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和尚 - 2014/3/12 10:05:27
2014-03-12 09:04:28 来源：
求是理论网 作者：那小兵
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都有政府兴建、政府管理的国有企业。“二战”之后，英国等西欧国家纷纷收购私有企业，使之“国有化”。近二三十年，西方一些国家又纷纷出售国营企业，使之“私有化”(privatization)其理由是：国营企业的效率低;私有企业的效率高，所以要通过“私有化”来提高企业效率。
西方这股“私有化浪潮”的规模并不大，但它对我国的影响却很大。我国一些主张私有化的“著名经济学家”和“高参”，自以为找到了“有力的佐证”。他们振振有辞地鼓吹：无论是中国还是外国，国有企业的效率都低于私有企业，所以只能把国企“私有化”。有的人宣称：经济私有化是世界各国的总趋势，“人间正道私有化”。国务院体改办主办的《中国改革》月刊去年夏秋连发三篇“本刊评论员文章”，公然宣称国企改革的根本出路是“非国有化”。因此，弄清西方国家的国营企业及其私有化(又叫“非国有化”)的真相，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西方的国有企业：效率高而利润低 看利润率，西方国营企业的利润在多数情况下远比私有公司差。但是若看劳动生产率和生产技术指标，西方国家的国营企业在大多数情况下不亚于私有大企业。 1982年的厉以宁先生是承认上述事实的。他与罗志如合作出版的《二十世纪的英国经济》一书，引用米尔瓦德的话说：“国有化部门利润的低下和70年代起的亏损趋势，与国有化部门的产量和劳动生产率的增长是很不相称的，特别是如果把国有化部门同私有加工工业部门相比。1955年以后，私有加工工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增长幅度一直小于国有化部门，而利润率大大高于国有化部门。” 为什么“效率高而利润低”?主要原因是：国有企业按政府主管部门指示，以低价格向私有大企业出售能源、原材料、半成品和运输服务筹，同时以高价买进私有大企业的商品和劳务。这种价格差，人为地造成国营企业利润的丢失。 英国《晨星》报1980年6月3日报道，1967年—1975年间，由于这种强制性的不等价交换，使国有英国钢铁公司的损失达到7.83亿英磅。格林和舒特克赖夫在《英国资本主义：工人和利润收入》一书中说：“国家能够——利用国有化部门来津贴私有部门;低价格和低盈利性等于给生产以津贴。实际上这一直是英国国有化部门的任务。”1982年，厉以宁在其书中引用这句话时还写道：“如果再加上国有化部门向私有部门提供的较廉价的产品和劳务，从而使私有企业所有者得以获得经济利益，那么收入再分配的这种有利于资产阶级的性质就更加清楚了，——在分配方面，国有化有利于资产阶级(包括原来的企业所有者和其它仍然私营的企业主)，不利于全国的工资收入者。”“国有化部门的低利润可以保证私有企业的低成本，从而是维持私有企业的一定利润的条件之一。” 在法国，政府也把国有企业当作私有大企业的“摇钱树”来对待。法国《国有企业文件研究汇编》指出：国有企业的许多价格从1949年到70年代初没有变化。例如，法国每吨/公里的石油铁路运费到1972年一直是5.13生丁(注：1法郎为100生丁);与此同时，法国国有铁路公司在这段时间向私有企业购买的产品价格却涨了4一5倍。仅仅由于国有企业向私有企业出售产品的低价，就使4家最大的国有企业——法国煤炭公司、法国国有铁路公司、法国煤气公司、法国电力公司每年损失150一200亿法郎。 80年代因为“亏损”而被私有化的“日本国家铁路公司”，其货运价格长期被压低到成本以下。例如，1968年的货运成本对铁路运价之比为147比100，即货运成本比货运价格高47%。