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瓶梅》的作者是谁? 数百年之迷至今没有迷底。这一问题吸引了一大批《金瓶梅》研究者,他们潜心致志地探究,论文已发表不少。在这些论文中，黄霖同志的《〈金瓶梅〉作者屠隆考》（以下简称《屠隆考》）和《〈金瓶梅〉作者屠隆考续》（以下简称《考续》）是颇具特色的。

首先，是《屠隆考》与《考续》注重了《金瓶梅》本身，从《金瓶梅》自身内容出发，分析研究了作者的身世经历、思想、性格、作风等问题。这是探究《金瓶梅》作者至关重要的问题。

其次，是《屠隆考》与《考续》的求实态度，考证认真严谨，取证客观求实，对论证论点不利的内容如实述出，不曲解，不强辞，十分可贵。

同时，《屠隆考》与《考续》在问题探讨方面也取得了重大进展，如屠隆既做过京官又做过河南颖上知县以及屠隆与ＸＮ侯宋世恩的关系，是能很好解释《金瓶梅》写一小县城却似大都市、写一市井土豪却似王公大家这一现象的，屠隆的经历也能很好解释《金瓶梅》表现出来的对现实社会不满的思想内容，屠隆的性格为人也能很好解释《金瓶梅》所表现的旨趣。目前对《金瓶梅》作者的探究，正如自然科学领域新理论诞生之前出现的假说。衡量假说接近理论的程度的标准,是看其对自然现象的解释是否正确、圆满以及正确、圆满的程度，直到最后完全正确、圆满，便成为理论。尽管文理有别，但其基本原则应是类似的。就此而言，《屠隆考》与《考续》相对而言比其他探讨《金瓶梅》作者的论文能解释的现象要多一些，圆满一些。

但是，《屠隆考》与《考续》也还有几个没有解决好的问题。如果黄霖同志能够圆满解决这几个问题，那么，确定屠隆为《金瓶梅》作者是较为合适的，反之将是另一个人。

１．有人认为《金瓶梅》是民间说唱艺人的说唱钞本拼集，并非文人作家个人所创作。要论证作者是屠隆，须得首先论证《金瓶梅》确实是文人作家个人创作。

２．《屠隆考》与《考续》试图论证屠隆就是笑笑生，也就是《金瓶梅》的作者。即毫不怀疑地认为笑笑生就是《金瓶梅》的作者。问题是，欣欣子的这篇序文到底可靠不可靠? 已有不少人持怀疑态度。如果欣欣子的序文不可靠，那么笑笑生是《金瓶梅》的作者一说便不攻自破。因此,还须论证一下欣欣子序的可靠性，论证笑笑生确实就是《金瓶梅》的作者。

如果要用Ａ→笑笑生→《金瓶梅》作者的方式论证Ａ就是《金瓶梅》的作者的话，上述两点是不可忽略的基本前提。

３．《开卷一笑》（《山中一夕话》）成书在《金瓶梅》之前还是之后? 《哀头巾诗》和《祭头巾文》到底是《金瓶梅》引《开卷一笑》的还是《开卷一笑》引《金瓶梅》的? 尽管黄霖同志说了是《金瓶梅》引《开卷一笑》的，但由于黄霖同志说《开卷一笑》“原刻于明末”，这“明末”到底指的是什么具体时期? 万历二十四年以后亦可称为明末，特别是时间越往后的泰昌、天启、崇祯越能称为明末，而黄霖同志自己说《金瓶梅》成书应是万历十七年到二十四年之间。紧接着摘引周作人《苦茶庵笑话集序》的话说“《开卷一笑》有日本宝历五年（西历1755）翻刻第二卷本”,这1755年已是清代乾隆二十年了，更不能说明问题。虽然黄霖同志说了，《开卷一笑》为李卓吾编次，这就相对限定了时间。但是，李卓吾生于1527年，死于1602年（万历三十年），谁又能肯定《开卷一笑》不是在万历二十五～二十九年这几年中编辑的呢? 当然，原作品问世的时间必然比编辑成类书的时间早一些，但这早多少?又是什么时间?如果说李卓吾是万历二十九年花一年时间编辑成《开卷一笑》这部书（李卓吾于万历三十年初入狱，三月自杀于狱中。既然是自杀而不是病死，那么死前他完全有可能还具有编书的能力），其原作品只要是早于万历二十九年即可，这就无法排除原作是万历二十五年以后问世的可能性。当然也就无法排除是《开卷一笑》引用《金瓶梅》的可能性。在《考续》中虽有进一步论证，但那只是解决了明清之争，并没有限定成书的具体时间。

