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瓶梅》一开卷就是劝戒酒色财气，似乎创作意图很明显。但是，其真正的创作意图却并非如此。

那么，《金瓶梅》的创作意图究竟是什么? 要探讨这个问题，在有关作者的记载很少，连作者是谁都不知道的情况下,只得以《金瓶梅》作品本身为依据了（即使是知道作者是谁，也不能离开作品本身去探讨创作意图）。一是看《金瓶梅》反映了那些问题，表现出了什么样的主旨；二是根据作品内容分析研究作者的思想、性格、作风、身世、经历等。然后方可推测出较为客观的创作意图来。事实上，探讨《金瓶梅》的创作意图与探讨其作者的工作，二者是不可分割的一个整体的两个方面，偏弃了任何一个方面，另一方面都很难谈清。

《金瓶梅》突出反映的问题，可归纳为如下几点:

１．吏治腐败，狱讼黑暗，贪官污吏遍天下

在《金瓶梅》中,官吏的升迁罢降，不是决定于德才如何，而是决定于夤缘钻刺的本领；在《金瓶梅》中，案例不少，但却无一件是公正判决的。就政治内容而言，这个问题在《金瓶梅》中可谓反映最多、最深刻，也最形象自如。可见作者对此是深恶痛绝的，也许这是向我们提示，作者是深受其害者，体验很深。

２．世态炎凉，人情淡薄，兄弟亲朋如陌路

这是贯穿《金瓶梅》全书的内容，不愧为“世情书”。可见作者对现实社会极为不满，因而歇斯底里大发泄；从形象自如的描写可见作者的体验之深矣。

３．醉生梦死，纵情淫乐，伦理道德化乌有

这也是贯穿《金瓶梅》全书的内容。有人认为这是以淫戒淫，是劝世（或曰戒世）；有人又认为是时尚和反理学的反映; 有人则认为是败笔, 正因为淫秽描写损伤了《金瓶梅》应有的价值。看来这几种观点都是有道理的，只是讨论的侧重面不同而已。不过，似乎还隐藏着一个更重要的因素: 是作者看破红尘玩世不恭、对人生完全失望后心理变态的反映。

４．宠骄辱馁，缺少涵养, 诚实善良飞爪洼

西门庆被杨戬案牵连，吓得门也不敢出；一旦当上提刑所副千户，便高头大马在街上摇摆, 动不动就“拿到衙门里去拶一拶子”（33回, 493页)。宋慧莲、如意儿蒙爱后那目中无人的样子，简直叫人恶心。春梅骂秋菊一口一个“奴才”；陈敬济在西门庆面前低三下四，在西门大姐面前威风八面；韩道国当上伙计后对张好问、白汝晃的一顿瞎吹；……这一类描写在《金瓶梅》中俯拾皆是。作者以辛辣的笔触对此进行无情的嘲讽,表明作者痛恨这种人，或者说至少是讨厌。

５．日常生活，社交往来，人情风俗收眼底

《金瓶梅》从日常生活起居、服饰穿戴、请客送礼到灯市、烟火、元宵走百病、跳马索儿、荡秋千、割衫襟、银香球熏被，甚至圆社、架儿、活屏风、鞋杯、拆字、投壶、抹牌、打双陆、宣卷、卜龟、算命、相面、回背、打醮、出殡、做高功以及“白米”、文人以书帕为礼物等等，无不涉及，谓其为人情风俗画，实在是恰如其份的。

６．医工艺景，应有尽有，丰富知识熔书中

医学、艺术、工艺匠作、自然景色等，十分自然地与作品熔为一体，体现出作者丰富的知识和熟练的写作技巧。

７．只写城市，不谈农村，作者家居非乡下

《金瓶梅》以城市上层市民生活为其反映对象，既无城市下层市民生活的反映，也无农村生活的反映，主人公西门庆以及其他人无人经营土地耕作而且没有土地，而据《金瓶梅》暴露现实的目的来说，写写乡下的凄凉景况,写写城市下层市民的穷苦生活，应是更好些的。但却没有写，这说明什么呢? 说明作者不是乡下人，而且也不属于城市下层市民范畴，因而他没有这方面的原型，写不好，因而就不写。