这大大降低了私有企业的货运成本(《当代资本主义：所有制、管理和权力》第150页，苏联迈博罗达著，江苏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值得注意的是，国有企业产品的低价，主要是提供给私有大企业。例如，1973年，法国国有煤矿开采一吨煤的费用是103.4法郎，对居民的生活用煤售价是每吨305.4法郎，而大的私有公司每吨仅付费94法郎(即比生产费用还低9.1%)。国有的“法国电力公司”1978年按每度11.65生丁的优惠价向私有大企业供电，对居民却按每度50生丁收费。巴黎运输管理局是一个大企业，也是用电大户，但因为它是国有企业，所以它用电就享受不到私有大企业的优惠价。1974年到1975年世界经济危机及危机以后，能源价格猛涨，法国居民生活用煤气涨价45.3%，而法国私有工业用的煤气反倒降价25.3%(《当代资本主义：所有制、管理和权力》第145、146页)。 英国国有电力公司与私有大工业企业签订合同，按优惠价向它们提供电力。“英国制铝公司”等有色金属方面的私有企业，用电价格比居民便宜2/3，比包括国有企业在内的其他大户用电便宜40%(《当代资本主义：所有制，管理和权力》第148页)。除了对国有企业实行歧视性的价格政策外，英国政府还实行歧视性的金融信货政策，对国有企业贷款用高利率，对私有企业贷款用低利率。 国营企业以低价格销售商品给私有大企业，对此，资本家是满意的。但是，这对于与国有企业同行业的私有大企业来讲，却是很恼火的。因为国有企业商品的低价格夺走了很大一块市场份额，使同行业的私有大企业的市场份额缩小。例如，美国有色冶金企业是用电大户，他们就购买美国国有发电站的廉价电力而不买私有电力公司的电力。于是，私有电力公司要求政府把国营发电站“卖给”它们。首先反对国有发电站私有化的就是私有的有色冶金企业，因为它们知道，国有发电站“私有化”后，电价要上涨，对它们很不利。最后达成妥协：国有发电站继续以低价向冶金业的私有大企业供电，但不得向居民等零售电力;国有发电站只能以低价向私有电力公司供电，再由私有电力公司以高价零售给居民(《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美国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第114、115页，苏联达林著，三联书店1975年版)。由此可见，国家的廉价电力成为私有大企业发财致富的源泉。 从上可知，强制性的“价格剪刀差”对国营企业非常不利。这种不等价交换，意味着国有企业职工创造的利润转让给了私有大企业。政府压低国有企业的产品价格使国有企业盈利很少，甚至负债累累;却使私有大企业的生产成本降低，利润增加，从而增强了它们在国内和国际市场的竞争能力。 西方国家的政府不仅强令国营企业用“低价卖、高价买”来保证私有大企业获得高额利润，而且在市场上商品供过于求时，经常采取强令国营企业停工的办法，来保证私有大企业充分开工。例如，在1965年，具有强大制造能力的美国国有造船厂大部分都被迫停工，因为国家把军用船只制造任务的80%交给了私人造船厂制造。(《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美国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第115页)。 由于一小撮大财阀控制着西方国家大部分经济实力，所以，西方国家的政府日益变成代表大资产阶级的利益和意志的政治机构。政府使国有企业的主要成果转让给私有企业，使国有企业服务于资产阶级。 西方的私有化主要出于政治原因 西方大资产阶级对国有企业的存在和发展，有一种复杂的矛盾心理。他们一方面利用国有企业来为私人资本服务，通过与国有企业的不等价交换获取高额利润，一方面又掀起反对国营企业的运动，指责国营企业“缺乏效益、亏损累累”，要求将国营企业私有化。原因是，资产阶级既把国有企业看成提高私有企业经济效益的手段，又把国有化看作是危及私有制的政治行动。因为，关于国有化的决定通常是人民群众斗争的结果(虽然其后资产阶级政权使国营企业的运作违反人民意志而符合资产阶级利益)。