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一九八七年第四期刊登的黄霖同志的《〈开卷一笑〉与〈金瓶梅〉作者问题━━从答〈笑笑先生何许人也〉说起》（以下简称《作者问题》），其根本宗旨似乎只有一个: 进一步论证笑笑先生就是屠隆。细读之，似觉此文效果未达最佳，未能证明清楚笑笑先生就是屠隆。

首先，《作者问题》列举事实，证明屠隆确实参与了《开卷一笑》的初刻，反驳屠隆与《开卷一笑》毫不搭界的论点，是成功的。但把《山中一夕话》与《开卷一笑》并列，试图顺带只用一句话就同时证明屠隆与《山中一夕话》也有关系，却缺乏说服力。因为《作者问题》本身就说《山中一夕话》是在《开卷一笑》刊出后不久刊刻的，而且有所修改，也就是说，二书并非一回事。这样一来，二书的编订者之间就没有必然的联系。尽管《作者问题》后面还进一步证明了屠隆与《山中一夕话》的关系，问题就在于没有证明清楚屠隆与《山中一夕话》一定有关系。

《作者问题》根据《山中一夕话》提到《藏书》、《焚书》和屠隆卒年，认为在万历二十七年到三十三年六年间,三台山人完全有可能遇上笑笑先生屠隆，这种推断似乎还有问题。说这六年中三台山人有可能遇上屠隆或是笑笑先生是合理的，但怎知三台山人遇着的笑笑先生就是屠隆? 《作者问题》作此结论是基于前面已经论证笑笑先生就是屠隆，问题是那部份论证并未说清（放在后面重点讨论）。其次，《作者问题》对张远芬同志的反驳忽略了一个要害问题，因而缺乏说服力。张远芬同志所摘引《山中一夕话序》是: “世之论卓吾者，每谓《藏书》不藏,《焚书》不焚,徒灾梨枣。讵意《藏书》、《焚书》之外,复有如许妙辑”，这段话的要害是“徒灾梨枣”，这说明《山中一夕话序》是作于李贽遭灾之后，那么，张远芬同志的推论还是有道理的。如要说清这个问题，至少得说清李贽在万历三十年被捕自杀之前还遭过什么灾。否则，张远芬同志的推论是难于推翻的。

现在讨论笑笑先生是不是屠隆的问题。

《作者问题》说，因为“《山中一夕话》……在正文各卷前的题名处，有时保存了‘一纳道人屠隆参阅’的字样，有时则新冒出了‘笑笑先生增订、哈哈道士较阅’”，而笑笑先生与哈哈道士是两个人（这是可信的），然后列举了五条理由，结论笑笑先生就是屠隆。

第一条理由说, 《山中一夕话》是在《开卷一笑》印行后不久(“时间相距很近”)“据原版而补刻挖纂而重印”的，因此，两次印书者可能有着某种联系，甚至可能为同一书坊。所以，用“笑笑先生”来代替屠隆之名就不大可能是随意臆造和添加的。这种分析本身是有道理的,但是,正是这“不大可能是随意臆造和添加的”正好说明《开卷一笑》编订者与《山中一夕话》增订者不是同一人，刊刻者是如实暑的。当然，并不排斥屠隆在增删《开卷一笑》并改名为《山中一夕话》时使用化名“笑笑先生”的可能性，这样，二者就成为同一人了（这是《作者问题》论据的核心），但是，屠隆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作者问题》并未加以说明。

第二条理由说，《开卷一笑》卷首题一纳道人屠隆所作的《一笑引》结尾说: “……得言忘象，得意忘言，是在味旨者笑以心，不笑以颊，以不笑笑，不以笑笑乃可，”因而认为“这里的‘笑笑’连用，岂为巧合? 它不是为我们理解‘笑笑’两字的本义，为研究屠隆与笑笑先生之间的联系找到了一把难得的钥匙吗? ”这种分析是有道理的，如果能同其他材料印证，是可以说服人的。