４．退一步说，我们假定《哀头巾诗》和《祭头巾文》就是《金瓶梅》引用《开卷一笑》的，这也不能证明《金瓶梅》作者就是这一诗一文的作者。尽管黄霖同志说了《哀头巾诗》和《祭头巾文》就是《别头巾文》中的一部分，而《别头巾文》与《醒迷论》、《励世篇》、《秋蝉吟》等四篇文章均是标明作者是屠隆，这四篇文章的内容既与屠隆的思想特点一致，又与《金瓶梅》所反映的问题合拍，加上《开卷一笑》卷一题“卓吾先生编次，笑笑先生增订，哈哈道士校阅”，卷三题“卓吾先生编次，一衲道人屠隆参阅”，因而认为屠隆就是笑笑先生（笑笑生），就是《金瓶梅》的作者。但是，笔者却认为不能这样推论。其理由一是，偌大一个中国，与屠隆具有相似思想特征的人不会没有，写作《金瓶梅》的人完全有可能是另一个人，由于他的思想与屠隆近似，看到屠隆的作品引起共鸣，因而在自己的作品中引用了屠隆的诗文。事实上，明代作品也同其他任何时代的作品一样，引用别人诗文的并不在少数。其理由二是(这是关键的理由)，同一个人收集编辑的同一本书，内中各篇的原作者不一定是一个人,笑笑先生、哈哈道士、一衲道人屠隆,很难断定他们就是同一个人。黄霖同志根据明清两代在同一书中不同卷数下更易署名并不少见来推断《开卷一笑》中各卷不同署名是一个人，并不是没有道理,但却不是确证,不能最后令人信服。其理由三是，“笑笑生”与《金瓶梅》作者究属何种关系尚属难定（见前述），即使屠隆就是笑笑生，也难于百分之百地确定他就是《金瓶梅》的作者，因为黄霖同志在这里并没有论证笑笑生即是《金瓶梅》作者之说的可靠程度。要是黄霖同志能够进一步论证一下这个问题，将会增加说服力。

５．黄霖同志在《考续》中说, 《遍地金》(作者为笑笑先生)在内容上“似乎都与《金瓶梅》不相龃龌。但其语言、笔法，与《金瓶梅》并不十分一致。这也是事实。《遍地金》很少用方言俚语，文字比较洁净,行文主要是叙述故事而较少描写。”“我觉得，一个作者，在不同时间，写不同题材，用不同体裁，其作品未必都能如出一辙。更何况《金瓶梅》写定时很可能有相当的原始材料在起着作用。因此，这个问题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而从目前情况来看，似乎还不能割断‘笑笑先生’与屠隆，与‘兰陵笑笑生’之间的联系”。黄霖同志的考证实事求是，叙述以理服人，是能让人接受的。但结论似乎还不能令人信服。尽管在下此结论之前，还用了大段文字论证《山中一夕话》是明本，笑笑先生是明人（这是能让人信服的），并且，“《遍地金》一书，前有署‘哈哈道士题于三台山之欲静楼’之序文一篇，其文开头即称‘遍地金者，为笑笑先生之奇文而名也’。看来，哈哈道士、笑笑先生即与署‘三台山人题于欲静楼’的《山中一夕话》的序作者是同一人。”但这一结论本身（把三人当成同一个人）就显得没有必然的逻辑联系━━尽管有其可能性，当然就不能成为下一个论点的论据。

一个作者，在不同时期的作品其风格甚至内容可以有所不同，乃至完全相反，这并不奇怪。但这“不同时期”须是相隔时间较长，其思想性格才有可能表现出较大的变化以致于突变，相隔时间不长则不可能。在这里黄霖同志却忽略了交代《遍地金》的成书时间。