国有企业的运行和发展使人们认识到，私营企业变为国有企业，生产也能正常运行。这说明，资本家并不是经济生活所必需的人物。 1976年，当时的法国总统吉斯卡尔·德斯坦在其所著的《法国的民主》一书中，就以恐惧和敌视的口气写道：“对大企业系统地实行国有化，不可避免地意味着选择完全不同的另外一种经济制度。”他担心国有化在更大范围扩展，将缩小私营企业的范围，危及资本主义制度的生存。 为此，资产阶级的宣传家们不顾事实，攻击国营企业“低效”、“经营不善”，企图造成一个神话：私有制是最有生命力的所有制，而公有制没有存在的经济理由。美国总统肯尼迪在一项声明中明确表示：“私人企业在我们现在的国家制度下，应当是我们的经济力量和政治力量的基础，这是我们对抗共产主义的唯一选择。” 从肯尼迪和德斯坦的话中可以明显看出，他们主要是从政治角度来看待私有企业和国有企业的，并不只是将它们局限于经济范围。 “靓女先嫁”，养肥资本家 当然，西方国家推行国有企业的私有化(非国有化)，也有其经济原因。随着国有企业固定资产的增加和主产设备的现代化，一些国有企业有盈利或能盈利了，贪得无厌的大资产阶级就要求将这些国有企业私有化，以便据为己有。 “二战”之后，英国工党政府一手把亏本的、破旧的、资产阶级急于丢出的煤矿、铁路等部门的私人企业高价买来实行“国有化”;另一手又把许多“二战”时才建立的、崭新的、有利可图的企业低价卖给资本家，实行私有化。 西德政府在把国营的“博尔西希金属公司”的股票控制额卖给私有大企业前，先把那些亏损的企业从公司中分离出去，然后把这些分离出去的亏损企业联合成“博尔西希股份公司”，并继续实行国有化。 英国保守党在50年代执政时，把工党执政时搞了两年多的钢铁国有化推翻，又搞钢铁私有化。“国有钢铁企业的资产，作价由私有企业所有者收回，而在这段时间内，国家对钢铁工业的直接投资则等于奉送给私有企业主了。但仍有一些原来技术装备水平很差的钢铁企业的私人企业主认为，与其收回这些无法获得盈利的企业，还不如继续保存国有的形式。这样，钢铁工业的国有化也就部分地维持下来了。”(见厉以宁、罗志如《二十世纪的英国经济》)。就是说，能盈利的钢铁企业私有化了，让亏损的钢铁企业继续国有化。所以，国有企业的私有化是明显地服从于大资产阶级利益的。 1970年，英国保守党政府宣布了对国有企业私有化的政策，但是，没有一个经济部门完完全全地被私有化。因为，虽然私人公司能随意购买任何一个国有企业的股票，但是，只有那些有利可图的企业的股票才会销售一空。1971年1月4日，英国《晨星报》刊登英国政府工业部长约翰·艾登的话：国有企业应当“首先把对私人资本毫无经营意义(应读作：无利可图——作者)的那些活动领域”留下来。这样，那些被认为设备落后、不可能赚钱而选剩下来的“烂摊子”企业，仍被留作国有企业。它们成为资产阶级攻击“公有制企业缺乏效益、亏损累累”的样板，作为要人们选择“高效率的私有制”。不要“低效率的公有制”的根据。 英国撒切尔夫人上台后，在1979年宣布，把有利可图的“英国国家石油公司”、“英国航空航天公司”、“英国欧洲航空公司”等国有企业的资产减价出售给私人公司。而对当时处于危机局面而无利可图的钢铁、造船、汽车制造等国有企业，则宣布它们私有化的时机尚未到来。 《世界知识》杂志就希拉克在80年代中期当上法国总理后推行私有化的报道，也可以看出是把哪些类型的企业私有化。报道说：“新政府对设备最好、收视最高的法国电视一台要实行私有化。左翼人士认为，电视一台今天的条件是靠广大的纳税人创造的，如今要卖给私人，等于将纳税人的钱放进右翼财团的腰包里。这种观点颇能迎合广大选民。” 这类事情在20世纪90年代仍在继续发生。袁木同志在《欧亚十国纪行》一书中谈到1995年对北欧的访问时说：“挪威和瑞典一些经济部门的负责官员和经济学家曾着重告诉我们，在他们那里，私有化一般是从经营得很好和比较好的国有企业开始进行的，而对那些经营管理状况不佳，或者效益不好，但社会公众需要即社会效益好的国有企业，政府仍通过各种方法竭力维持。” 就在前几年，德国和意大利分别将极富发展潜力、位居欧洲通讯业第一位的德国电信公司和欧洲第四位的意大利电信公司私有化。 