第三条理由说:“《山中一夕话序》云:‘……春光明媚, 偶游句曲, 遇笑笑先生茅山之阳，班荆道及，因出一编,盖本李卓吾先生所辑《开卷一笑》,删其陈腐，补其清新，凡宇宙间可喜可笑之事，齐谐游戏之文，无不备载，颜曰《山中一夕话》。予见之，不禁鹊喜。’这段话，正是用‘卓吾先生编次，笑笑先生增订’来替换‘卓吾居士李贽编集，一纳道人屠隆参阅’的最明确的注脚。《序》曰‘本李卓吾先生所辑《开卷一笑》’，即‘编次’‘编集’、‘选辑’之谓也，《序》曰‘笑笑先生……删其陈腐、补其清新’云云，即屠隆‘参阅’、‘增订’之本义也。茅山句曲，乃道教之胜地，号一纳道人的屠隆最崇道教，于此相遇，实非虚言。”这是五条理由中最关键的一条，但解释似乎有些牵强，何以得知这位笑笑先生就是屠隆? 难道仅仅因为《山中一夕话》中一会署名屠隆,一会又署名笑笑先生,而《开卷一笑》却全是署名屠隆一点就能断定笑笑先生就是屠隆? 如果说《山中一夕话》就是《开卷一笑》的翻版，一字未改，而只是编者署名交叉变化的话，如此推论尚可考虑。问题是并非如此，《山中一夕话》对《开卷一笑》是作了“删其陈腐，补其清新”工作的，这“删其陈腐，补其清新”的笑笑先生，凭什么认为是屠隆? 《开卷一笑》是屠隆参与编集的，“时隔不久”，他又认为自己所编之书不好，再作一次增、删? 这似乎有点于情理不合。如果过了很长时间，一个人的思想认识有了某种变化，动手修改自己的作品还有一定可能性。如果说，三台山人在茅山所遇笑笑先生并非屠隆，而是另外一个人,他对《开卷一笑》亦感兴趣，但又觉得内中又不是全尽己意，于是作一番删、增，付刻时未动之文仍署屠隆之名（利用旧版），修改之文署己之名（另行刻版），这又何尝不可? 而且更为有理。这与魏子云先生所说“据原版而补刻挖纂而重印”一点也不矛盾。

第四条理由说，《山中一夕话》署名变换是书坊主人在缺版补刻的情况下有意的安排，而这正向世人透露了笑笑先生就是屠隆。这纯属臆测，且不合情理━━如前所述，《山中一夕话》不大可能是屠隆增、删的，而且屠隆尚未去世，坊主何敢如此，又何苦如此! 如果说是屠隆授意，那么屠隆此举为了什么? ━━不足为据。不过，这里对张远芬同志认为是坊主想把屠隆之名“彻底抹去”，而有时仍保留着屠隆名字的原因是“刻工仿佛没有严格执行书坊主人的指令，不少地方还残留着原版的痕迹”的反驳是成功的。

第五条理由是从《开卷一笑》所表现的思想倾向、艺术趣旨与屠隆为人、《金瓶梅词话》内容相似来证明屠隆与《山中一夕话》、与笑笑先生、与《金瓶梅词话》作者之间的联系。这条理由很有道理，但也不尽然。其一，《开卷一笑》与屠隆有关系，并不等于《山中一夕话》与屠隆有关系，因为《作者问题》并没证明清楚《山中一夕话》与《开卷一笑》是同一人所编；其二，思想内容、艺术趣旨相似的书有可能是同一人所作，但也未必尽然，关键是要有确证或是整个论证系统合情合理。

是否可以这样认为: 这五条理由基本上是以推理代替依据的。本人并不认为推理不能作为依据，特别是《金瓶梅》作者问题，要找确凿证据谈何容易，必要的推理是可以的，也是需要的。问题是推理得合情合理，而且周密、无懈可击，其结论━━即《金瓶梅》的作者是谁━━应该是能够圆满解释《金瓶梅》作品本身所反映的一切问题。《作者问题》的问题就在于有懈可击，而且结论（《金瓶梅》作者是屠隆）还不能圆满解释《金瓶梅》本身所反映出来的各种问题（详见《屠隆说尚需进一步论证》）。

另外，《作者问题》一开篇就反驳了张远芬同志对“生即先生”说法的异议，但这反驳忽略了一个问题。“自汉以来，儒者皆号‘生’，亦‘先生’者省字呼之耳”，这一般是用于人际交往或是作品中提到某人时的称谓,而作品署名也许如此，但也未必尽然。中国人名，一字之差相去甚远。这一点也需谈谈。

是啊，要使探索性研究变成为人们所公认的定论，不容易啊! 读读别人的文章，挑挑毛病，是轻巧的，可研究者每回答一个问题，都是要付出巨大的辛勤劳动的，本人并非不理解研究者的辛劳，有意在这里挑刺。问题是，经不起挑剔的论点，是无法成立的。但愿批评者的意见能对研究者有所提醒和启发，包括普通读者的意见━━这就是写作本文的意图，也是我业余关心《金瓶梅》研究的出发点。

黄霖同志的《〈金瓶梅〉作者屠隆考》是有很大成就的,《〈金瓶梅〉作者屠隆考续》也有一定收获，但这篇《作者问题》却似进展不大。尽管如此，总还是在一步一步地逼近，相信最后终会收敛于定论的。但愿黄霖同志按照自己的思维方向作进一步的深入研究，尽早最终解决这一问题。不能老是去回答别人的批评意见，否则思路将不由己而难于进展。但应把别人的批评意见作为一种提醒和启发，熔于自己思路之中，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地去解决，方能最后凑效。一个普通读者对著名学者说这种话，实在失礼，出于切盼早成定论的殷殷之心，也就无所顾忌了。

一九八七年十月二十六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