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罗四夕
日期: 2003-11-24 18:49
如题毛泽东用人失察
Re: 二十多年后的今天看刘少奇被打倒，谁会说是委曲了他呢
所谓用人失察，主要是说他所选择的接班人，自始至终都不是中央集体中最优秀的
人。其次是说他对有的人重视不够，有的人整对了，有的人确实整错了。
第一节 用人失察
用人不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 刘少奇
刘少奇是1942年整风以后，1943年才进入中共中央最高层的。他进入最高层，在
高级干部中特别是在军内的高级干部不服气。有以下事实：
1945年七大时，就有人提出他的叛徒问题。当时毛泽东说：证据不足。把他保下来了。并在七大的中央核心里排名第二（毛刘朱周任）；
1953年，在中央分一线和二线时，高岗认为刘少奇功劳不大，也不成熟，不能主持中央第一线工作。彭德怀、林彪`、饶漱石等人就同意高岗的意见。当高岗去给邓小平谈时，邓小平不同意高岗的意见，并立即向毛泽东报告。毛泽东支持刘少奇，同时中央开会把高岗、饶漱石定为反党集团。高、饶主要就是反刘少奇；
1966年10月，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批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最积极的也主要是军内的高级干部，他们是叶剑英、聂荣臻、徐向前、杨成武等人，林彪就不用说了；
1967年2月，陈毅在反对林彪和江青时，说了一段意味深长的话，他说：这些家伙（指江青、林彪等人）上台，就是他们搞修正主义。在延安，刘少奇、邓小平、彭真、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这些人，还不是拥护毛泽东思想最起劲！现在怎么样？当年赫鲁晓夫吹捧斯大林，后来怎么样？刘邓那些人没有反对毛主席，那时他们根本没有见过毛主席！反毛主席、挨整的是我们这些人。总理不是也挨整吗？历史不是证明了到底是谁反对毛主席吗？以后还会看，还会证明。延安整风就是错误的！
看来陈毅说了他多年想说又不敢说的话。
毛刘分歧到底从何开始？刘少奇的夫人王光美和儿子刘源合写了《你所不知道的刘少奇》。书中明白无误的认为新中国成立之后存在一条与毛泽东相对立的路线，即“刘邓路线”。书中说：“刘少奇的面目真正恢复了，刘邓路线被肯定了”。（该书122页）他母子认为毛刘分歧从新中国成立就开始了。
但是，毛泽东在1964年前还没有感觉到刘邓路线的存在。如果他感觉到了，53年他就不会支持刘少奇，把高饶定为反党集团；59年他就不会把国家主席交给刘少奇；
1961年9月22日，熊向晖对毛泽东说：英国元帅蒙哥马利可能要问你的继承人是
谁？毛泽东说：“这位元帅不了解，我们和苏联不同，比斯大林有远见。在延安，我们就注意这个问题，1945年‘七大’就明朗了。当时延安是穷山沟，洋人的鼻子嗅不到。1956年开‘八大’，那是大张旗鼓开的，请了民主党派，还请了那么多洋人参加。从头到尾，完全公开，毫无秘密。‘八大’通过新党章，里头有一条：必要时中央委员会设名誉主席一人。为什么要有这一条呀？必要时谁当名誉主席呀？就是鄙人。鄙人当名誉主席，谁 当主席呀？美国总统出缺，副总统当总统。我们的副主席有五个，排着的是谁呀？刘少奇。我们不叫第一副主席，他实际上就是第一副主席，主持第一线工作。刘少奇不是马林科夫。前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改名换姓了，不在姓毛名泽东，换成了姓刘名少奇，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出来的。以前两个主席都姓毛，现在，一个姓毛，一个姓刘。过一段时间，两个主席都姓刘。要是马克思不请我，我就当那个名誉主席。谁是我的继承人？何需战略观察！这里头没有铁幕，没有竹幕，只隔一张纸，……一捅就破。……这位元帅对中国友好，就让他来捅。捅破了有好处，让国内外都能看清楚。什么长生不老药！连秦始皇都找不到。没有那回事，根本不可能。这位元帅是好意，我要告诉他，我随时准备见马克思，没有我，中国照样前进，地球照样转。”
9月24日，蒙哥马利问：“主席现在是否明确，你的继承人是谁？”
毛泽东说：“很清楚，是刘少奇，他是我们党的第一副主席，我死后，就是他。”
蒙哥马利又问：“刘少奇之后是周恩来吗？”
毛泽东说：“刘少之后的事我不管……”
（金泰著《巨人韬略》第54－56页）
(二)
如果毛泽东感觉到了有刘邓路线存在，他就不会这样肯定回答了，而且是第一次这样明确公开指出继承人（接班人）就是刘少奇。以前在党的文件中没有接班人这个词，更没有指那个高干是接班人，只有在歌词中说青少年是共产主义的接班人。
就是1962年的右倾，毛泽东也认为刘少奇只是没有顶住陈云的黑暗风，邓小平的翻案风，邓子恢的单干风。所以62年他们的分歧也还不严重。
有迹象表明（还不能完全肯定）毛刘的严重分歧是从1964年正式开始的。章汉之回忆说：64年初，毛泽东对她说，你给学校请个长假，给我一起外出搞调查研究，你当我的外语老师，我教你读《史记》，正月初六就出发。但临走时毛主席说不走了，说党内出了大事。到底党内出了什么大事影响毛泽东外出搞调查研究呢？章汉之没有说。
但薄一波说：“1964年春节期间，少奇同志在同到河北抚宁县卢王庄公社桃园大队蹲点的王光美同志的谈话中，就说犯有严重四不清错误的干部，在上面大体都有根子，单单注意下面的根子，不注意上面的根子是不行的，应该切实检查一下上面的根子，危险的是上面不清醒。”
（《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第1114页）
这件事是否与毛泽东说的党内大事有关呢？
1964年8月1日，刘少奇在中央机关会议上说：“现在的农村形势，总的来说是好中有严重的敌情，在农村中有四不清干部和有严重问题的干部占到三分之一。暗藏在农村基层党组织中的坏人和我们的敌人有一套同我们较量的手段和策略，比我们的一些同志要高明得多。我们是斗不过他们的。我们的四清工作队去了以后，有好多次都被他们赶了出来。……如果你们到了那里，没有人来赶你们，说明你们还没有真正的革命。你们到了农村以后，要做一两个月的秘密工作，扎扎实实地搞扎根串联。如果不这样，你们就不能开展工作。现在用毛主席过去那种开调查会的形式来了解情况，已经远远不够用了，已经过时了。毛主席的办法已经不顶用了。过去的四清没有从根本上取得胜利，可以说没有打过一个胜仗，而是打了败仗，王光美同志在河北桃园搞了四清，取得了一个很好的经验，这就是必须扎根串联。其他同志的四清，可以说还没有入门呢。都还没有走上正规，连一个公社也没有搞好。过去的一年是打了败仗而不是打了胜仗。我在这里宣布，取得一两个典型的直接经验对一个领导干部事关重要，如果还不下去，高高在上，那就没有资格当中央委员了……”
（见师东兵《张春桥在狱中》第312页）
刘少奇以上的讲话，陈伯达在1967年3月9日下午，在军级干部大会上讲话是这样评价的，他说：“1964年刘少奇作了一个公开报告，反对毛主席。这个报告落在我们手里，把他反对毛主席的东西砍掉了，他就不让发表了。他对我说：‘我的这个报告还要再修改，再斟酌，你们还是不要发表嘛。’他的报告，讲毛主席的调查研究过时了。他对这个问题强调了多次。说：‘从中央委员到支部书记，如不按照我说的蹲点办法去做，还是按照毛主席的方法搞调查研究，就不要再作中央委员了，就别再当支部书记，也别再当干部了。’他就是用这个方法来改组干部队伍，改组党中央。他说的蹲点，就是王光美式的蹲点，是没有阶级分析的蹲点，是没有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蹲点。刘少奇就是抓住这个蹲点问题，想否定一切，打倒一切。同志们想一想，他的阴谋是多么的危险呀！”
（师东兵著《秦城冷月》第776页）
刘少奇这个讲话虽然两处说法不太一样，但精神相似。（估计）毛泽东对这个讲话是不满意的，一是对敌情估计比毛泽东估计的还严重得多；二是说毛泽东的调查研究“已经远远不够用了，已经过时了。”“毛主席的办法已经不顶用了。”；三是说过去一年的四清工作除了王光美的“桃园经验”外没有一个是好的，全部失败了；四是说一些干部下去蹲点如不按王光美式的蹲点，就不能当中央委员、支部书记和干部了。