1998年，韩国许多私有企业、包括大型私有企业亏损，甚至破产，最大的私有企业———现代集团也不过获利几千万美元，而韩国国营的烟草和人参公司1998年获纯利则高达2.7 亿美元。1999年5月24日，韩国政府却宣布，将把烟草和人参公司、浦项综合制铁这两个赢利较多的国有公司私有化。 上述种种事实，都证明了恩格斯的正确。他说：“国家总的说来还只是以集中的形式反映了支配着生产的阶级的经济需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346页）。资本主义国家所谓“超阶级”的国家政权，实际上是这样划分国有企业和私有企业的地域界线的：盈利的工业企业应该是私人资本的地域。用我国一些“著名经济学家”的话来说，就是国有企业的“靓女先嫁”，要国有企业退出竞争性领域。从这里，我们也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即资产阶级虽然提出私有化的口号，但它过去、现在、以至将来都不会完全取消国营企业，而只是把盈利的国营企业“私有化”到自己手中。 最坚决推行私有化方针的撒切尔夫人，在1979年一1986年8年间，也只把英国国营企业的1/3实行了私有化，就是一个证明。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一些国家加紧实施私有化的时候，日本政府1997年、1998年将不少负债累累、坏账成堆的私有银行国有化。 这表明，西方国家的“私有化”，“国有化”，都是服务于、服从于大资产阶级的需要。 私有化是对国有财产的掠夺 西方国家的政府搞私有化，不仅是让资产阶级购买效益好的国营企业。而且每次都是廉价出售，让资产阶级合法地掠夺国有财产。 “二战”中，美国为满足军需生产和运输需要，兴建了大量国有企业，添置了大量的国有资产。战后不久(1946年至1949年间)，美国政府把大量的不动产，特别是大量的运输工具，出售给私人公司。例如，1941年至1943年间制造的海上船舶被出售，它们的原价是32.5 亿美元(按1958年价格计算是77.5亿美元)，还有运输机、汽车等，这些财产大体按原价的15%卖出。另外，许多不需要重新装备就能生产商品并获得巨额利润的冶金企业，也廉价出售给私有公司。例如，用1.7亿美元兴建的一个矾土厂、两个制铝厂、三个轧铝厂，只以0.567亿美元售给“雷诺斯金属公司”。建于犹他州的价值2.2亿美元的钢铁厂，以0.475亿美元卖给“美国钢铁公司”。美国政府共将帐面价值170亿美元的工厂和设备，以41亿美元(即原价的24%)卖给私有企业(见《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美国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第100——103页)。 美国政府廉价出售的这些国营企业，实际投产只有3年到8年。这是国家拿人民的钱向资产阶级送礼，是资产阶级通过“购买”形式来掠夺国有财产。 90年代德国统一以后，德国政府将原东德的国营企业私有化，资本家们以国营企业价值的几分之一的价格就购走了。 1999年4月15日的人民日报报道：1998年10月，西班牙政府以1比塞塔(不足1美分)价格将国有的西班牙钢管公司出售给私有西班牙联合钢管公司。而在出售前西班牙政府先对该公司进行了大量的投资，仅其下属的一个钢铁厂，政府就注入资本18亿比塞塔(约合1300万美元)。 实践已经证明，私有化是大资产阶级在国家支持下掠夺国有财产的最粗暴的形式；国有企业的私有化是使少数人获利而使多数人受损。 虽然西方资产阶级的传媒大肆宣传私有化的“优点”，但人们在自己的亲身经历中已逐渐认识到私有化对谁有利。德国《法兰克福汇报》2000年5月24日的一篇文章写道：“现在，赞成私有化的拉丁美洲人从46%下降到35%。”美国《国际先驱论坛报》1999年8月26日发表了一篇论私有化的文章，标题是《经济学的至理名言吗?也许，但对老百姓是真正的灾难。
