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是在极其困难极其险恶的历史条件下，是在充满敌意的国际环境下，在没有任何前人的经验可以借鉴的情况下进行的。现在的人仿佛都在奇怪，为什么苏联在生存了70年之后解体了？但我看他们应该奇怪的是，为什么苏联能在当年如此艰难如此困苦的条件下坚持下来！本来，在斯大林给苏联奠定下雄厚扎实的经济基础以前，如果苏联解体灭亡了，谁会感到惊奇，谁会感到怪异呢？相反那时倒是有数不清的预言家都在预言苏联马上要灭亡了。二战期间任美国驻苏联大使的哈里曼在他同别人合著的书中记叙了他1926年首次去苏联时，途径一些欧洲使馆，“在多数场合都听到了这个时期老一套的预测，说共产党政权的存在不会再超过5年。他从先前的经验发现，这个5年的期限被一年一年地延长了。??不过俄国人民的生活状况是可怕的，而且越来越可怕（当时苏联正在实行新经济政策——引者注）。他永远忘不了那些流浪儿，衣衫褴褛、面孔肮脏、饥肠辘辘，在莫斯科冰冻的街道上徘徊，乞讨或偷窃一块面包。”[7]
的确，我们只要参照一下世界上的历次革命，就可以明白，本来苏联只要能坚持满二十年，就已经是相当了不起，相当值得赞扬和钦佩了。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从1645年胜利到1660年斯图亚特王朝复辟一共坚持了15年时间；法国大革命从1789年开始到1815年波旁王朝复辟一共坚持了26年（其中雅格宾专政只坚持了一年多）；1871年的巴黎公社坚持了72
天；德国十一月革命之后建立的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只维持了半个月多一点；同年3月21日建立的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则也只不过坚持了四个多月。
而苏联呢，不但坚持了下来，而且在斯大林领导下所进行的富有成效的工作震撼和改变了整个世界。以斯大林为代表的苏联共产党人筚路蓝缕艰苦奋斗，硬是在没有路的地方走出了一条路来。没有一种敢为天下先的勇气和决心，没有巨大的富有创造性的智慧才华，没有一种无私无畏赴汤蹈火披荆斩棘万死不辞的信念和力量，要作出这样的成就是不可想象的！
那些对斯大林时代的苏联社会主义建设进行各种讨伐、扣上各种帽子的人不过是些浅薄庸俗可怜至极的东西。他们或者是卑鄙或者是愚蠢不愿也不能想象一下在当时那样的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究竟困难到了什么样的地步，可怕到了什么样的地步！
斯大林他们实际上是把最可怕、最艰难、最痛苦的工作承担了过去。也正因为斯大林他们所做的工作，后来者在将来有一天再进行共产主义实验时才有可能用不着去做那些可怕痛苦的工作。
有些事情是只要比较一下就可以明白的。刘少奇、周恩来、毛泽东的能力也不算低，他们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条件更是比当年苏联要好上千倍百倍，第一有苏联的经验、第二有社会主义大家庭、第三有充裕的时间，结果怎么样呢？弄得一塌糊涂！仅有的一点成就还是在苏联的援助下取得的。而如果苏联如果斯大林有中国有毛泽东这样好的条件这样充裕的时间，那简直是太幸福了。别的不说，仅仅没有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苏联的经济实力在1950年也就可以超过美国了。反过来设想一下如果斯大林也象毛泽东那样把事情搞地一塌糊涂，那么世界会怎样，历史会怎样呢？！
所以无论从什么样的角度上讲，以斯大林为代表的苏联共产党人不仅是完成了历史交给他们的任务，而且是超额完成了历史任务。他们完成了不可能完成的工作，做到了不可能做到的事情。既使把苏联称为有史以来对人类进步作出贡献最大的国家，把斯大林称为人类历史上最为伟大的改革家，那也决非过高的评价。现在苏联虽然解体了，那些庸人也在为此幸灾乐祸得意洋洋高兴不已，但如果他们以为这是历史所下的最终裁判，那只能说明他们高兴的实在是太早了，而且也太缺乏一点起码的历史常识。正如列宁所说，苏联“开始了这一事业，至于哪一个国家在什么时候，在什么期间把这一事业进行到底，这个问题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坚冰已经打破，航路已经开通，道路已经指明。”[8]（不过我个人还是倾向于认为这一事业最终还是会由俄罗斯或“后苏联”进行到底，就象最早进行资产阶级革命的英国，虽然经历了复辟，但还是最早进入资本主义社会一样）
当然现在许多人都在想方设法的贬低抹杀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所取得的成就，认为一切都是斯大林吹牛皮吹出来的，他们甚至把列宁同斯大林对立起来，对斯大林终止新经济政策加以百般攻击，说什么“可能列宁的思路比较好，搞了一个新经济政策，但是后来苏联的模式僵化了。”[9]（这里显然是不分青红皂白的把斯大林时的苏联与斯大林后的苏联混为一谈了）说什么“由列宁开始的苏俄建设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新经济政策路线，在列宁逝世后不久，就被斯大林抛弃了，是斯大林使得苏联社会主义走上了歧途，终于导致苏联社会主义垮台的历史性悲剧。”[10]
而历史的真相究竟如何呢？实际上新经济政策并不是列宁一个人的决策而是包括斯大林在内的苏俄领导人的共同决策。而对于新经济政策，列宁又是怎么看的呢？
--------------------------------------------------------------------------------
没有斯大林就没有反法西斯的胜利，也就没有共产主义事业的伟大胜利！ [我要回复]
--- 红色青春 发表于202002-7-16 8:31:01 [第:24716] [点击:7]
--------------------------------------------------------------------------------
续1：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改革家斯大林 [我要回复]
--- 杜车别赫 发表于 202002-7-16 8:29:39 [第:24715][点击:12]
列宁说：“我们苏维埃政权和共产党??采取了一种被叫作‘新的’经济政策，所谓新，是对我们先前的经济政策而言的。可是实质上，它比我们先前的经济政策包含着更多的旧东西。”
“新经济政策就是以实物税代替余粮收集制，就是在很大程度上恢复资本主义。”“到1921年春天情况已经很清楚，不是直接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而是要在许多领域退向国家资本主义”“我们现有的这种国家资本主义，是任何理论、任何著作都没有探讨过的。??国家资本主义，就是我们能加以限制、能够规定其范围的资本主义，这种国家资本主义是同国家联系着的。而国家就是工人，就是先锋队，就是我们。”“我们已经退到了国家资本主义。??现在已经有一些迹象可以使人看到退却的终点了，可以使人看到在不很久的将来停止这种退却的可能性了。”[11]
列宁的这些话我想说得已经够清楚够明白的，我引用这些话也并不想证明什么，只不过是让那些庸人表达自己的观点时就请老老实实的表达自己的观点，不要抬出列宁来。列宁的水平再低，也不会低到你们那份上！（不过这里还有值得玩味的是，列宁能够相当清楚相当明白相当坦率毫不隐瞒毫无讳饰的说新经济政策的俄国就是国家资本主义的俄国，而有些中国人偏偏要战战兢兢抖抖索索在市场经济前面加上“社会主义”四个字，他们又何必这样害怕资本主义，这样谈虎色变呢？两者的差距真是可见一斑，实在可叹！）
