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五星 - 2016/11/30 20:06:40
菲共创始人西松：文化大革命对菲律宾共产党的冲击
2016-10-22 16:03:47 来源：红歌会网 作者：何塞·西松
核心提示：西松(Jose Maria Sison)是菲律宾共产党创立主席，菲律宾现任总统杜特尔特曾在80年代受教于西松。后来，西松流亡国外长达三十年。今年5月，杜特尔特上台，欢迎流亡海外近30年的菲律宾共产党创始人西松回国，与他举行和谈。杜特尔特称：“我宣誓就职时……他们(菲共)必须认识到，我是政府，我是他们的敌人，但我愿意伸出橄榄枝，我们可以谈判。”无论杜特尔特真实立场为何，但其曾受西松政治启蒙不假，西松本人更是深受中国革命和毛主席的影响。以下是西松在文革发动40周年时撰写的纪念文章。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菲律宾共产党的冲击
西松(Jose Maria Sison)菲律宾共产党创立主席
一、菲律宾共和国和菲律宾人民斗争的历史
菲律宾共和国是由11个主要岛屿和上千个小岛组成的群岛国家，位于印度尼西亚北侧、日本南侧、越南和中国的东侧。许多菲律宾人都认为自己的国家很小。但事实上，无论从人口还是领土面积上，菲律宾都是一个中等规模的国家。目前菲律宾人口8500万，国土面积30万平方公里。
菲律宾的历史主要分为以下几个阶段：(1)16世纪后半期以前，前殖民地时期，苏禄伊斯兰教君主统治众多附属小国;(2)从16世纪后半期到1898年，进入封建社会，西班牙殖民者入侵;(3)从1898年旧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到1902年，菲律宾独立，美-菲战争爆发;(4)1902年菲律宾沦为美国殖民地，进入半封建社会;(5)1941-1945年，日本占领时期;(6)直至目前，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3个多世纪以来，西班牙殖民主义者通过使用中央集权体制和天主教，来加强对菲律宾人民的剥削和压迫。菲律宾人民先后发起了200多次局部和地区性的革命起义，反对殖民统治。在19世纪后25年，菲律宾人的民族情感不断强化，成为殖民政府和外国宗教秩序的对立面。
起初，菲律宾的启蒙者采取改良主义路线，恳求西班牙给予菲律宾以西班牙一个普通行政省的地位。在19世纪最后十年中， Katipunan 成立，号召发动民族解放运动，通过武装斗争获得民族独立。1896年革命爆发，最终在1898年打败西班牙殖民者。
这一革命属于旧民主主义革命，由新生自由资产阶级领导人民大众发起。它得到了后来的亚洲其他国家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支持，并成为那次革命浪潮中非常重要的胜利。但美国觊觎菲律宾已久，于1899年发动了反菲律宾共和国的侵略战争。菲律宾人民奋起反击，在1899-1902年美菲战争期间，发动了多次反击帝国主义入侵的战役，直至1913年以农民为主体的游击战仍在继续。
自由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局限性充分表现出来，不仅无法有效抵抗美帝装备优良的军事武器，也抵挡不住意识形态、政治、经济领域美国垄断资本主义自由主义的侵蚀。这样，美帝将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变成统治者，并使其与地主阶级和占统治地位的教堂相融合。在1941年日本入侵以前，菲律宾在他们的统治下，一直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状态。
美国殖民主义政权在一种同帝国主义相适应的自由主义框架下，培训菲律宾的人统治自己。这种方式促进了美国垄断企业同以大买办和地主为主体的本地剥削阶级的联合，并巩固其统治。工人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也有所发展。农民占全社会的比例从封建社会的90%多下降到80%。
从封建社会向半封建过渡，从经济关系上社会结构发生一些明显变化。美国为了获取初级原料，在菲律宾扩展了种植业，开放了采矿业。以服务于国内市场为目标，美国建立了少数制造业企业。同时，还建立起公共教育体系、交通邮电运输体系，交通邮电运输业服务于半封建经济和半殖民地经济交换需要，主要是出口初级原料和进口工业品。
1930年Crisanto Evangelista退出劳工党另组“菲律宾共产党”(CPPI)，主要以工会和农会为群众基础。共产党是在工农运动推动之下产生的，工农群众深受半殖民地半封建制度的残酷压迫，积极要求革命。菲共成立还得到了第三国际、美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菲律宾支部的支持。
菲共一成立，美国殖民主义者就造谣指控菲共搞暴乱，逮捕并流放其领导人，迫使新生的菲共转入地下。菲共成员从几千减少到几百人，菲共领导人及其继任者没能克服困难促成工农联盟，这一时期他们并未认识到底层劳苦大众中的巨大革命潜力。
在1935年共产国际第十七次大会后，美国共产党于1936年成功迫使美国统治者和奎松联邦政府答应释放监狱中和流放中的菲共领导人，给予菲共合法活动空间，允许他们帮助建立反法西斯、反日人民阵线。于是1937年菲共领导人获释，1938年与合法的菲律宾社会主义党合并，其领导人是Pedro Abad Santos。
合并后，菲共和社会主义党加紧建立更加广泛的群众阵线，主要依靠马尼拉的工人和吕宋岛的农民、农业工人。在1941年，日本入侵并很快占领菲律宾，其后不久，1942年菲共组织成立人民抗日军。尽管党的领导人Vicente Lava提出“退却防御”、犯了右倾机会主义路线错误(拒绝战术进攻)，从1942年到1943年仍然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的革命成就。在抗日斗争期间，合并后的政党(下简称“合并党”)逐渐成长，人民军也日益壮大。在吕宋中部，很多地主逃跑并同占领区日伪政府合作，在这些地区党开始组建政权并实施土地改革。
在抗日胜利前夕，Vicente Lava领导的合并党走入另一条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他们决定欢迎美国殖民主义者和流亡于华盛顿的联邦政府回来，将人民军拱手让与旧军队，在反动政府里竞争职位。他们寄希望美国人履行诺言，给予菲律宾独立地位。反动派控制全国后，美国和本土的反动派马上大肆屠杀人民军成员，对革命群众运动实行白色恐怖，把分给农民的土地归还给地主，阻止共产党和其他进步团体参加选举，夺走他们在政府中的行政和立法席位。
二战之后，人民革命和土地革命的条件迅速成熟，但在美国共产党的白劳德主义(Browderite leadership)的强烈影响下，菲律宾共产党领导人被“和平与民主”的口号引入歧途。直到1948年老的合并党才决定发动武装斗争，试图推翻反动的傀儡政府，但是直到1950年8月人民武装进驻无人居住的马得雷山区(Sierra Madre)中进行大规模的有组织的进攻之前，他们都没有一个实行武装斗争的具体计划。
合并党的领导层从试图迁就半殖民地政治体系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走向Jose Lava的"左倾"机会主义错误，发动"全体武装斗争"，试图在两年时间内获得胜利，而没有注意党的建设、人民军队的建设和统一战线的建设，没有考虑将革命武装斗争和土地革命相结合，没有注意通过群众组织和本土的政治团体进行群众基础的建设。
结果，两年内不但没有获得胜利，合并党的领导使得3000多人的人民军队的大部分被敌人的30个军营打垮击败了，政府军队那时刚刚获得了美国军队的武装支持和训练。一支人民军队，在无人的山区和处于优势地位的敌人作战时，如果陷入这样纯军事的脱离群众的处境，那么就不再是真正的人民军队了。
Jose Lava的路线失败之后，Jesus Lava在1951年获得了合并党的领导权，他又回到了右倾机会主义的路线上。他在1955年采用了一项政策，解散了人民军队的剩余武装，将他们转变成为所谓的“组织旅”，以便合法的组织群众;并在1957年采用了另一项政策清算了合并党本身，将其成员编制为许多的“单个独立纵队”，从一名脱离群众联系躲藏在马尼拉市内的总书记那里接收“政治传达”(译者注：这种做法实际上解散了党的基层组织)。
当1962年Jesus Lava任命我们到执行委员工作以复兴合并党的时候，已经连一个党支部都没有了。委员会只好将仅存的一些成员放到一起，包括党内的一些有经验的干部，他们已经和任何支部或组织都失去了联系;以及从工会、农会和青年运动中吸纳的新党员。执行委员会被Jesus Lava的亲戚和亲信所控制，尤其是当它开始准备召开新的党代表大会的时候。
从1963年到1965年，我们在执行委员会中建立并发展了和印尼共产党、中国共产党的联系，并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苏联修正主义的意识形态辩论中倾向于印共和中共。Lava的追随者们没有反对我们在执行委员会会议上以及在广大群众团体中的党组织学习活动中表现出的立场和观点，并且，在准备党代表大会时，他们决定让我们来起草报告，并同意了我们提出的中央委员会的候选人，这些候选人来自工人、农民、青年和知识分子。
1965年12月报告草案提交给执行委员会之后，Lava的追随者们开始反对报告中对于Vicente Lava，Jose Lava、Jesus Lava兄弟和赫鲁晓夫“三和两全”(和平过渡、和平竞赛、和平相处，全民党、全民国家)修正主义路线的批判。一个追随者说，这份草案仅仅是另作一份草案的备忘录。从那时开始，Lava的追随者们通过组织程序和阴谋诡计来削弱和孤立报告草案的作者。
在接下来的1966年，党内斗争开始变得越发清晰，这是一次无产阶级革命和Lava修正主义路线的斗争，斗争的内容涉及党的历史和现状，无产阶级和人民。无产阶级革命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反对现代修正主义，欢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发展群众运动，以期通过长期的人民战争继续新民主主义革命。Lava修正主义叛徒暴露出了他们和苏联修正主义叛徒的密切关系，喋喋不休的谈论那套不要武装斗争，只要合法斗争，等待“总进攻”的时机来临的观点。