红五星 - 2014/3/12 10:12:20
私有化害苦了中国人民,同样害苦了世界各国人民，但是私有化已经差不多应该寿终正寝了，因为人类社会是不断向前发展的，前进的。
人类社会发展有着必然的规律，任何人任何国家，违背客观规律是必定失败的！
沙和尚 - 2014/3/12 10:22:32
2014-03-12 09:00:08 来源：
何新新浪博客 作者：实话实说
——原先都轻信了市场经济不姓“社”、也不姓“资”的谎言。
结果发现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市场经济只姓“资”，根本不存在姓“社”一说!事实是，市场经济使资本剥削死灰复燃了，国企职工下岗了，“主人翁”地位丧失了，沦为雇佣劳动者了。 ——原先以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然后大家“共同富裕”。 结果却是贫富差距越拉越大，基尼系数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共同富裕”连个影子也见不着!更令人悲哀的是，靠诚实的劳动致富，根本没门!充其量只是改善一下生活。要致富，就得走歪门邪道、投机钻营、强取豪夺，就得攀附权势、官商勾结、权钱交易，就得铤而走险、敢打擦边球、会诈会骗会造假……。总之，只有抹着良心才能致富，越无耻就越致富! ——原先以为“发展是硬道理”，可以国富民强。 结果发现GDP才是硬道理，官员的乌纱帽才是硬道理，国家是富了，而民却不强、甚至穷了。吊诡的是，GDP本身并不是老百姓生活好不好的标志，而是官僚权贵争夺与巩固乌纱帽的工具!为此，官僚权贵追求GDP的高速度，动力十足、经久不衰、锐不可当。这种对GDP的追求，不仅绑架了穷人的住房、医疗、教育、养老等福利，而且绑架了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遗祸后代。 ——原先轻信市场经济比计划经济更有效率、先效率后公平的谎言。 结果发现市场经济不仅不可能“后公平”，而且连“先效率”都不存在。统计数据充分证明，市场经济只有速度，并没有效率，投入产出的效率还不如以前的计划经济! ——原先轻信“市场万能”的谎言，满以为市场能够解决“计划”不能解决的所有问题。 结果发现“看不见的手”反而制造了买不起房、看不起病、读不起书的“三座大山”，搞出“泡沫”、“通胀”等一大堆乱七八糟的事情，弄得人人不得安宁，压得穷人喘不过气来。 ——原先轻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可以坚持公有制。 结果发现市场经济必须要以私有制为前提，公有制不得不一步步走向私有化。要么以“抓大放小”、IBO、贱卖国有资产等形式，明着私有化。要么用隐蔽的形式，通过“轮流坐庄”的私人拥有方式，把公有制的国有企业蜕变为官僚(权贵)垄断资本主义企业。所谓“轮流坐庄”的私人拥有方式，是指官僚(权贵)们利用手中拥有国企及其控股的股份制企业的使用权、支配权、分配权、处置权，使企业在任职期间变成“自己拥有”的企业。 国有企业名义上的所有权，究竟是“公有”?还是官僚(权贵)拥有?其实并不重要，关键是实质内容，一看劳动者处于什么地位?二看剩余价值如何分配?改革后的国有企业，其生产关系丧失了所有的社会主义元素： (1)国企职工由“主人翁”变成雇佣劳动力，6千万职工下岗、被赶出企业大门。 (2)官僚(权贵)管理层直接参与瓜分剩余价值，除了用公款进行各种高消费的方式侵占剩余价值，即使不算灰色黑色收入，仅是合法的薪水收入，也大大高于普通职工，这种高薪收入早已超出高管自身的劳动力价值，用“劳动报酬”的形式直接瓜分剩余价值。 (3)按劳分配被按资分配取代，国企的出资人是国家，但这个出资人舍不得把利润拿出来给民众分享，只给自己(公务员系列人员，包括军人、挂靠政府部门的事业单位人员)大幅加薪、提高各种福利待遇，以及用于公款吃喝嫖赌、公款旅游、公车私用等消费，剩下的都继续进行投资，形成新一轮的官僚(权贵)资本的剥削。