８．成功白描，明快语言，艺术造诣见真功

《金瓶梅》白描十分成功，语言也很流畅，特别是人物对话语言，更是明快、诙谐、流利酣畅，可见出作者艺术造谐之深。

９．细节逼真，逻辑严密，不是亲历难成文

《金瓶梅》细节描写十分细腻逼真，而且逻辑严密。很难设想，不是亲身经历者能写出如此文章。

10. 通观全书，矛盾不少，是何缘故需探讨

《金瓶梅》的细节很严密，但通观全书却又有不少矛盾，这是什么缘故? 有人认为是作者粗心；有人认为《金瓶梅》是民间说唱艺人说唱脚本拼集而成，非一人所作，故出现不少矛盾。这两种说法都有不圆满之处。如说是作者粗心，为何细节如此严密细腻，几乎无懈可击? 如说非一人所作因而出现矛盾，那么，西门庆与潘金莲通奸毒死武大一节，本是一个独立的故事，不可能是几个人各写一点。在这个故事中，武松上东京办事花了几个月，以致西门庆有足够的时间与潘金莲通奸、毒死武大，并娶潘回家。而当案发申详东平府后，西门庆派家人去东京打点，居然能在陈文昭提人之前赶回，这能有多少时日? 相同路程，所用时间竟如此不同，这又作何解释呢? 尽管书中有雨阻武松日程的描写，但却很难令人信服。又如第七回，在同一回中述西门庆28岁，西门大姐14岁。28岁的西门庆有女14岁，似不大可能。但这同一回似乎不是几个人所作。这种例子还有。这些问题似乎很难用上述两种论点作出圆满解释。那么，又该怎样解释呢? 似乎还需要进一步探讨。也许是作者只注重故事发展，为了发展故事而不顾别的。毕竟长篇小说还处在草创阶段，还没有严密的创作理论。

上述并非《金瓶梅》所反映的全部问题，而只是突出者。

根据《金瓶梅》所反映的各种问题可以推测出作者应是这样一个人:

家住城市，很富有，生性贪色好淫，是一个放荡不羁的风流文人。有一定的文学修养和渊博的百科知识，善于细心观察生活、收集积累资料和表现生活。但政治上却无大才干, 否则，他就不会成为失败者，书中也不会不反映他的政治主张；而又有立志革除弊政重振朝纲的政治抱负，否则，他就不会被权奸排挤打击，也不会在书中表现出强烈的恨铁不成钢的情感。早年曾做过官，既做过能接近皇帝的京官，不然，他就不会知道朝中的政事、礼仪和大官僚的家庭生活习性；又做过更小一些的地方官。否则,他就不能理解下级官吏的种种苦衷。但遭到权奸的排挤打击，政治抱负无法实现，并被罢了官。罢官时年岁还不很大，否则，醉心酒色的程度不会如此深刻，也没有充足的时间和精力来完成《金瓶梅》这部长篇巨著的创作。做官时间不是很长，否则不可能在市井中生活较长时间和了解那么多的民情习俗、方言俚语。经过一段时间的官场体验，使他对政府完全失去信心，早年的政治抱负全没有了，剩下的只是对昏君和权奸的刻骨仇恨。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他开始玩世不恭起来，他本是一个放荡不羁的风流文人，于是便饮酒嫖妓，无所不为。在此期间,他收集了大量的有关资料，后来便著书骂昏君①，骂权奸，骂贪官污吏，以发泄自己的不满，寄托自己的悲愤；同时也为了保留下当时社会生活的史料（而不是全部历史）;开创创作长篇小说的新领域、新途径，树一代创作之新风；并借作品倾诉他自己在那种环境中形成的变态心理（这就是《金瓶梅》的四大创作意图）。作者也同当时的一般文人一样，自命清高，既恨贪官污吏，又不愿与下层人民接触，因而看不到蕴藏在下层人民中的真善美，看到的只是一片黑暗，他感到惋惜，感到统治阶级太不争气。他作此书，一方面是在骂贪官污吏，另一方面也希望统治阶级吸取教训，重振朝纲，大干一番中兴事业。在明争暗斗都斗不过昏君权奸的情况下又要想劝住他们好好执政，作者便借用了当时颇能震慑住人的宿命论思想，指出他们如果继续作恶将不会有好下场。第一回“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天纲恢恢，疏而不漏”(第13页)和第99回“为人切莫用欺心，举头三尺有神明；若还作恶无报应，天下凶徒人食人”(第1556页)，便说明了这一点。当然，并不排斥作者本人就有宿命论思想的可能。