按黄霖同志的介绍，屠隆历来都是贪色好淫的，乃至为此罢官后想治欲根而又不能治，传闻后来竟至患花柳病死去，《遍地金》涉及男女情事又不少，却能文字洁净，这是很难令人理解的，如果结合《金瓶梅》的内容看，就更难令人理解了。至于方言俚语很少，可以理解为《遍地金》是他青年时期所作,当时他还没有掌握很多的方言俚语（这只能是一种假设，并不等于事实）。但是，一贯好色贪淫之人其青年时期更是放浪不羁的，其作品怎么反而还很洁净?

６．黄霖同志在《屠隆考》中说，“据其《白榆集·先府君行状》所载，他（屠隆）家本来就寒微。他当官后，家庭经济有所好转，但由于他‘好以俸钱急穷济困’，故‘官舍常无隔宿粮’(《白榆集·报王元美》)。一旦罢官，顿陷困境，八口之家，惟靠‘斥卤侵焉’的‘十七亩水田’，有时就不得不靠‘鬻文卖赋’以生（同上《与徐司理》）。因此，南归后不久即‘家居贫甚，三旬九食，庶几近之’（同上，《答方众甫》），‘日与老母啖脱粟苦荬及马齿苋，细君病疒占 ，至无一文钱向医取药物’（同上，《报王元美先生》）”。这段话明白地告诉了我们两个情况: 一是屠隆家很穷，二是他家居农村，以种田为其主要经济来源。但根据《金瓶梅》本身看，作者似不是农村人，不是以种田为生；也不是穷人。究竟应该怎样理解这个问题才对? 下面不妨再分析一下。

“屠隆是浙江鄞县人，从嘉靖二十一年出生到万历五年中进士的三十五年间主要生活在家乡”(《屠隆考》), 万历十二年十月罢官回家，在城市总共生活七年（包括河南颖上县城和北京城），而这七年都是在做官。那个时代做官的人是不可能经常同市井小民在一起的，更不可能经常同妓女们来往（酒宴时请粉头毕竟是屈指可数的），那么他对城市生活的各个方面和对妓女情况就很难了解得那么多、那么细致透彻。而《金瓶梅》对城市生活各个方面以及对妓女和妓院的描写，可以说其详尽细腻的程度已到无以复加的地步。《金瓶梅》写的地方虽是一个小县城，但其内容却似一个大都市，这倒与屠隆既在县城生活过又在大都市━━北京生活过相吻合，而且有人认为书中确实有不少明显的北京话。这个问题究竟应当怎样理解?

《屠隆考》说，屠隆与ＸＮ侯宋世恩关系十分亲切，因而对他家饮食起居各方面的情况都非常熟悉，ＸＮ侯又是一个年轻、奢靡、放纵、好客的青年贵人，与西门庆大有相通之处（确实如此），而《金瓶梅》所描写的西门庆家的情况也不象山东县城中的土豪，显然吸取了ＸＮ一类王侯大官家的情况（这也是事实）。因而黄霖同志说，“屠隆与ＸＮ侯的交往并最后以‘淫纵’罢官的经历，成为他塑造西门庆等形象的一个重要素材来源”。应当说，这确实是很有道理的。如果此说能够成立,则屠隆家贫、家住农村与《金瓶梅》作者应该富有、应该家住城市的矛盾就解决了，因为书中所描写的放纵、奢靡的生活是以ＸＮ侯家的情况为原型的，而不是作者自己。但是，不是自己亲自经历过的事情，能写得如此自如? 特别是妻妾们的一切活动，写得那样的入木三分。以现实生活为题材写小说，不比神话志怪小说，神话志怪小说只消发挥丰富的想象即可；也不比演史小说，演史小说只消重大事件符合史实即可，亦可发挥一些想象，并不十分强调细节的真实性。而以现实生活为题材写的小说，稍有一点不真实，读者马上就会发觉，将大大影响作品的艺术效果。《金瓶梅》并没有给读者留下不真实的印象，作者要不是亲自经历过，能将细节写得如此真实? 在封建社会，即使是关系很密切，也是内外有别的，特别是在象ＸＮ侯这样的显贵家中，其内外之别更严格。即使ＸＮ侯不避屠隆，屠隆见其家眷也是有数的①，不可能了解得那么透彻细致━━即使是很会观察生活也不行。象《金瓶梅》中所表现的那样细腻逼真的细节描写，只能有一种解释: 作者曾生活在这种环境中，而且时间不短，有很深刻的直接体验。这个问题又应当怎样理解才对?

