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潘开沛先生1954年８月29日在《光明日报》文学遗产第18期上发表“金瓶梅的产生和作者”，提出万历丁巳本《金瓶梅词话》集体创作说以来，至今仍有人支持此说，甚至还有人继续寻找理由进一步加强这个观点。

到底《金瓶梅词话》是个人创作还是集体创作? 下面试作一些分析。

集体创作说的重要论据归纳起来有如下几点（⑴,⑵,⑶） ：

一. 《词话》保留了大量的说唱痕迹，是民间艺人的说唱材料。

二. 以子弟书演唱《金瓶梅》故事八种、张岱《陶庵梦忆》“用北调说《金瓶梅》一剧，使人绝倒”的记载作为《词话》是说唱材料的直接有力证据。

三. 行文粗疏，讹误错乱，相互抵牾，前后矛盾，不是一人所作。

四. 由民间长篇说唱发展到文人创作长篇小说，须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出现《词话》时还不具备文人个人创作长篇小说的条件，因而《词话》不是文人个人创作。

五. 由于许多人的连续创作，越来越长篇化。

六. 一些淫猥描写，是说唱艺人为迎合当时民众的嗜好而自编的内容。

以上论据，重点在二、三、四条，关键在第三条。

先看集体创作说的第二条论据。

1.《词话》能公开演唱吗?

首先是人们对《词话》的评价。在《词话》刚刚开始流传时，马上就有人极力反对，在以后的流传过程中反对的人从来没有间断过。虽然有人赞赏，但却压不过反对的力量。仅就朱一玄先生所编《金瓶梅资料汇编》所载明人（清人及其以后者一概不论）就有沈德符、董其昌、李日华、弄珠客、笑花主人、陈氏尺蠖斋、张誊等七人持反对意见。持赞赏意见的只有袁宏道、廿公、谢肇氵制 三人。持折衷意见的有袁中道、薛冈二人。屠本峻只读过抄本二帙，读完后的意见将是如何无法推测，姑不论。这些文学家的思想尽管不一定能代表对《词话》的正确评价，但可以认为是他们那个时代思想的代表，因而可以想象，当时赞赏《词话》的人很难战胜反对者，这就对《词话》的公开演唱形成了社会阻力。

其次，《元史》卷105《刑法》四《禁令》规定:“诸民间子弟不务正业，辄于城市坊镇演唱词话，教习杂戏，聚众淫谑，并禁治之。”（转引自文献⑵）。这一方面说明说唱艺术可能曾风行一时，但另一方面也说明，政府方面对此是禁止的。元代统治者以蛮武著称，其文明远不如中原汉人，尚且禁止淫谑说唱，作为中原汉人的朱明统治者，不可能视若无睹，必有相应措施。说唱艺人谁敢不顾身家性命去违抗上命。

第三，《词话》应当属于只可意会，难于言传的一类作品，说唱艺人也很难启齿去公开演唱。

这条论据列出子弟书与张岱《陶庵梦忆》为证，证明《词话》确实曾经在民间说唱过。这里所说的子弟书说唱《金瓶梅》故事八种是: 《葡萄架》一回;《得钞傲妻》（包括《绪(续)钞借银》）四回;《遣春梅》(又名《不垂别泪》)五回;《永福寺》四回; 《旧院池馆》四回；《满汉兼升官图》一回；《挑帘定计》一回; 《哭官哥儿》四回（文献⑷）。张岱记载原文是：

“甲戌十月携楚生往不系园看红叶，至定音桥，客不期而至者八人：南京曾波臣、东阳赵纯卿、金坛彭天锡、诸暨陈章侯、杭州杨与民、陆九、罗三、女伶陈素芝。馀留饮。章侯携缣素为纯卿画古佛，波臣为纯卿写照，杨与民弹三弦子，罗三唱曲，陆九吹箫。与民复出寸许界尺，据小梧，用北调说《金瓶梅》一剧，使人绝倒。”⑸

从子弟书所载《金瓶梅》故事八种看，似乎是《金瓶梅》问世后，说唱艺人从中挑出某个故事情节改编而成，不象是《金瓶梅》成书前流传的雏型材料。理由很简单：如果《词话》是以说唱材料为基础的，那么单凭这八个故事怎能拼成近百万言的长篇巨著? 其他内容的说唱本子弟书为何没有记载? 如果说子弟书未能全部记下，那么，遗漏总是少数，不可能把多数漏掉。而且，除《葡萄架》外，其余七种并非色情情节。就是《葡萄架》故事，与《金瓶梅》纵情淫乐相比，也是小巫见大巫；而且，只一个色情情节，与通篇都有色情描写的长篇巨著是有区别的。张岱的记载明显地告诉我们，这里“用北调说《金瓶梅》一剧，使人绝倒”，完全是朋友意外聚会，一时高兴的即兴表演，与说唱艺人在民间流传是有本质区别的。而且，这里明显写着“甲戌十月”,甲戌为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沈德符的《野获编》⑹ 说：“袁中郎《觞政》，以《金瓶梅》配《水浒传》为外典，予恨未得见。丙午，遇中郎京邸，问曾有全帙否? 曰：第睹数卷，甚奇快，今惟麻城刘涎白承禧家有全本，盖从其妻家徐文贞录得者。”这里的记述明显说明，在丙午之前袁中郎就已读过《金瓶梅》，至少在丙午时刘涎白就已有全本，而丙午是万历三十四年（1606年）。张岱所记为万历三十八年事，在其后，只能说明杨与民已经读过《金瓶梅》,而决不是杨与民是说唱艺人。也就是说，这两则材料无法证明《金瓶梅》曾经在民间说唱过，也不能证明《金瓶梅》可以公开说唱而无阻力。

2.证据何在?