这时毛泽东可能才感到有一条与他对立的路线存在。因此，1964年11月底，毛泽东在一次会议上说：“还是少奇挂帅，四清、五反、经济工作，统统你管。我是主席，你是第一副主席，天有不测风云，不然一旦我死了你接不上。现在就交班，你就做主席，做秦始皇。我有我的弱点，我骂娘也没有用，不灵了，你厉害，你就卦个骂娘的帅，你抓小平、总理。”（见辛子凌著《毛泽东全传》第四卷第373页）
看来毛泽东这话是有情绪的，话中有话了。
1966年，江青把这个问题基本上说清楚了，她说：“从刘少奇的报告到王光美的桃园经验，以及和他们炮制的那个后十条，都是为了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都是为了把毛主席赶下台而大造舆论的。”（《张春桥在狱中》第314页）
但真正分歧表面化还是1964年12月15日至1965年1月14日，制定《二十三条》的时候。1970年，当斯诺问毛泽东是什么时候要打倒刘少奇？毛泽东说：是制定《二十三条》时。
1964年12月15日开政治局会议，邓小平说：毛主席身体不好可以不必参加了。（毛泽东认为这是邓小平不让他参加会议）
1964年12月20日，毛泽东在会上说：“地富是后台老板，前台是四不清干部，四不清干部是当权派。你只搞地、富贫下中农是通不过的，迫切的是干部。那些地富已经搞过一次分土地，他们嗅了。至于当权派，没有搞过，没有搞嗅。他是当权派，上面又听他的，他又给定工分，他又是共产党员。”
刘少奇说：“有三种人：漏划的地主，新生的资产阶级，烂掉了的干部。有的干部出身好，犯有四不清错误，同地富反坏勾结在一起；有的地富反坏操纵；也有漏划的地主当权的”。
毛泽东说：“不要管什么阶级阶层，只管这些当权派，共产党当权派。发动群众就是整我们这个党。中心问题是整党，不然无法，不整党没有希望。”“先搞豺狼，后搞狐狸，这就抓到了问题，你不从当权派着手不行。根本问题就在这里。”
刘少奇说：“恐怕不能太绝对了。现在是党内外矛盾、敌我矛盾、四清四不清的矛盾，各种矛盾交叉。”
毛泽东说：“首先是抓敌我矛盾的问题，重点要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刘少奇坚持：“还是有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不是到处都有敌我矛盾。煤炭部、冶金部那个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毛泽东说：“张霖之就是。”
? (三)
1964年12月28日，毛泽东拿着《宪法》和《党章》来到会场，讲话时说：“我们这些人算不算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如果算的话，那么有没有言论自由？允不允许我们和你们讲几句话？你们一个不让我参加党的会议违反党章，一个不让我发言违反宪法。
“还说：据我看，我们这个党至少有两派，一个社会主义派，一个资本主义派。”
（辛子陵著《毛泽东全传》第四卷，第373－375页）
从这以后，毛泽东就认为以刘少奇为首的有一个司令部要打倒他。1965年国庆节刚过，他就对江青说，要赶快离开北京，慢了就走不了了。1965年10月他离开北京直到1966年7月才回北京。
1966年8月，八届十一中全会，把刘少奇从第二位降到第八位时，毛泽东还认为刘少奇是人民内部矛盾，不准张贴刘少奇的大字报，并说今后至少还能当中央委员。在10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当叶剑英等人把刘少奇批得很厉害时，毛泽东叫停止批判。
后来毛泽东得知“刘少奇在中南海他的家里，给好几个省市的负责人打电话密谋研究对负中央文革小组的办法和策略，指示是‘什么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完全是空有其名。将来的事实证明我们的办法是对的，毛主席将来也要用那个办法，他用全会办法改组了政治局常委，我们也可以用同样的办法改组政治局嘛。我的意见是再拖一段时间，等他们的办法混不下去再说。’”
（见师东兵著《张春桥在狱中》第十五章）。
书中还说：“就在这时，刘少奇和中央的其他一些领导人打招呼说：‘现在的红卫兵开始认识到谁的路线是对的，谁的路线是错误的。有些学生总是没完没了的揪斗我们的一些干部，动不动就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那有那么多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确实有一小撮坏人要乘这个运动整我们的干部，可以在学生中展开大辩论嘛。为什么这个时候不搞四大了呢？要搞，让我们的干部子女也站出来说话。’”（同上）
毛泽东得知这些言论以后，就要与刘少奇彻底决裂了。他对中央文革说，你们在睡大觉，可刘少奇没睡大觉，等这条落水狗爬上岸，你们中央文革一个都跑不脱，你陈伯达投降人家还不要。
毛、刘之间的是是非非我无法评头品足。
我个人对刘少奇的看法是：我认为刘少奇当个助手是可以的，要当国家的第一把手就不恰当了，因为他的摇摆性很大，就“左”的方面来说，有时他比毛泽东走得更远。
如1959年在庐山反彭德怀时，刘少奇说：“……我这个人历来是提倡‘个人崇拜’的，也可以说‘个人崇拜’这个名词不妥当，我是说提高毛主席的威信。我在很长时间就搞这个事情。在‘七大’以前，我就宣传毛主席；‘七大’修改党章报告我也宣传，现在我还要搞，还要搞林彪同志、邓小平同志的‘个人崇拜’。你们不赞成我搞，我也是要搞的，我不一定要人家同意的。我就是这么搞。有人借着反斯大林的‘个人崇拜’要在中国反对毛主席的‘个人崇拜’，完全是错误的，是一种破坏活动，是反对无产阶级的破坏活动。党要有领袖，领袖要有威信。恩格斯说：‘革命无疑是天下最有权威的东西’而反对权威的，要么是散布糊涂观念，要么是背叛无产阶级事业。”
“要在六亿五千万人口的大国建立威信，被六亿五千万人口所承认，这是很不容易的的一件事情，这是经过几十年斗争考验才建立起来的。一个有威信的党，这个党又是由多少个固定的、被称为领袖集团的、最有威信的、最有经验、最有影响的那样的集团来主持，这几十年形成起来才可能把六亿五千人民团结起来，团结在党的周围，才能战胜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而后战胜资产阶级，动员几亿人口来搞大跃进，搞人民公社，搞高速度发展社会主义。没有这种威信，特别是没多少的人的个人威信，革命和建设胜利是不可能的。破坏这种威信，就等于破坏革命和建设，为反动派效劳。”
……
“揭穿底，我看是这样的：彭德怀同志也不完全反对‘个人崇拜’。对毛泽东同志的‘个人崇拜’他要反对；对彭德怀同志的‘个人崇拜’他是不是反对呢？那就很难说。实际上他是高兴那个东西。这几天揭露的也是这个事实。与其你搞‘个人崇拜’，就不如毛泽东同志以及其他同志搞‘个人崇拜’好。彭德怀同志说我篡党，我也这样讲：与其你篡党，我看就不如我‘篡党’好。老实说，你篡党我不赞成，如果你要篡我一定‘篡’。你不篡，那好，我也可以不篡党。”
（辛子陵著《毛泽东全传》第四卷，第287－290页）
(四)
在党内搞“个人崇拜”的始作俑者就是刘少奇。林彪是个后生，只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在1963年下半年开始的四清中，刘少奇确实“左”一些，对干部的打击面大，新划的地主富农也很多。而且在他主持制定的后《十条》中，首次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
现在从中央到地方，从学者到百姓都错误地认为“以阶级斗争为纲”是毛泽东首先提出的。其实“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原文是1963年9月，刘少奇主持制定的后《十条》第一条里提出的。在这以前毛泽东提的是“阶级斗争，一抓就灵”，还没有“纲”出现，直到1965年1月，制定《二十三条》时，毛泽东才说“抓住阶级斗争这个纲”。1975年批判邓小平的《三项指示为纲》时，毛泽东说：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
