伙人，打击我们赤脚医生和革命医务人员，压制群众运动。。。毛主席制定的16条告诉我们：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当权派，我看杜就是这样一个走资派!现在不把他们手里的权夺回来，无产阶级专政就不能巩固，卫生战线的文化大革命就难搞彻底，针头也永远拿不到我们贫下中农的手里!”
　　方：“要夺杜手中的权，他们很可能要和我们拼命啊!”(没错儿!文革中你死我活的拉锯斗争印证了这一点。)
　　梁局和杜院都用‘反党’的帽子来威胁春苗和方医生，阻止他们造当权派的反。杜院长们自恃代表党的权力，对春苗们威逼+利诱：
　　群众：“春苗要是再为贫下中农看病连党员都要丢了。”(党员这个头衔当年含金量很高)
　　杜：“党员嘛，要有组织观念，要尊重上级领导”“一个人要带上反党的帽子，那就一切都完了”“没有省里的精神、县里的指示，我杜某是不会随便行动的。”
　　春苗：“现在是文化大革命了，你杜文杰还想一手遮天?。。。你们这样做能代表党吗?!”
　　杜以等级制的价值观揣测：“田春苗她们为什么想当医生啊?还不是想扔掉锄头柄、脱产当医生呀?咱们投其所好!” 以物质刺激和特权待遇来拉拢赤脚医生培训班的年轻人(注意：当时的脑体差别、工农差别确实很大)。
　　从文革结束后的结果可以明显看出，春苗们的斗争失败了(附网友们在电影《春苗》视频后面的评论)……为什么会失败?需要大家认认真真地总结教训。影片中的田春苗有很高的政治觉悟、很强的斗争意识，但千千万万的王春苗、李春苗呢?他们遇到类似的威逼、利诱会怎样呢?他们有团结斗争夺取劳动者政治权力的意识和行动吗?
　　附网友评论《春苗》:
　　

　　

2016-06-26 11:57:58  来源：新乡土  作者：田孟
【破土编者按】半个世纪前，毛泽东发出626指示，大批赤脚医生来到农村，为农村医疗保健做出贡献。半个世纪后，乡村医生是如何工作的?在医患关系日益紧张的今天，他们是怎么做的，怎么想的?　　

　　(图片来源：网络)　　一、从18岁到38岁，村医把大好青春献给了家乡
　　梁利英是兰村乡人，现在是兰村乡大池村的一名村医，今年38岁。丈夫是大桥江乡的，现在在县安监局上班。公公已经去世，婆婆还在。梁利英结婚后生有两个孩子，一个6岁，现在在县里的锦江小学读书，由婆婆照顾。小的在读幼儿园，梁医生每天接送他上学。
　　梁利英的父亲以前是大队书记。1993年父亲让她去学医。那时梁利英的兴趣是学画画，但父亲认为医生比较吃香，不管在什么年代，医术都是能够有比较稳定的保障的，所以就让她去了溆浦县卫校读书。在那里学习了3年时间以后，梁利英毕业回到了村里卫生室行医。由于那时还没有结婚，本村又有一位医生，所以她被分配到了附近的一个村，即桐古垅村卫生室上班。当时这个村人口很多，但交通不方便，医生和老师都很缺。于是她一边当医生，一边还当老师。
　　3年以后，她去了兰村村卫生室。兰村村卫生室此前是一个卫生专干在那里上班，姓肖。后来肖医生不知道什么原因出去了，于是梁医生就去了兰村村卫生室。两年后，梁医生去了通灵溪村卫生室。后来，由于大池村卫生室的刘医生患癌症去世，村里没有医生，农民看病不方便。于是大池村的村书记就找到了梁利英医生，希望她能够到大池村卫生室上班。由于村书记几次来请，说自己村里没有医生了，希望她能够到村里去，她因为抹不开面子最终答应了。2013年梁医生来到了大池村行医。临行前，通灵溪村的部分老人见到梁医生的时候都哭起来了，说“你走了我们这些老人家以后要看病可怎么办呢?”