1967年4月，无产阶级革命派离开了合并党，并带走了大多数党员和群众积极分子。他们在1967年5月1日的《北京周报》上公开发表了他们的观点。Lava修正主义叛徒们于同一天在布拉格的《Information Bulletin》上也表明了他们的立场。无产阶级革命派在1967年发动了“第一次整风运动”，为1968年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指导下重新组建菲律宾共产党做准备。
二、中国反对苏联修正主义斗争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影响
从1956年到1964年，Jesus Lava领导下的合并党没能向普通党员正确的解释赫鲁晓夫在苏共20大上对斯大林同志的恶毒攻击，这一次攻击表面上看来是针对个人崇拜问题的，但实际上它的目标是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的革命事业。
对斯大林的否定为一系列全面的修正主义理论铺平了道路，这些理论反复宣传工人阶级已经完成了他的建成社会主义的历史使命，宣传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阵线的和平共处，宣传用资产阶级的全民党取代政党和国家的无产阶级特点，基于“三和理论”宣传资产阶级和平主义。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把他们自己打扮成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创造性的应用者"。
在Jesus Lava领导下，领导层不仅没有向普通党员提醒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而且自己也受到了影响，证据之一就是在50年代向人民军队和党发动的清算。在合并党内普遍流行的说法是菲律宾的武装斗争应该归咎于斯大林，是他想当然的发动了这场斗争，因为他呼吁全球范围内的武装斗争，以期一位苏联著名经济专家预言的帝国主义经济崩溃的到来。
1964年和1965年间，中苏论战已经全面公开化，年轻的菲律宾无产阶级革命者们如饥似渴的阅读《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等中苏两方发表的文章，即使在这个时候，大多数合并党的有经验的干部依然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的区别一无所知，并且习惯性的不以为然的认为双方只是在如何实现革命目标的方法而不是在革命的原则和理论问题上存在分歧。这种思想状态在1964年在勃列日涅夫掌权后由于将修正主义和革命空想主义混为一谈而得以延续。
无论如何，菲律宾无产阶级革命者坚定的采取学习小组的形式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菲律宾革命，从1963年开始，这种形式在年轻党员和有经验的干部间，在工会和农会间广泛采用。他们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的著作，并学习历史唯物主义，政治经济学和革命战略和战术。相对于1959-1962年间在工人和青年间的秘密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习团体来说，这种学习小组更加普遍化。
学习内容包括反抗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派的民族解放运动和阶级斗争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以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机会主义，改良主义和修正主义的斗争。他们重点学习中共与苏共的辩论文章。他们总结和分析了菲律宾人民和菲律宾共产党的历史以及当前环境，以期在现代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期推动菲律宾革命继续前进。
毛泽东同志在中国社会分析、人民战争和文化艺术方面的哲学著作引起了党员和先进群众的广泛关注。他们对毛泽东同志通俗易懂却道理深刻的矛盾论和实践论留有深刻印象。他们很容易领会类似于菲律宾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的阶级分析的适用性。他们热切地想学习毛运用阶级分析和唯物主义辩证法来解释人民战争。通过学习毛关于文化艺术的著作，他们深刻理解了文化艺术不仅是社会生活的重要方面，而且还是革命的武器。
资产阶级大众媒体所引用的关于中苏意识形态论战的参考资料引起了无产阶级革命者和先进群众的关注。这进一步推动大家了解更多的知识，通过阅读和研究那些编辑成册的中共针对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辩论文章。这本书成为他们继续学习中共关于60年代中后期到70年代在勃列日涅夫统治下苏联现代修正主义的参考资料的基础。
在1966年文革爆发前，菲律宾无产阶级革命者积极学习了毛泽东同志关于哲学、政治经济学、社会科学、党建、整风运动及人民战争的著作。文化革命深化并且加强了菲律宾无产阶级革命者的认识，他们认识到毛及中国共产党对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伟大贡献。真正的菲律宾共产党员应该认识到这一点：文革代表明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在无产阶级理论和实践上达到了一个新的、更高的水平。
他们能够认识到文革作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一个新的制高点的重要意义，因为他们研究过包含毛针对苏共现代修正主义犀利的批判的重要著作。他们认识到了现代修正主义作为社会主义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最大威胁的危险。同时，他们也清楚的认识到，作为毛泽东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实践，文革运动在同修正主义战斗、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及巩固社会主义过程中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在文革的最初6个月内，我们恰巧在中国。我们同中央党校的中国同志进行了长时间的讨论(包括在菲律宾有长期革命经历的C同志)，主要是关于历史经验和中国、菲律宾无产阶级及人民斗争。后来，1968年10月26日，我们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重建了菲律宾共产党。种种迹象表明，文革给了我们灵感并鼓励我们重建菲律宾共产党。但同时我们谨记，第一次伟大的整风运动和重建菲律宾共产党是根据菲律宾历史和环境作出的。
菲律宾共产党把文革视为社会主义社会同修正主义及反对资本主义复辟的斗争。对每个人来说，文革运动是学习它的历史背景、环境和前途的源泉。菲律宾共产党对于文革对菲律宾革命的影响有清楚的认识，而且，他们认为，在中国及世界范围内，文革代表着社会主义革命的新阶段。
自从他们开始研究毛泽东的著作后，菲律宾无产阶级革命者全神贯注于阶级分析的工作，并规范他们的纲领：走群众路线，向群众学习，相信和依靠群众。在1968年菲律宾共产党重建以前，似乎共产党的领导层只能悲惨地在右倾机会主义和“左”倾机会主义之间来回摇摆。但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菲律宾共产党学会如何正确的分析菲律宾社会特征以及菲律宾革命所处阶段和特点;学会如何确定谁是革命的朋友、谁是革命的敌人;学会如何确定革命的任务;学会如何向社会主义的未来前进。
我们来列举毛泽东同志对菲律宾共产党的影响：
1) 由工人阶级及其革命性政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在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是十分必要的。这种社会中总是存在潜在的危机，并为长期的人民战争提供有利的社会环境。无产阶级的革命党可以在农民当中发展人民军队，而农民阶级在这种社会当中是人数最多的阶级。这样就可以农村包围城市，并可以在很长的时期内积蓄足够的力量来夺取城市。
毛泽东同志已经向中国共产党阐明了人民战争战略战术的阶级基础和必要组成部分(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和群众路线)，这同时也是在任何一个时期争取最广大的群众参加革命，将敌人孤立起来的统一战线的战略战术。为了赢得革命，无产阶级政党必须从群众中学习，并号召、组织、动员他们。必须建立群众组织，地方政府以及党支部。必须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对群众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做好革命工作。
2) 在夺取政权之后，新民主主义革命基本完成。这时就可以展开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了。人民民主政权的核心是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和其专政地位。人民民主共和国中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的因素包括：共产党的领导，人民军队、国家权力机关、经济国有化、工业的公有制、农业的合作化、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的平衡发展、文化和科技的革命，等等。
社会主义的发展需要很长的历史时期。只要将阶级斗争作为关键，密切联系群众、虚心向群众学习，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放手发动群众，便可以保证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进。我们不要幻想阶级和阶级斗争会在从帝国主义和剥削阶级中获得解放后几年甚至几十年之内消失。在武装夺取政权以及生产方式社会化之后，被打败的剥削阶级往往寻找机会进行反攻，在官僚体制中和文化层面上重建老巢。国际资本主义也会不断试图影响共产主义社会体制，并使其重新导向资本主义。如果缺少无产阶级的教育、文化工作以及重复的文化革命，新知识分子和官僚体制会成为资产阶级思想和现代修正主义的温床。
