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旋

       许多年过去，邢台临西县东留善固村的乡亲们回忆村里走出去的“大干部”吕玉兰时说，“后来当到那么大的官，每次回村里，总是还没进村口就下了车，见了上岁数的老人就聊这聊那，见了小孩子就抱起来，她经常是在地里边帮着乡亲们干活边拉家常。”

东留善固村是吕玉兰的家乡，也是她跌宕起伏从政生涯的起点。

时至今日，还会有人想起这位曾经的女省委书记。

       15岁时，吕玉兰就组织东留善固村24户农民成立初级农业合作社。她带领村民植树造林、锁风固沙、平整土地、兴修水利。

       根据媒体报道，他们“把贫困落后的家乡，建成了林茂粮丰的新农村”，先后多次被评为省劳动模范，并多次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等人的接见。

       上世纪60年代中期，《党的好女儿吕玉兰》长篇通讯和吕玉兰学习毛主席著作的体会文章《十个为什么？》在《人民日报》发表后，轰动全国。她在全国政协礼堂作报告，震动了京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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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此，吕玉兰开始“跨越式”进步。1960年，她还是东留善固村党支部书记；1969年就成为邢台地区革委会常委、河北省革委会副主任；1971年任中共河北省委副书记； 1977年任中共河北省委书记、省革委会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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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时代从村里跃升到高层的农民，还有山西大寨的陈永贵。吕和陈都参加过中共“九大”、“十大”和“十一大”，也是几次党代会主席团中仅有的两位头裹白毛巾的成员。有报刊在报道中称吕玉兰为“头扎白毛巾的女省委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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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玉兰（中）与陈永贵（右）

       后来有人问吕玉兰，“为什么要头扎白毛巾？”

       她回答：“北方风沙大，头裹毛巾，可以防风沙，冬天还可以御寒，夏天热了还可以擦汗。俺从小就喜欢扎白毛巾。”

       1974年10月3日晚上7点，时年28岁的江山与34岁的吕玉兰，在河北省委大院一号楼二楼会议室——其实就是吕玉兰办公室的楼上，举行了简朴而热烈的结婚仪式。

       后来江山在《我和吕玉兰的难忘岁月》一文中回忆，之前吕玉兰跟他通信时写道：“刘子厚同志（注：时任河北省委第一书记）回来后，又在常委会上讲了我们结婚的事。经过再三说服，我们不摆喜酒好，我们要带个好头。”

       两人的婚礼，河北省委第一书记刘子厚担任主婚人。参加仪式的有省委书记郑三生、马辉、马杰和副书记马力等省领导，新华社河北分社社长米荣运，副社长刘方辰、农村组组长侯志义，以及省委机关的几十位同志。

       婚礼没有鞭炮、没有喜宴，只是人们在一起坐了坐，吃了点吕玉兰事先买好的水果糖和她从老家捎来的西瓜，时间总共还不到一小时。

       从1971年调进河北省委大院，到1980年12月离开省委，吕玉兰在省委大院近10年时间，先后担任省委副书记5年零11个月，省委书记3年零7个月。

       据中共河北省委办公厅编《中共河北省委大事记》，吕玉兰在省委常委中“分管农业”。另外，她还抓过一段时间的工会、共青团、妇联工作，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计划生育工作和保定地区的工作。

       期间,她还一直兼着临西县和东留善固村的工作，一有空就回村里和县上。有时，白天开完省委常委会，天都黑了，只要有重要精神，她吃过晚饭，还要连夜坐五六个小时的车子赶回去。

       当时的省委工作人员冀平说：“她跟我讲，她不是认为兼着支部书记，东留善固村会发展得多么好，也不是对后来的人不放心。她是觉得自己到了省领导这么一个位子上，还在村里兼个职，会时刻提醒自己不要脱离群众，要时刻想着群众。”

