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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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二四年四月十五日，孙中山与宋庆龄，视察广州北郊石井兵工厂。资料图

　　文｜何雁

　　一九二三年一月，宋庆龄陪同孙中山，与苏俄政府使节越飞，在上海进行为期一周会谈。

　　孙中山开始推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政策。

　　阿道夫·阿布拉莫维奇·越飞（Adloph Abramovich Joffe），蓄黑胡子、戴眼镜，身体瘦弱而才思敏捷。

　　孙中山与越飞谈话，以及此前五个月之间通信，用的都是英文，无疑由机要秘书宋庆龄经办。

　　一月二十六日，双方会谈后发表联合宣言。这份用辞谨慎沉稳的文件，开始以后几年越来越密切合作。这不仅是两个政党之间的合作，还有孙中山广州政府与苏联政府之间的合作。

　　联合宣言谨慎沉稳

　　宣言第一点是关于中国革命现阶段任务。“孙逸仙博士以为共产组织，甚至苏维埃制度，事实均不能引用于中国。因中国并无使此项共产制度或苏维埃制度可以成功之情况也。此项见解，越飞君完全同感。且以为中国最要最急之问题，乃在民国的统一之成功，与完全的国家独立之获得。关于此项大事业，越飞君并确告孙博士，中国当得俄国国民最挚热之同情，且可以俄国援助为依赖也。”

　　第二点是应孙中山要求，越飞重申苏俄于一九二〇年九月二十七日致北京政府照会中列举原则，并“向孙博士重行宣言，即俄国政府准备且愿意根据俄国抛弃帝俄时代中俄条约（连同中东铁路等合同在内）之基础，另行开始中俄交涉。”

　　第三点，建议将来举行中俄会议解决全部中东铁路问题，孙博士以为可做出一些临时性安排。

　　第四点，即最后一点，是关于外蒙古。越飞保证，“俄国现政府决无、亦从无意思与目的，在外蒙古实施帝国主义之政策，或使其与中国分立，孙博士因此以为俄国军队不必立时由外蒙撤退，缘为中国实际利益与必要计，中国北京现政府无力防止因俄兵撤退后白俄反对赤俄阴谋与抵抗行为之发生，以及酿成较现在尤为严重之局面。”

　　会谈结束时，越飞说他将去日本作短期勾留，表面上是到一处温泉疗养。孙中山也派亲密助手廖仲恺以“疗养”为名，到日本热海与越飞继续会谈，以便把许多具体事项确定下来。

　　早在一九二二年八月二十五日，孙中山在上海会见越飞从北京派来代表，并接受他转交的越飞于八月二十二日信函。八月二十七日孙中山覆信，由此开始通信往来。

　　信件开头说：“您本月二十二日一封十分令人感兴趣的来函已经收到。贵国政府派阁下这样一位享有盛誉的政治家来我国，我表示非常高兴。”下面主要谈论越飞来信中所提问题。

　　一个问题是，越飞想与北洋军阀把持的北京政府建立外交关系。对此，孙中山直言不讳地说：“我必须告诉您，北京政府完全没有骨气，十分软弱无力，因此说现在的政府是某些列强的代理人，也并不过分……众所周知，某些列强不愿在他们自己能够将经济投降条件强加在莫斯科身上之前中国同俄国达成协议，同时，它们也不欢迎在我们之间出现任何达成协议的前景，因为这种前景显然会使中国摆脱它们的政治经济控制。只有把中国的重要利益置于各个列强利益之上的中国政府，才能使这两个国家相互完全了解。在这种情况下，我要劝您等待，直到我重新建立北京政府……”

　　另一个双方有不同意见的问题，是对东北军阀张作霖的态度，孙中山正在寻求与张作霖结盟。《孙文─越飞宣言》中，孙中山建议苏联与张作霖商谈铁路问题，原因也在于此。同年十二月二十日，孙中山在另一封信中的结论是：“除了采取革命措施去扫除现存的整个腐朽制度以外，决不会发生真正的变化。”

　　孙中山说：“我开始认识到以广州为根据地的弱点，因为它处于英国影响及海上力量支配之下……在过去几个月间，我已在着手创造一种能使我请您的政府用一种实际方式进行合作的局势。”这个计划的基础是，在中国西部与西北部采取行动。比如，孙中山追随者于右任，在陕西多年来领导群众性反军阀运动。

　　西方列强在华势力支持的中国军阀，当时的代表是吴佩孚。孙中山在这封信里指出，如果他进攻北京计划付诸实施，“我的真正敌人肯定是吴佩孚……英国甚至现在就躲在吴佩孚与陈炯明‘联盟’幕后，在福建‘消灭’我的军队。吴佩孚正在这样干，尽管他保证善意对我。”