3) 正是有了毛泽东，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的理论和实践才能通过文化大革命变为现实，才能同修正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复辟作斗争，并巩固社会主义的成就。社会基础和上层建筑必须不断的进行革命。社会基础层面，新的生产关系可以促进生产的发展，这就要不断的进行改革，从而促进干部、专家和群众之间的团结和紧密联系，防止在工厂和农场中干部和专家疏远群众。文化的革命作为上层建筑彻底的革命必须持续的进行下去，以加强社会基础的发展，培养青年人作为革命的继承人，防止官僚体制和知识分子的退化，并和根深蒂固的剥削思想、习俗以及态度作斗争。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目的在于解决工业和农业、城镇和乡村、体力劳动者和脑力劳动者之间的矛盾。一个文革难以解决所有这些问题，而一系列的文革则可以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防止修正主义复辟，并将落入修正主义者手中的任何东西夺回来。每一个文化革命都应该秉着治病救人的原则，采取说服教育的形式。共产党必须在文化革命中领导和团结群众，在每一个阶段都应该联合左派，争取中间派，孤立顽固派，并撤掉不可救药的修正主义分子。必须采取党的领导与群众运动相结合的形式，对在行政和犯罪事件中的嫌疑人采取相应的处理。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给了菲律宾的无产阶级革命极大的希望、信心和远见。如果今后在共产主义的菲律宾出现了修正主义，他们就可以利用文革作为理论和实践武器。即使是今天，文革依然是有帮助的，它使得无产阶级和人民有信心同修正主义做斗争，虽然现在反共分子不遗余力的叫嚣共产主义事业是没有希望的，他们还吹嘘历史已经在资本主义和自由主义中终结了。
毛主席对菲律宾共产党的影响是广泛和深远的。菲共采取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或称作毛主义作为行动的指南。毛主席在哲学、政治经济、社会科学、政党建设、整风运动、人民战争和文化革命等方面留给了我们巨大的遗产。正是有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毛泽东思想才被认为是现今马列主义原理的最高水平。所有真正的共产主义者都会对其对马列主义的理论和实践做出的巨大贡献而表示感谢。
三、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影响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具有深远的意义，各方面都有重要的结果。首先，它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实现，是马列主义者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最高水平的发展。其次，它实际上使中国当代修正主义的推进延迟了十年，就是从1966年到1976年。第三，它对帝国主义和反动派宣扬的意识形态给出了明确的回应，这些意识形态宣扬社会主义事业是没有前途的，社会主义国家总是会变为资本主义国家。
帝国主义者、修正主义者和厚颜无耻的反动派制造了各种各样关于文化大革命的谎言，并歪曲事实，声称这是完全的灾难，这导致了以邓小平带领的右派以及中间联盟为代表的右派反攻。实际上，历史的来看待文化大革命，就会看到，共产党内部的修正主义者和走资派已经夺取了坚实的党和国家的控制权。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中国共产党将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而中国也会在60年代就走上资本主义道路。
中国修正主义的潮流，既有中国国内情况的原因，也受到了苏联修正主义者的影响，特别是在那些经验丰富的共产党员中，他们不加批判的盲目崇拜的引用苏联的做法，受其影响的还有更多数不清的曾于50年代在苏联学习和接受培训的年轻的共产党员。最聪明的修正主义者是那些人，他们谴责苏联修正主义，目的却是要与美帝国主义合作，让中国融入资本主义体系。这些就是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修正主义者和走资派，他把中国的改革标榜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中国工人和农民再一次处于帝国主义和国内剥削阶级的压迫之下。
文革时期，相当多的人很难认识到中国有修正主义者和走资派，原因很简单，因为社会主义还占优势，他们看不到生产方式中的私有者。直到文革失败和中国资本主义复辟成为现实以后，毛泽东同志和其他马列主义者才得以澄清，事实证明他们正确地指出了在党和国家内部存在着修正主义的当权派，他们试图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
有人辩驳说，如果文革在那十年里是正确的和成功的，那为什么在毛泽东时代以后中国没有保持社会主义呢?革命在发展过程中遭遇困难，甚至在取得胜利之前也会经受失败。法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整个欧洲的进程都不是一条直线，而是经历了反革命和君主复辟的反复。巴黎公社在只取得了两个月巨大胜利后就遭遇了失败，但是它却是无产阶级专政的雏形，是马克思总结无产阶级革命教训的源泉，是列宁领导的更加伟大的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的来源。纳粹德国入侵苏联，并在二战中给其造成了巨大的损失，这反而导致了社会主义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的蓬勃兴起。
毛泽东同志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实践将成为共产主义者建设和巩固社会主义、与社会主义政权内部的修正主义者和走资派斗争的长期指南。我们在文革中可以获得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正如革命前辈从1871年的巴黎公社中同时学到了胜利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并用以加强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与实践，领导建立和发展二十世纪的社会主义政权一样。
目前，中国仍是维护和实践毛的无产阶级革命遗产(包括文革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主要斗争场所。它是毛泽东思想(或称毛泽东主义)的诞生地。就在这个地方，广大人民群众，尤其是工人和农民，强烈的珍视毛在中国革命和建设中做出的伟大成就。甚至那些在毛泽东逝世以后复辟资本主义的统治者，也不敢彻底的否定他，而是有选择的割裂和曲解他的事业，贬低他除了通过长期的人民战争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之外的其他伟大成就。
官僚垄断资本家，仍然挂着共产党的名字和社会主义的头衔欺骗中国人民，以把持权力，他们一定会受到历史和人民的审判。虽然有他们声称的经济增长(指的是外国和本国资本家以及国家资本主义的资本积累)，中国人民依然受着剥削、压迫和贫困的折磨。广大人民群众已经积下了强烈的不满。每年遍布中国的数以万计的人民抗争说明这里依然是具有革命性的、毛泽东主义的共产主义政党发展并领导人民的沃土。
中国之外的各个国家和大陆，都有毛泽东主义的政党致力于传播完整的毛泽东遗产，包括无产阶级的文化大革命。很多这样的党派，比如菲律宾、尼泊尔、印度、土耳其和秘鲁的党，致力于通过长期的人民战争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他们对革命的中心问题——夺取政治权力——做出了直接的回答。他们充满自信地向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以后的社会主义革命迈进。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给了他们乐观的前景，给了他们理论和实践的武器，预防资本主义复辟，不断进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直到最终建成共产主义。
毛主义共产党目前发动的革命武装斗争还很少，但他们是真正有希望夺取政权和建立社会主义的党。它们在面对不断恶化的资本主义体系面前取得了辉煌的胜利。它们高举武装革命的火炬，激励其他毛主义党和革命力量准备着开展武装革命。在印度、尼泊尔和整个南亚开展人民战争的毛主义共产党，将会在不久的将来，取得连续的大规模的社会主义胜利，就像以前俄国和中国所取得的大规模胜利一样。巴西和毗邻国家的毛主义共产党正在酝酿一个更大规模的争取民族解放和社会主义的斗争。
一些革命党倾向于把自己称作马列主义，而不愿意把自己称作毛泽东主义。但他们高度重视毛的教导，热切希望与毛主义党达成双边关系，举办研究会研究毛的著作和当前的形势。那些愿意与毛主义党建立亲密的双边关系的非毛主义党和前毛主义党，已经对本国的修正主义党失望了。
一些前苏维埃集团国家的革命党以及一些党的雏形组织，已经开始学习毛的教导，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以弄清苏东和中国的修正主义者为什么和怎么样成功掌权，他们如何削弱无产阶级专政，如何歪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这些革命者认识到，他们必须向人民解释清楚过去社会主义究竟发生了什么，并澄清修正主义者过去和现在对社会主义所作的污蔑，然后才能宣传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