关于刘少奇在四清运动中“左”的表现是极其严重的，当时在一些地方划的地主、富农、国民党、反革命、和平演变分子有百分之十几到二十。很多干部都靠边站。因此，在决定由刘少奇主持对后十条进行修改时，毛泽东说：不要搞大兵团作战（一个县有上万人的工作组成员）；不要划那样多地主；不要使干部都靠边站。
但刘少奇在修改时未采纳毛泽东的意见。
关于刘少奇在四清运动中的“左”的表现，请详看博一波著《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第1110至1136页。
再从文化大革命来看，文化大革命刘少奇他们是同意的，贯彻是积极的。不同的是各人要搞的对象不同。毛泽东要整走资派，这在《5．16通知》里说得很清楚。刘少奇是要整群众，这是在文革初期大家都能感受到的。
六月十三日，刘少奇在“批转中南局‘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情况和意见的报告”和“批转西北局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意见和部署”中，主张“对大学生中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一定要把他们揪出来。高中应届毕业生反党的，经过市委批准，可以批判和斗争，也可以戴帽。”批示说：“当牛鬼蛇神纷纷出笼开始攻击我们的时候，不要急于反击。要告诉左派,要硬着头皮顶住，领导上要善于掌握火候。等到牛鬼蛇神大部分暴露了，就要及时组织反击。”六月二十日，刘少奇对师大附中的工作组指示：“反对工作组的学生是一批打着红旗反红旗的右派，对他们不能心慈手软。你们要采取引蛇出洞的策略，把他们的后台挖出来。”
六月二十一日，王光美以工作组的名义到清华大学，亲自发动反对蒯大富的斗争，把近八百多学生和教师打成“右派”和“反革命”。
六月二十四日，刘少奇再次指示师大附中的工作组：“你们要敢于碰硬，要追查反工作组的后台，对那些反动言论你们要驳，他们到底对不对，什么人在指挥他们？他们不听党的话，听谁的话？”
从七月八日到七月十二日，刘少奇几次到清华大学看大字报，听取汇报，他反复强调：“对一切极右派，只有和他们进行坚决的斗争，我们才有出路。不管他是学生还是教师，只要反党就要给他们以专政，这是毫无疑义的。”（见师东兵著《秦城冷月》第423至424页）
如果文化大革命按刘少奇这种搞法，更不得了。因此王山说：“最痛恨‘文革’的其实不是一般民众，也不是知识分子，而是高干阶层及其子弟。”（《解释中国》第301页）
我之所以说刘少奇不宜当第一把手，不是因为叛徒的原因，也不是毛泽东说他是走资派（刘死在毛泽东之前，在毛泽东死以前我是看不出有走资派的，走资派是在毛泽东死了以后才看得出谁是走资派），而是因为他“左”得可爱（前面说了）；右得出奇，“剥削有功”，“剥削越多越好”。
如果王光美和刘源说的：从解放后就有一条“刘邓路线”与毛泽东对着干的话，那毛泽东打倒刘少奇也就是天经地义了。
打油诗．刘少奇
四二整风地位升，个人崇拜带头人。妻说反毛建国始，刘邓路线果然真。
?(五)
在党内搞“个人崇拜”的始作俑者就是刘少奇。林彪是个后生，只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在1963年下半年开始的四清中，刘少奇确实“左”一些，对干部的打击面大，新划的地主富农也很多。而且在他主持制定的后《十条》中，首次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
现在从中央到地方，从学者到百姓都错误地认为“以阶级斗争为纲”是毛泽东首先提出的。其实“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原文是1963年9月，刘少奇主持制定的后《十条》第一条里提出的。在这以前毛泽东提的是“阶级斗争，一抓就灵”，还没有“纲”出现，直到1965年1月，制定《二十三条》时，毛泽东才说“抓住阶级斗争这个纲”。1975年批判邓小平的《三项指示为纲》时，毛泽东说：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
关于刘少奇在四清运动中“左”的表现是极其严重的，当时在一些地方划的地主、富农、国民党、反革命、和平演变分子有百分之十几到二十。很多干部都靠边站。因此，在决定由刘少奇主持对后十条进行修改时，毛泽东说：不要搞大兵团作战（一个县有上万人的工作组成员）；不要划那样多地主；不要使干部都靠边站。
但刘少奇在修改时未采纳毛泽东的意见。
关于刘少奇在四清运动中的“左”的表现，请详看博一波著《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第1110至1136页。
再从文化大革命来看，文化大革命刘少奇他们是同意的，贯彻是积极的。不同的是各人要搞的对象不同。毛泽东要整走资派，这在《5．16通知》里说得很清楚。刘少奇是要整群众，这是在文革初期大家都能感受到的。
六月十三日，刘少奇在“批转中南局‘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情况和意见的报告”和“批转西北局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意见和部署”中，主张“对大学生中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一定要把他们揪出来。高中应届毕业生反党的，经过市委批准，可以批判和斗争，也可以戴帽。”批示说：“当牛鬼蛇神纷纷出笼开始攻击我们的时候，不要急于反击。要告诉左派,要硬着头皮顶住，领导上要善于掌握火候。等到牛鬼蛇神大部分暴露了，就要及时组织反击。”六月二十日，刘少奇对师大附中的工作组指示：“反对工作组的学生是一批打着红旗反红旗的右派，对他们不能心慈手软。你们要采取引蛇出洞的策略，把他们的后台挖出来。”
六月二十一日，王光美以工作组的名义到清华大学，亲自发动反对蒯大富的斗争，把近八百多学生和教师打成“右派”和“反革命”。
六月二十四日，刘少奇再次指示师大附中的工作组：“你们要敢于碰硬，要追查反工作组的后台，对那些反动言论你们要驳，他们到底对不对，什么人在指挥他们？他们不听党的话，听谁的话？”
从七月八日到七月十二日，刘少奇几次到清华大学看大字报，听取汇报，他反复强调：“对一切极右派，只有和他们进行坚决的斗争，我们才有出路。不管他是学生还是教师，只要反党就要给他们以专政，这是毫无疑义的。”（见师东兵著《秦城冷月》第423至424页）
如果文化大革命按刘少奇这种搞法，更不得了。因此王山说：“最痛恨‘文革’的其实不是一般民众，也不是知识分子，而是高干阶层及其子弟。”（《解释中国》第301页）
我之所以说刘少奇不宜当第一把手，不是因为叛徒的原因，也不是毛泽东说他是走资派（刘死在毛泽东之前，在毛泽东死以前我是看不出有走资派的，走资派是在毛泽东死了以后才看得出谁是走资派），而是因为他“左”得可爱（前面说了）；右得出奇，“剥削有功”，“剥削越多越好”。
如果王光美和刘源说的：从解放后就有一条“刘邓路线”与毛泽东对着干的话，那毛泽东打倒刘少奇也就是天经地义了。
打油诗．刘少奇
四二整风地位升，个人崇拜带头人。妻说反毛建国始，刘邓路线果然真。
(五)
第二， 林彪
对待历史人物，不能用“胜者为王，败者为寇”来评价。因为那样，不仅不能实事
求是地评价一个人，而且还会歪曲历史，无助于总结经验教训。林彪可分为四个时期：
一是建功立业时期。时间是1959年庐山会议以前。这个时期，他的功劳是主要的。他参加“八一”南昌起义，当时是排长。后随朱德上井冈山与毛泽东会师，在井冈山他由连长升成团长、军团长。“长征”时他是红一军团的军团长。抗日战争时期，他是八路军三个师中，最大一个师115师的师长，与刘伯承、贺龙平起平坐。从解放战争来看，他从东北打到海南岛（包括辽渖战役、平津战役和逐鹿中南），而且是带病坚持指挥，直到完全胜利。因此，在评定军衔时，他排在朱德、彭德怀之后，名列第三位元帅。这个时期林彪是有很大功劳的。