这种“轮流坐庄”的官僚(权贵)垄断资本主义，它以动态私人拥有的方式运行，本质上是一种动态资本主义!(即官僚经营者，先是张三当经理，干几年捞一把走人，又换个李四来干几年，捞上一把又走了，再来王五、赵六……换一个地方，捞上一把走人，直到退休，所以无论从企业，还是经营者本人，两个方面都是处在流动状态，形成了一种动态的官僚权贵资本剥削方式。) ——原先轻信引进外资的开放政策，是为了引进先进设备、先进技术、先进管理经验。 结果发现引进的设备大部分是过时的落后设备，先进技术想用市场换也换不来，先进的管理经验倒不多，更多的是野蛮残酷的“血汗工厂”经验。 而引进外资所付出的代价，除了长期减免税收、少收甚至不收土地使用费，更惨的是资源被破坏、环境被污染。中国除了赚取一点可怜的加工费，根本就是得不偿失的买卖。利用廉价劳动力的“比较优势”，产品依赖出口，外贸顺差形成的巨额外汇储备又去购买低利率的美国债券，等于低利借钱给美国人，美国人再用这些低成本的资金投资中国，进行新一轮的污染、破坏、剥削。这种出口导向型的引进外资，其实就是消耗中国的资源、原材料和廉价劳动力，满足国际资本剥削的殖民经济!这种开放政策，本质上就是卖国政策! 更严重的是，国际资本通过企业重组、兼并，在中国28个行业中已经获得22个行业的实际控制权;并以“战略投资者”身份浸透到金融领域，试图控制中国的金融命脉，危害国家经济安全。 在整个30年经济殖民化的过程中，国际资本培植了一大批汉奸、走狗、买办、间谍、卖国贼!这些吃里爬外的东西，用“双蠃”、“多嬴”的汉奸语言忽悠民众，绞尽脑汁为国际资本输送利益，尔后去主子那里领赏中饱私囊。让国际资本在60年前曾用枪炮一直想得的利益，如今不费一枪一弹都一一实现，终于使中国到处受到国际资本的捧场，大大提高了“国际地位”。这种融入“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自我陶醉，犹如被人强奸了还在帮人家数钱，完全成了自甘堕落的傻B! ——原先轻信了“依法办事”“以法治国”的许诺。 结果发现法律是专门维护权贵、资本利益的，是为权贵、资本遮丑的，为民维权的律师是很难生存的，民告官是无法胜诉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只是说说而已的。所谓“以法治国”，原来是“恶法治国”!所谓“依法办事”原来就是资产阶级专政!杨佳案、王帅案、吴保全案、邓永固案……最近的邓玉娇案，一个个撕下了法律“公正”、“正义”的伪装，暴露了恶法对付草根的狰狞面目! ——原先都轻信每年“两会”上发出的豪言壮语和锦绣蓝图。 结果发现尽是些海市蜃楼的幻影，得实惠的都是权贵和资本所有者，没老百姓什么份。 …… 30年的改革，怎么有利于权贵就怎么改、怎么有利于资本垄断就怎么改，方案一个接一个、措施一项接一项，一路绿灯。唯独有关民众福利民生的事，总是步履艰难、困难重重。这样的改革，怎能让民众拥护?想要民众不反对，也难呵! 一件件、一桩桩走邪路的事实，使民众逐渐从“资改派”的忽悠中清醒过来，发现自己受了精英们的骗、上了“主流派”的当。越来越多的人相信，如果没有这场改革，虽然GDP增长不会这么快，但国民经济绝不会停滞不前，照样会慢慢发展起来的，即使按改革开放前的发展速度，老百姓的生活也许比现在更好(河北晋州市周家庄乡、河南临颖县南街村、广东中山市某乡等几个仅存的人民公社集体经济组织的现状已证明)。至少不会有现在那么多的贪污腐败、贫富悬殊、三座大山、环境污染……问题。 现实使民众深切感受到：没有有公平的高速度，对老百姓其实没有多大意义!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只能死路一条! 这种民心、民意、民情，越来越演变为“主流改革派”的对立面。 尽管前几年民众反思改革遭到扼杀，但质疑改革的呼声在民间却越来越高、影响越来越大。 可见，这个对立面是“主流派”自己制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