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危机在恶化，促使人们站起来反抗帝国主义和反动派，无产阶级的革命党将能够越来越多的发动和领导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革命，因为他们充分地学习了在文革之前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的著作。但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必须研究文革，加强建设社会主义的革命远见，直到打败全世界范围的帝国主义，共产主义才能成功。
附：菲律宾社会运动精神领袖——荷塞·马利亚·西松生平
原载：《批判与再造》第54期
1939年，荷塞˙马利亚˙西松出生于一个地主家庭，其家族祖先是16世纪的福建移民。西松小学时念的是公立学校，而非一般地主家庭小孩念的教会学校，这是他接触了解穷人的开始。中学念的是教会学校，学业成绩优异，但宗教成绩颇差，而且有带头对抗神职教师的纪录。在中学时期，他已通过一些反共教材知道了马克思主义，并且通过父亲与邻人了解了菲律宾政治的一些情况。
西松进入菲律宾大学时，他父亲希望他进入菲律宾大学念新闻与法律，接着去哈佛，回国后进入政界发展，因此西松在菲律宾大学英语系主修新闻与写作，部分符合了他父亲的期望，但他也同时着手在学生与年轻教师之间组织秘密学习团体，研究马列主义与菲律宾社会历史。
1959-1968：合法群众斗争
1959年菲律宾大学学生文化协会(Student Cultural Association of the University of the Philippines)成立，西松担任主席。1961年，菲律宾国会成立了类似美国麦卡锡主义的「取缔反菲活动委员会(Committee against Anti-Filipino Activities)」，针对各界的进步人士进行调查。菲律宾大学学生文化协会及时组织了各界的进步力量予以反击，宣传了反帝反封建的思想，终于迫使政府终止了调查。这一波运动成功地打破了1950年代的肃杀与沉寂，开启了1960年代群众运动的新页，而且在此过程中吸引了许多知识分子，培养了许多后来运动的重要干部。
1960年代的越战对菲律宾的青年产生了很大的刺激。由于美国在菲律宾拥有其最大的海外基地(克拉克空军基地与苏比克湾海军基地)，菲律宾被深深地卷入越战，政府甚至开始研议派兵参战，使得青年的反战风潮一波高过一波。1960年代同时也是菲律宾政府在美国垄断资本的授意下，开始撤除各种经济管制措施的时代。1962-1965年在任的总统马卡帕加尔(现任总统阿若育的父亲)不讳言，他推行的自由化措施都在事前取得了美国国务院、财政部、国际货币基金与世界银行的同意。经济自由化政策使得民族工业受到严重打击，粮食生产农业转为出口经济作物农业，解除外汇管制更使得比索大贬，通货膨胀率暴增。1962-1967年间，物价上升6.1%，其中米价更上升11.6%，劳工实际工资则下降了10%。根据政府统计，1957年菲律宾家庭入可敷出的有86.5%，1961年减少为48.1%，1965年再减少为33.3%。
面对如此深刻而剧烈的矛盾，青年运动不仅将反美帝作为基本目标，整个反美民族主义运动也很快扩大为对整个菲律宾社会出路的探索。青年们如饥似渴地研读各种左翼文献，尤其是中国革命的经验。当时，西松的著作在青年中间广为流传，成为青年运动的指导文献。1962年开始，团结在西松周围的一群进步青年开始走向工人与农民群众，将新一代的运动火种传播到全国各地。
1962年末，西松加入了菲律宾共产党(当时与社会主义党合并)。经过几年的努力，在60年代中期运动终于有了较大的发展，而且在此过程中，西松一辈的无产阶级革命者也试图改造积弊甚深的菲律宾共产党。1968年12月26日，西松领导了菲律宾共产党的重建，制定了新党纲，分析菲律宾社会的性质是半封建半殖民地，受到美国帝国主义以及菲律宾的官僚、买办与地主统治，必须以新民主主义革命，透过由工人阶级领导、以农民为主力的土地改革和武装斗争，逐步扩大农村革命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1969年3月29日又将原本在抗日过程中形成的人民解放军改组为新人民军。西松自此转入地下党的革命武装斗争。
附带一提，这里的两个日期是有其深意的。12月26日是毛泽东的生日，新一代的菲律宾共产主义者以此表明他们抛弃当时苏联的修正主义路线。3月29日则是前一代的菲律宾人民解放军在抗日过程中成军的纪念日，这代表他们自觉地继承菲律宾前一代革命者通过武装斗争求取解放的历史任务。
1969-1977：地下武装斗争
1965年在美国与糖业集团支持下当选总统的马可仕，基本上延续了前任的经济自由化政策，使得菲律宾人民的社会经济情况持续恶化。1969年马可仕连任，但社会经济矛盾日益加剧。1969年，政府亏空4亿美元，超过总税收的三分之一，外汇储备仅1.33亿美元，连偿还到期的外债1,92亿美元都不够，其直接后果是加强了原本就很高的通货膨胀率，也使比索进一步贬值，外债和财政赤字进一步扩大，更恶化了工业进行生产的条件，失业率上升，民众所得追不上物价，贫富更加悬殊。
在此情势下，1969年大选后，马尼拉的工人发动了一系列的罢工斗争，大批农民也涌向马尼拉抗议地主压迫与剥削，青年学生与知识分子则发起了要求降低学费、改革教育体制的罢课与示威，但皆遭到马可仕政权强力镇压。1970年，青年运动逐渐与工人、农民运动合流，深化为反美、争取菲律宾民主自由的大规模群众运动。西松当时的一系列著作对于运动的方向有很大的影响，大量的青年在他的影响下走向农村与工厂，进行群众组织工作。
面对一波高过一波的群众运动，马可仕政权炮制了一些犯罪案件，嫁祸给菲共，以此为由在1972年宣布实施军事管制，禁止所有集会游行，接管新闻机构、电力、电信、铁路等等重要公用事业，并加大对于菲共军事扫荡的力度。在马尼拉的美国商界和外国投资者对于马可仕的做法表示欢迎，几乎一致地赞扬投资气候的改善。美国在1969-1972年间给马可仕政权的军事援助是8080万美元，军管之后的四年(1973-1976)则跃升到16630万美元。
1972-1974年间，菲共遭遇了严重的困难，到了1975年才开始有了较大的进展，活动范围扩大，并逐步建立一些根据地。或许正是由于这样的进展，使得西松开始大意，疏忽了个人的保安措施，而于1977年被捕。
1977-1986：被捕入狱
西松被捕后，由马可仕亲自授意，由两个专门负责对付叛乱份子的军事委员会来审问西松。他戴着手铐脚镣持续18个月，关押在单人牢房达五年之久。在狱中，毫不意外地，西松受到严厉的刑求、拷问与凌虐，受到各种肉体的与精神的折磨。与这种折磨同样严重的，是西松被迫与菲律宾的群众运动暂时隔绝，给运动带来严重的损失。
1981年，马可仕宣布停止军事管制，但实行的依然是没有军事管制法的军事独裁统治。菲律宾的政治经济状况持续恶化。1980年代，世界经济危机的冲击使得菲律宾的经济严重衰退，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率屡创新低，甚至是负增长，财政赤字则屡创新高，出口产品价格暴跌，外债大增，币值大跌。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人口上升到70%，而马可仕家族及其亲信财团却垄断了菲律宾国民生产总值的80%。这一切都使得左翼的群众运动日益壮大，对马可仕构成越来越大的威胁。
当马可仕的主要政敌──艾奎诺结束三年的在美流亡生活，于1983年8月21日搭乘中华航空班机回到马尼拉时，在机场遭人枪杀身亡，一般都认为是马可仕指令军方所为。至此，马可仕独裁统治之下的政治矛盾一举爆发。一贯反抗马可仕独裁统治的左翼运动首先发难，要求马可仕下台，右翼的反对势力则集合在艾奎诺的遗孀──科拉蓉的旗下对马可仕形成巨大的压力，就连美国也告诫马可仕要采取行动，提前举行大选。1986年初，马可仕透过舞弊在大选中获胜，科拉蓉阵营拒绝承认，发起了更大规模的抗议，并取得了美国的同情。军方的罗幕斯将军也在这时倒向科拉蓉阵营，发动兵变，与马可仕决裂。众叛亲离的马可仕，不得不在1986年2月25日搭乘美国飞机出逃夏威夷。同一天，科拉蓉宣布就职。
这时人在狱中的西松依旧关注着时局的发展，透过与亲友的接触传递出他的冷静分析。除了一系列深化对菲律宾社会的半封建半殖民地性质分析的著作之外，西松也表达了他对当前左翼所应采取的策略的看法。比如针对1986年的大选，西松便写了长篇分析，呼吁左翼在策略上结成广泛的统一战线，并与科拉蓉批判地合作，同时提醒人们不要对科拉蓉政权有太多幻想(不过当时西松的意见没有被重视，左翼先是过激地抵制大选，后又期待科拉蓉政权能打开民主空间)。
1986至今：流亡海外
科拉蓉上台之后于1986年3月5日释放了西松。西松随即接受菲律宾大学的教职，以教授的身分在菲律宾大学发表了系列演讲，深入分析了菲律宾的社会历史与当前的情势，协助左翼运动认识当时的巨大变局，并在战略上与策略上协助左翼改正一段时间以来的种种错误。同时，他也组织发起了一个新的左翼政党，人民党，该党在1987年投入选举，累积选举政治经验。随后，西松前往纽西兰、澳洲、泰国、日本、香港、印度、荷兰等地进行演讲，在泰国他还以其诗作获颁东南亚笔会奖座(Southeast Asia Write Award)。
作为大地主阶级的科拉蓉政权尽管在上台之初表达过希望与菲共和谈的意愿，但其基础之一──军方势力一直对于左翼组织抱有敌意，怀疑共产党份子已经渗透进入科拉蓉政府。军方也长期与地方反共民兵合作，持续暗杀左翼群众组织的领导人与积极份子。1986年11月，当西松在日本时，传来了五一工联(KMU)主席欧莱里亚遭到一个军方团体RAM暗杀的消息，西松想回菲律宾，但朋友与同志基于安全理由，劝他留在海外。1987年2月，科拉蓉政权宣布与革命势力全面开战，以罗幕斯将军为首的军方针对菲共展开了一波又一波的扫荡。科拉蓉政权注销西松的护照时，他人正在荷兰，经过一段时间的考虑与评估之后，西松在1988年10月26日向荷兰申请政治庇护。自此流亡荷兰至今。
人在海外的西松依然密切关注着菲律宾国内的运动情势，除了提供各种针对时局的分析批判之外，更协助推动对菲律宾左翼运动意义重大的第二次纠错运动(Second Great Rectification Movement)。同时，作为一个国际主义者，他也在国际上推动建立了人民斗争国际联盟(International League of People’s Struggles)，作为国际人民运动反对帝国主义全球化的联盟组织，并担任顾问至今。
综观西松的革命历程，可以知道在菲律宾人民运动的几次转折点上，他皆以其组织能力与理论分析发挥了不可磨灭的重大推动力，影响了几代的菲律宾革命者。西松以其为人民服务的理念与实践，已经成为菲律宾人民运动不倒的旗帜。