人们说他在这个时期，有三大错误：一是在井冈山时期，林彪散发一封对红军前途究竟应该如何估计的征求意见的信；二是在长征路上，写信给中央，要求毛泽东不指挥军队，改由彭德怀指挥；三是辽渖战役时，打锦州犹豫，背着政委罗荣桓电告中央，不打锦州。
我认为这些都不是大错误，因为：所谓第一大错误是林彪在井冈山写的一封信，暴露自己的思想。在那种困难条件下，有那种想法的不只他一人，他能作为一个问题提出来，让领导和群众考虑，是正常现象。毛泽东为了解决这种思想问题，写出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基本上解决了人们的思想问题，提高了认识，统一了思想。这不算过错，在某种意义上说应当算功劳。如果没有林彪那封信，就没有毛泽东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人们的思想问题还不能及时得到解决；所谓第二大错误是林彪在长征路上（会里）写信给中央，要求彭德怀出来代替毛泽东指挥作战。这也不算大问题。一个共产党员，甚至一个战士，有权向中央提出意见。中央认为提得对就采纳，提得不对给予说明，不采纳就行了，不必大惊小怪，更不应抓住不放，算历史旧账。这里还值得一提的是，当时毛泽东认为，林彪还是一个娃娃，怀疑是彭德怀授意林彪写的。因此，毛泽东对这件事，一直对彭德怀耿耿于怀。1959年在庐山会议上，毛泽东算彭德怀的旧账时，提起这件事。林彪马上申明说：那次写信完全由自己负责，与彭德怀没有关系。如果当时林彪稳起不开腔，甚至反咬彭德怀一口，那彭德怀跳下黄河也洗不清了。所谓第三大错误是背着罗荣桓给中写信，要求不打锦州。背着罗荣桓改变中央部署和集体决定是不对的。但他是向中央反映，当罗向他提出建议，他又接受了罗的意见，改正自己的错误。一个人做错了事，别人一提出就马上改正，这就难能可贵了。我们不能要求一个人时时事事都正确，没有一点错误。如果那样要求，那就是形而上学了。
以上三件事，不能说是大错误。
二是搞个人迷信时期。这个时期是从1959年庐山会议到1966年8月。这个时期他主要是搞个人迷信，把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提高到不适当的地位和绝对化。如说“毛泽东思想在任何工作中，永远是第一位的，是起决定性作用的，是灵魂，是命根子。有了它就能一通百通，旗子鲜明，方向正确”。即使毛泽东思想全部都是真理，它也是相对的，它要受到时间和空间的限制，绝不会无条件的在任何时候、任何地点对任何事物都起决定性作用。毛泽东自己就说：现在世界发展很快，再过一千年， 我们这些人，包括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都觉得可笑。这就是说，毛泽东自己就不相信他的思想会永远起作用。1963年5月毛泽东在《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中说：“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这就是说，社会实践是认识真理的唯一途径。1963年11月18日，他在修改《五评苏共中央公开信》中，倒数第二段明确无误地写上“社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在这个时期里，现在还没有发现他有其它大的问题。
三是整人时期。时间是从1966年5月到1970年8月。这个时期 ，他被定为毛泽东的接班人，一方面继续搞个人迷信，如“顶峰”、“一句顶一万句”、“天才”等。另一方面，他开始整人了。第一步是打倒罗瑞卿。罗原是公安部长，林彪当国防部长后，是林建议罗当总参谋长的。罗瑞卿当总参谋长时，叶群几次伸手要级别、要军衔，都被罗瑞卿拒绝了。评军衔时，叶群提出自己要当大校，结果只给她定了个上校。林彪讲“突出政治”的五项原则中，几次提到叶群的名字。这个讲话往下发时，罗瑞卿把叶群的名字去掉了。加之叶群以林办主任的身份，飞扬跋扈，什么事都想插手，遭到罗瑞卿的拒绝。于是叶群就怀恨在心，他们就乘文革来临之机，诬陷罗瑞卿要夺林彪的军权，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把罗瑞卿打倒；
第二步是打倒陆定一。陆是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宣传部部长。提前把陆定一打倒的主要罪名，是用匿名信“攻击和辱骂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林彪和他的一家”。写匿名信的并不是陆定一，而是陆的妻子严慰冰。信的内容一是说叶群青年时期的糜烂生活，二是说林豆豆不是林彪的亲生女。
?(六)
写匿名信是不对的。但写信人是严慰冰，不是陆定一，即使属反革命性质，那反革命分子也只是严慰冰，严已作为“现行反革命”抓起来了，这件事就应了结了。没有任何材料证明陆定一与匿名信有关，就没有任何理由把陆定一抓起来。可是林彪在1966年5月18日的讲话中说：“有一批王八蛋，他们要冒险，他们待机而动。他们想杀我们，我们就要镇压他们！……他们现在就想杀人，用种种手段杀人。陆定一就是一个，陆定一的老婆就是一个。他说他不知道他老婆的事！怎么不知道呢？”“他们想杀我们的脑袋，靠不住。假使他们要动手，搞反革命政变，我们就杀他们的脑袋。”陆定一就这样被送进监狱；
第三步是打倒贺龙。贺龙是军委第二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国家体委主任。当时由于林彪身体不好，军队工作主要是贺龙在管，加之贺龙也不拍林彪的马屁，林彪就认为贺龙是他独掌军权的最大障碍，必须把贺龙这块绊脚石搬掉。因此，林彪又乘文革之机，诬蔑贺龙搞“二月兵变”，煽动一些不明真相的、盲目的、天真的、愚蠢的人揪斗贺龙，贺龙藏在哪里他们就揪到哪里。1967年夏天，贺龙住处被林彪所控制，残酷迫害贺龙，1969年6月9日，贺龙含冤离开人世；
第四步是打倒代总参谋长杨成武，空军副政委余立金，北京卫戍区司令员付崇碧。由于杨余付三人不完全听林彪、叶群、江青的话，林彪就伙同江青诬蔑杨余付三人反对中央文革，迫害江青等罪名，把杨余付打倒。然后就把林彪的心腹黄永胜推荐为正式总参谋长。空军的障碍也扫除了。这时林彪就自认为基本上控制住了军权；在这段时间里，他还经常诬蔑攻击朱德等一批老同志。他在这段时间里犯下了滔天罪行。
四是自取灭亡时期。这个时期是1970年8月23日到1971年9月13日。1969年“九大”后，林彪正式作为接班人载入党章，他的干将们都进入政治局，又收买了陈伯达，加之当时的舆论宣传，他的影响力也就很大了。在这时，党内外除了毛泽东，可能没有人能与他抗衡了。而这时林彪也利令智昏到登峰造极的地步，连毛泽东他也没有放在眼里了。毛泽东多次讲不设国家主席和不讲天才。而林彪就坚持要设国家主席，就是要坚持讲天才 。
我认为坚持称天才本身并不是大问题，只是认识问题和世界观问题；坚持设国家主席，甚至想当国家主席也不是大问题，只要不是搞阴谋诡计，应当提倡鼓励人们有这种雄心壮志。而林彪是搞阴谋诡计诬蔑陷害人。不设国家主席是毛泽东多次说不设国家主席，坚决不当国家主席；不称天才也是毛泽东多次说不要称天才。这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林彪是非常清楚的。可林彪一伙在九届二中全会上，却说张春桥反对毛泽东当国家主席，反对称毛泽东是天才，干扰会议三项议程（修改宪法问题；国民经济计划问题；战备问题）。这三项议程是中央政治局常委讨论通过的，林彪也同意的。可是，在开幕会上，林彪突然要求先讲话，并大讲特讲天才问题。会后，林彪的干将吴法宪要求重放林彪讲话录音，并组织讨论。讨论时，陈伯达抛出马恩列称天才的语录，林彪的干将们倾巢出动，大吹大雷林彪的讲话，叶群说“设国家主席还要坚持”，把会议搞得乌烟瘴气，天翻地覆。
毛泽东很快识破他们的阴谋诡计。8月25日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决定停止讨论林彪的讲话，并责令陈伯达检讨，还批评了林彪的干将们。这就宣告了林彪抢班夺权的阴谋破产了。