如果《词话》是说唱材料，是由说唱艺人长期流传，不断发展完善而来，那么，《词话》故事在民间就应当留下广泛深刻的影响。象《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故事，民间略有一些年纪的人，哪怕根本就没上过学，一字不识，也知道。唐太宗李世民在民间也广为人知。故认为《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以及《大唐秦王词话》是经说唱流传后由文人写定的，尚还可信。而《词话》故事却鲜为人知，在以前，连《金瓶梅》这个名字都没听说过的人比比皆是（还包括一些非文科大学生），还谈什么了解《词话》故事! 知道《金瓶梅》的人多起来,不过是近几年来的事，而这几年逐渐知道《金瓶梅》的人，也还只是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有的人把知道西门庆与潘金莲故事说成是知道《金瓶梅》故事，如果有人乐意深入研究这一问题的话，稍作调查就会发现，这些人所知道的西门庆与潘金莲的故事仅仅限于《水浒传》所描写的内容，实际上与《金瓶梅》毫不相干。

对于《词话》是说唱材料还是个人创作这一问题来说，民间是否留有影响是最好的社会佐证。

再看集体创作说的第四条论据。

这条论据认为，由民间长篇说唱发展到文人创作长篇小说，须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民间创作短篇→长篇→文人加工写定→作家创作短篇→长篇，要具备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 出现《词话》时还不具备文人创作长篇小说的条件, 因而《词话》不是文人创作。强调发展过程和社会历史条件, 是符合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同时也符合文学发展规律的，令人信服，同时对其他《金瓶梅》研究者也是一种不小的启发。问题是，这个发展过程始于何时? 文人创作长篇小说又始于何时? 中国第一部由文人个人创作的长篇小说是哪一部、哪个时代? 如果说出现《词话》的时代还不具备文人创作长篇小说的条件，那么沈德符《万历野获编》记载的《玉娇李》，据沈德符的记载看，当是《词话》问世后有人根据《词话》的内容所写的续书，在如此短渐的时间内成书，不象是经过说唱艺人流传后再经文人写定的。而据沈德符所载《玉娇李》内容看，《玉娇李》亦当是一部长篇小说。这又作何解释? 当然，也可以认为《玉娇李》是与《词话》同时在说唱艺人中流传后经同一文人写定的，何况沈德符又说过“亦出此名士手”。但是，这似乎不大可能。一是，既是同时流传，而内容又是再世人物对应，各设报应，当是连贯的整体，为何分作两部书而不分作《词话》的前后部? 二是沈德符说“亦出此名士手”难信。从沈德符向袁中郎打听“曾有全帙否”的欲睹全书的迫切心情和“借抄掣归”、“固箧之”看，虽说他也认为《词话》淫秽描写不好，但还是可以读、值得珍藏的；而《玉娇李》却是“秽黩百端，背伦灭理，几不忍读”，因而“弃置不复再展”，同时，《玉娇李》“笔锋恣横酣畅，似尤胜《金瓶梅》”⑹ 。同一时期所出的两部书，意识、风格如此不同，很难说是出自同一人之手。

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明代是小说迅速发展的时期，已经具备由话本向小说过度的社会历史条件。自明初施耐庵、罗贯中整理加工写定《水浒》、《三国》到《词话》问世，其间经历了二百多年漫长历程。在这漫长的过程中，一些知识分子受到施、罗的启发，孕育出自行创作长篇小说的念头，以便改换题材，抒发心中情怀，是合乎情理的。因而基本可以推断《玉娇李》是另一个文人根据《词话》内容创作出来的续书。同一时期，个人能创作《玉娇李》，当然也能创作《词话》。

现在讨论集体创作说的关键的第三条论据。

《词话》所表现出来的粗疏错讹、相互抵牾大体可以分为如下七种类型：

1.不合逻辑

第二回（Ｐ25）⑺：“但见他（潘金莲）……软浓浓白面脐肚儿，窄多多尖跤脚儿，肉奶奶胸儿，白生生腿儿。……正不知是什么东西。”这里写的是阳春三月，山东阳谷、清河一带的三月还较冷，衣着不可能很单薄，怎能见到贴身乃至阴部? 即使是炎热的夏天，年轻妇女也不可能不穿衣服，也不可能见到贴身，何况下面紧跟着写了潘金莲的服饰穿着：不仅穿了衣、裙，而且还穿了长裤。

第八回（Ｐ89）描写夜景：“密云迷晚岫，暗雾锁长空。群星与浩月争辉，绿水共青天斗碧。”既然是“密云迷晚岫，暗雾锁长空”, 哪会有群星、皓月，又怎能看清绿水共青天斗碧? “月明星稀”，无月方能星明，哪可能群星与皓月争辉?

2.不合情理

第三十回（Ｐ363?/FONT>364），李瓶儿待产，疼痛难熬，事情紧急，月娘派玳安快马请来接生婆蔡老娘。蔡老娘进屋向月娘磕头，“月娘道：‘姥姥，生受你。怎的这咱才来? ’蔡老娘道:‘你老人家听我告诉：我做老娘姓蔡，两只脚儿能快。身穿怪绿乔红, 各样鬏髻歪戴。嵌丝环子鲜明, 闪黄手帕符 寨。入门利市花红, 坐下就要管待。不拘贵宅娇娘，哪管皇亲国太。教他任意端详，被他褪衣 划。横生就用刀割，难产须将拳揣。不管脐带包衣，着忙用手撕坏。活时来洗三朝，死了走的偏快。因此主顾偏多，请的时常不在。’”在事情如此紧急的情况下，蔡老娘不可能罗罗嗦嗦地讲这么一大通话；接生挣钱度日的蔡老娘，只会吹嘘夸张，不可能自己贬低自己。这里的描写显然不合情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