而斯大林终止新经济政策，着手进行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改革的实际情况究竟如何呢？在美国人帕尔墨、科尔顿（应该说明一下，这两个人是反对共产主义的，但对待历史基本上还能做到事实求是）合著的《近现代世界史》中说：“新经济政策的实施，使战争和革命带来的严重破坏得到恢复。但实际上，经济并没有真正的进展，因为1928年俄国生产的谷物、原棉、牲畜、煤炭和石油大约只等于1913年的产量。??回顾过去，对共产党人准备了十年才实行‘计划’经济似乎不可思议。实际上，当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后，对怎样进行工作只有一个模糊的概念。”“1928年，俄国基本上仍是一个农业国。世界上几乎还从未出现过不借助外国资本而能从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的事例。工业革命发源地大布列颠就是最好的例子，就是这里，18世纪期间也由荷兰人提供了大量的资本。此外，一个农业国要工业化，只能从农业中提取资金。因此，在英国，农业革命是工业革命的先决条件。”[12]
在这里应该补充说明几点的。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到目前为止，大约还是人类历史上唯一一个“不借助外国资本而能从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的事例”，虽然在当时苏联也是被迫的、不得已的，但这也足以说明斯大林的了不起了，而战后那些所谓的经济奇迹如日本、韩国不过令人发笑罢了。另外英国发迹的资本恐怕并非仅仅如这里所说的仅仅由是荷兰人提供的，恐怕大部分倒是用极其血腥丑恶的手段从殖民地掠夺过来的吧。而这里所说的英国“农业革命”，我想应该就是指“羊吃人”。
当然，在苏联也有“农业革命”和“工业革命”，也就是举世闻名的农业集体化和工业化。从本质上说，斯大林所发起的这两项运动是改革而不能算是革命，但就其规模之巨大、影响之深远、变革之激烈却足以使大部分真正的革命所望尘莫及。在依萨克?多依彻所写的关于托洛茨基的三部曲中说：“斯大林即将开始的计划是前无古人的，他打算一举剥夺2000万农民的财产并把他们及他们的家属赶进集体农庄。他打算强迫俄国城市实施工业化。在这一进程中，原始积累的恐怖将被浓缩在极端的时间之内，以极大的规模再现。”[13]并在书中的一个注解中又说：“我在《斯大林政治传记》第294页中第一次使用了‘二次革命’这一术语，我为此遭到了批评。批评者声称。集体化和工业化并不是革命。但是，一举剥夺两千多万农民财产所导致的所有制关系的改变，这不是经济革命和社会革命又是什么？”而帕尔墨和科尔顿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对于大多数俄国人来说，1929年（而不是1917）是更为伟大的革命年代”[14]。
那么在这次革命的前夕，苏联究竟处于什么样的状况中呢？依萨克在他的书中说：“尽管是在西伯利亚或中亚这样的边远地区，冬末之前就已经感到了新的社会危机的震荡。??国家的大粮库有一半见了底，城市居民面临着饥饿的威胁，连军队的给养都不充足。面包店外排着长队，面包价格不断上涨。??虽然连续三年丰收，但城乡结合再次遭到破坏，农民拒绝上缴粮食，也不愿按固定价格出售粮食。征收粮食引起骚乱，征粮人员被赶出村庄，两手空空的回到城里。农民很少有上缴或出售自己产品的积极性，因为现在和从前一样，他们不能以此来换衣服、鞋子、农具和其他工业产品。”“由于乌克兰、北高加索等局部地区冬小麦歉收，使局势变的更为严重。农民极度不满。他们交售的粮食总额只达到革命前总量的50?。一切谷物出口只得停止。”[15]
当时局势紧张到了什么地步，可以从布哈林所说的仅仅在1928年上半年格别乌就不得不镇压了150起遍布全国的农民自发暴动中可见一斑。斯大林的改革就是在这种几乎已经到了爆炸边缘的局势下开始进行的，而改革从一开始就受到两方面势力的极力阻挠和干扰。一方面是以布哈林为代表的保守势力，他们由于头脑僵化思想教条，不理解进行改革的必要性，认为应该向农民作更大的让步。很显然如果听从了布哈林的意见的话，苏联就永远只能停留在农业国。尤其在当时，苏联既不能引进外资，而且世界性的经济危机又一触即发的时候，布哈林的道路更是让苏联自取灭亡。另一方面是以托洛茨基为代表的“极左势力”，虽然托洛茨基这些人也认为应该进行经济上的大改革，但由于这些人认为一国无法建成社会主义，所以一心想输出革命，以引发世界革命，这在当时其他国家革命条件尚未成熟的情况下，同样是让苏联自取灭亡。
尽管有许多不利条件，尽管有各种各样的阻碍干扰，但斯大林还是大刀阔斧的把这项人类历史空前伟大的改革坚定不移地进行了下去。而改革的结果如何呢？在帕尔墨和科尔顿的书中写到：“象苏联第一、二个五年计划的十年间工业增长的那种速度，在西欧国家的历史上从未出现过。大布列颠的工业是渐进的。德国和美国较快，在这两个国家中，经过若干个十年，煤和铁的产量各增长一倍。而苏联从1928年到1938年十年间，铁和钢的产量却增长3倍，煤增长了两倍半。1938年，苏联成为世界上农用拖拉机和铁路火车头的最大制造者。它的全部工业产量的五分之四都来自这十年建设的工厂。仅在两个新城市（乌拉尔的马格尼托哥尔斯克和再往东一千英里的斯大林斯克）的两个工厂生产的铁和钢就等于1914年俄罗斯帝国钢铁生产的总和。”“1914年的苏德战争已经证明德国的对手不同于1914年的俄国。”[16]我这里还可以补充一些数据，从1928年开始一直到战前的十多年时间里，苏联的国民生产总值年均增长17?以上，而在战后从1945到1949的第四个五年计划里，增长得还要快些。不仅如此，当时苏联的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更是资本主义国家望尘莫及的。1928—1932年，苏联的劳动生产率增长了38?，而从1932年到1937年则增长了82?。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法西斯德国几乎占领了整个欧洲大陆，照理说经济实力应强过苏联才对。但实际上到了1943年以后，从苏联工厂里源源不断生产出来的飞机大炮坦克无论从数量上还是质量上同德国相比都占了绝对的优势，使得希特勒实在难以相信，难以面对这样的现实，以至于最后精神崩溃。
尽管铁一般的历史事实摆在人们的面前，但是那些庸人还是要千方百计想方设法找出各种理由来抹杀苏联的成就、贬低斯大林的功绩、否定斯大林所创立的这种制度所具有的优越性和巨大的潜力。
首先他们说：苏联当时所取得的的成就是以牺牲农业为代价的。一种极为流行的说法是苏联的粮食产量一直到斯大林1953年逝世时也还没有达到旧俄的最高水平1913年的产量。而实际情况是怎么回事呢？早在1937年，苏联的粮食产量就已经远远超过了1913年的产量。如果我们以百万吨为单位，那么1913年的粮食产量为86.0，1932年为69.6，1937年为97.4，1940年为95.5，1950年为81.2，1953年82.5。（1）从以上数据我们可以看出正是在实现了农业集体化以后的1937年开始苏联的粮食产量有了明显的提高，而且如果考虑到当时苏联农业人口的急剧减少（2），那么在农业上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就更为惊人了，而这同那些庸人所说的集体化工业化严重损害了苏联农业正好是截然相反的。至于在战后粮食产量的减少则另有原因，同集体化工业化根本就没有关系。大家都知道在二次大战中，苏联牺牲了2700万的人，而这2700万的人中绝大部分都是那些最年富力强最有才智最英勇无畏最有劳动积极性的人。所以从本质上讲，苏联在二战中几乎损失了20?的劳动力（这恐怕还是一种极为保守的估计,因为还没有考虑到大量的伤残），而这种劳动力的损失在当时的情况下大部分都转嫁到了农业上。考虑到这种情况，那么战后苏联农业能恢复到这种程度，就已经是相当了不起了。而且因为人口的减少，那么人均粮食产量和农业上的劳动生产率实际上也并没有减少。
