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唯公 - 2016/9/3 9:59:10
2016-09-03 08:19:51 来源：中国军网 作者：王雪振
（一） 1935年1月27日，贵州，土城镇，中央红军与川军的一场遭遇战正陷入胶着境地。
这是一场残酷的拉锯战，到处是连天的炮火、弥漫的硝烟和冲锋陷阵的红军士兵。
以女红军为主体的干部修养连被冲垮，物资和伤员混到一起，寸步难行。
生死关头，女红军们勇敢地冲了上去，冒着生命危险背伤员撤退。
连续将五六个伤员背至安全地带后，一名女红军精疲力尽，摊在地上爬了几次都没有爬起来。强大的求生渴望促使着她咬紧牙关，用手扣住沟沿，用双脚蹬地往前挪。呼啸而来的子弹将她的衣服打了五六个洞，其中一枚擦着头皮而过，头发瞬间被打焦了一绺。虽身体无碍，死亡，却近在咫尺。
其实，这还不算啥。早在1934年10月，这个女红军还曾被敌人团团围住过，当时她被逼到山崖边，抱着宁死不当俘虏的念头，纵身跳下山崖，后来被及时救治才幸免于难。
这位女红军叫刘彩香，长征开始时才19岁，很年轻。不过，她只是当年参加长征的2000多位女红军中的一员，经历的危急时刻，也只是女红军们众多千难万险的其中一角。
（二） 有人说，战争，让女人走开。
可是回顾长征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女性始终都是不容回避的内容。
长征前，女红军多集中在医院、剧团、妇女组织机关等部门中，担负着保卫机关、制作被服、运输弹药、发动群众等多项工作，可以说，浩荡的革命洪流，随处可见女红军们的靓丽身影。
长征开始后，踏上这段艰险征程的女红军，中央红军方面有32人，红二、红六军团有20多人，红四方面军中人数最多，大约有2000多人。
干革命，总是要牺牲，可是，当牺牲与女红军们相碰撞，却让人有一种说不出的揪心：因过于劳累生理改变，有的绝经终生不育;因恶劣条件分娩，终身疾病缠身者有之;因情况危急上阵抗敌，也有人献出了宝贵生命……
有的牺牲，除了悲壮，还是悲壮。长征途中，红四方面军有个妇女独立师，拥有指战员2000余人，清一色的女性红军。作为战斗部队，这群“大姑娘”们许多人都是两过雪山、三过草地，艰辛苦楚无法想象。
到达陕北后，这支部队的许多人还参加了西路军，继续“长征”，后因弹尽粮绝，全军覆没，许多人牺牲时连个名字都没有留下，只有不到300人活着返回了陕北。
从2000到300，不仅仅是数字的削减，更是一个个鲜活生命的陨落。那些鲜活生命，每一个都曾拥有灿烂亮丽的脸庞，每一个都有着丰富的内心世界，每一个都有着对未来的美好念想。
历史，总是这样无情。那些如花的姑娘们，我们不知道她们从哪里来，不知道她们要到哪里去，甚至，不知道她们曾经来过……
有时候，即使侥幸活着，一些女性红军也要背负着难以名说的“痛”。王泉媛本来属于中央红军，进军遵义时，她和当时在国家保卫局工作的王首道破例成婚，新婚没几天便匆匆分离。被任命为妇女抗日先锋团团长后，她随大军西征，后来不幸被俘。在历尽艰险逃出牢笼后，找不到组织，也找不到自己的丈夫，王泉媛只好沿途乞讨回到了江西泰和老家。
1982年，王泉媛不辞劳苦赶到北京，在康克清的作证下，恢复了党籍。当她办完事准备离京时，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的王首道和她终于再次相见。年近古稀的王泉媛忍不住流下眼泪，嘴里不停地念叨着：“总算见到了，总算见到了……”
时至今日，两位老人再度相见的场景，我们很难进行准确描述，但其中的辛酸苦楚，对于旁观者来说，也是一种强烈的不可言说之痛。
（三） 女性，往往是柔弱的代名词。
然而，长征途中的红军姑娘们，迸发出的力量却往往超乎想象。
1935年6月，当跟随中央红军的女红军们即将到达胜利终点时，红四方面军女独立师的姑娘们正在经历着一场恶战。
当时，红四方面军需要北上与中央红军会合，但必须抢占腊子口。
战斗中，一部分女红军和500多名伤病员被围攻，突围时刻，负责断后的女红军与敌军勇敢肉搏。当刺刀寒光闪烁，怒目圆睁的姑娘们或许从不曾想到死神已悄然来临。
最终，红军伤员安全转移了，可70个女红军，却没了……
时至今日，我们很难找到那些女红军们的影像，但通过各类历史资料，我知道这群20岁左右的姑娘们，“用乌泥涂脸，不蓄头发，全身戎装，脚穿草鞋，腿打绑带，英姿飒爽，俨如男兵。”
80年的时光虽不算久远，但足以冲淡消抹很多东西。我看到这些描述时，突然间觉得，这些姑娘们的青春靓影始终屹立在时光的道口，以更加威武严整的姿态等着我们去发现。
我曾一遍遍钻进历史书籍，一次次走近她们。这些红军姑娘们，虽然戎装在身，但残酷的环境，依然阻挡不住她们的乐观与热情。
闲暇之际，她们也会相互打闹嬉笑，无忧无虑地洗着脚，甚至还会组织捉虱子比赛。现在想来，那是多么唯美的画面啊。
这些掩藏在历史中的细节，不经意间丰满了姑娘们的人生与世界，让我们在泪中笑，又在笑中被她们感动流泪……
认真体会，无论是战斗的惊险时刻，还是闲暇的柔性唯美，都是关乎精神的东西，或是英雄主义的，或是乐观主义的，不是么?