2016-10-22 16:03:47 来源：红歌会网 作者：何塞·西松
核心提示：西松(Jose Maria Sison)是菲律宾共产党创立主席，菲律宾现任总统杜特尔特曾在80年代受教于西松。后来，西松流亡国外长达三十年。今年5月，杜特尔特上台，欢迎流亡海外近30年的菲律宾共产党创始人西松回国，与他举行和谈。杜特尔特称：“我宣誓就职时……他们(菲共)必须认识到，我是政府，我是他们的敌人，但我愿意伸出橄榄枝，我们可以谈判。”无论杜特尔特真实立场为何，但其曾受西松政治启蒙不假，西松本人更是深受中国革命和毛主席的影响。以下是西松在文革发动40周年时撰写的纪念文章。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菲律宾共产党的冲击
西松(Jose Maria Sison)菲律宾共产党创立主席
一、菲律宾共和国和菲律宾人民斗争的历史
菲律宾共和国是由11个主要岛屿和上千个小岛组成的群岛国家，位于印度尼西亚北侧、日本南侧、越南和中国的东侧。许多菲律宾人都认为自己的国家很小。但事实上，无论从人口还是领土面积上，菲律宾都是一个中等规模的国家。目前菲律宾人口8500万，国土面积30万平方公里。
菲律宾的历史主要分为以下几个阶段：(1)16世纪后半期以前，前殖民地时期，苏禄伊斯兰教君主统治众多附属小国;(2)从16世纪后半期到1898年，进入封建社会，西班牙殖民者入侵;(3)从1898年旧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到1902年，菲律宾独立，美-菲战争爆发;(4)1902年菲律宾沦为美国殖民地，进入半封建社会;(5)1941-1945年，日本占领时期;(6)直至目前，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3个多世纪以来，西班牙殖民主义者通过使用中央集权体制和天主教，来加强对菲律宾人民的剥削和压迫。菲律宾人民先后发起了200多次局部和地区性的革命起义，反对殖民统治。在19世纪后25年，菲律宾人的民族情感不断强化，成为殖民政府和外国宗教秩序的对立面。
起初，菲律宾的启蒙者采取改良主义路线，恳求西班牙给予菲律宾以西班牙一个普通行政省的地位。在19世纪最后十年中， Katipunan 成立，号召发动民族解放运动，通过武装斗争获得民族独立。1896年革命爆发，最终在1898年打败西班牙殖民者。
这一革命属于旧民主主义革命，由新生自由资产阶级领导人民大众发起。它得到了后来的亚洲其他国家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支持，并成为那次革命浪潮中非常重要的胜利。但美国觊觎菲律宾已久，于1899年发动了反菲律宾共和国的侵略战争。菲律宾人民奋起反击，在1899-1902年美菲战争期间，发动了多次反击帝国主义入侵的战役，直至1913年以农民为主体的游击战仍在继续。
自由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局限性充分表现出来，不仅无法有效抵抗美帝装备优良的军事武器，也抵挡不住意识形态、政治、经济领域美国垄断资本主义自由主义的侵蚀。这样，美帝将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变成统治者，并使其与地主阶级和占统治地位的教堂相融合。在1941年日本入侵以前，菲律宾在他们的统治下，一直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状态。
美国殖民主义政权在一种同帝国主义相适应的自由主义框架下，培训菲律宾的人统治自己。这种方式促进了美国垄断企业同以大买办和地主为主体的本地剥削阶级的联合，并巩固其统治。工人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也有所发展。农民占全社会的比例从封建社会的90%多下降到80%。
从封建社会向半封建过渡，从经济关系上社会结构发生一些明显变化。美国为了获取初级原料，在菲律宾扩展了种植业，开放了采矿业。以服务于国内市场为目标，美国建立了少数制造业企业。同时，还建立起公共教育体系、交通邮电运输体系，交通邮电运输业服务于半封建经济和半殖民地经济交换需要，主要是出口初级原料和进口工业品。
1930年Crisanto Evangelista退出劳工党另组“菲律宾共产党”(CPPI)，主要以工会和农会为群众基础。共产党是在工农运动推动之下产生的，工农群众深受半殖民地半封建制度的残酷压迫，积极要求革命。菲共成立还得到了第三国际、美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菲律宾支部的支持。
菲共一成立，美国殖民主义者就造谣指控菲共搞暴乱，逮捕并流放其领导人，迫使新生的菲共转入地下。菲共成员从几千减少到几百人，菲共领导人及其继任者没能克服困难促成工农联盟，这一时期他们并未认识到底层劳苦大众中的巨大革命潜力。
在1935年共产国际第十七次大会后，美国共产党于1936年成功迫使美国统治者和奎松联邦政府答应释放监狱中和流放中的菲共领导人，给予菲共合法活动空间，允许他们帮助建立反法西斯、反日人民阵线。于是1937年菲共领导人获释，1938年与合法的菲律宾社会主义党合并，其领导人是Pedro Abad Santos。
合并后，菲共和社会主义党加紧建立更加广泛的群众阵线，主要依靠马尼拉的工人和吕宋岛的农民、农业工人。在1941年，日本入侵并很快占领菲律宾，其后不久，1942年菲共组织成立人民抗日军。尽管党的领导人Vicente Lava提出“退却防御”、犯了右倾机会主义路线错误(拒绝战术进攻)，从1942年到1943年仍然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的革命成就。在抗日斗争期间，合并后的政党(下简称“合并党”)逐渐成长，人民军也日益壮大。在吕宋中部，很多地主逃跑并同占领区日伪政府合作，在这些地区党开始组建政权并实施土地改革。
在抗日胜利前夕，Vicente Lava领导的合并党走入另一条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他们决定欢迎美国殖民主义者和流亡于华盛顿的联邦政府回来，将人民军拱手让与旧军队，在反动政府里竞争职位。他们寄希望美国人履行诺言，给予菲律宾独立地位。反动派控制全国后，美国和本土的反动派马上大肆屠杀人民军成员，对革命群众运动实行白色恐怖，把分给农民的土地归还给地主，阻止共产党和其他进步团体参加选举，夺走他们在政府中的行政和立法席位。
二战之后，人民革命和土地革命的条件迅速成熟，但在美国共产党的白劳德主义(Browderite leadership)的强烈影响下，菲律宾共产党领导人被“和平与民主”的口号引入歧途。直到1948年老的合并党才决定发动武装斗争，试图推翻反动的傀儡政府，但是直到1950年8月人民武装进驻无人居住的马得雷山区(Sierra Madre)中进行大规模的有组织的进攻之前，他们都没有一个实行武装斗争的具体计划。
合并党的领导层从试图迁就半殖民地政治体系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走向Jose Lava的"左倾"机会主义错误，发动"全体武装斗争"，试图在两年时间内获得胜利，而没有注意党的建设、人民军队的建设和统一战线的建设，没有考虑将革命武装斗争和土地革命相结合，没有注意通过群众组织和本土的政治团体进行群众基础的建设。
结果，两年内不但没有获得胜利，合并党的领导使得3000多人的人民军队的大部分被敌人的30个军营打垮击败了，政府军队那时刚刚获得了美国军队的武装支持和训练。一支人民军队，在无人的山区和处于优势地位的敌人作战时，如果陷入这样纯军事的脱离群众的处境，那么就不再是真正的人民军队了。
Jose Lava的路线失败之后，Jesus Lava在1951年获得了合并党的领导权，他又回到了右倾机会主义的路线上。他在1955年采用了一项政策，解散了人民军队的剩余武装，将他们转变成为所谓的“组织旅”，以便合法的组织群众;并在1957年采用了另一项政策清算了合并党本身，将其成员编制为许多的“单个独立纵队”，从一名脱离群众联系躲藏在马尼拉市内的总书记那里接收“政治传达”(译者注：这种做法实际上解散了党的基层组织)。
当1962年Jesus Lava任命我们到执行委员工作以复兴合并党的时候，已经连一个党支部都没有了。委员会只好将仅存的一些成员放到一起，包括党内的一些有经验的干部，他们已经和任何支部或组织都失去了联系;以及从工会、农会和青年运动中吸纳的新党员。执行委员会被Jesus Lava的亲戚和亲信所控制，尤其是当它开始准备召开新的党代表大会的时候。
从1963年到1965年，我们在执行委员会中建立并发展了和印尼共产党、中国共产党的联系，并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苏联修正主义的意识形态辩论中倾向于印共和中共。Lava的追随者们没有反对我们在执行委员会会议上以及在广大群众团体中的党组织学习活动中表现出的立场和观点，并且，在准备党代表大会时，他们决定让我们来起草报告，并同意了我们提出的中央委员会的候选人，这些候选人来自工人、农民、青年和知识分子。
1965年12月报告草案提交给执行委员会之后，Lava的追随者们开始反对报告中对于Vicente Lava，Jose Lava、Jesus Lava兄弟和赫鲁晓夫“三和两全”(和平过渡、和平竞赛、和平相处，全民党、全民国家)修正主义路线的批判。一个追随者说，这份草案仅仅是另作一份草案的备忘录。从那时开始，Lava的追随者们通过组织程序和阴谋诡计来削弱和孤立报告草案的作者。
在接下来的1966年，党内斗争开始变得越发清晰，这是一次无产阶级革命和Lava修正主义路线的斗争，斗争的内容涉及党的历史和现状，无产阶级和人民。无产阶级革命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反对现代修正主义，欢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发展群众运动，以期通过长期的人民战争继续新民主主义革命。Lava修正主义叛徒暴露出了他们和苏联修正主义叛徒的密切关系，喋喋不休的谈论那套不要武装斗争，只要合法斗争，等待“总进攻”的时机来临的观点。