(七)
他们还不甘心失败，还要顽抗到底，自取灭亡，变成彻头彻尾的反革命分子。林彪、叶群经过长期策划后，林彪认为，只要毛泽东健在，无论威望还是文的、武的，自己都不是毛泽东的对手，因此他们想出了三个计策：即上策是暗杀毛泽东，夺取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中策是南逃广州，另立中央政府；下策是逃往国外。先是实施他们的上策，乘毛泽东南巡之机，在上海暗杀毛泽东，与此同时，在北京由王飞等人在中南海把以周恩来为首的一批老同志也全部杀掉。然后建立林家王朝。
毛泽东真不愧为伟大的谋略家，他在杭州发现一些可疑现象，就感觉到林彪可能要搞政变。9月8日林彪下达行动命令后，毛泽东就命令他的专列不停地转移（当时毛泽东并不知道林彪下达了命令），9月9日凌晨，他的专列就转到绍兴的一条专线上。9月10日14点50分又回到杭州。9月10日18点10分就到达上海。在上海他又虚晃一枪，他把许世友从南京叫到上海来（8月31日—9月2日他在南昌已经对许进行了长谈），造成一种假象，他在上海至少要住几天。许世友9月11日上午来到上海，毛泽东马上与王洪文、许世友进行谈话，当要吃午饭时，毛泽东说：“吃中饭啦！今天，我就不请你们在车上吃饭了。王洪文，你请许世友到锦江饭店去吃饭，喝几杯洒。”王共文和许世友走后，毛泽东马上说：“我们走。”“谁都不通知。”9月11日13点12分，离开上海，18点35分到达南京站。许世友坐飞机赶到南京车站迎接，毛泽东说：“不见，什么人都不见了，我要休息。”停车15分钟就离开南京。这时毛泽东已脱离了危险区，原来林彪一伙准备在上海下手，上海不行，就在苏州到无锡的硕放桥炸火车，万一不行，就用火焰喷射器打火车。由于毛泽东的行动迅速，使他们措手不及，阴谋诡计落空。毛泽东的专列从南京开出后，到蚌埠车站21点45分，停车5分钟。12日零点到徐州，停车10分钟。到济南是12日5点，停车50分钟，并打电话叫纪登奎、李德生、吴德、吴忠到丰台车站。12日13点10分，专列到达丰台站。毛泽东与李德生、纪登奎、吴德、吴忠谈话，一直谈到15点过才结束。并私下叫李德生调一个师到南口机场。15点6分，专列由丰台站出发，16点5分到北京站，乘汽车回到中南海。他们暗杀毛泽东的计划彻底破产了。
第一方案失败了，他们又开始实施第二套方案，南逃广州，另立中央。他们的如意算盘是：林彪9月13日8点钟，由山海关机场直飞广州；13日7点钟，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由北京西郊机场直飞广州。他们原先想到广州后，先提出条件同中央谈判。但他们估计谈判成功的可能性很小。因此，他们计划到广州就立即召开师以上干部会议，进行动员，宣布成立中央政府。要动武，就联合苏联，南北夹击。林立果要求通知广州部队空军参谋长顾同舟，要他安排好车辆和房子。他们自以为万事俱备，只待明天。
由于他们分裂党，分裂国家不得人心，连林彪、叶群的亲生女，林立衡在关键时刻也“起义”背叛了他们。林立衡9月12日晚，向8341部队的副团长张宏和二大队的队长姜作寿报告，说她家中有异常情况，后又说林立果是乘专机从北京飞来的，这架飞机现在还停在山海关机场。当周总理了解这些情况后，就打电话问叶群有关飞机的事。他们做贼心虚，慌了手脚，认为第二套方案又被中央知道了，马上就要大祸临头，广州再也不能去了。
最后，实施第三方案，逃往苏联去。由于是怆惶出逃，飞机飞到蒙古人民共和国的温都尔汗，就掉下来了，自取灭亡。这才是收获最大最大，损失最小最小。“机关算尽太聪明，反算了卿卿性命”。
（飞机怎样掉下的，还是个迷，但肯定不是我们打下来的。林彪是自愿出逃，还是叶群林立果挟持出逃也还是个迷）
在粉碎林彪的过程中，林立衡“起义”是立了大功的，她虽是林彪、叶群的亲生女，但她在关键时刻已背叛了他们。如果不是她在9月12日晚向中央报告，林立果乘专机到北戴河，周总理就不会打电话给叶群寻问飞机的事，周总理不问飞机的事，13日他们就会顺利逃往广州另立中央（因为从现有的资料看，当时中央并没有掌握他们要搞政变的确凿材料，也不知道他们要到广州去另立中央，毛泽东也只是根据一些情况怀疑而已）。他们另立中央后，分裂党，分裂国家，虽然最终要失败，但对党、对国家、对人民的损失就太大了。因此，林立衡的功不可磨。
林彪自取灭亡后，林立衡由于反差太大，思想就起了很大的变化。她一直想为林彪翻案，常为林彪歌功颂德（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有时“歇斯底里”就不应该了。
(八)
粉碎林彪反革命集团，毛泽东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他不留情面，发现问题，一抓到底，使林彪集团丧魂落迫。但林彪集团的出现，毛泽东又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真是“成也肖河，败也肖河”。
林彪事件的出现，既有内因，也有外因。内因是林彪自身的野心，外因就是毛泽东误把他选为接班人和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两条，为林彪创造了实现野心的条件，使他的野心有实现的可能。有了这两条，再加上叶群和林立果的推波助澜，他才敢孤注一掷，穷凶极恶地去实现他的野心。
值得一提的是，毛泽东在选林彪为接班人时，还是有保留的。这从下面一段话可以看出，1966年6月10日（正是林彪5月18日讲话大吹毛泽东之后），毛泽东给胡志明谈话时说：不要看现在都是喊“万岁”的。他特别叮嘱胡志明说：我劝你，你们的人不是都忠诚于你的。忠诚的可能是大多数，但小部分可能只是口头上叫你“万岁”，他叫你“万岁”时，要注意，要分析。越是捧你的越靠不住。这是很自然的规律。一个党不分裂？没有那回事。一切事物都是一分为二。
如果我们把这段话与毛泽东7月8日，给江青的信结合起来看，就能看出他对林彪是有保留的1966年选择林彪当接班人就不恰当，当时他比周恩来的唯一优势就是小十岁，而他的精力、能力和品德都比周恩来差远了。
打油诗．林彪
有才有勇大将军，元帅十人第三名。无德酿成千古恨，神州大地无葬身。
第三， 王洪文
他的资历、能力、品德都不行，不能当党和国家的主要负责人。但毛泽东也没有把
实权交给他，他也没有干大的坏事。
第四， 邓小平
毛泽东没有明确说邓小平是接班人。但邓隔接班人只有一步之遥，他是最有希望顺
利接班的一个人。1964年，毛泽东已风烛残年，叫邓当党的副主席，主持党的日常工作；周恩来重病在身，毛泽东又让邓当第一副总理，主持国务院的工作；军委主席毛泽东和第一副主席周恩来都重病在身，毛泽东又叫邓当总参谋长，主持军委工作。这是刘少奇、林彪、王洪文甚至周恩来都没有掌过这样多、这样大的实权。
毛泽东之所以给邓小平这样大的权力，一是认为邓工作能力强，二是认为邓虽跟着刘少奇犯有走资派错误，但他写了检查，保证“永不翻案”。毛泽东认为要允许犯错误，允许改正错误，要团结与自己不同意见的人。
1975年下半年，毛泽东才觉得受骗上当，“永不翻案”靠不住，走资派还在走。再次撤消邓小平的党内外一切职务。
邓虽然重新工作只有两年左右的时间，但他在这两年里充分显示了他的行政才能。为他以后复出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我对邓小平的认识。1974年至1975年邓主持工作我非常高兴。1976年毛泽东第二次打倒邓我非常不满意。因此，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后，我就给华国锋写了一封信，信中先是对华国锋是英明领袖之类的颂扬之后，提了四条建议：“一是要给周恩来写上“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因为周恩来的悼词里没有；二是要立即恢复邓小平的工作，说个要不得的话，‘人们日夜都在想念邓小平’（为什么说这是要不得的话呢？因为当时说这话是有风险的）；三是要快点把国民经济搞上去，改善人民的生活；四是要很好贯彻按劳取酬，按劳取酬虽带有资产阶级法权，但在现阶段还不能不要。
?(九)
“如果今后你做到这四条，人们又要喊华主席万岁了！如果你做不到这几条，支持你的人也就不会太多了。”