（四） 在中国共产党诞生之际，李大钊曾经预言：20世纪是被压迫阶级的解放时代，也是妇女的解放时代;是妇女寻觅她们自己的时代，也是男子们发现妇女的意义的时代。
而这一科学预言，被长征中的一个个姑娘的亲身实践所证实。
捐躯为革命，视死忽如归。她们生就的是柔韧之躯，做就的却是惊天地、泣鬼神的事业，这有一种不相对称的美感，每一处，都足以撼人心魄。
长征中最小的女红军——王新兰。
就是这些勇敢美丽的姑娘，用独特的境界和付出，为长征精神注入了别样的魅力和风采。
在那个时代，我们不能要求她们抱着多么高远伟大的动机加入浩荡洪流，但不甘于现实压迫，不满不平等的现状，是她们甘愿进入革命之门的基本动因。
你可以说，她们是为了自己过得更好，但也正是在这种过得更好、更有价值的追求中，她们重新认识自己、释放能量，在革命之途中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安身立命之所，哪怕抛头颅、洒热血，也甘之若饴、永不放弃。
可是，在我看来，这些还不足以解释她们伟大壮举的全部。
同样是在长征路上，在一阵阵马嘶长鸣中，一位女红军即将分娩，部队停下来等待小生命的诞生。而此时，敌军正在他们身后穷追不舍，情况万分危急。
一分钟、两分钟……两个小时过去了，小生命终于呱呱落地，负责打阻击的战士却牺牲了好几个。几条命换一条命，有人轻叹不值，军团长董振堂却板起脸大吼：“我们干革命打仗，为了什么?不就是为了孩子吗!”
“千万不要忘记革命是千辛万苦，无数牺牲才得到胜利的。你们是在一帆风顺、温暖暖、软绵绵的温室中长大的，千万要警惕，不要忘了本。”这是廖承志在长征胜利20周年时，写给女儿廖茗的话。同时，他还给女儿画了一幅画：一位红军妈妈忍痛将孩子送给当地一位老汉，离开时，她像想起了什么，掀起衣襟给孩子喂奶，喂饱后，便把他轻轻地放下，头也不回地追赶队伍去了。
那是多么让人心酸的图景，刚刚当上妈妈的女红军，为了继续前行，忍受着抛儿弃女的苦痛，头也不回地向前去，只为了更多孩子的幸福。
“为了孩子”，是啊，为了孩子，我突然懂得，那些女红军之所以肯冒天下之大风险，或许还不单单是为了自己的新生，还有，新生一代的幸福……
（五） 如今，在绿色军阵中，同样不乏女性军人的身影。
从女歼击机飞行员到女仪仗兵，从女子导弹连到女子特战连，从女航天员再到女子两栖侦察队……一个又一个的姑娘们，接连出现在人民军队的行列中，在强军兴军征途上展现着蓬勃向上的力量。
女飞行员驾机飞越城市上空。
尽管时代不同，兵种各异，但她们从戎报国的情感基底，却始终一脉相承。
有人说，这是最好的时代，但也是最坏的时代。而时代的好坏，却取决于我们自己，取决于我们所能努力的程度。将眼光不断瞄向历史之感召、当下之苦痛、未来之前途，不断怀揣着“为了孩子”的本真信念，付出我们这一代人应有的努力，做出我们这一代人的贡献、尽起我们这一代人应有的责任。
正如80多年前那群姑娘们所做的那样，若此，前景光明，才不会沦为一句空话和妄想。
回望一生征程，恽代英曾饱含深情地挥笔写道：“我们吃尽苦中苦，而我们的后一代则享受福中福。为了我们崇高的理想，我们是舍得付出代价的。”
今天，当我们穿过历史的硝烟，深情凝望那群姑娘，或许会更深刻地理解这句话。
诚然，这是我们应有的命运，也是我们这一生最为光辉灿烂的前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