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日报》1987年8月4日第五版刊登的司马玉常的“走出‘危机’之路”是一篇大快人心的好文章!

随着改革开放、搞活经济政策的实施,我国无论是政治思想、文化艺术, 还是科学技术、经济建设等等各个方面, 都取得了伟大的成就, 这是有目共睹的。毫无疑问, 改革开放、搞活经济的政策是完全正确的。但是也有那么一些人, 上自一些党政领导、知识分子（主要是文艺战线的知识分子）, 下至个别服务行业人员, 趁开放之机, 大搞崇洋媚外, 在这些人眼中, 似乎外国什么都好, 自己国家一切都糟。正因为有了这种思想基调, 因而干出了一系列令人痛心和发指的蠢事: 有的单位总经理带着总工程师等有关人员, 专程出去实地考察后, 花几十万美元“进口”回来本是我们自己设计制造、外商买去用坏之后喷上油漆又充作外国先进设备的东西, 运回一堆毫无用处的废铁（报载）; 有的单位盲目迷信外国货, 花费巨款进口设备, 待运回后发现不能用（报载）; 有的只是为赶时髦进口设备, 向外商付款后就再无人管（报载）; 有的则纯属为了一己之私, 只是为了得到一点外商的小恩小惠, 便不惜挥霍国家巨款进口大批无用设备, 以致北京站进口设备在露天货场堆放几个月乃至几年无人领取（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 有的服务行业人员, 见了外国人点头哈腰, 一副奴才相, 见了中国人却横眉冷对, 一副主子架势（报载）; ……。在思想文化战线, 与台湾柏杨《丑陋的中国人》相呼应, 一些人断章取义地介绍吹捧外国一些曾经流行过的思想、文艺思潮与文艺流派, 避而不谈别人产生这些东西的前提与环境, 更不谈这些东西在其故乡是否得人心, 把一些别人自己早已唾弃了的陈词滥调当作圣经一样吹上天。相反, 却把自己民族的优秀文化遗产贬低到不可再低的地位, 把象征和代表自己民族的优秀民族文化传统视为束缚文化事业向前发展的枷锁。特别令人发指的是, 有的人把吹捧外国贬低自己视为时髦, 觉得越是耸人听闻越是荣耀, 这些人不以为耻, 反以为荣, 实在可悲可怜! 司马玉常同志说这些人“搞些惊世骇俗的论断,开点西方陈年破鼓皮之类的药方,说这就是‘走出危机之路’, 可以‘向前看’到‘文艺现代化’了。这种宏论,新奇自然有些新奇,却不见得有什么实在的说服力”, 可谓是一针见血, 大快人心。

究竟应当怎样看待我们民族的文化传统? 司马玉常同志说: “我认为, 新时期十年文学的空前成就, 恰恰在于它摆脱了传统的束缚, 同时又继承和发展了传统的优秀部分。缺乏前者, 不要说成就, 恐怕连起步也不可能; 少了后者, 那‘成就’将是无根之萍, 甚至只是一个美好的幻影而已━━无论你怎么吹捧也无济于事。而有些人所谓创新, 仔细一看, 原来也不过是些非理性、性本能等等别人早已腻味了的陈货, 似乎担当不起‘走出危机之路’的重任。试想, 不要理性, 用无逻辑的语言写出谁也看不懂的东西; 淋漓尽致地展示某些人的性本能, 远离现实而渲染那原始的野性等等。‘新鲜’大约是有一阵子‘新鲜’的吧, 但中国文学‘危机’是否可以因之而得救, 却也大可存疑。”

“我们的文化传统, 包括近现代文化传统, 并非玲珑剔透、纯净无瑕的水晶球, 或通体光明圣洁、连碰一下也不行的祭器; 可也不是闻之色变、沾上即不可救药的毒菌。对传统一定要采取实事求是的分析态度。”司马玉常的这种观点是客观的, 是言之成理的。并且, 外国人学习我们很不少, 为什么有的同志视而不见, 总是崇洋贬己呢?

强调传统的作用, 是不是不要吸收外来营养? 当然不是! 外国的东西, 只要是有益的, 能促进我们文化事业发展的东西, 都可以而且应当吸收进来。但有一个最基本的前提不能忘记: 决不能, 也不可能用外国的东西取代我们的传统, 而只能是消化吸收, 作为发展自己民族文化的一种参考、借鉴和启发, 不能喧宾夺主。事实上, 这方面的问题毛主席在《新民主主义论》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已论述得十分透彻, 奉劝这些同志好好读读, 也许会开一点窍。实际上, 近几年文艺圈所出现的某些倾向, 是毛主席早就批评过的错误倾向的重演, 并不是什么新鲜玩艺。

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其基本精神将永远是我们文艺工作的纲领和指针。任何真正有才气、有出息的文艺家, 都会自觉地领会并实行它, 条件成熟时去丰富和发展它, 而决不会愚蠢地去违背它。违背《讲话》精神的人, 即使有些才气, 也不会有出息。

1987.08.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