　　大池村书记当时承诺尽快在村里建设卫生室。但是一直到现在三年多都过去了，还是没有见到动静。梁医生自己的办公地点是租私人的老屋，一年的租金是2200元，全部由她自己出钱。目前，全县有很多村都没有村医，成为了空白村。以兰村乡为例，目前正儿八经有能力行医的只有3个人，另外还有1位是老医生，能力上十分不足，尤其是不会操作电脑。也就是说，全乡14个村里面，有村卫生室的充其量只有4个村，其他的村都是空白村。
　　大池村有6个村民小组，共900多人。农民居住比较分散，是一种小聚居的模式。由于靠近县城，这个村的农民到县里看病的情况比较普遍，所以卫生室存在病源外流。但与此同时，由于兰村乡的很多村都没有卫生室，周边几个村的农民也有到梁医生这里看病，因此也有比较多的病源流入。这样一综合起来，梁医生卫生室的门诊量总体上还是不错的。一般来说，每天的门诊量平均是7到8人，过年过节人多的时候能够达到20人次，这时候梁医生就很忙很忙了。每年的门诊量大概在3000-4000人次左右。平日里，她除了接送孩子上学以外，基本上都是在卫生室里坐诊。吃住也都是在卫生室里。虽然她在县城也有自己的房子，但是很少回去住。她跟自己的丈夫也总是不能够经常在一起。
　　二、村医在处理农民危急重症中的作用不可忽视
　　之前，笔者以为村医处理危急重症的机会应该比较小，他们处理的都是一些感冒发烧等常见的小病小痛，碰到比较紧急的情况，一般都是转诊到了上级医疗机构，所以他们在面对危急重症方面应该没有什么作用。但梁医生却告诉笔者，这种观点是不正确的，而且也是很危险的。因为村医其实也会经常面临紧急情况需要处理，而且也有自己的独特优势。
　　【案例一】
　　早在桐古垅村工作的时候，梁医生遇到过一个病人。他长期患病，梁医生曾经建议过他不要喝酒。但是这个病人没当回事，就是不听，有一次喝酒之后不幸病发了，而且发作的厉害。当时交通不便，直接弄到县城医院去是没有时间了，梁医生只能自己先稳住病情，做一下紧急处理的工作。当时她自己也是没有确定的疗法，也因为刚刚毕业，没有什么工作经验，所以就什么法子都用上了。输液、中医等等疗法都用，只为了能够保住他的性命。好在最终稳定住了病人的病情。这个病人30多岁，而梁医生自己当时也才20来岁小姑娘。但当病情稳定之后，病人去厕所的时候又不小心掉到了茅坑里面。梁医生又千辛万苦把他从茅坑里弄上来，也顾不上什么脏和男女授受不亲的闲言碎语了，直接就让病人躺在了自己的床上。那个时候她还没有结婚，卫生室里没有病床，只有医生自己睡觉的那一副床。后来病情大体稳定之后，这个病人被转移到了中医院，最终康复了。中医院医生说，要是没有梁医生提前稳住了病人病情，估计这个病人就没命了。这件事让梁医生得到了病人家属的衷心感谢，也让她得到了当地老百姓的认可和信任。
　　【案例二】
　　村医也有遇到风险很大的情况。有一年，一个贵州的外地人在这里工作，生病了，来到梁医生的卫生室。他的血压下降很快，梁医生觉得他可能是重症。于是就给他做了紧急处理之后，立马让他去了中医院治疗。因为中医院治疗他的这个病比县人民医院还要专业。在这里，梁医生主要起到了两个十分关键的作用。首先是紧急处理，稳住病情，给病人争取时间。二是帮助病人进行就医途径的筛选，让他们花最少的时间、金钱和精力寻找到最合适的医疗机构进行治疗，这里面梁医生起到的是咨询和引导的作用，这个作用其实也是不容小视的。在很多时候。梁医生还会亲自送病人去医院，在送去的路上对病人进行基本的护理和治疗工作。这一点也是很难能可贵的。因为这个过程很有可能造成医疗纠纷。比如，遇到病人在路上去世等，但是梁医生往往都是不顾这些了。
　　【案例三】
　　有一个妇女得了胃出血。半夜三更地到梁医生的卫生室里求医。这个病其实村卫生室是很难治疗的。但是由于村卫生室离农民最近，所以农民一旦得了什么病，首先就是去卫生室里求医。即使自己没有能力治疗，梁医生也还是不会拒绝他们。往往都是先进行紧急处理，等病情稳定了，就送病人去合适的医疗机构进行治疗。这个妇女在梁医生这里住了2天才最终稳定下来，最后被送到了县级医院治疗。