其次他们说：苏联虽然在那时经济上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这是以苏联人民承受了极大的痛苦牺牲为代价的，所以这种成就并没有什么可以值得称道。这真是恶鬼的眼泪（鲁迅语），莫非在他们看来经济上停滞不前，人们承受的痛苦牺牲倒是可以少一点了。而实际上斯大林所选择的这条道路正是代价最小的道路！还是那句老话，什么事情都要比较一下才能清楚。还是让我们来看一下资本主义国家工业化时究竟是怎么样的情形，再来看一下苏联的情形又如何！
在人民出版社1984年出版的《世界史?近代史》中说：“1835年，在英国棉纺织厂二十一万九千名工人中，十三岁以下的儿童占四万九千，十三岁至十八岁的少年占六万六千，成年妇女占六万七千。怀孕女工为了不被克扣工资或解雇，不得不进行堕胎或在机器旁分娩，产后一个星期就要上工。九岁到十岁的孩子，在大清早二、三、四点钟就从肮脏的床上被拉起来，为了勉强糊口，不得不一直干到夜里十、十一、十二点钟。他们四肢瘦弱，身躯萎缩，神态痴呆，麻木得象石头人一样，使人看一眼都感到不寒而栗。??根据1840年的调查，利物浦工人的平均寿命为十五岁，曼彻斯特工人的孩子百分之五十七以上不到五岁就死亡。”[17]
如果有人以为这是中国人编的历史，所以肯定夸大其辞，那么就让我们看一下那些拥护资本主义，但还能尊重事实的外国历史学家又是怎么说的：“那些新兴城市的居民聚集区都变成黄褐色的地方，因为在早期不断受到大量煤烟的熏染。由于中部地区缺乏足够的阳光，这些居民聚集区不论怎样总是黑沉沉的。工人的住房仓促的建造起来，拥挤在一起。??许多人全家都住在一间单房里，家庭生活趋于瓦解。格拉斯哥市的一个警官说，这个城市里有成片成片的平民住宅区，每个住宅区都聚集着上千个衣衫褴褛的儿童，他们只有教名，通常是诨名，用他的话说，就同畜生没有什么两样。??在许多新建工厂里，劳动机械化已经达到这样的程度，以致于工厂主宁肯使用年仅6岁的童工，还有女工。她们的工资比较低，他们通常比较擅长于掌握一个线轴的工作。工厂里的工时很长，一天十四个小时，有时甚至还要更长一些??除了被解雇而闲得发慌外，工人的假日是少有的；而失业又是常见的灾难。工人一天无工可做，也就一天生活无着。”[18]
从以上所说的情形可以看出，工业革命时，英国工人的处境比起希特勒集中营里的囚犯实在好不到哪里去，有些方面甚至还要更糟糕一点。当然资产阶级历史学家是要对此作辩解的，那么他们又是怎么辩解的呢？帕尔墨和科尔顿在《近现代世界史》中说：“对英国劳动人民来说，工业革命是一次难以忍受的经历，但是应该记住，低工资也好，妇女和童工的使用也好，失业的痛苦也好，都不是什么新鲜的事情。所有这些都存在了好几个世纪。”
现在让我们来看一下苏联的情形又如何？同样是帕尔墨和科尔顿，他们在书中说：“苏联人在几个五年计划中实现的社会主义去掉了那种不受限制的自由企业的某些弊病。没有人失业，没有周期性的繁荣和萧条，没有西方工业化初期对女工和童工的虐待。”
当然有些人会说，我们所讲的“代价”，所讲的“痛苦牺牲”指的并不是这个，而是指在斯大林的暴政独裁统治下，有许多人死掉，还有许多人被流放。的确，在这个问题上，庸人们撒的慌也真不少。比如有个严秀就造谣说苏联在集体化中杀掉富农760万，大清洗中杀掉人数有“数百万、一千几百万、二千万之说”。这种人只好说他已经心理变态了，造谣已经造到了根本不顾起码的常识和逻辑的地步。第一次世界大战不过死了一千万，希特勒专门制造杀人工厂，日夜杀人，也只不过杀掉三四百万的犹太人，而现在斯大林居然杀掉了几千万人，这不是天方夜谭么？如果真象他所说的苏联死了这么多人，那么不要说高速发展经济，苏联早就该崩溃瓦解了。而实际真相究竟如何呢？为了能说明问题，我这里还是应用那些反共产主义者自己的数据好了。根据法国的埃莱娜?卡?唐科斯所写的《分崩离析的帝国》，俄国（苏联）在1913年的死亡率为每一千人中有29.1人死亡，这相当于欧美等发达国家将近100年前的水平（1）（而这里还有必要提一下1913年是俄国在沙皇统治下，经济状况最好的一年）；到1926年，死亡率降为20.3人，1928年又上升到23.3人，而到了1937年则降为18.9（这已经基本上同西方国家同期的死亡率水平相当了），1938年为17.5人，1939年为17.3人，1940年为18.0人。从以上的数据可以看出，苏联在20年不到的时间里就使人口死亡率降低到了西方国家用了100多年才实现的水平，而这不能不说是斯大林的功绩。
为了说明问题，我这里再列举一些数字。1926年苏联人口总数是167，676，000，而到了1939年的人口是193，077，000，到1950年则为181，700，000。也就是说1926到1939年，苏联人口增长了二千五百多万，而1950年比1939年下降了一千一百多万。这也就足以把严秀之流的谎言扯得粉碎。
但令人苦笑不得的是，那个埃莱娜?卡?唐科斯也说斯大林屠杀了一千多万人，理由居然是“到1937年1月1日为止，苏联实际人口数字与第二个五年计划预计的人口数字相差1670万”。如果按这种逻辑，那么五年计划预计的人口数字少一点，那么屠杀的就也会少一点了。而现在我们知道，在叶利钦治下的俄国，不但死亡率急剧上升，人的平均寿命减少五年，而且人口的绝对数字都在下降，那么叶利钦又该屠杀了多少人呢？
--------------------------------------------------------------------------------
对！叶利钦治下的俄国才大量屠杀劳动人民，俄国人已经大规模减少 [我要回复]
--- 红色青春 发表于202002-7-16 8:37:15 [第:24721] [点击:7]
--------------------------------------------------------------------------------
续2：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改革家斯大林 [我要回复]
--- 杜车别赫 发表于 202002-7-16 8:31:17 [第:24717][点击:11]
至于第三个攻击斯大林的理由也是最重要的一个理由就是说斯大林所创立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虽然一度使苏联经济高速发展，但由于经济比例严重失调和其内在无法克服的弊端缺陷，最终严重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并导致苏联的解体。
说到经济比例失调，我看有些人的头脑也实在是太僵化了，比例失调不失调应该以实践为标准。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国民经济比例据说严重失调，偏偏在斯大林活着的时候一直稳定高速增长；西方的市场经济比例据说不失调，偏偏经济危机一场接一场，如果不是爆发世界大战，恐怕就真的要走投无路了。而中国的现在呢，经济比例据说也是不失调的，但经济增长率远远比不上当年的苏联且不说，还常常象走钢丝绳般的提心吊胆，担心经济过热、担心通货膨胀、担心通货紧缩，弄了个软着陆，就欣喜若狂，拍成电视片大肆宣扬，居然还有脸来指手画脚指责斯大林，真可谓滑天下之大稽，有点恬不知耻了。
当然我知道他们所说的“严重阻碍生产力的发展”，主要是指斯大林死后出现的情况而言的。但我就觉得奇怪，难道这些人就可以昏妄无耻到这样的地步，难道可以这样不负责任地把斯大林死后出现的事的责任推到斯大林本人身上？斯大林是天才，但不是超人不是上帝，不可能把所有的问题所有的事情都一劳永逸的解决掉，更不可能确保开创了一个正确的方向就能使后人沿着这个方向正确的进行下去！
有些人因为斯大林死后苏联经济出现的停滞局面，就认为斯大林所创立的这种经济制度是不合理是没有潜力没有前途的，这只能说明他们自己头脑僵化思想教条到不可救药的地步。他们也不想想，如果一开始搞计划经济的时候，就让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戈尔巴乔夫之流来领导苏联，结果会如何？而如果在斯大林死后，能够有一个能力跟他一样大的人来领导苏联，其结果又会如何？而且如果象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戈尔巴乔夫这样对社会主义对计划经济根本不理解的人来领导苏联，苏联的经济居然还能象在斯大林时期一样的高速增长，那岂非咄咄怪事，岂非说明斯大林根本无足轻重根本一文不值根本就是任何人都可以取代的。