这些话现在看来虽然很可笑。但可以看出一个问题：那时我是真心实意拥护邓小平的。
邓小平复出后，正确评价毛主席，说：毛主席的成绩是第一位的，缺点错误是第二位的，我们要永远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
邓小平这些做法使我非常钦佩，我认为邓小平不仅工作能力很强，而且人品也很高尚。毛泽东生前两次把他打倒，一次说他是党内第二号走资派，一次说他是走资派还在走。毛泽东死后，邓从新上台，没有报私仇，没有象赫鲁晓夫那样，把斯大林一棍子打死，而是实事求是的，一分为二的评价毛泽东。因此，邓小平在我心目中是一个非常伟大，非常高尚的人，我认为，四川出了这样一位伟大人物，是全川人民的骄傲和光荣。
但随着岁月的流逝，邓在我心目中的崇高威望又逐渐打折扣了。
第一次折扣是1989年5月，赵紫阳给苏联戈尔巴乔夫会谈时说：十三大专门通过了一个决议（广大党员不知道），即重大问题还是由邓小平拍板。后来在批赵紫阳时，还说赵紫阳把小平同志拱出来。
我听了这个话后，心里很不是滋味。我们这个党是怎么搞的吗，九大党章把接班人林彪写上，后来大家都认为是笑话，怎么现在又专门作出决定，要一个中央候补委员都不是的人来批准党的重大决策呢？更可笑的是，总书记要向非中央委员请示工作还很困难，还要通过关系才能把意见反映上去。这个笑话并不比九大的笑话逊色，林彪类似太子，邓小平就类似太上皇。
第二次折扣是89年6月16日，邓小平封了三个核心：第一个是毛泽东，第二个是邓小平自己，第三个是江泽民。在这以前，党内没有核心这个词。在文革前，提的是在党和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以毛泽东为首这个词都很少见。在文革中因有“刘邓司令部”这个词出现，才出现了“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这个词。
核心不是那个人封的，而是在实践中逐渐形成的，人们自己感受到的。当时以他自己为核心人们还没有感受到，以江泽民为核心人们更没有感受到，完全是人造核心。他这一讲，给后来的个人迷信开了绿灯，而且愈演愈烈，并不压于当年刘少奇和林彪对毛泽东的“个人迷信”。
个人迷信这个东西像嗅豆腐一样，说起来嗅，吃起来却香。
第三次折扣还是1989年。1988年6月，原由毛泽东提写的中央主办的《红旗》杂志停止不办，改为邓小平提写的《求是》杂志由中央党校办。但89年《求是》又由中央主办了。我认为这是邓小平耍的花样。他想把毛泽东留下的痕迹都摸掉，留下自己的痕迹。由于他使用韬光养晦的手法，又绕了一个大圈子，很多人都没有注意，但我看出来了，因此，我写了一首打油诗：
打油诗．读《求是》换下《红旗》有感
《红旗》砍了为何事？司马之心路人知。要同昆仑争上下，白天作梦一相思。
第四次折扣是1992年，邓小平的南巡讲话。这时他什么职务也没有了，照说就不该公开对党中央的工作发号司令了，但他依然到处发号司令，并把他的讲话到处散发。 这对全国干部群众振动都很大，人们普遍猜测，可能中央又出了大问题。这种行为是藐视中央，是把自己当成诸葛亮，把党中央当阿斗，是党纪所不容许的。既然要带头废除终身制，就不要犹抱琵琶半遮面，带个好的头，以免后人如法炮制。
他带头这样搞，把中国共产党和国家的行政体制搞得不伦不类。我们是党指挥枪，不是枪指挥党。我们的军队是人民的军队，是党的军队，不是哪个军阀的军队，为什么党的总书记和国家主席不能领导军队，而要一个连中央修补委员都不是的人来领导军队，党中央的总书记和国家主席由候补中央委员都不是的人提名才能在他手下当军委副主席。大家说，这成何体统。
邓小平为什么要来一个南巡讲话呢？原因有二：一是他讲江泽民是核心时说：过去是毛主席拍板，后来是我拍板，现在你江泽民还拍不了板。
(十)
当时人们的理解是：说江泽民现在还能拍板，是担醒江泽民要注意集体领导，不要个人说了算。实际上是人们理解错了，邓小平是提醒江泽民，现在你还不能拍板，最后拍板的还是我。由于理解错误，有好多重大问题可能中央的一些领导同志也就少找他拍板了。这样他就感觉有失落感了。这个问题是邓的南巡讲话后，人们才恍然大悟的。
促使邓南巡讲话的第二个原因是：由于“六．四”风波和苏联瓦解，人们更加怀念毛泽东了，社会上自发地出现声势浩大的毛泽东热。这使邓小平更加不安了，如果长此下去，就会把他抛到九霄云外了。因此，他必须想法扭转这种局面。
邓的南巡讲话的收获对他来说确实不小，南巡以前，人们做萝也没有想到有一个邓小平理论出现，南巡后，邓小平理论就堂而皇之的登上了我们党的指导思想的宝座。
但这次讲话的后果是，本来中央已经决定了今后国民经济发展每年稳步增长6％，到2000年就能实现国民生产总值实实在在翻两番。当时一些中央的领导还说，我国经济发展出问题不是出在慢上，而是出在快上。而邓小平南巡讲话却批评慢了，要快。结果使我国经济又出现过热，特别是房地产和开发区过热。这以后工人就开始下岗了，国有企业开始破产了，开始出卖国有企业了，资本家复活了，共产党员资本家也逐渐出现了。
社会上还流传一种说法，即高干子女说：邓伯伯南巡讲话是叫我们快点捞钱。因此，我又写了一首打油诗：
打油诗．学《南巡讲话》有感
那人讲话很不凡，振动神州上下官。布尔乔亚凉变暖，一无所有暖成寒。
（注：布尔乔亚指资产阶级）
第五次折扣是1994年5月，我学完《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的时候。书中第237页上说：“中国社会从一九五八年到一九七八年二十年时间，实际上处于停滞和排徊的状态，国家的经济和人民的生活没有得到多大的发展和提高。”
这话就说得太离谱了，太过分了，既违背了他一再强调的实事求是的原则，也违背了他领导制定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决议在《建国三十二年历史的基本估计》一节中说：……
“在工业建设中取得重大成就，逐步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一九八0年同完成经济恢复的一九五二年相比，全国工业固定资产按原价计算，增长二十六倍多，达到四千一百多亿元；棉纱产量增长三点五倍，达到二百九十三万吨；原煤产量增长八点四倍，达到六亿二千万吨；发电量增长四十倍，达到三千多亿度；原油产量达到一亿零五百多万吨；钢产量达到三千七百多万吨；机械工业产值增长五十三倍，达到一千二百七十多亿元。在辽阔的内地和少数民族地区，兴建了一批新的工业基地。国防工业从无到有地逐渐建设起来。资源勘探工作成绩很大。铁路、公路、水运、空运和邮电事业，都有很大的发展。
“农业生产条件发生显著改变，生产水平有了很大提高。全国灌溉面积已由一九五二年的三亿亩扩大到现在的六亿七千多万亩，长江、黄河、淮河、海河、珠江、辽河、松花江等大江河的一般洪水灾害得到初步控制。解放前我国农村几乎没有农业机械、化肥和电力，现在农用拖拉机、排灌机械和化肥都大大增加，用电量等于解放初全国发电量的七倍。一九八0年同一九五二年相比，全国粮食增长近一,倍，棉花增长一倍多。尽管人口增长过快，现在已近十亿，我们仍然依靠自己的力量基本上保证了人民吃饭穿衣的需要。
“城乡商业和对外贸易都有很大增长。一九八0年与一九五二年相比，全民所制商业收购商品总额由一百七十五亿元增加到二千二百六十三亿元，增长十一点九倍；社会商品零售总额由二百七十七亿元增加到二千一百四十亿元，增长六点七倍。国家进出口贸易的总额，一九八0年比一九五二年增长七点七倍。随着工业、农业和商业的发展，人民生活比解放前有了很大改善。一九八0年，全国城乡平均每人的消费水平，扣除物价因素，比一九五二年提高近一倍。
?(十一)
“教育、科学、文化、卫生、体育事业有很大发展。一九八0年，全国各类全日制学校在校学生二亿零四百万人，比一九五二年增长二点七倍。三十二年来，高等学校和中等专业学校培养出近九百万专门人才。核技术、人造卫星和运载火箭等方面的成就，表现出我国的科学技术有很大提高。文艺方面创作了一大批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优秀作品。群众性体育事业蓬勃发展，不少运动项目取得出色的成绩。烈性传染病被消灭或基本消灭，城乡人民的健康水平大大提高，平均寿命大大延长。”