　　【案例四】
　　除了这些疾病以外，还有另外一种紧急事情也需要村医注意。去年，大池村有一个病人得了腹泻。他有70多岁了，患有高血压和心脏病。他的儿子一起送到卫生室里治疗。由于是刚刚走进来，病人体征还没有平复，所以梁医生就让他坐下来休息一会儿在检查身体。这个病人一开始还在说话，但是不到十分钟之后就突然没有了声音。梁医生一看，他已经昏过去了。于是她赶紧让病人的儿子帮她进行抢救工作。把什么办法都使用上了，最终终于稳住了病情。她同时打了120电话，县医院在他病情稳定之后把他接走了。实际上，这个病人经常昏厥。有一次是在红十字医院昏倒了，还有一次是在坐三轮车的时候昏倒了。
　　其实，遇到这种情况，梁医生的内心里是比较矛盾的。一方面她比较害怕担风险，一旦出事了，就会很麻烦。但是，在另一方面，她又觉得自己不能够见死不救。梁医生说，救不救是一回事，救不救得过来那是另外一回事。这两个事情的性质是不一样的。所以，在卫生室的时候，尤其是在病人输液的时候，要有很高的警惕性，时刻注意病人的反应和情况，防止出现问题。比如，农村里面还有可能因为过敏导致的突发问题。但是这个主要是跟医生的细心程度有关系。梁医生说她自己是比较慎重的，每次打针什么的，都要做皮试。然后时刻注意和观察病人在输液和打针时候的反应，跟病人讲话，让病人讲话，随时询问病人的感觉等等。这样的精细化服务在大医院是根本不可能的。但这样却能够避免出现过敏等突发情况。她觉得村医首先要学会保护自己，不要出事。
　　【案例五】
　　当然也会有疏忽的时候，主要是医生考虑的还不够周全导致的。比如，去年有一个老人在梁医生这里打针。第一天打针的时候，做了皮试，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在第二天打同样的针剂时，老人突然晕倒了。梁医生想了很久也没有想清楚是怎么回事。后来她才意识到，由于这个老人是坐着输液的，体力消耗比较大，所以输液的时候体力不支导致晕倒。
　　这主要是因为卫生室的条件不好，没有输液床，病人不能够躺着输液。而这个老人年纪又大了，还有高血压，所以在输液的时候就体力不支昏倒了。要是年轻人的话，一般都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于是，梁医生对老人进行了抢救。由于事先知道老人有高血压，所以抢救药里特别有了降压药，这样才比较快地把病人抢救过来。要是由不知道这个病史的医生来抢救，有可能就没有用降压药，这对于老人来说，可能就会有生命危险。所以这里不仅反映出村医需要考虑周全的问题，还体现了村医充分了解病人病史在抢救工作中的优越性。
　　三、繁琐的公卫和压倒一切的医疗：村医的日常工作
　　村医的工作内容主要分为两块，一个是公共卫生服务，还有一个是基本诊疗。
　　(1)公共卫生服务
　　首先看公共卫生服务工作。在湖南省，这个工作一共包括了11项具体细目。其中，①农村居民健康档案的建立、②精神病人、③糖尿病人、④高血压病人的随访这是比较常见的事务，也是很繁琐的事务。在大池村，实际上一共有2个精神病人，2个糖尿病人，还有29个高血压病人。但是在上报的时候，高血压目前只上报了26个，数据还没有更新。
　　公共卫生服务以行政村为单位进行。平时村民到村卫生室里来看病，医生就会顺便给他们量血压等，顺带就把公共卫生服务的事情做掉了。也有些病人会主动到卫生室里来，请求医生给他量一下血压什么的。另外，对于附近几个村的村民，凡是到梁医生这里来看病的，梁医生总是也会有意识地给他量血压，算是对他的身体状况进行一个了解。所以，其实即使没有公共卫生服务的要求，村医为了治病的需要也会给病人检查身体。尤其是那些医生本来就比较熟悉而且需要重点关注的病人，只要他来，医生都会有意识地掌握一下他的情况。梁医生说，医疗和预防其实是一体的，没有必要也不可能分得那么开。正所谓“医中有防，防中有医，医防结合，预防为主”，这是基层医务人员需要面对的现实，也是独特优势。