当然那些人可能会说如果一种制度的优越性的发挥要这样强烈的依赖于某一个人的才能的话，那只能说明这种制度本身是不合理的；况且如果一种制度只能培养出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戈尔巴乔夫这样的人来做领导人的话，那也只能同样说明这种制度是不合理的。如果他们是从这种角度来看待问题的话，那我得说，他们说得完全正确！但是任何一种新的事物新的制度刚诞生时，都必然会碰到这样的问题：一方面是新事物新制度必然很不完善很不成熟很不全面必然会有很多缺陷很多弊病很多漏洞，另一方面是新事物新制度必然会同人们的旧观念旧思想之间发生激烈的矛盾冲突斗争，必然会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使大多数人不能真正的理解它接受它，这两方面的因素结合起来就足以使新事物新制度的优越性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显示不出来，或者既使在某段时间内显示出来了，那也仅仅是某个天才人物的作用，随着这个人物的死去，一切就都成为了昙花一现。
鲁迅有这样一段话：“凡中国人说一句话，作一件事，倘与传来的积习有若干抵触，须一个筋斗便告成功，才有立足的处所；而且被恭维得烙铁一般。否则免不了标新立异的罪名，不许说话，或则竟成了大逆不道，为天地所不容。??至于多人继续的研究，前仆后继的探险，那更不必提了。国人的事业，大抵是专谋时式的成功的经营，以及对于一切的冷笑。”[19]
鲁迅这里所说，斯大林当然也很清楚很明白，所以他才拼尽全力，排除万难，力争使计划经济一开始就显示出巨大的优越性来。他当然做到了这一点，但正如我前面所说的，斯大林不可能把所有的事情都做完，都一劳永逸的解决掉。实际上，到他逝世时，由他开始的用计划经济代替市场经济的大改革还远没有完成，或者说只完成了不到四分之一，而这就为后来苏联经济的停滞和苏联的解体留下了隐患。所以虽然在斯大林生前，计划经济好象真的一个斤斗便告成功，被恭维得象烙铁一般热，但历史的发展毕竟不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一个人的天才再巨大，也不可能改变这样一点：即新事物的发展永远不可能一帆风顺一步成功的，如果不经过失败的磨练和洗礼，那么大多数人就永远不可能真正理解接受新事物。在斯大林死后三四十年，计划经济终于“不行”了，由“被恭维得象烙铁一般热”变成“大逆不道，为天地所不容”。
是的，市场经济已经有几百年的历史了，无论发生怎样严重的经济危机，怎样的腐烂发臭，庸人门还是会把它当作宝贝抱住不放，将它修修补补的维持下去。而计划经济就不一样，如果一下子彻底成功圆满无缺，那当然无话可说；如果稍有差池，出现闪失，那就对不起，嘲笑、挖苦、讽刺、自以为高明的否定就都来了。
列宁有这样一段话：“我们前面有一座其重无比的大山，这座大山就是因循守旧、愚昧无知、坚持‘自由贸易’和坚持把劳动力当作任何其他商品一样‘自由买卖’，而现在我们已经把它移动了，我们已经开始动摇并且打破那些最根深蒂固的成见和历来不变坚不可摧的习惯了。”[20]
这里列宁当然是太乐观了，事情远远没有这样简单。事实已经证明要打破动摇“那些最根深蒂固的成见和历来不变坚不可摧的习惯”远比想象的要复杂得多困难得多，或者说那些所谓的学者知识分子的思想僵化头脑混乱的程度要远远超出了马恩列斯的想象之外。在那些人的头脑中仿佛有一个牢笼一个铁圈使得他们的思想无论如何也不能越出一定的范围之外，正是这种极其严重的思想障碍心理障碍使得他们不能明白一些极其浅显极其简单的道理。
正如赫尔岑所说：“愚昧之所以难于根治就在于：人处在历史的折光和各种道德视差的影响下，对最简单的事物偏偏最不理解，但他们却相信，而且越来越相信，他们理解最复杂的，完全不可理解的事物，只要他们符合传统和习惯。”[21]
他们的思想障碍当然表现在许多方面，但这里我们仅仅讨论与这儿内容有关的一个方面。
这就是关于所谓物质利益的问题。我们可以看到凡是抨击斯大林的计划体制的著作中都要牵涉到这个问题，而斯大林死后赫鲁晓夫跳出来大嚷特嚷也正是所谓的物质利益原则。为了说明问题，我这里引用一段话：“在这种集权体制下，由于否定对个人的物质利益追求是劳动者从事经济活动的根本动因，经济运行是以行政命令、教育动员、政治压力、行政约束、集中控制和强制性服从等因素为基础，严重挫伤了广大人民群众从切身利益产生的劳动积极性和广泛社会阶层从切身利益产生的创业积极性。随着外部驱动机制效用的衰退，经济发展的推动力日趋枯竭，整个经济机制运转越来越不灵，国民经济失去昔日的活力和生机，造成经济体制的功能性衰退。”[22]很显然，这段话里所表现出来的正是一种典型的思想异化,僵死的抱住一些概念不放，却不能深入思考了解这些概念的内在含义。他们所谓的物质利益指的是什么呢？而且既然有物质利益，当然就会有精神利益，那么又是指什么？如果他们把这种所谓的物质利益理解为一个人的收入一个人获取金钱的多少，那么我可以斩钉截铁地告诉他们，无论是在资本主义社会还是在社会主义社会，这都不可能成为劳动者从事经济活动的根本动因，至于为什么，我想他们还是自己去动脑筋想想！实际上，他们是把某一种激励机制神圣化、固定化、永久化，在他们那种极端僵化的头脑里，连想都不会想一下，任何激励机制都有其适用的时期范围，超过了这个时期范围都应该被淘汰，而且也必然会被淘汰。当然他们就更不会理解，连激励机制本身最后也会消亡，也会没有任何必要再继续存在下去。
其实，在“物质利益”这种名词下掩盖的是这样一个事实，即在那些庸人看来：劳动，对于社会中的大多数人来说，永远只能是生命的外在需要，永远是需要通过某种外在的东西如金钱或别的什么东西加以激励加以刺激才能从事的活动。这些人的头脑好象是处于某种没有时间的纯静态的空间一样，他们脑子里根本不存在这样一个问题：是否应该创造条件使创造性的劳动成为大多数人生命的内在需要、第一需要。就象杜勃罗留波夫所说的：“有许多人简直就想象不出，人可以凭着爱好而工作，可以凭着热情而工作。请读一下经济导报里这种说法吧，假如平均分配财富夺取了私人对于蓄积资本的刺激，那么大家都要因懒惰而饿死了??”，“我们以为，幸福是在劳动中，因此我们认为劳动对人是自然的；可是经济导报却坚信，人们懒惰是自然的，因为幸福在于资本的利用”[23]
那些庸人自称是立足于现实，他们承认：在现实中的确有一部分人把创造性的劳动作为生命中的内在需要第一需要，对这些人来说劳动本身就是最大的快乐，对他们来说不让他们进行创造性的劳动，他们就会痛苦难受不舒服。但是那些庸人认为在现实中，这种人仅仅是少数，而制定政策是不能以少数人为立足点出发点的。但我不解何以他们的头脑就僵硬到这样的程度，究竟谁告诉他们说：少数与多数是截然对立的，不能转化的；又是谁告诉他们：立足于现实就是把现实中的某些现象，某些情形当作宝贝一直保留下去而不去设法改变它。