       江山回忆说，吕玉兰走上公社、县的领导岗位，继续坚持参加农业生产，长年劳动在100天以上。从1971年5月担任中共河北省委副书记后，她仍然注意参加生产劳动。

       这就是毛泽东时代的领导干部！如今别说是省委副书记，就是乡镇书记还有如此劳动不脱离群众的吗？　　

       虽然没离开过农村，但她在1977年进中央党校学习时写思想小结仍反思：“当一个领导干部，最重要的是搞好思想革命化，可俺到省里工作后，出门坐专车，办事有秘书，开始，对这套还不习惯，时间一长，也就习以为常了。过去，整天同群众在一起，在风雨里爬，在泥水里滚，浑身尘土，满手老茧。现在，经常是泡在会议上和机关里，脸变白了，身体变胖了，老茧不见了，身上也没劲儿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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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来可怜，省委书记却过着石家庄市民最低层的生活。”江山在《我和吕玉兰的难忘岁月》一文中这么写道。

       当时吕玉兰夫妇76元的工资，要负担大小7个人的生活。就在这时，省委几次动员吕玉兰，让他们从平房搬到了省领导住的石家庄市红军路上一栋二层楼里。房租先是一个月两元，不久就涨到十几元，后来又涨到了20多元。这样，他们每个月的生活费人均还不足10元钱，生活显得非常紧张。

       此时，吕玉兰动员全家“开源节流”。

       “开源，就是捡废旧物品去卖，家中所有的废纸，都装起来卖掉了，5分钱一斤。节流，就是千方百计节省开支。”

吕玉兰一家

       他们成家后有十几年，买不起一件家用电器，包括收音机。在红军路的时候，他们想看电视，就到别的领导家里去看。玉兰开玩笑说：“这样既省电，又充分利用了电视。”

       为了节省菜钱，吕玉兰带领全家人，在门口开了一块菜地。他们除了种菜，还养了好几年的鸡，鸡蛋基本上没买过，一直养到石家庄市禁止在市区养鸡。

       特殊年代的仕途，遭遇不一样的起落。

       上世纪80年代初，吕玉兰被免去河北省委书记等所有的领导职务，到正定担任县委副书记。

       当时一起搭班子的县委书记是从北京来的，他叫习近平。　　　

       “我在正定与玉兰同志一起工作了3年，建立了深厚的同志加姐弟的情谊。”多年后，习近平在一篇题为《高风昭日月 亮节启后人》的文章，回忆了他同玉兰在正定共事的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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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夫妇和女儿去吕玉兰家看望病中的吕玉兰

       他写道：“那时，虽然她在100多公里以外的河北农业大学学习，还时常在节假日回正定来了解县里的工作，给我当参谋、出主意、想办法。有时学习紧张顾不得回来，就给我写信。她曾联络农大正定籍学生，给我写信，表示要为家乡的建设刻苦学习和出谋划策。玉兰同志在生活上对我的关心和帮助，也使我永远难忘。她像大姐姐一样，惦记着我的饮食起居，常从家里拿来鸡蛋、挂面、点心给我，劝我按时进餐。我到石家庄出差开会，还常在她家里吃饭。她常劝我，要经常活动活动，加强体质锻炼，不要累坏了身体，不要吃年轻的本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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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4月，习近平和吕玉兰来到正定县武装部与大家合影留念

       1993年，吕玉兰不幸逝世，当时习近平已调任福建省委常委、福州市委书记，未能参加吕玉兰的告别、追悼仪式。在她逝世一年后的1994年，习近平专门写了怀念吕玉兰的文章《高风亮节 一代楷模——深切怀念吕玉兰同志》。

东留善固村的吕玉兰纪念馆

       习近平写道：“知道玉兰同志病魔缠身，去年春天我因公到石家庄，赶忙去看望她。见她虽未康复，但精神尚好，也就放心了许多。谁知病魔无情，当我从北方回到福州不久，就传来了她病逝的噩耗。我为玉兰同志英年早逝而感到深切地悲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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