　　对于公共卫生服务中几类特殊人群的随访，上面要求的是每个季度搞一次，但是其实平均下来，梁医生基本上是每个月都搞了一次。在登记的时候，一般都是登记有问题的，或者比如打了针的;对于没有问题的，她既觉得不需要登记，也因为事情多而没有时间登记。所以，翻看登记表里体现出来的测量数据，其实远远小于她实际上给病人测量的次数。
　　除此之外，梁医生还需要统计全村每年度的⑤死亡和⑥出生情况，进行登记和上报。另外，⑦还要对孕妇进行身体检查。比如量血压、询问病情等。村医做这些事情很容易。比如有一个孕妇，在家没事就天天到村卫生室玩。大家年龄相仿，比较有话说，因此可以随时给她检查身体。村医的公卫责任还有一项是要⑧通知打预防针。以前由村里打预防针的时候，由于老百姓白天都在外干活，没有时间打针。所以当时梁医生都是在晚上到村民家里打预防针。当时这种做法得到了村里老百姓的一致认可。大家觉得这个医生真不错，确确实实考虑到了老百姓的实际情况。现在，国家都是交给卫生院负责打预防针了，村医只是负责宣传、通知和协助。由于梁医生对村里比较了解，需要打预防针的人她一般都有电话，于是就用电话通知他们哪天来打针。打针那天，卫生院来专门的医生，她就在边上帮忙。卫生院的医生一般是在白天上班时间来打预防针，而这个时候很多农民也在干活，所以打预防针的积极性并不高，导致打预防针的覆盖面反而没有以前由村医来做的覆盖面大。
　　公共卫生服务考核越来越细致繁琐。以前公卫只有很少的要求，而且规定的也没有现在这么细致。后来，公共卫生服务就要求得很细致了，每个月都有安排，要求把工作落实。到现在，这些工作基本上都能够落实到位了。梁医生觉得，其实公共卫生服务没有必要搞得这么繁琐。对于高血压、糖尿病、精神病的随访，乃至冠心病等特殊疾病的掌握还是必要的，但是这个事情其实村医为了治病的需要，都会自觉掌握的，脑袋里都有一本清楚的账。而对于像全村人的健康档案之类的东西，其实是没有必要也没有多大用处，反而占用了村医很多的时间和精力。现在大家的健康保健意识比较强烈，一生病就会找医生，甚至要求住院，所以可以借这样的机会进行健康档案的建立，不要像现在这样专门来搞。
　　(2)基本诊疗是村医压倒一切的“头等大事”
　　笔者以前以为，村卫生室的主要工作应该是在公共卫生服务方面，对于诊疗方面应该比较少了。但实际上这是一个误解。诊疗其实还是占了村医的大部分时间和精力的。梁医生说，考虑诊疗还是公共卫生服务占比，不能仅仅看所占用的总时间，还要看这两项事务的重要性。对于诊疗来说，只要是病人上门，不管医生在做什么事情，都必须停下来，首先给病人看病。这说明诊疗在村医这里也是主要的工作。公共卫生服务则是放在比较零散的时间来做的。虽然可能在花费的总时间上，公共卫生服务占的比较多，而诊疗占的较少，但是不能因此就认为公共卫生服务比诊疗重要。恰恰相反，作为向村民提供医疗卫生服务的一线人员或最基层的机构，村卫生室的重点还是为村民提供基本的医疗服务。甚至可以说，诊疗是压倒一切的。而公共卫生服务则不会专门来做。比如，就在前几天，梁医生正在做健康档案，有一个病人上门。这个病人80多岁了，患有肩周炎。于是梁医生只能放下手上的事情，给他治病为先。弄好了之后才继续做健康档案的事情。梁医生认为，病人来了，就应首先以病人为先。村医首要的任务还是给病人提供初级的治疗，解除病痛，确保病人健康。