我想，在这个问题上最为可恨最为讨厌的倒不是那些自称信仰资本主义反对共产主义的人,而正是那些自称为信仰社会主义的人。这些人一方面买弄着马克思主义的名词术语，另一方面却偏偏对马克思主义最根本最本质的东西一窍不通。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都一再强调要用发展变化动态的眼光来看待问题，这些人却偏偏要用一种僵死停滞的眼光来看待问题，把现实生活中的某些现象永恒化绝对化；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都一再强调社会主义主义最本质最核心的东西就是要创造条件是创造性的劳动逐步成为大多数人的生命的内在需要、第一需要，从而使异化的人变为占有自己本质的人，可这些人偏偏头脑僵硬得不能理解这一点，把它看成是与现实无关的遥远的未来的某一天象天上突然掉下黄金来不经过任何努力就可以突然实现的东西。最为可笑最为可气最为可怜的是这些人一方面极端僵化，存在着各种思想障碍心理障碍，头脑被禁锢在各种根深蒂固的成见坚不可摧的习惯中不能越雷池半步，另一方面却最喜欢大谈特谈思想解放、大谈特谈创新改革，莫非思想处在几百年前那些资产阶级思想家的水平线上就是所谓的思想解放，莫非跟在那些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的屁股后面，去走别人已经走了几百年的老路就是所谓的改革所谓的创新，其厚颜无耻脸皮之厚缺乏自知之明的程度确到了令人叹为观止拍案称奇敬佩不已笑掉大牙的地步！这方面表现得最出色最卓越最出类拔萃当然要首推中国人了，这也是中国的精神文明之所以能独步于全球的一个明证。不过我想让那些目前还批着层马克思主义外衣的经济学家如樊纲吴敬涟于光远厉以宁之流说说看，他们究竟可以脸不红心不跳理直气壮坦然无愧地列举出多少可以算做他们自己创新的东西！？我倒是很明白他们的创新是怎么一回事，就是把那些资产阶级思想家已经重复了一百遍一千遍一万遍的陈腔滥调说成是同马克思主义同社会主义没有矛盾的，这样就算完成了他们创新的任务。他们自己不害羞不脸红，我倒还替他们害羞脸红。这方面表现很出色的还有邓小平，我想他一定可以算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独一无二的理论水平的低下同理论勇气的巨大形成如此鲜明对照的人物。
当然马克思主义离不开创新，甚至可以说它的生命就在于创新。但是如邓小平这样的庸人，他们不但自己没有能力创新，甚至连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已经作出的创新，他们都无法理解无法明白无法接受，那还能叫人说什么好呢。
我想世界上有这样四种人，一种是自己有能力作出创新的人，一种是虽然自己没有能力创新，但对别人的创新能非常敏锐的明白理解接受并加以推广的人，还有一种就是自己没有能力创新，却要对别人的创新百般的嘲笑攻击侮辱的人，最差劲的一种是新旧不分，把旧的东西当作宝贝还自以为是在创新，却对真正的创新者加以攻击的人。现在中国大大小小的一群所谓的马克思主义者，就是属于这最后的一种。
--------------------------------------------------------------------------------
续3：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改革家斯大林 [我要回复]
--- 杜车别赫 发表于 202002-7-16 8:32:27 [第:24718][点击:10]
在现在的中国，我们随便翻阅一些相关的经济、政治、历史方面的书籍杂志，就可以看到凡是对计划经济攻击的地方都是千篇一律，几乎象一个模子里印出来的一样。而这些攻击也正表明那些庸人对计划经济对社会主义的理解处于一个极其肤浅极其皮相的层次上。他们既不明白社会主义为什么要实行计划经济，更不明白究竟在什么样的条件下计划经济才能发挥出它的优越性来。在他们看来“计划经济的最大优势在于它比较容易发挥国家的资源动员和调配作用，能够最大限度地动员稀缺资源服务一些明确的目标，完成特定的重大任务。??随着生产规模的不断扩大和扩大再生产由粗放型向集约型发展，社会分工和经济联系日益复杂，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越来越成为制约生产力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计划经济缺乏刺激经济发展的内在的动力机制”，我想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一披人大约就是从这样一个角度来理解计划经济的吧！然而他们所认为的计划经济的最大优势其实不过是计划经济的次要优势，而他们所认为的计划经济的最大毛病恰恰才是计划经济最大的优点。
如果说市场经济本身就内在地包含了竞争的激励机制，本身就内在地把人的劳动（这劳动可以有益社会，也可以有害于社会）同他获得的收入紧密的联系在一起，这是没有错的，但这本身就意味着这种体制使得某种低层次的激励机制永恒化固定化，本身就意味着劳动者精神素质的停滞不前是这种体制产生活力的必然前提和必然结果，本身就意味着生产力永远只能在一个低层次上发展并且人的异化永远持续下去直至人的灭亡。
而计划经济的情况则相反，说计划经济“缺乏刺激经济发展的内在的动力机制”从某种意义上讲没有错，而这一点也正是计划经济优于市场经济最根本最核心的地方。在计划经济的条件下，如果要使经济始终保持活力，要使经济免于陷入停滞的境地，就必须时刻注意不断用高层次的激励机制来代替低层次的激励机制，就必须时刻注意采取切实的措施使劳动者的精神素质不断由低层次向高层次发展。可以说实行计划经济是使创造性的劳动逐步成为大多数劳动者生命的内在需要第一需要的前提条件必要条件。可能有人会说在劳动者的素质没有达到很高的境界层次以前，计划经济岂非要一直处于没有活力没有效率的状况中？回答是，决定计划经济的效率活力的并非是某种静态的标准，而是一种动态的标准。也就是说在计划经济的条件下，经济的状况同劳动者的精神素质的状况如此紧密的联系在一起，达到了如此高度的统一，当劳动者的精神素质停滞不前时，在经济上就会表现出同样的情形；而当劳动者的精神素质处于不断进步的状态时，经济上就会表现出充满活力飞速发展的状况。所以这里有决定意义的并不是劳动者的精神素质处于哪一个水平线上，而是劳动者的素质是否处于一种动态的不断向前发展的状况中。
正是这些庸人对计划经济对社会主义极为肤浅极为皮相的理解使得他们对待苏联的历史产生极为糊涂和混乱的观念。这一点最为明显的表现在，他们头脑混乱糊涂到以至于根本没有能力来区分辨别斯大林时代的苏联和斯大林死后在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治下的苏联之间极为根本和重要的区别。比如他们说：“斯大林死后，赫鲁晓夫虽然打者批判斯大林的旗号，实际上还是用斯大林主义进行‘改革’，??勃列日涅夫又后退一步对内加强斯大林主义”，“战后历届苏联领导人依然遵循斯大林时期形成的模式，一脉相承，没有实质性的变化，从而列宁死后的苏联一步步走入历史发展的死胡同，它的失败和垮台也就成为难以避免的了。”[24]
但是把问题全都推到这些庸人头脑的糊涂混乱上，那我看也并不全对。如果他们仅仅是因为自身的思想局限而不能看到斯大林时的苏联与斯大林后的苏联的最本质最核心的区别，那也就罢了，但实际上，他们由于心理的变态扭曲，对一些极为明显的历史事实视而不见全然不顾，以至于连一些次要但极为显著的区别也看不到或装作看不到。以下我们随便列举几个方面来说明。
第一个方面是关于劳动生产率。在斯大林时期，劳动生产率是被放在极其重要的位置上来对待的，我们可以列举斯大林的几段话来证明这一点。斯大林说：“必须给工人创造适当的条件，使他们有可能有效的工作。提高产品质量。因此，必须把企业中的劳动组织的能使生产率一月高于一月，一季高于一季。”“为什么资本主义能打破战胜封建制度呢？因为它创造了更高的劳动生产率??它使社会更加富足。为什么社会主义能够而且一定会战胜资本主义制度呢？因为它能比资本主义制度创造更高的劳动典范，更高的劳动生产率。??有些人以为社会主义可以在贫苦生活的基础上用少许拉平个人物质生活的状况的方法巩固起来，这是不对的，这是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观念。其实社会主义只有在高度的劳动生产率基础上，只有在比资本主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基础上，只有在产品和各类消费品丰裕的基础上，只有在社会全体成员都过着富裕而有文化的生活的基础上才能获得胜利。但是，为了社会主义达到这个目的，并把我们苏联社会变成最富裕的社会，就必须使我国超过各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劳动生产率。”[25]
斯大林这些话并不是说说而已，实际上，苏联当时劳动生产率增长的速度要远远超过经济增长的速度，其速度之快是任何资本主义国家所望尘莫及的。而在斯大林死后情况怎么样呢？劳动生产率被放在了一个无足轻重无关紧要的地位，实际上也是每况愈下。