作者选择了西门庆这样一个人物作为贪官污吏的典型代表，当作自己怒骂泄愤的对象，这是作者创作本书的初衷。开始时，他也确实写了西门庆的自私狠毒与阴险狡诈以及贪财好色，如李瓶儿问题，谋娶潘金莲等。但是，写下来的结果，西门庆的形象却并不是那么坏得很，他所干坏事，除李瓶儿问题外，其余都是别人出的主意；又写他给了别人很多好处，而别人却对他恩将仇报。相反，潘金莲才是真正最坏的人━━尽管也写了潘金莲的可爱之处，但却是站在嘲弄与玩赏的角度去写的━━，其次应该算王婆、应伯爵、韩道国、吴典恩、来保、春梅、陈敬济这些人。根据这些，一方面可以看到作者站在统治阶级立场上的世界观，另一方面也可以这样认为，作者就是一个西门庆式的人物，其生活环境和生活方式都与西门庆类似，所不同的是，西门庆攀附上了权奸，政治上很得意，而作者却被权奸排挤，政治上很失意。他能随意自如地写出西门庆的生活，也说明了这一点。

创作意图如斯，那么，作者为何要在开卷之时提出劝戒酒色财气呢? 那是因为中国封建社会素无言论自由，文字常常会招来横祸，“故忧时愤世之心，不得不托之小说。且托之小说，亦不敢明写其事也，必委屈譬喻以为寓言，此古人著书之苦况也。”②

那么，作者是谁? 应当怎样去寻找作者? 不少研究者在这方面进行了各种详尽细致的考证，作了大量的工作，先后已提出了十几个作者候选人，这种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局面是可喜的, 各位研究者的贡献是卓著的, 这对最后确定《金瓶梅》的作者，无疑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考证《金瓶梅》作者，一些研究者认为，就目前情况而言，直接可据的早期资料就只有沈德符的《野获编》、袁中道的《游居柿录》、谢肇氵制 的《金瓶梅跋》、欣欣子序。《野获编》被引用最多，欣欣子序中所说“兰陵笑笑生”则被当作了依据。这种考证方法的结果是什么呢? 尽管各位研究者提出一个作者候选人都作了大量的旁征博引，花费了很多心血，其论文也说得头头是道，但是，其中一些关键性问题仍然没有得到解决，至今也没有一个作者候选人得到公认。

上述四篇资料是否可据? 笔者认为除欣欣子序可作参考外，其余无一可据。它们的唯一价值是在探究《金瓶梅》作者的初期可以作为一种线索，在作者考证方面已经取得了重大进展的今天，应该彻底地摆脱它们的先入之见的束缚，大胆地从《金瓶梅》作品本身入手，洞悉《金瓶梅》的真正创作意图，分析判断作者的思想、性格、为人、身世经历，然后综合正史、野史、文人笔记及酬答等历史资料，寻找答案。说不定作者的姓名、身世经历就隐藏在《金瓶梅》书中，也未可知。