　　基本诊疗之所以重要，还因为这关系到村医的收入问题。现在，村卫生室的报销政策是，每次门诊报销的起付线是10元，低于10元的由病人自己支付费用。超过10元的，给予报销。其中没有涉及到输液打针的，每次的诊疗费报销是5元;有输液打针的，每次在报销5元诊疗费的同时加收5元材料费，因此一共是10元。比如，一个病人看病，需要8元，低于起付线，那么这8元就需要病人自己支付，不能刷卡报销;而若是费用是15元，而且没有打针输液，那么报销5元，病人自己支付10元的费用。文件规定，每个人每年的门诊封顶线是200元。乡卫生院对村卫生室进行管理。这5元的诊疗费是村卫生室的收入。但不是纯收入，因为里面有包括治疗所需要耗材，如输液器、棉签、碘酒、处方签等。大池村卫生室每年的门诊量按照每个月200人次来算，大概是3000多。当然也存在一些没有登记的情况。这主要因为基本药物制度的问题，用了非基药不好登记上去。因此不登记的也不少。
　　四、想说爱你不容易：基本药物制度对村卫生室的影响
　　现在国家要求村卫生室使用基本药物。但是基药制度不完善，很多药进不到货。但别人到村卫生室里来，你没有药也说不过去，村医总是要以病人的治疗为主，所以也存在使用一部分非基药的情况。比如扑尔敏和止液敏，都是比较常用的药品，但都不是基药。农民又需要，所以只能偷偷地用药。
　　现在村卫生室里面打屁股针的药都越来越少了。但是别人到你这里来，就相当于是信任你，你一点儿小病都治不了，对医生的影响也不好，会影响到村医在村民眼中的形象。有时候，还需要使用肾上腺素的，但这也是非基药。问题是别人要是出血了怎么办呢?在农村干活，哪有不出血的情况呢?出血是很常见的事情。没有肾上腺素，出血比较大的时候就没办法。在农村哪有没有外伤的?过敏也很常见，关节炎也是很常见的，但是针对这些疾病的药品都是非基药。这说明基药制度还很不完善，还需要从最基层的需要上多考虑。
　　再比如，钙片也是非基药，但是病人、尤其是老人病人到大医院或者药房里买的钙片又太贵了，所以卫生室里也只能偷偷地卖钙片。由于没法监管，这些钙片的质量其实是更没有保障了。还有一种专门治疗“跳经”用的药品，乙烯雌酚，现在也不是基药，所以对于这些病，本来可以治疗的，但是因为不是基药所以不允许用，于是就没法治疗了。村里的医生“有枪没有子弹”，造成老百姓看病和村医治疗的不方便，这是基药制度造成的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很多基药基本就买不到。梁医生说她每次勾选了很多的药品，但多半都是拿不到的，配送不来。到后面干脆就不进这些药了。所以村卫生室里的药品越来越少，哪里还能够基本满足农民的用药需求?现在整个卫生室的药品加起来也就70-80种，能治什么病呢?之所以配送不来，有些是因为药品太便宜了，还有的则是因为药品太贵了。
　　村医的收入也是一个问题。电视上说是保证村医每年有3万元的收入。但是实际上每年也就几千元。而且东扣西扣，再加上自己的成本投入，其实就基本上没有了。每个输液器要0.6元，每个注射器需要0.2-0.4元，这些都是耗材成本，还有棉签、碘酒、房租等等。还不要算上自己的人力资本。所以，那5元里面根本就不是实际上的纯收入。对于村医来说，除非病人比较多，这样的话还能够维持生活。要是靠政府的补贴资金，那基本上连自己的生活都会成问题，可能还需要家里的支持。靠财政拨款是靠不住的。很多医生都不愿意刷卡，对上面的补钱已经不抱期望了。因为等到上面补钱下来，往往都是扣得差不多了。还不如不刷卡，一手交钱一手交货，村医自己搞，收入反而还有保障一些。
　　由于梁医生对于治病还是比较有经验了，而且当地的老百姓都比较认可她，乡里乡亲的，大家都愿意到她这里来看病，所以她的门诊量还是很不错的。再加上中医方面还能够有一些收入补充一下，所以还能够维持她的卫生室经营。在农村搞中医项目，严格按照中医院的收费标准是不可能的，绝大多数时候都是比上面定的标准收费低，因为农民没有那么多钱，很多时候做中医相当于做好事、义务的。