第二个方面是关于科学技术。斯大林对科学技术的重视是有名的，邓小平所说的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就是对斯大林的“技术决定一切”这一口号的拙劣模仿。斯大林在谈到为什么不能把拖拉机卖给集体农庄时说：“这种增长（指农业——引者注）的源泉是什么呢？这种增长的源泉是现代技术，??这里的问题，不仅仅在于技术，而是在于技术不能停止不前，它必须日新月异的改进，旧的技术必须作废，代之以新的技术，新的再代之以最新的，不这样做，我国社会主义农业的不断进步就是不可思议的。”[26]而如果把拖拉机卖给集体农庄，那么集体农庄就会因为担负不起设备更新的高额费用而放慢设备更新的速度。斯大林这里所说的道理当然不仅适用于农业，而且也同样适用于工业。而实际上，在斯大林时代，苏联科学技术发展的速度和新技术从产生到应用推广到实际生产的速度也是任何其它国家所难以比拟的。而斯大林死后又怎样呢？赫鲁晓夫在1958年就下令解散和改组了机器拖拉机站，让他们把所有设备卖给集体农庄。以后苏联无论是在农业上还是工业上，设备更新的速度都是慢得象蜗牛爬了。
此外如消除工作中的无人负责现象和降低生产成本等等斯大林都非常重视，而当时这些现象在苏联都得到了非常有效的控制。在斯大林死后呢，由于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的昏庸，无人负责和生产成本过高却变得愈演愈烈，以至最后情况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
对于极其表面化和外在化的区别，那些庸人都会看不到，对于更本质更深层次的区别那些庸人当然就更看不到了。那么这种更本质的区别究竟是什么呢？简单点说来就是：在斯大林时代，斯大林始终把激发人们的内在的劳动热情，始终把使人们对劳动的态度变得更加合理使人们最终把创造性的劳动作为生命的内在需要第一需要，放在一个极其重要的位置上，并且他在这方面所进行的尝试探索和努力，也取得了初步的具有巨大意义的成效；而在斯大林死后，赫鲁晓夫等人则连考虑都没有考虑到要逐步使创造性的劳动成为大多数人的内在需要第一需要这一点。
在帕尔墨和科尔顿所著的《近现代史》中说：“外国观察家常常发现，新制度显著的特点就是这种竞赛或者竞争，或者说感到每一个人都为创建一个社会主义祖国而忙碌的劳动和奋斗。工人们似乎真的相信，他们自己创造了新的工业奇迹。人民把每一个新的进展看作自己的胜利而兴高采烈。观看统计数字的增长，生产定额的完成或达到指标这类事情，都成了一种全民的娱乐。报纸的读者不是看滑稽的连环画，而是热切的阅读关于经济战线上的最新进展或失误。甚至在美国的镀金时代，象苏联人那样对物质和机器的进步的纯真乐趣也从未出现过。劳工和经理人员没有阶级差别的感觉。他们之间显然没有妒忌，收入的差别既然是属于社会主义性质的，因而被认为是必须的和合理的。苏联创造的这种劳工和经理人员之间的团结一致，只要继续存在下去，就向西方的私人企业和私人资本主义提出了一个最严重的挑战。??这种劳职之间团结一致感情的真实性如何？有多少是自发的，有多少是一个戒备森严的独裁政府反复灌输的？这些问题一向有不同的看法。这种团结一致无疑是用极权主义的代价来换取的。”
在爱伦堡的《人?岁月?生活》中可以看到类似的描述：
“‘热情’这个字眼也象许多别的东西一样由于通货膨胀而贬值了，而在谈到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的时候，你是不能使用别的字眼的，正是热情在鼓舞着青年们建立日常的和不很现眼的功勋。
许多工人热爱工厂，他们把鼓风炉称作‘多姆娜?伊万诺夫娜’，把马丁炉称作‘马丁叔叔’。我曾问过一个高等技术学校的学生。他所想象的巴黎是什么样子。他回答说：‘市中心想必都是大工厂，人们都住在周围的高楼大厦里，交通也很方便——有几百辆电车??’。
??一幅巨幅油画是用两种颜色绘成的——粉红色和黑色，希望和绝望并存，热情和愤恨，英雄和懒汉，文明和愚昧——时代使一部分人意气风发，使另一部分人灭亡。
在莫斯科-顿巴斯干线建设工地上举行了一次集会。一个头戴羔皮帽，脸被风沙吹得很粗糙的挖土工人说：‘咱们要比该死的资本家幸福一百倍！他们吃呀、吃呀，直到进棺材——他们自己也不知道他们为什么活着。这种人很失算，你瞧——他在钩子上吊死了。可咱们知道咱们活着是为了什么：咱们在建设共产主义。全世界都在看着我们’
我在托木斯克附近的一个村子里认识了一个姑娘，她下班后阅读《水泥》，她说：‘要把什么都弄明白是太难了，可我正在学习。我要到城里去。现在一个人只要想学习，什么条件都能得到。我是多么幸福啊，简直无话可说！??’
库兹涅茨克在1932年还是坑洼遍地、寸步难行，但第一批鼓风炉已在熊熊燃烧，年轻人也在文学协会里争论马雅可夫斯基和叶塞宁谁写得更好的问题了。??我还记得，当法国作家获悉译成苏联各民族文字的巴尔扎克、斯汤达、左拉、莫泊桑作品的印数后曾大为惊讶。自然，印数不是丰收的证明书，但却是有关播种面积扩大的资料。在那些年里，对知识的渴求是无限的，??
我在托木斯克博物馆里认识一个年轻姑娘，一个邵尔人，??她不厌其详的向我打听法国的生活情况——那儿是不是有很多的医院，怎样同酗酒现象作斗争，法国人喜不喜欢听音乐会，罗曼?罗兰多大年纪了。?
一个年轻的通古斯人在库兹涅茨克看见一辆自行车，他把它仔细观察了很久，末了问道：‘发动机在什么地方？’他清楚地知道，人们乘汽车、坐飞机，但自行车却从未见过。住在西伯利亚偏僻村落里的人们知道有无线电报这种东西，当他们看到电线竿的时候却感到奇怪——干吗用电线？??
--------------------------------------------------------------------------------
回复: 续3：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改革家斯大林 [我要回复]
--- 杜车别赫 发表于 202002-7-16 8:33:47 [第:24719][点击:9]
??我在泰加车站遇到一位女列车员——年轻的西伯利亚姑娘瓦利娅，她从乡下来到库兹涅茨克作清洁工，??空闲时间很多，她就开始读书。一位铁路职员把一本《列车调度指南》丢在车厢里了。瓦利娅把这本书拿给我看，我看了一下，一点也不懂。瓦利娅笑起来了：‘起初我也不懂，我好象把它读了一百次，末了终于弄明白了，我找了几本数学教科书??现在我已经准备好啦，他们答应叫我上工农速成中学??’我不讳言，象这样的会见使我非常激动。
生活尽管艰苦，新的感情、思想却正在诞生，小伙子们和姑娘们常常在我面前争论，??，悲伤是否会贬低一个共青团员，建设者是否需要莱蒙托夫的诗、音乐和孤独的时刻。
??在20 年代，古老的、农民的俄罗斯还在苟延残喘。在工厂里，在各种机关里，革命前成长起来的人仍占多数。30年代初是一个转折点。我现在是惊讶而钦佩的回忆库兹涅茨克的建设，那里的一切既难以忍受而又十分美好。
我已说过，库兹涅茨克的钢铁帮助我国在法西斯入侵的年代里保卫了自己。但另一种钢铁是否就是人的钢铁呢？??”[27]（1）
我们从以上帕尔墨爱伦堡等人所叙述的苏联当时的情况究竟能得到什么启示呢？而且我们能否用当代中国的某些经济学家的理论来解释当时在苏联客观存在的这些社会现象？还有对于帕尔墨科尔顿所说的当时苏联人所表现出来的那种劳动热情和团结一致是用极权主义的代价来换取的这一点又应该怎么看呢？并且当时苏联的这种状况同最终劳动成为大多数人的内在需要又有什么关系呢？