屠隆罢官之后，“常无隔宿粮”,“日与老母啖脱粟苦荬及马齿苋，细君病疒占 ，至无一文钱向医取药物”，处于如此困境的屠隆，还有没有心思写作如此一部长篇巨著? 在那种环境种，恐怕压倒一切的头等大事是如何设法维持一家八口的生计吧。而从《金瓶梅》的内容和成书后并未立即公开付刻看，作者又不象是为了挣钱而写作此书。如果说是为了报答王世贞、刘承禧的恩情而著此书，也似不太可能，一是《金瓶梅》的内容明显地表现出了四大创作意图②，根本不象是为报恩而作；二是，屠隆即使是想用文学作品来报恩，在其生活都过不下去的情况下，也不可能选择作这种长篇巨制，因为这会花费他几年的心血，他一家八口生活怎么办? 黄霖同志不是说他“不得不靠‘鬻文卖赋’以生”吗，这明白地说明他当时的心思是把他的文才主要放在谋生方面的。

７．由上述引文表明，屠隆之贫，甚于普通百姓，可《金瓶梅》中一个正直的穷人形象都没有，更没有作者本人的影子，这又作何解释呢? 其创作既然旨在暴露，作者不可能不写穷人的穷苦生活；作者没有写③，只能解释为他并没有这种生活体验，写不出来。反之, 象西门庆那样的奢靡、放纵的生活，作者倒是颇有体验的。

８．黄霖同志还说，屠隆因处于困境，写西门庆慷慨好施是希望宋世恩、刘承禧能给他一些施舍。可是，西门庆所施舍过的人后来都恩将仇报，有这样劝人施舍的吗?

９．关于作者的籍贯问题。黄霖同志说屠隆是浙江鄞县人，并根据书中的方言情况和屠隆的经历，论证了屠隆完全能作《金瓶梅》的可能性。但是，这个问题似有逻辑上的不符。

一些研究者认为《金瓶梅》几乎全部是山东方言；也有人认为主要是吴语，间夹山东方言；还有人认为是以山东方言为主，也有吴语，还有北京语，且同时有山东、北京、吴地的生活习性，而以北方习性为主。我倒觉得山东、北京、吴地三地说较为有理。

既然书中大量使用方言，那么，作者必然选择他最熟悉的方言；《金瓶梅》既然描写的是发生在山东的故事，从逻辑上来说，应当是以山东方言为主的，作者不可能让他的作品产生方言与故事发生地的矛盾。因此，作者当是最熟悉山东方言习俗的山东人，在北京做过京官，在吴地做过地方官，因而知道一些北京和吴地的情况。如果说作者是吴人，书中方言主要是吴语，那作者为什么不把故事安排在吴地? 如果说是为了要以《水浒》故事为线索不得不安排在山东，那么作者为什么一定要以《水浒》故事为线索呢? 《金瓶梅》本身的内容与《水浒》并没有什么必然的关系，并不是非同《水浒》挂钩不可的。如果说是想借《水浒》的巨大影响来扩大自己作品的影响，这对于那些文才不高的陋儒来说是有可能的，但对于能写出《金瓶梅》这种名著的思路敏捷的文人来说，却是没有必要的。一个有水平的作家，只会依靠自己的作品去争取读者，而不会借助于别人成就的荫庇。当然，在不影响自己创作的前题下,顺便借助一下别人已有的影响（而不是纯粹利用别人的影响）是可以的,《金瓶梅》作者可能这样做。但是，以《水浒》故事为线索既然会产生方言与故事发生地的矛盾，那他为什么还要去借用呢? 至于作者为什么要以《水浒》故事为线索，并且在书中除了山东方言习俗外还同时使用了北京、吴地的方言习俗，这恐怕是较为复杂的问题，说不一定正是暗示作者籍贯、经历的机锋之一。但作者是山东人还是基本上可以推测的，否则他便不会以《水浒》故事为线索把故事安排在山东；如果作者不是山东人而是吴人，即使他借用《水浒》故事另有别的目的，他也可将故事改在吴地，不必非在山东不可。因为《金瓶梅》将西门庆的家由阳谷改为清河，潘金莲与西门庆被武松当即杀死改为不死，而且过得很消遥。如此重大的情节均已改变，足见在作者心目中并不认为《水浒》故事的发生地是不可改变的。即使《水浒》故事发生在山东这个大情节因久已深入人心无法更改，作者也可以把《金瓶梅》故事安排在吴地。只要开头交代一下西门庆因某种原因来到山东，与潘金莲、武氏弟兄间的故事因某种原因而发生，然后西门庆又带着潘金莲回吴，照样不影响《金瓶梅》后面故事的发展。这阳谷改清河之举，说不定正好隐藏着作者的籍贯、经历，这并不是没有可能的。