　　基本药物制度在这里实行了大概有5-6年时间。以前村医都是正大光明地用药，现在用药则是躲躲藏藏偷偷摸摸的，好像做贼一样的。这也让很多医生觉得很没面子，于是就干脆不干了。实行了基药制度，进药很不方便，以前没有实行基药的时候，进药很方便。需要什么就有什么。其实当时和现在进药的地方还是一样的，都是县里的药材公司。但是实行基药之后，这些药不好进了。本来基本药物制度的实行是为了降低农民的看病负担，同时也是为了让村医的收入稳定有保障，从而可以安心工作。这个出发点是好的。但是操作中出现了很大的问题，最终不仅没有达到降低农民看病负担，而且也没有让村医更加安心工作。而公家的钱却花了很多。大家都吃亏了，都不满意。这个结局是之前大家都没有意料到的。
　　梁医生说，对于农民来说，要想降低农民的看病负担，最关键就是要让农民能够在家门口看病。只有这样才能够降低农民的看病负担。至于其他方面的办法，最终都是不靠谱的。本来村卫生室能够看好的疾病，现在因为基药制度不允许用药了，于是村卫生室看不了这些病了，只能迫使农民到远一点的地方看病，这无疑就加重了农民的看病负担。在村卫生室，不仅距离近，而且价格低廉。到了大医院，不仅距离远了，而且费用也高了。大医院里，钱就不是钱而是纸了。这样农民的负担怎么会减轻?本来在村卫生室几块钱就解决了的，在大医院就很贵很贵。
　　现在的药品政策，要求村卫生室不能私自购药。需要每月向卫生院报表，每个月都要交处方和月报表。其中，单个处方要求不能超过5种药，单张处方的抗生素使用不能超过两类。村卫生室上报到乡卫生院，然后由乡卫生院汇总采购。但是这个过程中，经常出现信息错误的情况。比如需要100盒，最终却变成了10盒甚至1盒;比如本来要颗粒最终变成了胶囊的等等，这种情况很常见，村医也是没办法，只能等着下次进药。卫生院的工作不认真，村卫生室没办法。对此卫生院也有苦恼，因为人手不够，哪有专职人员给村医服务呢?
　　正是这些因素，考虑到村医的首要任务是治病，所以很多卫生室都有非基药。对此，卫生院其实并不是不知道，但也确实考虑到村卫生室的实际情况，因此在检查的时候往往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只要不被上级发现或者外界曝光，只要自己来检查的时候没有抓住现行，也就放过算了。所以很多村医都把自己的非基药放在卧室里，有的甚至藏到了床底下。以我在湖北、浙江、湖南等地的调查，发现这是很普遍的现象。其实非基药也是从药材公司进的，大家基本上都是就近原则，一般不会找远的药材公司。而且长久打交道，相互之间很熟悉，村医还可以向药材公司赊账，这样村医的压力也小一些。配送公司一般送到卫生院，由于大池村卫生室比较偏，所以梁医生也不好意思让别人送过来。于是就委托她的丈夫路过卫生院的时候顺便把药品带过来给她。等到自己有钱了，就把赊欠药材公司的钱给人家还上去。
　　与此同时，也有老百姓赊欠卫生室的钱。因为都是乡里乡亲的，有些农民实在是一时拿不出钱了，于是就让医生先通融一下。一般人还是会及时还上的。但也有极个别的人久而久之就有了侥幸心理。但这样的人故意欠钱不还，村里人和村里的舆论也都会针对他的。所以这样的人很少很少。一般老百姓都是能够及时还钱的。赊欠都是因为一时手头紧张。
　　现在有点麻烦的是卫生局的钱总是不能及时拨付到位。刷卡补钱不及时，医生的资金压力就会比较大。以前是由卫生局把钱打到卫生院，然后再由卫生院打钱到卫生室。这个模式后来出现了一个严重的问题，那就是卫生院很有可能扣住这笔钱不发，有时候甚至就是用在别的地方去了。这引起了村医的强烈不满。后来改了，变成由卫生局直接把钱打到卫生室的账号上。这样就基本上避免了被挪用的问题。但是这个模式也存在问题。卫生局拨钱也往往不能及时到位，因为程序比较复杂，需要走程序。这样的话，一般都是需要延迟两个月左右时间。梁医生每个月大报账金额大概是1000多元，病人多的月份可以达到2000元。