　　孙中山论辩说，一旦集结起力量以击败吴佩孚，张作霖不会成为绊脚石。张作霖作为中国人，不会使日本人予取予求。后来，在苏联援助下进行的一九二五至二七年北伐战争，体现了孙中山的许多设想，尽管那时他本人已经过世。

左起：越飞、李大钊、鲍罗廷。资料图

　　孙中山与李大钊交谊

　　几个月之前，也是在上海莫里哀路寓所书斋里，宋庆龄聆听了另一次开创历史的谈话，即孙中山与中国共产党创始人李大钊之间的谈话。

　　李大钊是北方农家子弟，体格魁梧结实，说话深思熟虑并极富启发性。在俄国革命影响下，他成为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之一，也是五四运动的启发者与领头人。

　　李大钊与孙中山，讨论了国民党如何与共产党合作的问题。李大钊比孙中山年轻二十多岁，但很快赢得孙中山敬重。宋庆龄后来回忆，孙中山与李大钊谈话，常常一直谈到吃饭时候，就临时留他在家便饭，饭后又继续谈很长时间。

　　在孙中山书房里，李大钊成为以个人身份，参加国民党的第一个共产党人。此后，许多共产党人来会晤孙中山与国民党其他重要人物，有时来的人多了，屋子里容纳不下，他们就到屋前草坪上谈话。

　　宋庆龄想更多了解马克思主义，曾写信给北京的李大钊，请他寄一本布哈林（Bukharin）《历史唯物主义》（Historical Materialism）英文版。李大钊选寄了一本。

　　孙中山在一九二三年二月中旬，再度离沪赴穗。宋庆龄约在三个月后才去。军阀陈炯明曾逐出孙中山，现在轮到他被华南其他省份的将军们驱逐了。陈炯明需要借孙中山声望为自己镀金，所以特地请孙中山回来，毫不吝惜地奉上“大元帅”称号。

　一九二三年三月一日，孙中山在广州设立国民党最高军政机关——陆海军大元帅大本营，孙中山担任中华民国陆海军大元帅，此印即刻制于当时，上海宋庆龄故居陈列。资料图

　　孙中山到广州不久，就号召解散所有“编余军队”（化兵为工）、禁赌、整顿官员作风。接着，他组成一九一七年以来在广州成立的第三个政府，它所宣布的目的之一，是实现全国和平统一。

　　这引来了几起军事政变图谋，原来请孙中山南下的那些人，现在又来反对他，都被孙中山用各种办法，比如在敌对派系间搞平衡、劝说、运用策略，压服或平息下去了。对于学生要求进步的游行示威，孙中山不但不制止，还加以鼓励。

　　一九二三年六月十二至二十日，中共在广州举行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投票通过共产国际早在一月间提出、在中国实行“各民主阶级联合”方针。大会通过决议，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帮助国民党改组成为民主革命联盟，同时保持共产党在政治与组织上的独立性。

　　宋庆龄后来回忆：“在一九二四年，当国共合作问题正进行讨论时，我问孙中山为什么需要共产党加入国民党。他回答说：‘国民党正在堕落中死亡，因此要救活它就需要有新血液。’他所说的‘堕落’是什么意思？他指的是，国民党员缺乏革命精神、士气与勇气，大家忘记了建立国民党的目的是为了革命，因此产生了个人利益开始支配党员行动这种不幸后果。对于他周围所见的一切感到厌恶和失望，他不止一次向我说：‘国民党里有中国最优秀的人，也有最卑鄙的人。最优秀的人为了党的理想与目的而参加党，最卑鄙的人为了党是升官的踏脚石而加入我们这一边。假如我们不能清除这些寄生虫，国民党又有什么用处呢？’”

　　五月初，宋庆龄到达广州。几天后，孙中山与宋庆龄去城内各医院慰问伤兵，这些伤兵是在附近各县各派部队之间冲突中受伤。他们还一起到英德前线视察，以鼓舞士气，确保广州北边门户。十月，他们视察广州飞机制造厂后，乘炮艇去珠江口的虎门要塞。

　　关于苏联提供援助的探索性会谈已在进行。八月中旬，“孙逸仙博士代表团”前往莫斯科，这个代表团以蒋介石为首，成员包括共产党人张太雷。

　　一九二三年十月，孙中山向北京李大钊发去一个密讯，请他来参加一个改组国民党的委员会。经孙中山同意，中共的领导机关与机关报《向导》周刊，从上海迁到广州。

　　鲍罗廷任国民党顾问

　　应孙中山邀请，列宁（Lenin）派鲍罗廷（Mikhail Borodin）任国民党顾问。鲍罗廷十月到达广州，立即帮助国民党重新改组，使之成为民族与社会革命者团体。鲍罗廷当时三十九岁，身材魁梧，脸盘宽大，审慎而又善交际，好开玩笑。他招人喜欢，而且给人以深刻印象。