我们在樊纲所写的《公有制宏观经济理论大纲》中可以看到这样的话：“在公有制形成初期，计划者主权机制的社会净效益之所以会达到很高的水平，是因为公有制内部的矛盾尚未展开，新制度造成的劳动者主人翁地位所提供的较高劳动热情和服从计划、听从指挥的热情尚在发挥作用，基层特殊利益集团尚未形成，等等。”[28]樊纲在这里并没有说明，这种“较高劳动热情”的根源究竟是什么？（单单一个抽象的“劳动者主人翁地位”当然是什么问题也说明不了的）在他写的这本书里，他是非常强调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利益矛盾”的，并且是把大多数“个人仅以其自己（包括家庭）直接的效用满足最大化为其行为目标”（更具体点说大约就是个人以收入和闲暇的最大化作为行为目标）这样一个假设作为其全部理论的出发点。如果按照他的逻辑，那么他所说的“在公有制形成初期”，劳动者之所以有“较高的劳动热情”应该是由于这时劳动者的劳动能最充分地促进他们的“直接效用的满足”。不过很显然这同实际情况正好是截然相反的。
所以，樊纲的这个假设根本是错误的，在这个假设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理论也同样是错误的！当然樊纲会辩解说：他的假设所针对的仅仅是一般普通的正常时期，而不是象“公有制形成初期”或战争、灾难这类特殊时期。但我请樊纲、王蒙之流注意一下，在自然科学中，一个被大家所公认的理论，不仅要能解释一些普遍的常见的现象，而且要能解释一些特殊的罕见的现象，否则这个理论就要发生危机，人们就要设法用一种新的理论来代替它。而且也正是从对一些所谓的特殊不普遍的现象的研究中得到知识、掌握的规律极大的促进推动了人类文明的进步，普遍广泛地改变了人类的生活。难道说这个对自然科学适用的道理，对社会科学就不适用了不成。
所以，象樊纲之流的经济学家还是应该对一些最根本的问题（如：人的行为究竟是由什么决定？对大多数的普通人来说，支配力最强、作用力最大的快乐机制（即主导快乐机制）是什么？大多数人的主导快乐机制有没有必要而且能不能向更高的层次转变，如果能的话，又怎样做到这一点？）作一下认真细致的思考，否则的话，他们除了做那些资产阶级思想家的应声虫之外还能做什么呢？
为了解释斯大林时代所出现的一些社会现象，我们这里提出两个观点。
第一个观点是：大多数普通的正常人的主导快乐机制是荣辱快乐机制。也就是说：对大多数一般人来说，他们都希望得到光荣，而不是受到耻辱；都希望受到别人的尊敬，而不是被别人鄙视；都希望被别人视为同类，而不是被别人视为异类。当一个正常人觉得生活没有丝毫价值，他对别人没有任何用处，对社会也没有任何用处，而且别人对他的态度，社会对他的态度也证实了他这种看法时，他就决不会再生存下去。
一个正常人可以忍饥挨饿，可以忍受相当巨大的肉体痛苦，甚至于献出自己的生命，但他也决不愿意处于被别人嘲笑、羞辱、鄙视、看不起的地步。比如军队中的士兵都是由一般的普普通通的人组成的，他们当然没有什么高尚过人的品德，但在打仗时多数人能英勇作战，这决不是追求收入和闲暇最大化所能解释的，也不是谋生之需，而是因为谁英勇，谁就受到别人的尊敬，谁怕死，谁就受到别人的鄙视。同样一个人为了不受别人的鄙视也可以放弃许多肉体上的快乐和物质享受。总之，一个人如果受到周围人的鄙视或只要被周围的人当作异类看待，他就会感到无与伦比的痛苦，这痛苦可以强烈到使人自杀的地步。封建社会妇女失节之后就要自杀即是为此，而鲁迅也在《病后杂谈之余》中说过他因剪掉辫子被人视为异类的感觉“如果一个没有鼻子的人在街上走，他还未必至于这么受苦”。即使一个极端病态、道德败坏的人，他也必须有一伙臭味相投的朋友，有一个小环境，在其中他不被别人鄙视（至少在表面上），甚至还会受到尊重，否则他是不能生存的。相反如果一个人受到周围人的尊敬，被周围人看重时，他就会意气风发，整个身心都沉浸在陶醉的的快乐之中。
在现在的资本主义社会里，一个人之所以会形成这样的感觉：劳动者是把个人收入和个人闲暇的最大化作为自己的行为目标，是因为在现在的社会里，一个人收入越是多，他就越是得到周围人的重视，他的价值就越是得到周围人承认，收入越少，他就越是得到周围人的轻视乃至看不起，他的价值也就越是被周围人所否认。比如说资本家，他们的行为都是围绕着怎样能赚取更多的钱财，获得更多的利润进行的。事实上他们的收入往往高到这样一个地步，即再增加收入对于他们的物质享受没有实际意义，也就是说资本家的工作并不是为了物质享受，而是为了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赚的钱越多，他的价值实现的越充分。他的价值就体现在他的收入上，他的收入已经融入他的生命。资本家实际上是一种被异化了的人，他们被异化成了他们的收入。资本家是这样的，一般的劳动者其实也是这样的。这时荣辱的快乐机制不是作为生产积极性存在，而是作为获取收入的积极性存在，它刺激人去尽可能多地获取收入。
另一个观点是，在一般正常人身上具有两种可调快乐机制。别的快乐机制一般形成以后，对人的作用力大小就在一段时期内恒定下来，而这两种快乐机制对人作用力的大小往往会随着外部条件的改变而改变。第一种是社会本能的快乐机制。也就是说一个人生活在社会中，几乎必然会有这样一种本能，他会自觉不自觉的从整个国家、整个社会、整个人类的角度来考虑问题。我们看那些资产阶级思想家或经济学家，虽然他们说他们理论的前提，理论的出发点就是每个人都是“自私”（当然是那种最肤浅最狭隘意义上的自私）的，然而他们在论证自己的观点时，却是在极力向别人表明，如果别人接受了他们的观点，并以他们的观点来指导实践的话，就会有利于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这当然就是他们的本能在起作用。所以问题只在于在一个社会中有些人的社会本能被强烈的压制了下去，有些人的本能被发挥了出来。而如果一个社会里大部分人的这种社会本能被发挥出来会有什么结果呢？这是就会象斯大林时代的苏联一样，劳动者在为国家社会取得的进步而高兴兴奋时得到的快乐要远远超过了自己赚到更多钱时或有更多的物质享受时得到的快乐。（1）
第二种可调快乐机制是传染快乐机制。对于这种快乐机制的意义和作用我们只要看一下一些群众运动中汹涌澎湃狂涛骇浪般的力量就可以明白了。
我想斯大林就是利用以上的这些道理，把荣辱快乐机制同劳动直接联系起来，尽可能的发挥大多数人的社会本能，并巧妙的利用传染的快乐机制从而达到了调动群众的生产热情的目的。当然这其中的具体实现途径就是竞赛。
接下来我们考虑一下帕尔墨、科尔顿所说的“极权主义”的问题。也就是，在斯大林时代，人们的劳动热情是否是“用极权主义的代价来换取的”？当然我们得承认，当时的苏联实行的的确是极为严厉的专政，人们没有太多的思想自由，没有充分的机会来表达不同的观点，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时代背景国际环境下是不得已的，也是必须和应该的。但是和帕尔墨科尔顿所说的相反，这种所谓的“极权主义”不但不是造成人们劳动热情的原因，而且恰恰是阻碍了人们劳动热情的进一步的高涨，阻碍了创造性的劳动成为大多数人的内在需要，阻碍了社会主义阻碍了计划经济优越性的进一步发挥的原因，而且也是人们的劳动热情在斯大林死后没有能持续下去的一个根本原因。
--------------------------------------------------------------------------------
续5：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改革家斯大林 [我要回复]
--- 杜车别赫 发表于 202002-7-16 8:34:39 [第:24720][点击:10]
一切的经验都告诉我们，人们的思想越是活跃，那么他就越是会关心社会人类的整体利益，他的痛苦快乐就越是会与整个人类社会联系在一起，就越是会意识到使劳动成为自身内在需要第一需要的必要性。事实上，这个道理斯大林也是相当明白的，他在论述竞赛的作用时说：“社会主义竞赛是群众实事求是的革命的自我批评的表现，这种自我批评所依靠的是千百万劳动者的创造主动性，凡是有意无意压制群众的这种自我批评和这种创造主动性的人，都是我们伟大事业的障碍，应被一脚踢开。??官僚主义的危险首先具体的表现在它束缚群众的干劲、主动性和自动精神，它埋灭蕴藏在我们制度内部、工人阶级和农民内部的巨大潜力，它不让我们利用这些潜力同我们的阶级敌人作斗争。社会竞赛的任务就是粉碎这些官僚主义的束缚，为发挥群众的干劲和主动创造性开辟广阔的天地，发挥蕴藏在我们制度内部的巨大潜力。”“在开始群众性社会主义竞赛以前，我国工业发展进行得并不顺当，??然而当社会主义竞赛在我国已具有群众性的时候，情形就根本改变了，正是在这以后，工业就以加快的速度向前迈进??”[29]