为何《野获编》、《游居柿录》、《金瓶梅跋》不能为据? 其实道理很简单。首先我们把这三份资料当成是绝对可靠的,认为是没有错误的。那么，他们为何不明确指出作者是谁? 一是他们本身就确实不知道，或是知道也不愿意说。如果是他们不知道，那么他们当然会想弄清作者是谁，但他们却没有弄清，我们又怎能从他们那不清楚的资料中去得到正确的结论呢。如果是他们有意不说，当然就更难从中得知作者的真实情况了。

事实上，这三份资料并不是绝对可靠的。

沈德符说“闻此为嘉靖间大名士手笔”，所谓“闻”，不消说便是没有确实依据的。至于“大名士”，也未必尽然，《金瓶梅》作者在他生前不见得就一定是很有名气的大名士，因为当时小说、评书之类并不是能上大雅之堂的东西，根本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尽管大家都认为《金瓶梅》的作者是一个很有才华的文人，但有才者未必一定是大名士。

袁中道的《游居柿录》虽无“闻”、“相传”、“传闻”之语，但细读其内容，仍觉是传闻之语, 故不可为据。一些研究者经过考证之后对此亦提出了怀疑，更能证明这一点。

至于谢肇氵制 的《金瓶梅跋》，其本身措辞就是“相传”之语，难道几百年后我们还能以此为据?

关于欣欣子序，不少研究者提出，万历34年袁宏道所见《金瓶梅》，从《觞政》中不能看出有欣欣子序，沈德符的《野获编》中也未记述欣欣子序的事，而十多年以后，到万历45年，《金瓶梅词话》刻本却有了这篇序文,谁也不敢断定这篇序文是否绝对可靠。退一步说，这篇序文确实是作者的朋友，或如有的人所说就是作者本人所作，那么，他为什么不用真名而用化名? 可以理解为作者不愿让世人知道自己著了这部书③。既然如此，他所用化名将不会是自己曾经用过的化名，否则，岂不是掩耳盗铃。因此，考证作者时一定要同“笑笑生”挂钩的话，有可能被引入歧途。故欣欣子序也只能作为一种线索和参考。但是，正如司汤达的《红与黑》问世时评价不好,而他本人深信将来定会成为最受欢迎的作品一样,《金瓶梅》的作者可能坚信自己的作品未来一定会受人们重视,而将自己的姓名、身世经历隐藏在书中，或者是“笑笑生”三字暗藏机锋，在他的其他作品署名或是同别人的酬答中可以找到答案。当然，这只是毫无根据的推想，但是，这并不是没有一点道理的。在考证作者无法取得关键性突破的情况下，为何不可以朝这个方面去试一试呢。然而，又要特别注意不要走上索隐派的老路。

①．齐鲁书社1987年1月第1版《张竹坡批评第一奇书·金瓶梅》第30回第453页:“看官听说: 那时徽宗，天下失政，奸臣当道，谗妄盈朝，高、杨、童、蔡四个奸党，在朝中卖官鬻狱, 贿赂公行，悬秤升官，指方补价。夤缘钻刺者，骤升美任；贤能廉直者, 经岁不除。以致风俗颓败，脏官污吏，遍满天下，役烦赋兴，民穷盗起，天下骚然。不因奸佞居台辅，合是中原血染人。” 又, 第71回第1094页写道: “这皇帝生得尧眉舜目, 禹背汤肩。才俊过人: 口工诗韵, 善写墨君竹,能挥薛稷书, 通三教之书, 晓九流之典。朝欢暮乐，依稀似剑阁孟商王；爱色贪花，仿佛如金陵陈后主。” 本文全部引文均引自该书。

②．［清］吴沃尧: 《杂说》，转引自胡经之: 《“红学”与美学》，齐鲁书社一九八三年八月版《红楼梦艺术论》第10页。

③．《金瓶梅》作者为何不愿世人知道他著了《金瓶梅》，可能原因很复杂，也许不是有的人所说是因为书中有秽语，因为从书中看不出作者认为纵淫是耻辱的。

一九八六年三月初稿 一九八七年十一月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