积累下来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对于村医来说往往就会十分窘迫。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问题是有些基药不能报销。这个问题梁医生觉得很奇怪。比如甲硝唑本来就是基药，但是村医使用了之后却不能在电脑里面勾选，所以没法报销。但是在订购的时候却没有问题。说明这个药品是基药但是没有纳入到报销范围之内。这个情况太复杂，很多村医都不是很清楚。所以白白用了很多不能报销的药品。现在医疗卫生领域的药品目录繁多，搞得不仅老百姓看不懂，很多专业人士都看不懂。其实，基本药物制度，以及其他方面的药物使用目录和规定，要真的适应农村实际，就一定要制定的比较简单易懂才好。太高深的规章制度，不仅农民看不懂，很多村医也看不懂。这其实也是一种官僚主义。
　　五、“鸡肋”还是“香饽饽”：村卫生室里的中医和中药
　　中医药包含两个部分，一个是中医，一个是中药。现在在农村使用中医药的情况很少了。梁医生以前学过中医药，但是没有具体实践过。最近由于国家在提倡中医药，所以她也开始学习和实践了。比如电疗、刮痧等等疗法。开展中医服务的设备都是由外面的一些公司发的，据说是县中医院集中采购的设备。这些中医治疗方法都是村医在中医院学习的，方式和标准都是中医院制定的。
　　目前来看，中医还有点儿市场，中药在农村则十分危险。中药其实梁医生也会的，但是由于中药的管理太麻烦了，所以她很少使用。每次买中药材就是一大包，但是却又用不完，用不完就会过期，白白浪费，所以她一般是给病人开方子，让病人自己去抓药。或者就是帮助病人抓药，一并治疗。对于中药收费，现在政府有规定。
　　现在农民主动要求看中医的不多了。很多时候都是医生提出建议使用中医疗法或中药的。大多数人都希望用西药，因为西药好得快，不耽误功夫。农村人讲究实际，平时要忙着干农活，就是不忙也总是不想随时拖着个病，于是得了病就很想快点儿好，越快越好。这个观念还很根深蒂固，农村人对于得了某些病要慢慢养的观念还难以接受。而中药则比较慢。对于日常的感冒发烧、肺炎等等，一般都是用西药。农民往往也会主动要求医生开西药，甚至输液。而对于慢性病等，其实医生还是比较偏向于使用中药。
　　六、村卫生室其他情况简介
　　(1)开支
　　村卫生室现在的开支主要包括：
　　1、房租。每年2200元。每年一次性付清。
　　2、材料费。需要几千元，但是没有仔细算过。包括输液管、针剂、碘酒、棉签等。
　　3、宣传栏用纸等。由卫生院来做，但村医每年需要上交200元左右。
　　4、处方签、记录本、门诊日志、发票等办公用品。不好计算具体金额。
　　5、固定资产。
　　1)办公桌是梁医生自己买的，当时乡政府搬迁时低价处理的。
　　2)电脑是卫生院发的，因为要搞公卫和新农合。
　　3)药柜、推车也是由卫生院配发的。
　　4)桌椅板凳则是村医自己私人的。
　　5)高压锅是卫生院的，但是现在基本上不用了。因为都是用一次性注射器了，不用煮针剂了。
　　6)喷雾器也是卫生院的，但现在也是基本不用了。因为喷雾剂是病重的时候才会使用，但是现在病重的话一般都送到大医院去了。主要是交通方便了，农民的健康保健意识也强烈了。
　　7)胎心仪是卫生院提供的，主要是做公卫服务用的。
　　8)执业证书交钱是村医自己出的。但需要村委会盖章。
　　而村卫生室的法人代表是梁医生自己，既不是村委会主任，也不是卫生院。
　　(2)出诊和夜诊
　　也会有出诊的情况。比如老人或者孕妇。他们走不了了，村医就需要上门出诊。但与以前比，出诊很少。出夜诊也有，但是更少了。一方面是因为交通方便了，二是因为自己是女医生，晚上出诊还是不安全的。所以除非很近，或者有人接送，梁医生才会去出夜诊。今年她就去出夜诊一次。那是病人的儿子有车接送她才去的。这还要幸亏她在卫生室住宿。
　　(3)问题