1967年4月，无产阶级革命派离开了合并党，并带走了大多数党员和群众积极分子。他们在1967年5月1日的《北京周报》上公开发表了他们的观点。Lava修正主义叛徒们于同一天在布拉格的《Information Bulletin》上也表明了他们的立场。无产阶级革命派在1967年发动了“第一次整风运动”，为1968年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指导下重新组建菲律宾共产党做准备。
二、中国反对苏联修正主义斗争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影响
从1956年到1964年，Jesus Lava领导下的合并党没能向普通党员正确的解释赫鲁晓夫在苏共20大上对斯大林同志的恶毒攻击，这一次攻击表面上看来是针对个人崇拜问题的，但实际上它的目标是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的革命事业。
对斯大林的否定为一系列全面的修正主义理论铺平了道路，这些理论反复宣传工人阶级已经完成了他的建成社会主义的历史使命，宣传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阵线的和平共处，宣传用资产阶级的全民党取代政党和国家的无产阶级特点，基于“三和理论”宣传资产阶级和平主义。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把他们自己打扮成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创造性的应用者"。
在Jesus Lava领导下，领导层不仅没有向普通党员提醒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而且自己也受到了影响，证据之一就是在50年代向人民军队和党发动的清算。在合并党内普遍流行的说法是菲律宾的武装斗争应该归咎于斯大林，是他想当然的发动了这场斗争，因为他呼吁全球范围内的武装斗争，以期一位苏联著名经济专家预言的帝国主义经济崩溃的到来。
1964年和1965年间，中苏论战已经全面公开化，年轻的菲律宾无产阶级革命者们如饥似渴的阅读《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等中苏两方发表的文章，即使在这个时候，大多数合并党的有经验的干部依然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的区别一无所知，并且习惯性的不以为然的认为双方只是在如何实现革命目标的方法而不是在革命的原则和理论问题上存在分歧。这种思想状态在1964年在勃列日涅夫掌权后由于将修正主义和革命空想主义混为一谈而得以延续。
无论如何，菲律宾无产阶级革命者坚定的采取学习小组的形式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菲律宾革命，从1963年开始，这种形式在年轻党员和有经验的干部间，在工会和农会间广泛采用。他们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的著作，并学习历史唯物主义，政治经济学和革命战略和战术。相对于1959-1962年间在工人和青年间的秘密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习团体来说，这种学习小组更加普遍化。
学习内容包括反抗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派的民族解放运动和阶级斗争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以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机会主义，改良主义和修正主义的斗争。他们重点学习中共与苏共的辩论文章。他们总结和分析了菲律宾人民和菲律宾共产党的历史以及当前环境，以期在现代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期推动菲律宾革命继续前进。
毛泽东同志在中国社会分析、人民战争和文化艺术方面的哲学著作引起了党员和先进群众的广泛关注。他们对毛泽东同志通俗易懂却道理深刻的矛盾论和实践论留有深刻印象。他们很容易领会类似于菲律宾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的阶级分析的适用性。他们热切地想学习毛运用阶级分析和唯物主义辩证法来解释人民战争。通过学习毛关于文化艺术的著作，他们深刻理解了文化艺术不仅是社会生活的重要方面，而且还是革命的武器。
资产阶级大众媒体所引用的关于中苏意识形态论战的参考资料引起了无产阶级革命者和先进群众的关注。这进一步推动大家了解更多的知识，通过阅读和研究那些编辑成册的中共针对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辩论文章。这本书成为他们继续学习中共关于60年代中后期到70年代在勃列日涅夫统治下苏联现代修正主义的参考资料的基础。
在1966年文革爆发前，菲律宾无产阶级革命者积极学习了毛泽东同志关于哲学、政治经济学、社会科学、党建、整风运动及人民战争的著作。文化革命深化并且加强了菲律宾无产阶级革命者的认识，他们认识到毛及中国共产党对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伟大贡献。真正的菲律宾共产党员应该认识到这一点：文革代表明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在无产阶级理论和实践上达到了一个新的、更高的水平。
他们能够认识到文革作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一个新的制高点的重要意义，因为他们研究过包含毛针对苏共现代修正主义犀利的批判的重要著作。他们认识到了现代修正主义作为社会主义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最大威胁的危险。同时，他们也清楚的认识到，作为毛泽东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实践，文革运动在同修正主义战斗、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及巩固社会主义过程中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在文革的最初6个月内，我们恰巧在中国。我们同中央党校的中国同志进行了长时间的讨论(包括在菲律宾有长期革命经历的C同志)，主要是关于历史经验和中国、菲律宾无产阶级及人民斗争。后来，1968年10月26日，我们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重建了菲律宾共产党。种种迹象表明，文革给了我们灵感并鼓励我们重建菲律宾共产党。但同时我们谨记，第一次伟大的整风运动和重建菲律宾共产党是根据菲律宾历史和环境作出的。
菲律宾共产党把文革视为社会主义社会同修正主义及反对资本主义复辟的斗争。对每个人来说，文革运动是学习它的历史背景、环境和前途的源泉。菲律宾共产党对于文革对菲律宾革命的影响有清楚的认识，而且，他们认为，在中国及世界范围内，文革代表着社会主义革命的新阶段。
自从他们开始研究毛泽东的著作后，菲律宾无产阶级革命者全神贯注于阶级分析的工作，并规范他们的纲领：走群众路线，向群众学习，相信和依靠群众。在1968年菲律宾共产党重建以前，似乎共产党的领导层只能悲惨地在右倾机会主义和“左”倾机会主义之间来回摇摆。但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菲律宾共产党学会如何正确的分析菲律宾社会特征以及菲律宾革命所处阶段和特点;学会如何确定谁是革命的朋友、谁是革命的敌人;学会如何确定革命的任务;学会如何向社会主义的未来前进。
我们来列举毛泽东同志对菲律宾共产党的影响：
1) 由工人阶级及其革命性政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在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是十分必要的。这种社会中总是存在潜在的危机，并为长期的人民战争提供有利的社会环境。无产阶级的革命党可以在农民当中发展人民军队，而农民阶级在这种社会当中是人数最多的阶级。这样就可以农村包围城市，并可以在很长的时期内积蓄足够的力量来夺取城市。
毛泽东同志已经向中国共产党阐明了人民战争战略战术的阶级基础和必要组成部分(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和群众路线)，这同时也是在任何一个时期争取最广大的群众参加革命，将敌人孤立起来的统一战线的战略战术。为了赢得革命，无产阶级政党必须从群众中学习，并号召、组织、动员他们。必须建立群众组织，地方政府以及党支部。必须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对群众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做好革命工作。
2) 在夺取政权之后，新民主主义革命基本完成。这时就可以展开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了。人民民主政权的核心是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和其专政地位。人民民主共和国中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的因素包括：共产党的领导，人民军队、国家权力机关、经济国有化、工业的公有制、农业的合作化、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的平衡发展、文化和科技的革命，等等。
社会主义的发展需要很长的历史时期。只要将阶级斗争作为关键，密切联系群众、虚心向群众学习，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放手发动群众，便可以保证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进。我们不要幻想阶级和阶级斗争会在从帝国主义和剥削阶级中获得解放后几年甚至几十年之内消失。在武装夺取政权以及生产方式社会化之后，被打败的剥削阶级往往寻找机会进行反攻，在官僚体制中和文化层面上重建老巢。国际资本主义也会不断试图影响共产主义社会体制，并使其重新导向资本主义。如果缺少无产阶级的教育、文化工作以及重复的文化革命，新知识分子和官僚体制会成为资产阶级思想和现代修正主义的温床。