　　孙中山信任鲍罗廷。宋庆龄常去鲍罗廷家，觉得与这家人在一起很愉快。鲍氏夫妇用她能够理解的词汇，向她介绍俄国及国际革命运动理论与实践，大大扩大了她的视野。

　　一九二七年，宋庆龄（右）与鲍罗廷夫人法尼娅，摄于莫斯科。资料图

　　鲍罗廷妻子法尼娅（Fanny）在回忆录中谈到：“到广州以后不久，我就认识了孙中山与他的夫人——容貌秀美的宋庆龄，我们很快就成了好朋友。孙中山给我留下不可磨灭印象。他善良的面庞、睿智的双目、全神贯注、强烈的事业心——这一切都表露他非凡人格。

　　“孙中山与鲍罗廷都精通英语，所以他们共事伊始就可以不用翻译。这一点，极有利于他们的直接交往与友好接触。孙中山有一次竟就此开了一个玩笑，他对鲍罗廷说，殖民主义者使中国蒙受巨大灾难，可是他们的语言倒成了向中国同志传授革命经验挺不错的工具。

　　“孙中山经常一连几个小时与鲍罗廷谈话，详细询问俄国革命发展中某些阶段的情况、俄共历史、一九〇五年革命失败原因、凯歌高奏的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准备的情况等。他对列宁生活细节也很感兴趣，例如列宁侨居国外时怎样工作、怎样培养革命者、如何研究多种学科与学习外语、如何出版编辑《火星报》等许多情况。”

　　法尼娅在回忆录开头写道，鲍罗廷告诉她，孙中山“热情地迎接他，长时间地询问列宁情况，不仅以一个革命的身份，而且以医生口脗关注伊里奇的健康。孙中山称列宁为中国最好朋友。

　　“孙中山夫人宋庆龄，对我们家人与各苏联顾问也很真诚、友好，她积极参与丈夫的政治工作。我们与她谈话也不用翻译，因为她的英文极好。宋庆龄向我讲述关于中国妇女的许多有趣情况，介绍我认识社会各阶层一大批妇女代表……

　　“孙中山与鲍罗廷的交谊与共同工作，一直持续到这位伟大中国革命者生命最后时刻。当孙中山因胃癌与肝癌病卧北京、生命垂危之际，宋庆龄与鲍罗廷一直守护病榻旁，孙中山把遗嘱与致苏联遗书交给了鲍罗廷。”

　　广东这一南方革命根据地，农会纷纷成立，成为一股新力量。国民党中央农民部设在广州，由共产党人林伯渠任部长。在广州，还开办了全国农民运动讲习所，最初由彭湃主持，教员都是共产党人。

　　一九二四年八月二十一日，讲习所第一届毕业典礼上，孙中山讲了话：“农民是我们中国人民之中的最大多数，如果农民不参加革命，就是我们革命没有基础……大家到乡村去宣传……先要讲农民本体有什么利益，国家有什么利益，农民负起责任来把国家整顿好了，国家对于农民又有什么利益，然后农民才容易感觉，才有兴味来管国事。”再次提出“耕者有其田”口号时，他说，中国“要仿效俄国这种公平办法。”

　　宋庆龄后来回忆说：“一九二四年七月，广东全省第一次农民大会在广州开会。这是我们第一次看见必然成为中国新力量的中国人民来参加革命。这些农民来自广东各县，许多人赤着脚走了好些里路来到广州。他们衣衫褴褛，有的还带着箩筐和扁担。我深深地受了感动。孙中山也很受感动。我们回到家里之后，他对我说，‘这是革命成功的起点’……”农会发展很快，为以后国民革命军在北伐中胜利前进扫清道路。

　　一九二四年，“五·一”国际劳动节，在廖仲恺主持的一个盛大工人集会上，孙中山发表演讲，号召工会与其他劳动组织集中力量，为争取民族独立而斗争。他指出，如果没有民族独立，那么中国、中国劳工大众都不能前进。

　　这年七月间，广州工人举行罢工，抗议关于中国人出入沙面岛英法租界均须携带执照规定，使沙面租界瘫痪五周之久。罢工以取消这项无理规定而结束。

　　同年晚些时候，工人们以罢工斗争，协助平定“商团”叛乱。商团头子陈廉伯是英国滙丰银行广州支行买办，得到香港支持并勾结盘踞广东东部的陈炯明与北洋军阀，反对革命政府。十月间，由于陈廉伯利用外轮偷运大批军火被截获，商团发动武装叛乱，终被镇压。

　　（“孙中山与宋庆龄”系列之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