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文艺作品, 把五、六十年代听党的话的人描写成没有思想、没有主见、后来终于吃苦受罪的可怜虫。在这一类艺术形象中, 有一些作品让他们自己通过“事实的教育”觉醒了, 今后再也不能老老实实地做驯服工具了; 有一些作品则让这些形象成为可悲的牺牲品。而另一种人━━那些揭发问题、向组织反映情况, 同有问题的亲友划清界线的人, 则被描写成卑躬曲节令人憎恶的人, 有个别作品把这些人描写得同过去革命年代向敌人告密的叛徒没什么两样。有些作品把那些服从组织分配、党叫干啥就干啥的知识分子的结果写成是毫无成就, 而那些凡是不符合自己意愿的任务都不接受的人, 其结果都成就辉煌。……等等。

人们应不应该听党的话? 向组织反映情况对不对? 应不应该同有问题的亲友划清界线? 知识分子该不该服从组织分配? 文艺作品应不应该那样描写? （事实上,这些问题都应有一个辩证关系, 可辩证描写的作品却不多）。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而且应该思考了。再不很好解决这些问题, 一大批青少年乃至不少的成年人将无所适从, 不知应当怎样正确做人, 有些人甚至会走向反面。

当然, 有些作品所反映的只是个别党员的行为, 并不代表党。是的, 在现实生活中个别党员胡作非为确实不应代表党。但不可否认, 在群众的心目中, 实际上他们已经代表了党, 已经严重地损伤了党的形象。在生活中尚且如此, 在源于生活而又高度概括生活、具有典型代表意义因而高于生活的文艺作品中的形象, 又会在人们的心目中形成怎样的看法? 特别是这一类型的作品一多, 人们又会形成怎样的印象? 现在有些青年人不相信党, 要去自己“独立思考”, “寻找自我”, 不服从组织分配, 把疏远组织、蔑视领导当成有骨气, 做错了事还自以为得意, 一点也不知道自己错了, ……等等, 说明了什么呢?

1987.03.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