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车别赫 于 2002-7-16 7:51:36 发表在：判决叛徒论坛
以下内容摘自《戈尔巴乔夫现象》，科依桥.佩特罗夫著
戈尔巴乔夫的公开性是其‘改革’政策的重要部分。如果‘改革’成了骗局，戈尔巴乔夫，还有他的文人们就会绞尽脑汁对公开性及它的用处作出解释。他们每个人都会说，公开性就是：请拿出事实，别骗人。”但是，戈尔巴乔夫及其一伙企图利用公开性来达到自己截然相反的目的。于是，对他们来说就是‘尽可能用事实去骗人’，搅的越乱越好，因为这是逃避责任和惩罚的唯一办法。
实际上公开性就是戈尔巴乔夫‘改革的产物，它的发展完全是中央控制大众传媒的结果。公开性的宗旨可以是任何别的东西，惟独不是讲真话。传播片面信息，利用欺骗手段挽救改革，准确的说就是掩盖其错误和罪行。
戈尔巴乔夫在改革遭到挫折后急剧转向公开性，他排挤掉很多有才能的学者和记者，却起用了一批没有职业素质。专为取悦上司而随时准备制造各种假信息的追随者。他们保护戈尔巴乔夫的威望和特权而不顾客观发展的需要和要求。这种谄媚逢迎的行为马上就找到了肥沃的土壤，报刊中的主导栏目和文章慢慢多为个人主观见解所垄断。他们发表伪科学文章，刊登外行的分析，编造事实和闭门造车的建议。糟糕的是，这些人从来没有勇气正视自己，这可能是由于害怕惩罚或者由于外行和无知的缘故。因此他们热中于杜撰一些戈尔巴乔夫以前时代毫无根据的故事。用勃列日涅夫和其他领导人来开脱自己的错误，把过去经济、社会生活、大众传媒、科学等领域取得的成就说成漆黑一团，一无是处。
到1987底，戈尔巴乔夫公开发表清算斯大林时期苏联人民取得的成就。以掩盖戈尔巴乔夫时期遭到的失败。公开性成了最无耻和 最阴险的反斯大林运动。比赫鲁晓夫发起的运动有过之而无不及。
可以说，在改革的最初几年公开性是一种排除异己的运动。戈尔巴乔夫从“错误”中抓出了改革之前几年的“异己”，这样做起来，戈尔巴乔夫的宣传机构从错误中抓出了改革之前几年中的异己。这样做更容易些。他们，不去指责1985年——1986年的错误，而是去揪1983——1984年勃列日涅夫和安德罗波夫时期的异己。媒体和“学者”们马上就发现了“危机”的苗头早就存在，说是勃列日涅夫分子们用虚假的统计数字小心翼翼地掩盖着通货膨胀和经济萧条。于是同死魂灵的决斗从上层开始了。戈尔巴乔夫的助手阿甘别季扬先生第一个发表文章，他说，在1978~1985年经济根本没有增长。这就是说，苏联以前的统计数字和以前的国家信息都是骗人的。这些空论和阿甘别季扬以前写的文章背道而驰，尽管如此，他们在舆论界仍不失为一枚炸弹。于是“公开性”应运而生。死掉的勃列日涅夫风人和所有健在的“保守分子”成了社会攻击的目标。戈尔巴乔夫大力褒奖着“自己人”，他们的胃口也随着“改革”的失败膨胀着。戈尔巴乔夫时代全面到来了。他们先批斯大林和斯大林主义，后批社会主义（他们还不敢指责列宁）。戈尔巴乔夫分子称所有的对立派为“保守分子”，“守旧派”，尽管他们的“改革”也有显而易见的保守性。在去世的共产党人中，只有赫鲁晓夫未被“公开性”指责，只有他的灵魂得以安息。
1991年8月之后，终于轮到批判社会主义了，戈尔巴乔夫的公开性成了为改革开脱罪责的强有力的工具，极力歪曲报道其他苏联领导人执政时的社会主义现实，为西方媒体推波助燃。事实上，这不是社会主义的公开性，而是恶毒的，在苏联历史上和世界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反共宣传。公开性的主要目标不是说出真相，而是掩盖现实。在这样的情况下，公开性不是为了牺牲斯大林这样的亡灵，而是为了压制戈尔巴乔夫及其走狗的敌人。
由于没有自由交换意见和观点的气氛，这种宣传只能是典型的对缺乏独立思考能力的人操纵和愚弄。最说明这一问题的是列宁格勒的一位女教师的信。1988年3、4月间，女教师尼娜.安得烈耶夫娜在苏维埃俄罗斯报上发表了一封信，这封信遭到了围剿式的攻击，作者被戈尔巴乔夫的御用文人辱骂成是斯大林主义的女巫，报纸编辑被喝令检查，甚至被威胁要解除职务，雅可夫列夫亲自上阵组织批判，而反驳的文章当然是绝对不可能在被登出来了。一切不肯随波逐流加入到对苏联历史和斯大林进行抹黑丑化和泼脏水的学者、作家和记者，不仅被称为“反市场经济”派，而且开除公职。他们的文章很少能刊登在报刊上。另一方面、伪科学文章充斥报刊，大众传媒为腐败和
管理错误、经济犯罪、虚假统计、诽谤以及戈尔巴乔夫的御用文人大开方便之门，总书记为制造了这样的民主场面沾沾自喜！
另外啊哈，不知道你的文章是从哪里转贴来的，希望你能把我的回复也转贴过去，以正视听
现在的剖境才是屠杀人民的凶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