这里说的是三十二年的成就。如果扣除二十年的“停滞”期就只有十二年的时间了。难道十二年能取得这样大的成就吗？怎么能说二十年处于停滞呢？正确的说法应该是以上成就主要是二十年打下的基础。我国人民的吃饭问题得到解决也是那二十年打下的基础，水稻优良品种76年才开始推广，80年代全面推广。十三个大化肥厂，八零年才全部建成。水利建设大多数也是那时建成的。没有这三大成绩就不能解决我国十亿人民的吃饭问题。
我看他有把一切功劳归自己，把一切过错误归于别人，有摘桃子之嫌，有赫鲁晓夫之嫌了。
第六次折扣是2003年5月，我看了师东兵著的《秦城冷月》和《短暂的春秋》之后。《秦城冷月》中第709至710页上说：邓小平当天就到医院，把这篇文章给周恩来看，说：我们这些人的水平是越来越低，到头来还要三滴水来教我们如何革命。什么宋江，什么晁盖，完全是影射你，他们把你当着宋江啊。晁盖就是指毛主席。他们也看到毛主席的时间不会很长了，所以要造这个舆论，一旦毛主席有个三长两短，他们就要指控你是宋江，然后把你打倒，我看这就是他们的阴谋。”
周恩来摇摇头说：“我们没证据嘛。文化大革命以来，有些人就是利用这些含沙射影的东西来反对我们，不是都没有得逞嘛。现在我看你还是好好地抓工作，让毛主席看到你是勤勤恳恳地工作着，这就好说话了。他们的问题，让毛主席去处理吧。”
邓说：“毛主席哪里能处理得了他们的问题，他老人家现在是泥菩萨过河，顾不了自己了。他的眼睛自从动了手术后，稍微好了一,些，但是他的病已经毫无希望了，叶剑英同志早就让我们乘主席委托我做工作的时候，给她一个突然袭击。”
周恩来的脸色一下子变了：“千万不可乱来，这可是不得了的事情。我们就再受点委曲，也不能走那一条路。只要毛主席健在，这条路是万万行不通的，……”
邓小平说：“……据我所了解，中央绝大多数的同志都把江青这个人恨透了，她在中国基本上没干一件好事情。”
周恩来说：“你的心情我可以理解，毛主席也能够理解，但是你不能用自己想象来代替现实。毛主席的身体究竟怎样？你、我都是看到表面现象，毛主席如果从政治上考虑，是用一种检验政治局同志的一种方式呢？那你就惨了，小平同志，在中国可以无愧的说，毛主席是最伟大的政治家，别说你和我，就是今后的几年、十几年里，都不一定会有这样聪明和伟大的领袖出现。你说的这些话在我这里不会有什么，到别的地方是无论如何不能再讲了。”
怎么突然袭击呢？没有明说。但从周恩来脸色一下子变了，并说“千万不可乱来，这可是不得了的事情”，“不能走那一条路”可以看出，肯定是不正当的行为，不光明磊落的路。
?(十二)
在《短暂的春秋》第526页上说：“胡耀邦想了想，也点点头说：‘对了，不能再说了。我这个人，有时说话随便，往往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这个毛病，希望你们都帮助我克服。’
“这是这位总书记发自内心的话。
“他又想起了一件事，那是一九七六年四月二、三日左右，即天安门事件爆发前夕，邓小平已经靠边站了，但还没有被撤职。那天晚上，胡耀邦被人陪着从北京饭店到邓小平的客厅。这位领导人正在那里等他。胡耀邦将几分文件和材料递到老头子的面前。
“他看了一遍，把材料放下，‘参加者并不多。’他说。
“是的，但广大群众肯定会卷进来的。第一，总理在人民群众中有崇高的威望，群众都知道那几个是反总理的，而你正是总理最信任的。第二，发起悼念总理的计划极其保密。连我的悼诗也是孩子们送去的。我认为明智的办法是把参与者压缩到最小数目。在需要了解的情况下，也不会有人知道真正的目的。第三，反过来，由于时间特别紧迫，现在必须尽量少兜圈子。过去采取重大措施时总是习惯于几个月，现在必须缩短到几天，几小时之内。
“邓小平慢慢点着头：‘那么，你认这样做能起什么效果吧？’
整个行动的关键，是向中央显示一下人民的力量。让毛主席知道，人民并不是赞成他的这一套计划的。他老了，糊涂了，以为他的任何决定人民都会俯首贴耳地喊拥护。不见得！总理一死问题全暴露了。
“邓小平笑笑：‘他说翻案不得人心。’
“你看，正是人心所向。
“‘你说话要注意呢。’邓小平说：‘你的缺点就是说话总让人抓住把柄，搞得太过火不行。就来我这里也要注意。最后一点，我不想让任何人以任何方式使人看见我和天安门广场的事件有关系。我已嘱我的孩子谁都不能到广场去。因为，谁也不知道谁会被人监视。或者……’他并有说出来的另一种担心。‘就这些。’说完，他把面前那几份文件和材料拿在手里，划着一根火柴。把它们点燃了。火苗子呼呼地在他脸前往上窜，把他的面孔映得通红，就像刚出炉的铁人。最后，他抬起头来：‘说话一定要注意，不能像维吾尔族姑娘似的，满头小辫子最多的一个人。’”
从这些对话来看，1976年清明节悼念总理不是群众自发搞的，而是邓小平和胡耀邦在幕后策划的。当时看来把他作为黑后台，第二次把他打倒，有些冤枉。现在看来没有冤枉他，是应该的。
通过这几次折扣，他老人家在我心中的光辉形象就逐渐退色了。
我认为他最大的问题是把共产党的作风搞坏了，共产党的干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人逐渐少了，共产党的干部中贪污分子多了，共产党员变成公开的资产阶级和隐形的资产阶级的人数也在逐渐增长。因此，不少人骂共产党比国民党还坏，就连一些共产党员也在骂共产党。在人们心目中，光荣、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只是过去，现在就不怎么光荣、伟大了。
他在群众中的形象也不太好了，特别是在下岗工人中的口碑最差，有的工人说：邓小平是在搞阶级报服，在文化大革命中，工人批走资派批了他，他上台就专门整工人。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是发展了、前进了，人民的生活有所提高，少部分人已过上天堂生活了。但国有资产大量流失了，失业、下岗的人数却惊人。有人说：大量失业是改革必须付出的成本。那么，为什么成本全由工人阶级支付，而利润全由那些一点成本都不付的人拿走呢？这是什么经济学的原理呢？这是什么逻辑呢？这又是什么社会制度的必然结果呢？
除了国有资产大量流失和失业人数增多而外，还有许多社会问题，如贪污受贿问题、偷盗抢劫问题、赌博问题、社会治安问题、卖淫嫖娼问题愈来愈严重，特别是今年九月十八日，日本几百人来中国集体嫖娼，而中国就有人组织五百多妇女去集体卖淫，这真是天下奇闻，解放前都没有过这样的奇闻。这些丑恶现象的大量出现标致着社会不但没有前进反而倒退了，倒退了几十年，而且比几十年前还要丑恶。
看来，把邓小平理论作为指导思想应当商榷和反思了。
?(十三)
第五， 华国锋
在2003年5月10日前，我对华国锋的印象非常好。他被人赶下台，我也非常同情他。认为对他太不公道了，因为要赶他下台的理由都是吹毛求疵，没有一条理由能站注脚。就拿他的“最大恶极”“两个凡是”来看，一来他没有完全按两个凡是办，如果他真要按两个凡是办，邓小平就出不来，至少不会那样早就出来。二来他明确表示今后不再提了两个凡是了，你说这算什么错误呢。再拿他十一大不否定文革来看，十一大是在1977年召开的，那时要否定文革的人也不敢公开否定文革，如果那时有人敢公开提出否定文革，可能当时就要被打倒。既然自己都不敢做的事，硬要说是别人的错误，这公平吗？后来文革之所以能顺利否定，那是因为逐渐把文革时期的老中青干部一网打尽，铲草除根之后才实现的。
但在2003年5月10日，我读完师东兵著的《短暂的春秋》和《秦城冷月》之后，我思想来了一个180度大转弯。我对华国锋的印象不好了，因为他逮捕江青的罪状不成立了，因为逮捕时说的叛徒和篡改毛主席的指示《起诉书》上没有了，关于派王洪文到长沙毛主席那里去告状的问题，法庭第一天调查就引起国内外舆论哗然，认为四个政治局委员其中两个还是常委，派人去向党中央主席反映情况何罪之有呢？这是哪家的法律呢？搞得法庭几乎下不了台。至于上海准备武装暴乱问题，那是四人邦被逮捕以后，没有证据表明是四人帮要搞暴乱。
就从吴德说的逮捕江青的经过来看，实际上是华国锋怕开中央全会补选党中央主席时，自己选不上所采取的暴力手段，把对手搞掉的一种阴谋手段。这是建党以来党内斗争最为恶劣的行为。他和林彪搞武装政变没有区别，不同的是，林彪没有搞成功，他搞成功了。
从陈永贵和华国锋的对话来看，也证明“四人帮”没有搞阴谋。