3) 正是有了毛泽东，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的理论和实践才能通过文化大革命变为现实，才能同修正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复辟作斗争，并巩固社会主义的成就。社会基础和上层建筑必须不断的进行革命。社会基础层面，新的生产关系可以促进生产的发展，这就要不断的进行改革，从而促进干部、专家和群众之间的团结和紧密联系，防止在工厂和农场中干部和专家疏远群众。文化的革命作为上层建筑彻底的革命必须持续的进行下去，以加强社会基础的发展，培养青年人作为革命的继承人，防止官僚体制和知识分子的退化，并和根深蒂固的剥削思想、习俗以及态度作斗争。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目的在于解决工业和农业、城镇和乡村、体力劳动者和脑力劳动者之间的矛盾。一个文革难以解决所有这些问题，而一系列的文革则可以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防止修正主义复辟，并将落入修正主义者手中的任何东西夺回来。每一个文化革命都应该秉着治病救人的原则，采取说服教育的形式。共产党必须在文化革命中领导和团结群众，在每一个阶段都应该联合左派，争取中间派，孤立顽固派，并撤掉不可救药的修正主义分子。必须采取党的领导与群众运动相结合的形式，对在行政和犯罪事件中的嫌疑人采取相应的处理。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给了菲律宾的无产阶级革命极大的希望、信心和远见。如果今后在共产主义的菲律宾出现了修正主义，他们就可以利用文革作为理论和实践武器。即使是今天，文革依然是有帮助的，它使得无产阶级和人民有信心同修正主义做斗争，虽然现在反共分子不遗余力的叫嚣共产主义事业是没有希望的，他们还吹嘘历史已经在资本主义和自由主义中终结了。
毛主席对菲律宾共产党的影响是广泛和深远的。菲共采取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或称作毛主义作为行动的指南。毛主席在哲学、政治经济、社会科学、政党建设、整风运动、人民战争和文化革命等方面留给了我们巨大的遗产。正是有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毛泽东思想才被认为是现今马列主义原理的最高水平。所有真正的共产主义者都会对其对马列主义的理论和实践做出的巨大贡献而表示感谢。
三、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影响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具有深远的意义，各方面都有重要的结果。首先，它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实现，是马列主义者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最高水平的发展。其次，它实际上使中国当代修正主义的推进延迟了十年，就是从1966年到1976年。第三，它对帝国主义和反动派宣扬的意识形态给出了明确的回应，这些意识形态宣扬社会主义事业是没有前途的，社会主义国家总是会变为资本主义国家。
帝国主义者、修正主义者和厚颜无耻的反动派制造了各种各样关于文化大革命的谎言，并歪曲事实，声称这是完全的灾难，这导致了以邓小平带领的右派以及中间联盟为代表的右派反攻。实际上，历史的来看待文化大革命，就会看到，共产党内部的修正主义者和走资派已经夺取了坚实的党和国家的控制权。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中国共产党将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而中国也会在60年代就走上资本主义道路。
中国修正主义的潮流，既有中国国内情况的原因，也受到了苏联修正主义者的影响，特别是在那些经验丰富的共产党员中，他们不加批判的盲目崇拜的引用苏联的做法，受其影响的还有更多数不清的曾于50年代在苏联学习和接受培训的年轻的共产党员。最聪明的修正主义者是那些人，他们谴责苏联修正主义，目的却是要与美帝国主义合作，让中国融入资本主义体系。这些就是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修正主义者和走资派，他把中国的改革标榜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中国工人和农民再一次处于帝国主义和国内剥削阶级的压迫之下。
文革时期，相当多的人很难认识到中国有修正主义者和走资派，原因很简单，因为社会主义还占优势，他们看不到生产方式中的私有者。直到文革失败和中国资本主义复辟成为现实以后，毛泽东同志和其他马列主义者才得以澄清，事实证明他们正确地指出了在党和国家内部存在着修正主义的当权派，他们试图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
有人辩驳说，如果文革在那十年里是正确的和成功的，那为什么在毛泽东时代以后中国没有保持社会主义呢?革命在发展过程中遭遇困难，甚至在取得胜利之前也会经受失败。法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整个欧洲的进程都不是一条直线，而是经历了反革命和君主复辟的反复。巴黎公社在只取得了两个月巨大胜利后就遭遇了失败，但是它却是无产阶级专政的雏形，是马克思总结无产阶级革命教训的源泉，是列宁领导的更加伟大的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的来源。纳粹德国入侵苏联，并在二战中给其造成了巨大的损失，这反而导致了社会主义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的蓬勃兴起。
毛泽东同志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实践将成为共产主义者建设和巩固社会主义、与社会主义政权内部的修正主义者和走资派斗争的长期指南。我们在文革中可以获得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正如革命前辈从1871年的巴黎公社中同时学到了胜利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并用以加强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与实践，领导建立和发展二十世纪的社会主义政权一样。
目前，中国仍是维护和实践毛的无产阶级革命遗产(包括文革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主要斗争场所。它是毛泽东思想(或称毛泽东主义)的诞生地。就在这个地方，广大人民群众，尤其是工人和农民，强烈的珍视毛在中国革命和建设中做出的伟大成就。甚至那些在毛泽东逝世以后复辟资本主义的统治者，也不敢彻底的否定他，而是有选择的割裂和曲解他的事业，贬低他除了通过长期的人民战争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之外的其他伟大成就。
官僚垄断资本家，仍然挂着共产党的名字和社会主义的头衔欺骗中国人民，以把持权力，他们一定会受到历史和人民的审判。虽然有他们声称的经济增长(指的是外国和本国资本家以及国家资本主义的资本积累)，中国人民依然受着剥削、压迫和贫困的折磨。广大人民群众已经积下了强烈的不满。每年遍布中国的数以万计的人民抗争说明这里依然是具有革命性的、毛泽东主义的共产主义政党发展并领导人民的沃土。
中国之外的各个国家和大陆，都有毛泽东主义的政党致力于传播完整的毛泽东遗产，包括无产阶级的文化大革命。很多这样的党派，比如菲律宾、尼泊尔、印度、土耳其和秘鲁的党，致力于通过长期的人民战争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他们对革命的中心问题——夺取政治权力——做出了直接的回答。他们充满自信地向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以后的社会主义革命迈进。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给了他们乐观的前景，给了他们理论和实践的武器，预防资本主义复辟，不断进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直到最终建成共产主义。
毛主义共产党目前发动的革命武装斗争还很少，但他们是真正有希望夺取政权和建立社会主义的党。它们在面对不断恶化的资本主义体系面前取得了辉煌的胜利。它们高举武装革命的火炬，激励其他毛主义党和革命力量准备着开展武装革命。在印度、尼泊尔和整个南亚开展人民战争的毛主义共产党，将会在不久的将来，取得连续的大规模的社会主义胜利，就像以前俄国和中国所取得的大规模胜利一样。巴西和毗邻国家的毛主义共产党正在酝酿一个更大规模的争取民族解放和社会主义的斗争。
一些革命党倾向于把自己称作马列主义，而不愿意把自己称作毛泽东主义。但他们高度重视毛的教导，热切希望与毛主义党达成双边关系，举办研究会研究毛的著作和当前的形势。那些愿意与毛主义党建立亲密的双边关系的非毛主义党和前毛主义党，已经对本国的修正主义党失望了。
一些前苏维埃集团国家的革命党以及一些党的雏形组织，已经开始学习毛的教导，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以弄清苏东和中国的修正主义者为什么和怎么样成功掌权，他们如何削弱无产阶级专政，如何歪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这些革命者认识到，他们必须向人民解释清楚过去社会主义究竟发生了什么，并澄清修正主义者过去和现在对社会主义所作的污蔑，然后才能宣传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