正因为斯大林非常明白这些道理，所以当社会条件成熟时，斯大林就开始考虑对苏联社会进行更进一步的改造，以便使群众的劳动热情能象太阳放射能量一样长期不断的喷涌出来，使创造性的劳动真正开始成为大多数人的内在需要第一需要。这集中体现在斯大林最后的两部著作中，但可惜的是由于斯大林被赫鲁晓夫同贝利亚用毒药毒死了，一切都仅仅停留在理论上。
在《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中，斯大林说：“谁都承认，没有不同意见的争论，没有批评的自由，任何科学都不可能发展。可是这个公认的规则，竟被忽视和极粗暴的践踏了。一些字认为是完全正确的领导者组成了一个排它的小集团，保证自己不受任何的批评，恣意横行，为所欲为。”
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中斯大林说：
“在过渡到‘按需分配’的公式以前，社会必须经过一系列的经济改造和文化改造的阶段，在这些阶段中，劳动将从社会成员的心目中仅仅是维持生活的手段变成生活的第一需要。
必须把社会的文化发展到足以保证社会一切成员全面发展他们的体力智力的程度，使每一个社会成员获得足以成为社会发展中的积极活动分子的教育。
如果以为不用大大改变现今的劳动状况，就可以使社会成员的文化达到这样巨大大发展，那就不正确了。为了做到这一点首先需要把每一天的劳动时间至少缩短到六小时，然后再缩短到五小时。这是使社会成员有充分的自由时间获得全面教育所必须的。??为了做到这一点，需要根本改善居住条件，把工人和职员的实际工资至少提高一倍，也许还要更多，办法是不仅直接提高货币工资，而且特别重要的是继续不断降低日用品价格
只有把这一切先决条件实现后，才可以希望劳动将在社会成员的心目中从累赘变成生活的第一需要，劳动从一种负担变成一种快乐”
斯大林这里所说的一切在斯大林死后的苏联一点也没有实现，这当然说明了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等人根本就是些背叛了马克思主义斯大林主义的小资产阶级庸人。而任何一个所谓的马克思主义者共产主义者如果不能明白不能理解斯大林这里所说的问题对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意义，那么他就根本不配来谈论社会主义，根本就没有资格来自称为马克思主义者。另一方面如果人们能真正理解斯大林这里所说的问题，并能采取切实的措施实现斯大林所说的“使每一个社会成员获得足以成为社会发展中的积极活动分子的教育”，这时才有可能来谈论真正的社会主义。自然，要实现斯大林所说的一切就必须进行大量的制度创新，作各种尝试探索，冒各种未知的风险，但这一切比起斯大林所做的工作来就要轻松的多、容易得多。实际上，斯大林在这里已经提出了一些具体的措施，比如大幅度缩短工人劳动时间，而这些被缩短下来的时间可以派什么用场呢？一方面这部分时间可以用来提高工人科学文化素质，并定期对工人的综合文化素质进行考核，并据此进行奖惩；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要使工人成为斯大林所说的“社会发展中的积极活动分子”，这具体体现在培养所有工人的独立思考能力和表达自己的思想的能力，实际上可以把时间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时间组织工人参加对国家的各项政策的自由讨论和辩论，另一部分时间可用于组织工人积极参与对自己的工厂企业的各项工作的批评监督管理上来，使工人真正成为工厂的主人，这类似于斯大林所说的“每一个工业企业都有企业全体工人参加的工人生产会议，工人在会议上检查厂长的全部工作，讨论工厂行政的工作计划，指出错误和缺点，??”。很显然，在工人的文化素质普遍不高的情况下，这种会议容易流于形式，而在切实提高工人文化素质的情况下，情形就会根本改观。
好了，这部分内容应该到这里就结束了。但是我还想对斯大林时期的“独裁恐怖”说几句话。人们在这个问题上对斯大林大加指责，但实际上斯大林本人对此负有很少的责任。赫鲁晓夫把一切归结为斯大林个人的残暴专制，这当然是荒谬的，实际上斯大林比所有人都要高尚纯洁；还有些人把问题归结为制度，这同样是肤浅的，因为制度本身就是人来制定的。其实一切都要从当时的历史条件，时代背景中去寻找原因，我们只要研究比较一下历史，看到某些历史事件之间惊人的相似性，就可以明白，有些东西是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在发挥作用，是任何个人的力量所无法抗拒的。
在这方面，帕尔墨和科尔顿对法国大革命和俄国革命的比较是有启发意义的：“两次革命都是解放运动，一次是反对‘封建主义’和‘专制主义’，另一次是反对‘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两者都不是一次只涉及国内动乱的单纯的民族运动，而向全世界发出了它们的信息，吸引着所有国家的追随者，并在那些世界观动荡不定的人中引起了强烈的反映。两次革命都具有同样的政治模式：在推翻旧政权的问题上，革命者的观点比较一致；而随后在建立新政权的问题上，革命者内部就产生了不和与冲突，因而一批革命者消灭了另一批革命者，直到一个很少的、有组织的、坚定的少数派（1793年的法国雅各宾民主派，1918年的俄国布尔什维克共产主义者）为了保卫或推进革命事业镇压了所有的反对派，在短期内（法国大约是几个月，，在俄国大约是几年，许多最激进的革命领袖自己竟遭到了镇压或清洗。”[30]
米涅在《法国革命史》中说：“假如人们能互相谅解，假如一些人肯把过多的东西让给别人，另一些人虽然匮乏然而知足，那么人们将是非常幸福的；历次革命将会在和睦友好的气氛中进行，历史学家也就没有什么过激行为和不幸事件可以回顾的，只要指出人们比以前更理智、自由、和富足就行了。但是迄今为止，各民族的编年史中还没有过这样的先例，??要想使一项革新和平的实现，它必须是无人反对的，否则就会爆发战争，就会蔓延革命，因为全国人民都要起来捍卫或反对这项革新。
当社会的基础被震撼了的时候，胜利者必然是那些最敢作敢为的人。而且人们所看到的只能是一些极端和顽强的改革家，而不是审慎的、温和的改革家。这些在斗争中产生的极端的和顽强不屈的改革家主张依靠斗争来巩固自己；他们一面为维护自己的统治而战斗，一面有为巩固自己的统治而建立自己的理论。他们为了自己的生存而杀人，也为了自己的理论而杀人；道德、人道、人民福利、世上神圣的一切都被他们用作进行屠杀的理由，用来保护自己的独裁统治，直至他们筋疲力尽而倒下，于是不论反对改革或拥护改革的人都要在混乱中死去??只要研究一下1789年的人们在1794年是怎样的，就会看到这些人同样被卷入这场巨大的灾难中。??”[31]
伊萨克在《先知三部曲》中说：“如果闭塞孤立，长期陷于贫穷和落后的苏联其全部历史不是充满着几乎威胁民族生存本身的连绵不断的灾难紧急状态和危机的话，那么一党制的逻辑就不会表现的如此强烈，它也不会如此残酷，它的潜伏的本质也可能始终不会明朗起来；甚至这一体制都可能因工人民主的成长壮大而解体。几乎每一次紧张状态和危机都把所有全国政策的重要问题放到了刀刃上，驱使布尔什维克各派和各集团相互敌对，将他们之间斗争变得空前残酷、紧张，以至导致一派统治取代一党统治。”
通过以上我们所引用这些话，我们或者可以对问题有更深刻、更清醒的认识，可以不再用那种极为简单机械的眼光来看待历史问题。如果我们现在一味指责斯大林的残暴专制，那是容易的，但也是极不负责任的。当时，斯大林这一派的人就象一座巨大的堤坝，在狂涛骇浪中屹立不动，一切反对他们的力量，在他们面前都被撞的粉碎。旁观的人只看到了他们的残酷无情，却没有看到，一旦他们退缩松动，那么随之而来的汹涌巨浪将会带来最可怕的结果，这只要看看法国大革命的情形就可以明白了。
现在的剖境才是屠杀人民的凶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