华说：“我们这些人就不是搞政治的料，抓些具体工作还可以，搞阴谋鬼计不行。”陈说：“那还不是你把江青他们搞掉的嘛。”
华说：“因为他们（指“四人帮”）也不是搞阴谋的，如果他们要真搞阴谋，我们也
搞不过人家。”
这是华国锋的自白，他一语道破了天机。“四人帮”不是搞阴谋的人。真正搞阴谋的
人是叶剑英和华国锋等人。是他们用阴谋手段粉碎了所谓的“四人帮”。
毛泽东错用华国锋是他一生中最大的错误，是一失足成千古恨的错误。
因此，我写了两首打诗。
打油诗．华国锋
（一）
争权夺利搞阴谋，逮捕江青不算功。自认江山从此稳，螳螂捕蝉一场空。
（二）
风风雨雨接过班，如履薄冰仅两年。作嫁衣裳不尝脸，乌纱摘掉让归田。
第六， 江青
2003年5月10日前，我认为江青很坏。1977年春节我回到农村，当时一些农民同
情江青，他们说：不管怎么说，江青总是毛主席的婆娘吗，就凭这一点，就不该把江青抓起来。我说：江青不是毛主席的好婆娘。我当时说了江青很多坏话。1991年，我读了朱仲丽写的《女皇梦》之后，我还写了两首打油诗：
打油诗．读《女皇梦》
（一）
想到重霄不顾身，抱着大树上青云。再攀顶点突落地，犹是行尸走肉人。
（二）
这个女人不似人，为非作歹似妖精。朝思暮想当武后，撒向神州不是情。
2003年5月10日，我看完《秦城冷月》后，思想上又来了个180度大转弯，认为江青不是妖精，而是真正的誓死捍卫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革命路线的人，她宁死不曲，宁愿丢脑袋，也不愿丢掉自己的信仰，也不作假检查自欺欺人。这才真正值得可钦可敬。因此，我又写了一首打油诗。
打油诗．读《秦城冷月》
铁窗岁月仍坚贞，怒发冲冠骂不平。本是中央集体定，为何要整我江青。
理直气壮批修正，斗志昂扬上法庭。怒斥当局革假命，润之刚死现原形。
(十四)
我之所以对江青的认识有这样大的变化，是因为华国锋抓江青的理由不成立了。法庭给江青定的罪是：组织、领导反革命集团罪，阴谋颠覆政府罪，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诬告陷害罪。这些罪并不完全是由特别法庭定的，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如江青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是由邓小平定的。王洪文判处无期徒刑，就是赵子阳说：王洪文还很年青，判轻了不行。
反革命的标准是什么？邓小平说江青犯有反革命罪，江青说邓小平犯有反革命罪。到底谁说了算呢？能不能用胜者为王，败者为寇来判断呢？恐怕不能，要由历史来说了算。看来历史学家们又有事可做了。
如果江青的反革命罪成立，那“反革命集团”的头子就不是江青，而是毛泽东和周恩来。因为给江青定罪的主要根据是迫害刘少奇。但打倒刘少奇是毛泽东1965年1月的考虑，66年2月下的决心。关于审查刘少奇的历史和叛徒问题是周恩来先提出的。江青只是具体执行。至于在执行过程中死了一些人，那又是下面具体执行人的错误，那时江青还没有那个精力和时间去一个一个审问证人。
如果因江清主持这项工作，死的人都应由江青负责，就是江青犯罪，就该判处死刑，那么，刘少奇主持四清工作时，死的人还更多，是不是也是犯罪，也应该判死刑呢？
给江青定罪的第二个根据，是说她为了掩盖他三十年代在上海的丑史，迫害郑君礼等人。这个根据也值得怀疑。第一，这是叶群派吴无宪去办的。江青说他不知道，是叶群整她的黑材料。这件事还真伪难辨。第二，从书中看出，江青三十年代在上海的历史并不丑，不但不丑，而且还是光荣的。她在监狱里未暴露共产党员身份，不存在叛变问题，在文艺路线上她是站在鲁迅一边的，因而她在政治上是光荣的。在生活上并不是传说中那样的坏女人，而是正派的好女人，许多男人追她调戏她，她都顶住了。后来给唐纳正式结婚，因唐纳坚决要她当家庭妇女，她坚决不当家庭妇女，几个月后她就与唐纳分手了。这算不了丑史，因而她也就不需要把别人整死来掩盖了。
江青所谓的罪恶都是在文革时期犯的，文革是毛泽东发动的，中央正式文件同意通过的。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五．一六通知》是刘少奇主持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一致通过的，当时毛泽东在上海未参加会议，江青那时还没有资格在政治局的扩大会议上发号司令，即使参加了她也没发言权。《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是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的。怎么说参加文化大革命就是反革命呢？看来未来理论家和历史学家要做的事太多太多了。
但是，江青虽不是坏人，毛泽东把江青的地位提得那样高也是错误的。用人还是避一下亲为好，这是其一；其二是江青也不宜从政，她盛气凌人，老子天下第一，有勇无谋，自以为是，自不量力，不知天高地厚，得罪了许多不该得罪的人，有时确实有些使人讨厌。
第七，毛泽东对周恩来、陈云、陈毅、徐向前……重视不够。
有人说陈云也是走资派。我认为陈云不是走资派。他是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他的问题是认识问题，不是路线问题。他和毛泽东的分歧，有些问题陈云是正确的。
陈云最大的优点是：认为不正确的事就请假不干，不做假检讨，不阳奉阴违，他是说到做到的不唯书、不唯上的人。
第八，有的人确实整错了，如邓子恢、彭德怀、张闻天、黄克诚、贺龙、彭真……
第九，有的人整对了，有的人还整得不够，没有整彻底。周小舟和李锐是整对了的，这两个家伙该整，59庐山那场悲剧与他两的上窜下跳关系极大。
(十五)
第二节 用人失察的危害
1945年“七大”时，如果毛泽东不是把刘少奇选为第一助手（接班人），而是把周恩来选为第一助手，也就不会有“刘邓路线”与他相对抗了，因而也就不会有文化大革命了，毛泽东的错误可能会少一些，小一些。因为周恩来从资历、能力、威信、人品和办事稳妥、周到等各个方面都要比刘少奇强。周恩来也不是样样都照毛泽东说的办，但他有不同意见，不是自作主张，另搞一套，而是与毛泽东协商，取得毛泽东的同意后，改变毛泽东的意见，有些问题是周恩来最后拍的板，如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毛泽东只说了“以农业为基础”，周恩来看后改为“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又如在四清中，毛泽东说，要依靠90％的干部和群众。周恩来看后改为要依靠95％以上的干部和群众。四个现代化中的有一个现代化，毛泽东提的是“科学文化现代化”，周恩来改为“科学技术现代化”。在毛泽东的正确东西里很多都能看到周恩来的烙印，却很少看到刘少奇的烙印。相反，在毛泽东的错误里看到刘少奇的烙印却不胜枚举（前面已举）。
1966年，毛泽东认为刘少奇不能当接班人，如果不是选林彪，而是选周恩来，文化大革命就不会搞那样长的时间，错误也就不会那样多。
1974年，如果毛泽东不把邓小平的权力搞得那样大，不给他表演的机会，1977年就不存在恢复邓小平的职务的问题，即使后来落实了政策，邓小平也不会有那样大的权力，实权就不会全部落在邓小平的手里，他就不可能全盘否定文化大革命，刘邓路线就不会死灰复燃。
1976年，如果毛泽东不选择华国锋，文化大革命就不会彻底失败。这是毛泽东一失足成千古恨的错误。
毛泽东如果不把江青的地位提得那样高，“文革”的错误也就会少一些，江青在群众中的形象就不会那样坏。由于江青在群众中形象不好，就很自然地要影响毛泽东的形象。
以上是我根据现在掌握的材料，谈谈我个人的看法。材料是从一些书上来的，不是我编造的。如果材料错了，如果材料不实，应由那些书的作者负责，如果观点错了我负全责。
连接： 主席用人也有误?江山渐改必有因 实事求是地看文化大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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