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危机在恶化，促使人们站起来反抗帝国主义和反动派，无产阶级的革命党将能够越来越多的发动和领导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革命，因为他们充分地学习了在文革之前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的著作。但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必须研究文革，加强建设社会主义的革命远见，直到打败全世界范围的帝国主义，共产主义才能成功。
附：菲律宾社会运动精神领袖——荷塞·马利亚·西松生平
原载：《批判与再造》第54期
1939年，荷塞˙马利亚˙西松出生于一个地主家庭，其家族祖先是16世纪的福建移民。西松小学时念的是公立学校，而非一般地主家庭小孩念的教会学校，这是他接触了解穷人的开始。中学念的是教会学校，学业成绩优异，但宗教成绩颇差，而且有带头对抗神职教师的纪录。在中学时期，他已通过一些反共教材知道了马克思主义，并且通过父亲与邻人了解了菲律宾政治的一些情况。
西松进入菲律宾大学时，他父亲希望他进入菲律宾大学念新闻与法律，接着去哈佛，回国后进入政界发展，因此西松在菲律宾大学英语系主修新闻与写作，部分符合了他父亲的期望，但他也同时着手在学生与年轻教师之间组织秘密学习团体，研究马列主义与菲律宾社会历史。
1959-1968：合法群众斗争
1959年菲律宾大学学生文化协会(Student Cultural Association of the University of the Philippines)成立，西松担任主席。1961年，菲律宾国会成立了类似美国麦卡锡主义的「取缔反菲活动委员会(Committee against Anti-Filipino Activities)」，针对各界的进步人士进行调查。菲律宾大学学生文化协会及时组织了各界的进步力量予以反击，宣传了反帝反封建的思想，终于迫使政府终止了调查。这一波运动成功地打破了1950年代的肃杀与沉寂，开启了1960年代群众运动的新页，而且在此过程中吸引了许多知识分子，培养了许多后来运动的重要干部。
1960年代的越战对菲律宾的青年产生了很大的刺激。由于美国在菲律宾拥有其最大的海外基地(克拉克空军基地与苏比克湾海军基地)，菲律宾被深深地卷入越战，政府甚至开始研议派兵参战，使得青年的反战风潮一波高过一波。1960年代同时也是菲律宾政府在美国垄断资本的授意下，开始撤除各种经济管制措施的时代。1962-1965年在任的总统马卡帕加尔(现任总统阿若育的父亲)不讳言，他推行的自由化措施都在事前取得了美国国务院、财政部、国际货币基金与世界银行的同意。经济自由化政策使得民族工业受到严重打击，粮食生产农业转为出口经济作物农业，解除外汇管制更使得比索大贬，通货膨胀率暴增。1962-1967年间，物价上升6.1%，其中米价更上升11.6%，劳工实际工资则下降了10%。根据政府统计，1957年菲律宾家庭入可敷出的有86.5%，1961年减少为48.1%，1965年再减少为33.3%。
面对如此深刻而剧烈的矛盾，青年运动不仅将反美帝作为基本目标，整个反美民族主义运动也很快扩大为对整个菲律宾社会出路的探索。青年们如饥似渴地研读各种左翼文献，尤其是中国革命的经验。当时，西松的著作在青年中间广为流传，成为青年运动的指导文献。1962年开始，团结在西松周围的一群进步青年开始走向工人与农民群众，将新一代的运动火种传播到全国各地。
1962年末，西松加入了菲律宾共产党(当时与社会主义党合并)。经过几年的努力，在60年代中期运动终于有了较大的发展，而且在此过程中，西松一辈的无产阶级革命者也试图改造积弊甚深的菲律宾共产党。1968年12月26日，西松领导了菲律宾共产党的重建，制定了新党纲，分析菲律宾社会的性质是半封建半殖民地，受到美国帝国主义以及菲律宾的官僚、买办与地主统治，必须以新民主主义革命，透过由工人阶级领导、以农民为主力的土地改革和武装斗争，逐步扩大农村革命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1969年3月29日又将原本在抗日过程中形成的人民解放军改组为新人民军。西松自此转入地下党的革命武装斗争。
附带一提，这里的两个日期是有其深意的。12月26日是毛泽东的生日，新一代的菲律宾共产主义者以此表明他们抛弃当时苏联的修正主义路线。3月29日则是前一代的菲律宾人民解放军在抗日过程中成军的纪念日，这代表他们自觉地继承菲律宾前一代革命者通过武装斗争求取解放的历史任务。
1969-1977：地下武装斗争
1965年在美国与糖业集团支持下当选总统的马可仕，基本上延续了前任的经济自由化政策，使得菲律宾人民的社会经济情况持续恶化。1969年马可仕连任，但社会经济矛盾日益加剧。1969年，政府亏空4亿美元，超过总税收的三分之一，外汇储备仅1.33亿美元，连偿还到期的外债1,92亿美元都不够，其直接后果是加强了原本就很高的通货膨胀率，也使比索进一步贬值，外债和财政赤字进一步扩大，更恶化了工业进行生产的条件，失业率上升，民众所得追不上物价，贫富更加悬殊。
在此情势下，1969年大选后，马尼拉的工人发动了一系列的罢工斗争，大批农民也涌向马尼拉抗议地主压迫与剥削，青年学生与知识分子则发起了要求降低学费、改革教育体制的罢课与示威，但皆遭到马可仕政权强力镇压。1970年，青年运动逐渐与工人、农民运动合流，深化为反美、争取菲律宾民主自由的大规模群众运动。西松当时的一系列著作对于运动的方向有很大的影响，大量的青年在他的影响下走向农村与工厂，进行群众组织工作。
面对一波高过一波的群众运动，马可仕政权炮制了一些犯罪案件，嫁祸给菲共，以此为由在1972年宣布实施军事管制，禁止所有集会游行，接管新闻机构、电力、电信、铁路等等重要公用事业，并加大对于菲共军事扫荡的力度。在马尼拉的美国商界和外国投资者对于马可仕的做法表示欢迎，几乎一致地赞扬投资气候的改善。美国在1969-1972年间给马可仕政权的军事援助是8080万美元，军管之后的四年(1973-1976)则跃升到16630万美元。
1972-1974年间，菲共遭遇了严重的困难，到了1975年才开始有了较大的进展，活动范围扩大，并逐步建立一些根据地。或许正是由于这样的进展，使得西松开始大意，疏忽了个人的保安措施，而于1977年被捕。
1977-1986：被捕入狱
西松被捕后，由马可仕亲自授意，由两个专门负责对付叛乱份子的军事委员会来审问西松。他戴着手铐脚镣持续18个月，关押在单人牢房达五年之久。在狱中，毫不意外地，西松受到严厉的刑求、拷问与凌虐，受到各种肉体的与精神的折磨。与这种折磨同样严重的，是西松被迫与菲律宾的群众运动暂时隔绝，给运动带来严重的损失。
1981年，马可仕宣布停止军事管制，但实行的依然是没有军事管制法的军事独裁统治。菲律宾的政治经济状况持续恶化。1980年代，世界经济危机的冲击使得菲律宾的经济严重衰退，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率屡创新低，甚至是负增长，财政赤字则屡创新高，出口产品价格暴跌，外债大增，币值大跌。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人口上升到70%，而马可仕家族及其亲信财团却垄断了菲律宾国民生产总值的80%。这一切都使得左翼的群众运动日益壮大，对马可仕构成越来越大的威胁。
当马可仕的主要政敌──艾奎诺结束三年的在美流亡生活，于1983年8月21日搭乘中华航空班机回到马尼拉时，在机场遭人枪杀身亡，一般都认为是马可仕指令军方所为。至此，马可仕独裁统治之下的政治矛盾一举爆发。一贯反抗马可仕独裁统治的左翼运动首先发难，要求马可仕下台，右翼的反对势力则集合在艾奎诺的遗孀──科拉蓉的旗下对马可仕形成巨大的压力，就连美国也告诫马可仕要采取行动，提前举行大选。1986年初，马可仕透过舞弊在大选中获胜，科拉蓉阵营拒绝承认，发起了更大规模的抗议，并取得了美国的同情。军方的罗幕斯将军也在这时倒向科拉蓉阵营，发动兵变，与马可仕决裂。众叛亲离的马可仕，不得不在1986年2月25日搭乘美国飞机出逃夏威夷。同一天，科拉蓉宣布就职。
这时人在狱中的西松依旧关注着时局的发展，透过与亲友的接触传递出他的冷静分析。除了一系列深化对菲律宾社会的半封建半殖民地性质分析的著作之外，西松也表达了他对当前左翼所应采取的策略的看法。比如针对1986年的大选，西松便写了长篇分析，呼吁左翼在策略上结成广泛的统一战线，并与科拉蓉批判地合作，同时提醒人们不要对科拉蓉政权有太多幻想(不过当时西松的意见没有被重视，左翼先是过激地抵制大选，后又期待科拉蓉政权能打开民主空间)。
1986至今：流亡海外
科拉蓉上台之后于1986年3月5日释放了西松。西松随即接受菲律宾大学的教职，以教授的身分在菲律宾大学发表了系列演讲，深入分析了菲律宾的社会历史与当前的情势，协助左翼运动认识当时的巨大变局，并在战略上与策略上协助左翼改正一段时间以来的种种错误。同时，他也组织发起了一个新的左翼政党，人民党，该党在1987年投入选举，累积选举政治经验。随后，西松前往纽西兰、澳洲、泰国、日本、香港、印度、荷兰等地进行演讲，在泰国他还以其诗作获颁东南亚笔会奖座(Southeast Asia Write Award)。
作为大地主阶级的科拉蓉政权尽管在上台之初表达过希望与菲共和谈的意愿，但其基础之一──军方势力一直对于左翼组织抱有敌意，怀疑共产党份子已经渗透进入科拉蓉政府。军方也长期与地方反共民兵合作，持续暗杀左翼群众组织的领导人与积极份子。1986年11月，当西松在日本时，传来了五一工联(KMU)主席欧莱里亚遭到一个军方团体RAM暗杀的消息，西松想回菲律宾，但朋友与同志基于安全理由，劝他留在海外。1987年2月，科拉蓉政权宣布与革命势力全面开战，以罗幕斯将军为首的军方针对菲共展开了一波又一波的扫荡。科拉蓉政权注销西松的护照时，他人正在荷兰，经过一段时间的考虑与评估之后，西松在1988年10月26日向荷兰申请政治庇护。自此流亡荷兰至今。
人在海外的西松依然密切关注着菲律宾国内的运动情势，除了提供各种针对时局的分析批判之外，更协助推动对菲律宾左翼运动意义重大的第二次纠错运动(Second Great Rectification Movement)。同时，作为一个国际主义者，他也在国际上推动建立了人民斗争国际联盟(International League of People’s Struggles)，作为国际人民运动反对帝国主义全球化的联盟组织，并担任顾问至今。
综观西松的革命历程，可以知道在菲律宾人民运动的几次转折点上，他皆以其组织能力与理论分析发挥了不可磨灭的重大推动力，影响了几代的菲律宾革命者。西松以其为人民服务的理念与实践，已经成为菲律宾人民运动不倒的旗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