如果说因书中有称“鲁酒”、“山东客人”等语出现而证明作者不是山东人的话，倒不如说可证故事并不发生在山东,但故事又是发生在山东。这只能认为作者作此书时不在山东，由于一时疏忽造成了这种错误（当然，仅就这一点而言，作者完全可以不是山东人）。比如我们单位的很多ＳＣ人，口头上常有“川酒”、“川菜”、“川橘”、“ＳＣ民工”等语。这并不是因为他们不是ＳＣ人，而是因为他们现在没有生活在ＳＣ。

屠隆一生主要生活在吴地,与山东无缘，尽管在河南做过县官,但河南毕竟是河南，不是山东，他怎能就了解山东情况,而且还那样透彻? 何况他在河南做官时间并不长。那么,屠隆（如果说屠隆是《金瓶梅》作者的话）为什么不选择吴地作为故事发生地而要选择山东呢?

上面提的这些问题，也许根本就不算什么问题，只是我孤陋寡闻理解不了才认为是问题的，但愿如此。即使我提的问题确实是问题，我也相信黄霖同志能够圆满解决，或是毅然推翻自己的结论而另辟新径，最终一定能够取得成效。因为黄霖同志注重了以《金瓶梅》作品本身内容为前提的考证方法，这是一条行得通的路。反之，如果脱离了《金瓶梅》本身而去考证其作者，将会是劳而无功的。比如王世贞说，贾三近说，尽管朱星同志和张远芬同志进行了艰苦细致的考证，作了大量的工作，但是，只提一个问题即可推翻其结论: 与当时社会并无仇恨、又一本正经的王世贞为何要作《金瓶梅》这种揭露整个社会黑暗与罪恶、淫秽语言如此之多的书? 尽管不少人说《金瓶梅》是为骂严嵩父子而作，但这种观点事实上是不能成立的，因为书中描写蔡京父子的恶迹并不多，而描写整个社会黑暗、整个官僚阶级的罪恶却很多、很详尽。何况王世贞已作了《鸣凤记》指名点姓地骂了严嵩。贾三近一生并未受过什么打击，其政治主张能直陈皇帝案下，且又多被采纳（张远芬同志自言），他为什么要作《金瓶梅》?

①．传闻屠隆与ＸＮ夫人有暧昧关系，不等于是事实；即使是事实，也不等于屠隆就能了解ＸＮ侯的其他内眷。

②．四大创作意图: ⑴．反映现实，暴露批判现实政治的昏庸、现实社会的黑暗与世风颓败，发泄自己的不满；⑵．记载保留当时人们思想观念、道德观念、生活习俗、社会风貌等方面的史料；⑶．开创创作长篇小说的新领域、新途径，树一代创作之新风；⑷．借作品倾诉作者自己在极不得志的环境中所形成的变态心理。

③．尽管有“民不聊生”的议论，有妓女增多、人口买卖频繁且价格很低的描写，但这远不如塑造具体人物形象进行具体描写来得生动、形象。

一九八六年三月初稿 一九八七年十一月修改