　　梁医生认为，现在村里卫生工作的主要问题就是限制太死了。国家政策目的是好的，但是条条框框太多了，限制医生没办法伸展开手脚。对于农民来说，省钱的最好办法就是让农民不出家门就能把病治好。梁医生反复说，对农民来说，在家治病，必然是最廉价的。这一点很关键。对村医来说，有些村医感觉到限制太多，就不干了。村医收入低，风险却很高，压力还很大。条条框框太多了，这也扣钱那也扣钱，最终到村医手里就没有多少钱了。每天村医却都要坐在卫生室里，收入比不上别人打工的。所以有些医生就不干这一行了。在基本药物制度下，医生使用药品不很方便了。但是又要给村民看病，所以用药只能偷偷摸摸的，但毕竟心理还是很有压力的。万一被抓到了，不仅要被罚款，而且面子上也不好看。所以很多医生只要有点出路，或者生活有保障了，就不干这一行了，乡村医生的流失很严重。
　　现在社会风气也不好。医生治病，治好了，病人会觉得这是你应该做的。治不好就要闹事。不治吧，别人就会说你见死不救。反正医生怎么做都不让人满意。医生缺乏尊严感。
　　【案例一】
　　有一个病人，本来是在县人民医院的一个分院动手术，然后又被转移到了怀化市人民医院，再后来又回到了县人民医院。但是这个病人就骂县人民医院的医生，说医院的医生技术不行。好在那个医生脾气很好，只说我给你治好就是了。其实医生的压力还是很大的。
　　【案例二】
　　岩门镇有一个医生，接到一个重病患者。他不敢接收，于是就建议赶紧到县医院。没想到这个病人没有去县里，而是回家了，于是病情越来越严重。最后实在是撑不下去了，就赶紧往县医院跑。临走之前，病人家属求这个医生说，无论如何先给点药稳定一下病情。于是医生就给他开了一粒药。没想到还没送到县里，病人就死了。于是这一家就转过头来说是这个医生治死了病人，要求赔偿。旁观的人都说，这家人不讲道理;医生开的是药，又不是毒药;就算是毒药，吃一粒也不可能就那么快死掉了。但是最终这一家人大闹，为了息事宁人，医生也没办法只能赔钱。这件事让很多医生觉得心凉，对这样的情况就更不知道怎么处理了。
　　【案例三】
　　据说还有一个人，他已经病重了。快死的时候，他的家属说赶紧把他送到医院里去，死在医院就可以要求医院赔钱了;怎么样也要死在医院。梁医生说，以前医生给孕妇接生，很多家属都会给医生吃糖果什么的，以表示感谢。但是现在呢?家属以为这是你医生该做的事情。而且你这里还不要出事，出了事家属还要找医院和医生的麻烦，更不得了。
　　所以现在这个社会风气，已经不是说医生给别人治病做好事希望得到别人的感谢了，而是转变为医生治病之后还要防着别人不要害他了。梁医生无奈地说，“我即使是做好事，现在也不求别人谢我，只是防着别人不要害我就行了”。医生和患者之间关系紧张，导致医生压力大，但这并不是一直就如此。之前好像没有这么大的压力。梁医生回忆起自己当初刚刚当医生时抢救的那个病人，觉得很感慨。说那个时候自己胆子也大，什么办法都敢用了。最后把人命给保住了。别人现在都还很感激她，而且也因为这个事情使她当时远近闻名。但要是放在现在，她肯定没有之前那么大胆了，那么估计那个病人可能就没得救了，而她也不会得到家属的感谢和乡亲们的认可了。但是这个社会风气的改变也是大家都没有办法的事情，现实情况都是很多医生年纪越大胆子就越小，但这也是很无奈的事情。
　　总之，通过与梁医生的交流和学习，大概可以管窥当前当地农村最最基层的医疗卫生机构和医务人员的现状和面临的困难。村卫生室关系到农民最初级的医疗卫生服务需求，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和意义。因此，国家有关部门需要进一步高度的重视这项工作，并依照农村的实际需要，制定出切实可行的政策方案，为农民和村医提供尽可能的帮助和便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